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随着学术劳动力市场竞争的加剧和城市生活成本的上涨，地点选择对博士就业的影响愈发重要。基于28名理工科博士毕业生的访谈资料，分析发现博士毕业生理想中就业地点主要包括以下特征：有利于实现职业期望、能够保障生活质量、便于承担家庭责任、有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就业地点对博士毕业生而言是一个承载着多重功能的“集合体”。多数受访者在选择就业地点时都经历过权衡抉择的过程，尤其需协调职业发展和生活质量、职业发展和家庭责任以及职业发展和城市资源之间的关系，在地点选择与职业期望存在冲突的情况下，部分博士毕业生放弃了原本的职业期望。而无论选择在何处就业，博士毕业生都会主动建构起就业地点对整个未来生活的意义。

关键词：博士生就业；就业地点；质性研究

　　一、问题提出

　　博士是最高学历层次的人才，代表着一个国家人才培养质量的高度。博士毕业生的就业选择关系到大学教师与研发人才的供给、高层次人才的布局和博士人力资源利用的效率，历来受到高等教育研究者与科技政策研究者的关注。传统上，对博士就业问题的研究主要聚焦于这一群体对不同就业部门（学术界、工业界、政府等）的选择及其影响因素。事实上，除了就业部门的选择之外，博士毕业生对就业地点的选择也十分值得关注。在一般的劳动经济学研究当中，有关就业地点的选择问题愈发受到重视。研究发现，人们在选择就业地点时，除了考虑收入回报外，还会考虑情感需要，例如选择离家庭和朋友近的地方。大学生在选择就业地点时，如果没有返回家乡，也通常会选择与家乡类似的地点。有关创业者的研究也指出，创业者会倾向于选择家庭和朋友所在的地区创业，因为丰厚的社会资本有利于企业的发展。相对而言，学界对博士毕业生就业地点选择的研究较为缺乏。在有关博士就业的研究当中，学者们往往从国际流动的角度分析博士学位获得者的地点选择。除少数的例外，学界甚少关注博士毕业生在国内的就业地点选择问题。

　　不过就业地点对博士毕业生就业的影响正日益增强。一方面，随着培养规模的扩大，博士生毕业后从事学术职业的比例在降低，他们更加需要通过增加地点的流动性来获得期望的职业；另一方面，不同城市间的生活成本差异增大，特别是在房价快速上涨之后，到什么样的城市工作成为博士毕业生需要认真考虑的重要问题。不过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描述博士毕业生的就业地点特征，对于他们是如何进行就业地点决策的，相关研究十分缺乏。在学术劳动力市场竞争加剧、地点选择对博士生就业影响越发重要的背景下，我们需要深入关注和研究博士毕业生选择就业地点的过程，挖掘其背后的深层意义。

　　就业地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关系到毕业生未来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博士毕业生在选择就业地点时往往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做出决策。已有研究指出，博士毕业生在进行就业地点决策时通常会考虑经济发展水平、生活舒适度、地区科研能力等地区特征。地区的经济水平对博士毕业生就业具有重要影响，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越可能吸引博士毕业生前来就业。能够提供便利设施对博士毕业生而言也是重要的因素。同时，博士毕业生更倾向就业于科研活动密集的地区。对德国某大学的研究还揭示出社会性因素在博士人才就业地点选择中的重要作用。如Dahl等研究分析了科学家和工程师选择就业地点时最看重的因素，结果发现他们更在意与亲朋好友的距离而不是收入。Kulis等的研究发现，受到家庭责任的影响，女性大学教师更可能聚集在大城市。

