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还有戏吗？

村里又要开大会嘞！时间：2019年11月30日；地点：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大楼六楼学术报告厅；主题：“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与生态鄱阳湖流域建设”专题论坛；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智库、江西省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江西省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江西省社会科学院。

看来为长江、为鄱阳湖操心的不仅只有江西人。

一

1998年抗洪救险

长江一脉，原本有两叶肺，一叶曰洞庭湖，一叶曰鄱阳湖，这两叶湖其实都是古云梦川的遗存，它们曾经是长江中游最大的两块湿地，但现在，洞庭已废，鄱阳独支。一个大湖的存在，对于一条大江意味着什么？首先就是水量的吞吐，1998年长江发大水，洪峰一过湖口便水波不兴；为什么？因为洪峰被鄱阳湖吃掉了。

遗憾的是，1998年夏，因为九江长江大堤的溃坝，江西的政府和民间都感到颜面尽失，因为这一事故，江西和鄱阳湖对长江下游地区所做出的牺牲与贡献被完全遮蔽。

讲到江西的牺牲与贡献，我这里有一陈年往事：1978年初，为了加速研究落实长江中游防洪和江汉平原、洞庭湖区、鄱阳湖区等商品粮基地的水利规划，水电部曾组织湘、鄂、赣、皖四省的水利官员和当时的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长江水利委员会前身）的水利专家前往各省查勘。在那次活动中，湖南和长办的同志率先提出了将中游的水往下赶的设想。

当时领队查勘的水电部规划设计管理局的领导提出：当中游增加下泄流量分别达到1万立方米/秒、1•5万立方米/秒、2万立方米/秒时，对处在下游的江西和安徽究竟会产生多大的压力？会产生什么影响？要把这个情况弄明白。这个设想把江西人吓得不轻，因为他们是首当其冲，尤其是有鄱阳湖这么一个天然豁口，很有可能将上面汹涌而下的水“引狼入室”，祸及包括省会南昌在内的滨湖城市。

生性听话的江西人很快就根据长办提供的资料，把水电部领导要的数据算了出来。如果设想成为现实的话，意味着湖口水位将分别抬高到24•5米、25•2米和25•9米——1998年那场让江西人狼狈不堪的大水其湖口最高水位也不过是23•03米——这对江西省200多公里长江圩堤、3000多公里鄱阳湖圩堤、汇入鄱阳湖的五大河流的尾闾平原以及包括南昌在内的滨湖城市都有严重影响。

据说这组数据一出来，当时在场的提设想的人和附议设想的人都不说话了，水电部的领导大手一挥：那还是分洪吧！认真得可爱的江西人并不因此就把颗悬着的心塌实地放了下来，省水电局还是向当时的江西省委、省革委提交了一个初步的应对方案，其中包括新建湖口防洪闸，采取电排措施，建设可蓄洪80亿立方米的分蓄洪区。

二

鄱阳湖

1998年大水之后，江西省山江湖开发治理委员会办公室又将这份已尘封20年的计划翻了出来，当“将长江中游的水向下游挤泄”的旧议又起时，江西人拿出了一份洋洋洒洒数十万字的《鄱阳湖区资源深度开发战略思路》研究报告，其核心思路正是当年的那个应对方案，不同的是那个被动的对策已经被完善、充实成一项包括人工控制鄱阳湖和鄱阳湖水济京津内容在内的重大战略工程计划。

2002年7月，我在南昌采访了这份研究报告的负责人，时任江西省山江湖开发治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的王晓鸿先生。我记得王晓鸿在拿出那份研究报告之前，似乎并不急于交给我，而是毫不客气地问我是否了解鄱阳湖。

王晓鸿及其同事关于人工控湖的设计其实也不复杂：在鄱阳湖入江处和湖盆内择址兴建水利枢纽和一系列建筑物，对鄱阳湖实行人工控制。汛期，根据长江和鄱阳湖洪水的特点，通过拦、排、蓄三种措施的联合运用，使外江和内湖水位均不超过各自的限制水位，达到江湖两利的防洪目标；非汛期则通过拦蓄措施的联合运用，控制内湖水位在某个相对稳定的、变幅较小的范围内，利用鄱阳湖水系丰富的水资源和鄱阳湖与长江之间的落差，开发供水、发电、航运、血防、灌溉、水产等多项效益。

这个被人工控制的鄱阳湖有点放大柘林水库、缩小三峡水库的意思。

据说鄱阳湖这个中国最大的淡水湖有个独特的景观，所谓“枯期一线，汛期一片”，鄱阳湖的出口湖口历年最高水位23•03米，最低水位5•9米，此种高低水位造成湖面面积28倍的差异，湖区容积55倍的差异，在全国大小湖泊中确属罕见。这种罕见为鄱阳湖带来了一些很负面的结果，比如水丰则涝，水枯则旱，涝时樯楫不行，枯时望湖跑马……人工控湖之后，鄱阳湖将由现在这样季节性很强的湖泊，变成一个湖水水位常年稳定在16米以上的深水湖。

三

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效果图

其实早在上世纪初，孙中山先生就提出要在鄱阳湖建坝，当时他提出的目的是为连通赣粤水路航运交通。

新中国成立初期，时任江西省政府主席的邵式平也提出在鄱阳湖建坝，他的想法是建坝挡长江洪水倒灌。邵式平的设想显然是因为有1954年长江大汛时江西遍地泽国这样的惨象，所以他的目的就是一个：防洪。而鄱阳湖是长江最大的天然分洪区，据测算，如果鄱阳湖不让洪水进入，湖口下游长江段的水位会抬高0.7米，类似南京、上海这样的长江下游大城市的防洪压力就会倍增。所以，邵式平的这个设想被中央政府给否了。

2002年7月我采写《2002长江水安全报告》的背景，是那年3月，在全国两会上，江西省40位全国人大代表提交了《关于要求开展鄱阳湖控制工程项目建议书加快立项进程的建议》的“一号议案”。

江西人这次学乖了，改“御洪”为“控湖”，分洪也罢，蓄洪也好，鄱阳湖该担的担子一点折扣不打地承担，但每年汛期过后，江西人想在湖口落下一段闸门，为自己存一点活命的水，按说这样的哀哀中央应该同意。但没想到2003年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开始蓄水之后，长江上游来水明显减少，中下游沿江城市又转而哭贫水了，厉害的时候，洞庭湖、鄱阳湖两大湖泊居然同时变身草原花海。

这种情况下，江西要上马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更是招来一片抵触与腹诽。

所谓“水安全”，其实就是“水多了怎么办？”，“水少了怎么办？”，“水不能用怎么办？”，三者分别对应的是防汛、抗旱、环保。鄱阳湖刚刚从“水多了怎么办”的纠结中脱身，就面临“水少了”的窘境。同时，在反对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上马的声音中，关于鄱阳湖“流水变死水，湖体自净能力被严重削弱”的环保问题被拎出来再三强调。

2002年到现在，已经17年过去了，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至今还没有走完它的审批程序，依然是一张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