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纳德·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内，许多批评者都把他的支持者们斥为“基督教国族主义”（"Christian nationalism"）的拥趸。他们说“基督教国族主义”是支持特朗普的“福音派”人士所相信的真正宗教，但对基督教国族主义的定义往往模糊而又不清楚。

为什么基督教国族主义是一个模糊的分类？首先，它通常是一个冒犯人的词汇。是的，这个词往往指的是那些把美国认定为“基督教国家”的人。但是，给人们贴上“基督教国族主义”标签的专家远远多于自己接受这个词的人。

其次，实际上基督教国族主义更多是一种内心反应，而不是理性立场。我最近看到一个院子里的竞选广告牌，上面写着“让信仰再次伟大。特朗普2020”（"Make Faith Great Again: Trump 2020"）。我当时就在想，特朗普连任怎么能让“信仰”再次伟大？什么信仰？什么时候开始它已经不伟大了？对于这样的问题，不会有理性上说得通的答案，但这就是问题的关键。这块牌子以比说理更惹人注意的方式宣告了这家人的种族、宗教和文化身份。

最后，人们往往不清楚“基督教国族主义”主要是指对美利坚民族、共和党，还是对某个政治家个人的忠诚。特朗普时代确实带来了把总统当作“受膏者”一般的异教信念，最近所谓因异象而起的“耶利哥走祷”行为就表现了这一疯狂。不过在这里，我想重点谈谈基督教国族主义作为一种“国族主义”的概念。

基督教国族主义（坏的）和基督徒的爱国主义（某种程度上是好的）之间有什么区别？政治理论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将国家描述为 “想象的共同体”（ "imagined communities"）：尽管国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但我们中的许多人都珍视一种强烈的爱国忠诚，以至于我们会舍弃我们的生命（或我们孩子的生命）来保卫我们的国家，并在全球范围内促进其权力。

显然，传统的基督徒应该限制这种国族主义狂热。作为在地上的“客旅”和“寄居者”，我们最终效忠的应当是基督的国度。在基督里，我们对非美国弟兄或姐妹的爱，应该超越我们与不信的美国爱国者之间的伙伴关系——哪怕他们很团结。

但对大多数基督徒来说，有节制地爱国似乎仍然是合适的，而且有些是不可避免的。罗马书13章关于“顺服民事政府”的命令也暗示了对你国家某种程度上的默认支持。如果没有别的原因，我们为我们的领袖和国家祷告，以便像提摩太前书2章所说的那样，信徒“敬虔、端正、平安无事地度日。”当基督徒能在一个国家过上这样的生活时（就像我们在美国的日常那样），我们应该心存感激。这里可以参见凯文·德扬对我们国家历史和身份的有益思考。

不过，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孕育着更有问题的基督教国族主义形式。在这一点上，美国并不是唯一有这种危险的国家。英国国族主义对美国白人殖民者来说就曾经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动力，大多数美国爱国者只是在1776年不情愿地打破了这一忠诚。像北朝鲜这样的共产党国家也会产生毒害性的国族主义，因为官方的无神论需要更具有超越性的国族忠诚来填补通常由有神论民间宗教所占据的空白。

不过，由于“福音派”（通常指有宗教信仰的白人共和党）是最经常被社会指责为基督教国族主义的美国人，我们这些仍然接受“福音派”标签的人应该考虑国族主义的历史。

在《战争的十字架：美西战争中的基督教国族主义和美国的扩张》（ The Cross of War: Christian Nationalism and U.S. Expansion in the Spanish-American War）一书中，马修·麦卡洛（Matthew McCullough）将美国基督教国族主义定义为“基督徒所持有的对美国身份和意义的理解，在这种理解中，（美国）国家是基督教上帝对世界历史目的的核心角色”。他解释说，战争产生了“基督教国族主义最强烈的表现形式”。正如麦卡洛等人所说的那样，基督教国族主义赋予了美国历史夸张的超然意义，并支撑着美国的军事扩张。

基督教国族主义在美国历史上经常发生变化。它最初的形式是英国新教国族主义，用以抵抗天主教的强国结盟——特别是法国和西班牙。英国在美国革命和1812年战争中成为美国的对手，美国人自己又在南北战争中彼此为敌。但今天的基督教国族主义可以追溯到冷战时期。