　　尽管学界已经意识到博士就业选择中地点选择的重要性，但相关研究仍然很缺乏，并且存在有待拓展的研究空间。第一，博士毕业生的就业地点选择有何特点？如针对一般大学生的研究发现，大学生在选择城市时越来越重视城市住房的可负担性。那么，城市房价和生活成本在博士就业地点选择中发挥何种作用？我们对此知之甚少。第二，已有关于就业地点决策的一般性结论是否适用于博士毕业生群体？如有研究指出，中国人才流动主要受城市经济机会和城市便利措施（Urban Amenities，包括教育、医疗、城市绿化情况等）这两大因素的影响。在博士毕业生的就业地点选择中，经济机会和城市便利措施是否仍然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第三，目前有关博士就业地点选择的研究大部分是量化研究，主要探讨的是不同城市特征变量与就业地点以及是否流动的关系，并没有分析博士毕业生实际的就业决策过程以及他们对其选择的意义阐释。

　　总之，今天的博士毕业生与十多年前相比面临着不同的就业环境，他们不但要面对竞争更加激烈的学术劳动力市场，也更加需要考虑在什么样的城市生活的问题。特别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世界经济形势和就业市场发生了深刻改变，这也影响了毕业生的就业心理和行为。那么对于今天的博士毕业生而言，什么样的地方是他们心目中就业的“好地方”？他们如何进行就业地点的决策？本研究将基于博士毕业生深度访谈对此进行探讨，希望能够拓展有关博士就业问题的研究议题，同时为有关博士毕业生就业的研究和管理工作带来有益启示。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博士毕业生对就业地点的最终选择结果看似是一个确定性的决定，但抉择本身却是行动者面对不同的具体情境对多种因素进行考量和权宜的复杂过程。质性研究可用于“解释性的理解”或“领会”研究对象的个人经验和意义建构，为本研究中合理的探究和解释博士毕业生所建构的“好地方”提供了可能。本研究采用目的性抽样方式选取访谈对象，尽量保证访谈对象背景来源的多样性。笔者前后共访谈了28名理工科博士毕业生，其中男性22人，女性6人。受访者均毕业于2019年至2021年之间，来自不同省份的9所“双一流”建设高校。访谈开展的时间为2020年4月到2021年8月，采用在线访谈的形式，所有访谈的持续时长都在1小时到2小时之间。一些受访者在接受访谈时处于求职阶段，在他们找到工作后笔者又进行了二次跟踪访谈。所有受访者的基本背景情况见表1。

　　（二）研究过程

　　访谈采用半结构化的形式，围绕博士生的意向职业和就业地点进行提问，主要问题包括：①您理想中的就业地点是哪儿？为什么？②您现在的工作类型是什么？工作地点在哪个城市？这是否符合您的期望？③您在选择到该地工作的过程中都考虑了哪些因素？在征得受访者同意后，对访谈进行录音，并及时转录为文字稿。随后对文本资料进行深入挖掘，通过对比和解读识别出“‘好地方’的特征”和“冲突与权宜的决策过程”两个主题，以此作为出发点理解博士毕业生就业地点选择背后的深层意义。本研究将首先讨论博士毕业生心目中的“好地方”具有怎样的特征，然后追溯到他们对就业地点的选择过程，特别关注其择业过程中学术职业和就业城市之间的冲突与矛盾，以及他们对这一矛盾的建构和决策。

　　三、研究发现

　　（一）何谓“好地方”：博士毕业生心中“好地方”的特征

　　所有博士毕业生都会有一个心目中工作和生活的“好地方”，这个地方虽然可能停留在理想层面，却深刻地影响博士毕业生的择业行为。访谈发现，博士毕业生描述的“好地方”主要具有以下四个特征：有利于实现职业期望，能够保障生活质量，便于承担家庭责任，有稳固的社会关系网络。当然，不同博士毕业生看重的方面有所不同，有的更关注职业发展，有的更关注生活质量，还有的更关注承担家庭责任。但无论如何，博士毕业生心目中的“好地方”都不是一个单纯的城市名字，而是附着有博士毕业生赋予它的独特意义。

　　1. 学术志趣：有利于职业期望的实现。职业期望是人们希望从事某项职业的倾向。博士毕业生通常有着非常明确的职业期望，在受访的28名博士毕业生中有22人选择从事学术职业，那些有利于其追求学术志趣、实现职业期望的地方往往成为博士毕业生心目中理想的就业地点。对于很多理工科博士来说，通过自己的科研以解决国家“卡脖子”难题是他们追寻的目标价值。在谈到心中理想的就业地点时E8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北京市，在他看来，北京是国内科研实力最强的城市，可为他提供更大的科研平台以实现他的科研理想。

　　“北京是高校密集的交流群，我可以非常简单地在各高校之间穿梭，去了解各个实验室各个组的科研进展情况，我们之间仪器是互通的，大家可以相互使用。像我之前了解到，有西安交大的博士生坐飞机来清华这边做实验然后再飞回去，我觉得这对研究效率可能就会产生影响。”（E8）

　　不同城市的职能特点和产业结构特点成为吸引不同学术志趣博士毕业生的重要因素。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以最新最快的政策和科研资讯吸引博士们在这个“高效”的城市平台上享受着与相同学术志趣的学者共克国家难题的快乐。同样，科研成果转化速度快且市场广阔的城市也是部分博士毕业生心中的首选之地。计算机专业出身的J4在访谈中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

　　“我做的研究是将计算机算法和医学紧密结合发现和治疗癌症的，所以我希望去南方，比如上海、深圳这些会把大笔钱投入医学研究的地方，而且上海还有很多大学的附属医院，便于我将高校实验室的研究在临床上进行检验。”（J4）

　　可见，理工科研究“资源依赖”的特点决定了博士毕业生们追寻可提供优质科研资源的地方以实现其学术职业抱负。

　　2. 性价比考量：能够保障生活质量。除了职业期望，生活质量也是受访者谈论较多的一个方面。传统上，预测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是经济收入，但随着城市生活成本的上涨，城市生活成本抵消了绝对意义上高收入带来的收益。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城市是否具有“性价比”成为博士们考量就业地点时使用的高频词汇。而相较于家庭资本优越的博士毕业生，家庭资本处于劣势的毕业生也更可能会考虑房价和生活成本。

　　“在选城市的时候我排除了北京、上海、深圳。我个人感觉，新一线城市比较好的研究所各方面的待遇、提供的平台或者说提供的资源实质上并不比北上广深的研究所差。它们本身提供的待遇是所在城市里平均水平偏上的，反而北上广深类似的单位提供的待遇在当地是偏下的，我觉得前者性价比更高。”（E2）

　　无论是欧美国家还是亚洲国家，家庭资本都对求职者的职业机会获得和职业地位有显著影响。这部分影响不仅来源于父母所积累的社会资本，更重要的是父母可为初入社会的博士子女提供的物质资本。当父母无法提供物质上的帮助时，博士毕业生则必须考虑未来生活基础保障的问题。相比于家庭资本优越的博士毕业生，家庭资本处于劣势的毕业生更可能会考虑房价和生活成本。高质量的生活不仅需要稳定可观的经济收入作为支撑，城市环境提供的舒适度也十分重要。已有研究发现，博士层次的人才比其他学历层次的人才更加关注地区的舒适度。在本研究中，博士毕业生同样表达了对城市生活条件和自然环境的重视。这种环境上的舒适度虽然不像经济收入那样直观显现，但往往能够极大地增进博士们对城市的亲近感。

　　“我对比过山东省内经济发展比较好的两个城市济南和青岛，青岛因为是海滨城市，所以思想上会更开放，并且有海的地方自然环境也更好，所以我优先选择了青岛。”（E6）

　　3. 赡老育儿：便于承担家庭责任。博士毕业生大都处于或接近“三十而立”的年龄段，家庭责任已成为他们需要承担的重要责任。他们一方面需考虑父母的赡养问题，另一方面需考虑子女的教育问题，因而是否有利于担当家庭责任就成为博士毕业生心中“好地方”的标准之一。