就很多方面而言，是反对苏联共产主义的斗争为白人福音派参与政治树立了现代模板。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今天许多基督教国族主义的最狂热信徒都是冷战思维的继承者。白人福音派领袖，尤其是葛福临，把冷战定义为美国的基督教价值观与苏联无神论之间的冲突。（白人一直是基督教国族主义的主要——虽然不是唯一——传播者，部分原因是他们一直是美国国家权力的巨大受益者）。正如葛福临后来所承认的那样，这种属灵的解释框架使他和其他福音派人士几乎全部从属灵的角度看待冷战政治。因此，谁在共产主义问题上强硬（例如，艾森豪威尔、尼克松或里根），谁都被看作是站在上帝这一边的基督教勇士。

在这个框架下，政治家个人信仰细节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他们作为冷战中坚力量的忠诚和决心才重要。当共和党政治家们出于机会主义也出于自身原则在罗诉韦德案（1973）后把自己定位为保护生命的政党时，他们与基督教国族主义事业的联系变得更加明显。美国大多数传统新教基督徒正确地认为堕胎是严重不道德的犯罪，这一事实使得基督徒身份、共和党政治和美国国家之间更加难以保持明确的界限，具有讽刺意味。当越战后的世俗左派把美国国家历史描绘成道德混杂，甚至是无情、可恶的时候，主流白人福音派却使用“上帝与国家”庆祝活动（甚至在教会敬拜中）塑造了道德多数派来回应。

你如何知道你有分寸的爱国主义在某个时候蜕变成了拜偶像式的基督教国族主义？美国基督徒受到许多形式偶像崇拜的诱惑，其中有不少偶像崇拜是从热爱美好的事物（爱国主义、家庭、工作）开始的，最终这些受造物成了忠心的对象。和其他形式的偶像崇拜一样，对自己国家的偶像崇拜可能乍一看很难分辨。

不过，还是有一些令我们警惕的迹象可以表明我们的信仰正在变成敬拜政治偶像和国族主义。迹象之一是从麦卡洛的定义得出的：美国的国家叙事是否在我们对救赎历史的理解中占据了中心位置？大多数对基督教神学有基本概念的牧师会更清楚，也不会公开主张美国必须是救赎历史中的关键角色。但我们从托马斯·尼尔森出版的《美国爱国者圣经》（American Patriot’s Bible），或基督教历史作家大卫·巴顿的《国父圣经》（The Founders’ Bible）的流行中能学到什么呢？这些都揭示了将美国历史和基督教历史混合在一起的风险。

另一个警告讯号是这样一种倾向：尽管有所有与之相悖的证据，但仍努力把“基督教国家”的表面捍卫者说成是虔诚的基督徒，或为他们辩护、保护他们免受批评。大卫·巴顿和其他流行的历史作家对托马斯·杰弗逊就做了这样的事情。杰弗逊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充其量是一个一位论（Unitarian）信徒。我们今天也看到类似的例子，比如葛培理让尼克松在他的福音布道会上演讲，或者福音派共和党内部人士宣称特朗普是一个“还在吃奶的基督徒”，他只是有时候会有一些“大男子主义”的“茶水间”闲谈。把政治家或其他美国国家的捍卫者转变为有德行的信徒或基督般人物的冲动表明，我们可能已经混淆了国族主义和圣经中的基督教。

最后，问自己一个积极的问题：我们教会的聚会是否反映了（在当地人口统计学允许的范围内）构成上帝国度的“各民、各族、各方、各种语言”，还是主要反映了某一个分享相同党派忠诚和热情的美国爱国者群体？将教会生活体现“万民”的平台性做法包括了支持国际宣教，优先在来美国的移民中进行慈惠和传福音的工作，让不同种族和背景的人担任教会领袖角色，以及让你的教会支持附近的国际教会植堂和/或课程。

我所在教会的会众非常喜欢我们的成员中有来自很多国家的基督徒。虽然我们在德克萨斯州中部，目前我们的会众构成也代表了34个国家。教会陈列着所有这些国家的国旗。会众中那些出生在美国的成员会敏锐地意识到这种国际性，这有助于那些土生土长的成员记住我们首先是一个忠于基督国度的教会。

我猜想美国教会的大多数国际成员并不介意教会有7月4日（美国独立日）聚会，更不用说顺服圣经中定期为政治领袖祷告的命令了。那些领导人在移民和类似问题上的政策对我们的国际友人也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如果白人福音派暗示我们对某个政治家或政党有特殊的忠心，或者美国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是 “基督教上帝对世界历史目的的核心角色”，我们的国际兄弟姊妹（或一般有色人种的兄弟姊妹）可能会认为我们已经失去了理智。或者他们可能会提醒我们《约翰一书》的最后一节：“小子们哪，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

译：DeepL；校：JFX。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Christian Nationalism vs. Christian Patriot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