　　“我和我女朋友都是一个地方的，我俩找工作首先考虑离爸妈近，因为双方父母都到一定年纪了，以后需要我们照顾。当家庭和事业都得考虑的时候，就只能折中一下，找一个平台相对好一点儿的就行，然后回老家，照顾爸妈。”（N1）

　　除了赡养老人，子女升学机会更多且竞争相对宽松成为多名博士毕业生提到的重要因素且没有性别差异（J3、E1、E3、E4)。“我是山东人，但是我自己本身不是很想回山东，因为我从小在那儿长大，我知道以后我有了孩子，他在这个环境中读书压力会很大，所以我下意识就把这些（青岛、济南）地方都排除了。”（G1）

　　可见，在生命历程中这个既要顾向身后又要望向前方的关键时间节点，赡老和育儿是博士毕业生不得不面对和挑起的担子，也是他们对“好地方”的重点考量之一。

　　4. 熟识的安全感：有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已有研究表明，个体与地方中他人的社会关系是影响一个人对该地情感的重要因素。因此，能够提供稳固社会关系网络的地方往往更受人们青睐。从社会学的角度，稳定的社会关系属于社会资本范畴。博士毕业生对“好地方”的定义往往与可以为他们的未来发展提供支持的社会资本相关。如受访者L1在访谈中多次强调了科研团队的重要作用。

　　“科研圈是很看团队的，我导师现在带团队在新校区工作，所以出站后我会去新校区所在的城市工作，不过话说回来，如果我导师后来回本部了，我也会跟回去的。”（L1）

　　理工科研究“团队依赖”的特点是很多博士毕业生选择留在导师团队工作以寻求稳定社会资本的主要原因。除了导师外，亲朋好友也是社会资本的重要来源，成为稳固社会关系网络的重要连接点，由这种网络所带来的熟识的安全感，让他们因为特定的人而对特定的地点产生积极的情感联结。

　　“我虽然是江苏人，但我考虑的就业城市是西安，因为我对西安比较熟悉，在西安的朋友比较多。要让我去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再重新开始，我可能没有那么多认识的人，或者是很熟很铁的那种朋友。我在西安的这个学校平台也不错，还给编制，而且毕竟我在西安待了快11年了。”（J2）

　　（二）冲突与权宜——博士生选择就业地点的决策过程

　　博士毕业生虽然都有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就业地点，但要真正实现并非易事，现实中往往存在一些矛盾需要作出权衡和取舍。根据受访者的描述，博士毕业生面临的矛盾主要集中在职业发展与生活质量、职业发展与家庭责任以及职业发展与城市资源上。

　　1. 职业发展与生活质量的冲突与权宜。当追求职业发展和保障生活质量出现冲突时，博士毕业生会进行仔细权衡，最终选择的结果似乎与博士毕业生对学术职业发展的预期相关。当博士毕业生对自己的学术职业发展预期较高时，通常会以职业发展为重，优先选择更有利于职业发展的地点，反之，则更可能优先选择有利于实现高质量生活的地点。

　　N2是吉林省“双一流”建设高校的A类（科研要求最高和待遇最好的一级）博士后，在站期间成功申请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面上项目，这为他留校增加了砝码。但在他心中选择留在长春生活唯一的好处就是学术平台高。

　　“因为我们这个专业比较特殊，全国范围内可选择的学校不多，我们学校平台肯定是全国最高的，但是这地方气候真是不好。我女朋友在青岛当初中老师，她开始很不愿意我留下工作，可我还是认为平台是最重要的，其次才是城市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最终她同意如果我留校就过来生活。”（N2）

　　X3是陕西省“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博士毕业生，她导师很希望她留校做师资博士后，日后继续在团队中工作。但与N2不同的是，纵然她有着尚佳的科研表现，但她仍放弃留校的机会选择去环境气候舒适的城市生活。

　　“我们家虽不是什么大城市的，但每次开学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要回农村了。它虽是‘985工程’高校，但在这个地方生活就像与世隔绝一样，我参加活动接触我们领域其他高校的学生，发现人家接触的资源和信息都比我们要早。我再也不想在这个小地方待着了。”（X3）

　　深挖下去发现，X3提到她放弃留校的原因是她认为自己并没有科研“天赋”。当她看到实验室中有同学能从一篇文献中获得灵感，进而发表很多高质量的文章后对自己未来的职业发展产生了怀疑。对自己科研发展期望值的不断降低，是她也是部分博士毕业生优先选择舒适生活地点的重要原因。（X2、L3）

　　2. 职业发展与家庭责任的冲突与权宜。在中国家庭中，子女教育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为子女寻求最大的教育红利也是很多高技术人才城市流动的原因。即便博士毕业生在毕业时可能还未育有子女，但这并不妨碍他们预先考虑就业地点是否能够为未来的子女提供更好的教育条件。

　　E3从本科求学到博士后流动都在北京的“双一流”建设高校，丈夫也在京从事软件开发工作。在留京还是回老家的抉择中，未来子女在哪儿可以接受更优质的教育资源成了她决策的关键点。

　　“大家都说北京的教育资源好，未来孩子考学容易，而且我博士后出站就能拿到北京户口，所以如果离开北京会觉得有点儿可惜，就一直很矛盾。后来想想即使我们在北京买了房，位置也会很偏，我老公同事孩子在的那所高中升一本率也才10%左右，而我们回到武汉可以买得起比较好学区的房子，这样孩子接受的教育反而更好。”（E3）

　　最终E3出站后选择回到了武汉的一所“双非”院校工作，虽然放弃了北京市的户口，但她却可以为孩子获取相对更好的教育资源。

　　受访者J3原本计划毕业后回家乡就业。他的妻儿在家乡工作生活稳定，双方父母和亲人都盼着他毕业后回家团聚。读博期间J3也主动联系家乡高校的老师进行合作研究，并收到了对方的长期工作邀请。但他的导师很希望他能留在团队，在导师的努力下，他先做了师资博士后继而顺利留校，妻子也辞去了工作，带着女儿一起来到了他所在的城市。

　　“你说我的科研能力有多强也算不上，就是我和导师的研究方向一致，导师希望找个知根知底的人留在团队里，我们学校的这个专业很强，我在原来的团队中工作也更得心应手。”（J3）

　　尽管J3自认为科研能力不是很强，但他对职业发展的预期是良好的，这促使他优先考虑了职业发展。

　　3. 职业发展与城市资源的冲突与权宜。虽然博士毕业生选择就业地点的行为与个人意愿密不可分，但不同城市间的发展差距对博士生就业的抉择影响不容忽视。一线城市因为集中了各种优质资源，往往成为博士毕业生竞相追逐的目标，一些博士哪怕牺牲职业发展或生活质量也要留下就业。

　　受访者E4是一位在职业发展和生活质量上作出双“牺牲”的留京者。他博士毕业于北京的一所“双一流”建设高校，毕业之前，E4一直考虑回到自己的本科母校工作。一是因为母校是一所“双一流”建设高校，平台很好；二是他一直和母校的老师同学保持着较好的联系，大家都很欢迎他回去。

　　“如果我回到沈阳会很快地融入进去，我觉得和这个城市很‘亲’，并且沈阳生活和工作的节奏会慢一些。虽然收入会低一些，可生活水平和质量反而会上去。”（E4）

　　但是他和妻子考虑到近些年东北发展滞缓，而北京的基础设施和城市资源更利于未来孩子的成长和发展，所以在经过半个月的挣扎之后，E4最终选择留在了北京的一所“双非”院校。

　　近年来，部分城市出现了“抢人大战”，尤其面向高层次人才出台了很多优厚政策，成功地吸引了很多博士毕业生前来就业。拥有不俗科研实力和科研热情的E1同样在职业发展上做出了一定“牺牲”，但与E4不同的是，身份突然转变的她最终没有选择留在一线城市工作。

　　“我想去国外做博士后，如果不行，在国内就去清华做博士后，我从来没想过要来山东就业，但当时有一个突发状况——我怀孕了，所以不方便到外面去（出国）。我爱人还在读博，那时我们急需安家。后来听老师和同学介绍说淄博引进人才的待遇很高，学校给的安家费是真的可以安家！不像大城市高校给的安家费对于买房来说杯水车薪。城市和学校还给予高端人才各种优厚的待遇，让我觉得自己是个‘人才’。来了之后我觉得生活没有任何压力，挺开心的。”（E1）

　　笔者了解到很多非一线城市对博士等高端人才除在科研和住房上给予资金保障外，还给予本人和直系亲属从教育医疗到娱乐休闲、交通出行、政务办理等政府管辖内的众多优厚待遇。正是“小”城市提供的这些“特别”资源，近些年吸引了大批原“985工程”高校毕业的博士前来就业。

　　综上可见，地方是一个包含着职业发展、教育医疗、生活成本、文化环境、社会关系等因素的集合体。博士毕业生在就业地点的选择过程中通常会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人经验形成理想中的“好地方”；第二，在理想中的“好地方”与现实面对的冲突间进行权衡与取舍；第三，对一个地方进行意义建构，做出最终选择。（见图1）

　　四、结论与讨论

　　（一）作为“集合”的地点：“好地方”承载着多重功能

　　本研究表明，每一个博士毕业生都会有一个心目中理想的就业“好地方”，这时刻影响着他们的择业行为。基于访谈资料的质性分析，本研究总结出博士毕业生心目中的“好地方”主要有4个特征：有利于职业期望的实现；能够保障生活质量；便于承担家庭责任；有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

　　与一般大学生就业考虑城市的公共服务、收入水平和房价情况相比，处于学历层次顶端，更易发生流动的博士毕业生还需考虑自己的学术职业发展平台。与精英科学家大多考虑高校声望和地区经济创新因素相比，刚毕业的博士毕业生还要考虑初次安家的成本和儿女教育的依托。这毕业后的“第一站”去哪儿是他们要不断权衡的，但无论他们做出怎样的选择，他们都会主动构建出该就业地点的意义。最终的就业地点不再是一个只有着钢筋混凝土的城市名字，而成为博士毕业生未来生活和发展的重要意义场所。另外，本研究的发现还表明，一座城市对于博士毕业生而言所承载的功能是多重的，指代也是多重的，它可能是经济生活服务、可能是学术共同体、可能是团队、可能是家乡。借用McFarlane的城市“集合”（Assemblage）概念，对博士毕业生来说，以“城市”作为核心指向的就业地点一定程度上成为地缘经济、学术资源、社会资源和家庭关系的意义复合体。

　　（二）地点选择在博士毕业生就业中的重要性

　　已有关于博士毕业生就业的研究多集中于毕业生的职业选择，尤其关注是否选择学术职业的问题，往往会忽略地点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本研究表明，地点的选择不仅重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博士毕业生“牺牲”自己的职业理想。在受访的28名理工科博士生中有9人在择业的过程中优先选择城市而非职业期望，主要原因是博士毕业生面临的就业环境已发生深刻变化。一方面，学术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加剧，博士毕业生进入学术部门尤其是精英学术部门的难度加大，在学术市场上的选择呈现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向非“双一流”建设高校扩散的趋势，并且这一趋势在人文社科领域更为明显。由此可见，人文社科的博士为获取学术职位更可能向下流动，选择非一线城市高校就业，而理工科博士毕业生因其专业特点更可能流动到一线城市选择大型企业就业。无论如何，若要获得理想的职位，博士毕业生往往需要增加地点的流动性（从表1可见，有18位博士毕业生发生了就业流动）。本研究中15位陕西省博士毕业生，除4人为畜牧业专业，需根据牧场所在地选择就业地点，其余11位理工科博士毕业生有9人留校就业，而北京市中只有2位理工科博士毕业生E5和E8经有海（境）外博士后工作经历后可能有机会回到母校就业，这也与西部高校博士毕业生“属地就业”和东部高校博士毕业生就业“溢出”效应等研究结论相符。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空气污染、生活成本上涨、教育医疗资源不均衡等一系列问题越来越多地影响人们的择业行为，人们会着重考虑就业地点的生活质量和城市资源。正如访谈结果所揭示的，博士毕业生在选择就业地点时面临的矛盾主要体现在职业发展与保障生活质量、职业发展与履行家庭责任以及职业发展与享用城市资源上。此外，已有研究表明人力资本与社会融入正相关，受教育程度越高对流入地的居留意愿亦越高。因此，与大学本科毕业生选择就业地点相比，博士毕业生选择就业地点往往带有长期居住的意愿，故而更加慎重。笔者在访谈中也注意到，博士毕业生经常会从长期生活的角度来考虑就业地点，特别是那些已经组建家庭或育有子女的博士毕业生，他们明显会更加全面地衡量就业地点对未来个人和家庭成员整体生活的影响。

　　（三）家庭资本对博士毕业生就业地点选择的影响

　　本研究还发现了家庭资本和城市差距对博士毕业生就业地点选择的影响作用。来自弱势家庭资本的博士毕业生更为关注城市的生活成本，也更可能放弃在一线城市就业的机会。而来自优势家庭资本的博士毕业生较多会谈论一线城市的优质资源和丰富机会，如果不能进入一线城市的学术部门工作，他们就会优先考虑去一线城市的非学术部门就业。已有研究也证实来自优势家庭背景的博士毕业生更可能放弃学术职业。不同城市资源的分布差异同样影响着毕业生的就业行为。虽然一线城市生活成本较高，但因集中了各种优质资源，所以成为不少博士毕业生的首选目标。在本研究中，两位受访者（E4、E7）为了给子女提供更优质的教育资源，宁愿放弃其他地方更好的学术平台也要留在北京就业。同样的，东部沿海地区也往往成为博士毕业生优先考虑的对象，因为“东部沿海地区经济更发达、资源更好、机会也更多”。（X2）

　　（四）启示

　　已有关于博士毕业生就业的研究主要关注毕业生的职业选择问题，特别是博士是否选择学术职业。本研究表明，就业地点选择对于博士毕业生而言同样重要。当然，不同博士毕业生的选择是不同的，这使职业选择和地点选择之间的关系异常复杂。本研究的结果有助于说明，博士毕业生的就业选择不仅是职业选择，更是生活方式的选择和未来生活的筹划。在博士毕业生眼中，一座城市已成为一个承载了多种功能的集合体，它既是职业发展的所在地，也是赡养父母和为子女提供教育资源的地方，更是长期定居生活的场所。因此，尽管有时需要做出取舍和权衡，但无论结果如何，他们都会主动建构就业地点对整个未来生活的意义。从研究角度，本研究对博士毕业生心目中就业地点特征的概括可为后续有关博士就业地点选择的定量研究提供参考。从管理角度，研究表明一个地区的博士人才支持政策如果仅仅从帮助博士职业发展的角度进行倾斜可能是不够的，还需要进一步加大这些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发展支持、基础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的投入以及特殊资源的配给，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博士人才。

　　最后需要指出，本研究的受访者均为理工科博士毕业生，未对人文社科的博士毕业生进行访谈研究，因此未来的研究需要补充人文社科等其他领域博士毕业生的相关证据以拓展本研究的发现。同时，本研究的受访对象多集中于陕西省和北京市，未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抽样访谈，在接下来的研究中将对中国其他地区博士毕业生就业地点选择做深入挖掘，以求更全面地反映中国博士毕业生就业地点选择的特点。

【翟月，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张辉，清华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沈文钦，通讯作者，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2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