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不倒的木构，如今已屈指可数。地面现存最早的木构——唐木构只剩三座半（不包括敦煌196窟唐代窟檐）。
唐灭亡以后五代十国战乱频仍，举倾国之力建成的木构杰作，余者也是寥寥。
大唐的木构风华，到底还能在何处寻找？
唐代木构之一——芮城广仁王庙正殿 摄影师/刘江岭
从唐之健美到宋之秀丽，建筑风格上是否转折得太过突兀？
唐代灭亡后，大量中原人包括建筑工匠迁往南方，开启了北宋法式的营建；那么，留在原地的北方匠人，又筑出了怎样的建筑杰作？
千万个疑问，都指向同一个回答：辽代木构。
辽代佛教建筑的最高成就——奉国寺大雄殿 图源/禹涵
辽人不仅注重借鉴唐宋木构杰作经验，更融入了契丹民族的文化特色，上乘唐风、下启金元营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古建筑的绝佳窗口。
「辽代」+「木构」，当唐辽之恢弘碰上宋之端庄，是怎样的旷世奇作？
八大辽构，又为何均坐落在黄河以北？追根溯源，这与辽代版图的扩张息息相关。
八大辽构的建造，与辽代五京的设立、佛教文化的兴盛与民族融合的推进，可以说是同步发展。
辽代，是由契丹这个“骑在马背上的民族”建立的政权。草原游牧民族的天性，让契丹人不惯于中原的居有定所和繁文缛节，因此辽代的历代皇帝建立了五个京都，相当于他们的行营（辽人称其为“捺钵”），方便四时巡狩。《辽史》记载：“（会同元年）太宗以皇都为上京，升幽州为南京，改南京为东京，圣宗城中京，兴宗升云州为西京，于是五京备焉。”辽代的五京中，上京临潢府（今内蒙赤峰一带），是辽初皇都、契丹王族的发家地。916年，契丹建国，刚刚登上帝位的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面临一个棘手的难题：对于皇城内日益增多的汉人，该如何管理？
上京的大量汉人，一是契丹多次南下攻城略地的战俘，包括一些僧众；二是汉人为避中原战火主动迁入契丹。稍微管理失当，就可能根基不稳、国本动摇，这是帝国建立之初的大忌。于是，辽太祖做了跟之前许多少数民族政权一样的选择：移风易俗。他先尊孔子祭祀孔庙，后在上京修建了天雄寺、义节寺和安国寺等佛寺，以及天长观等道教建筑。以儒释道三家并存的友好包容姿态，展现了对中原文明的接纳，安抚了人心。938年，辽太宗耶律德光得到了后晋献上的燕云十六州，升幽州（今北京一带）为南京，后称析津府，原南京改称东京辽阳府。燕云十六州，图源/故宫博物院院刊，采自李谷成《辽代南京留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辽太宗采取“因俗而治”的方式，分治汉人和契丹。燕云十六州本就佛事兴盛，有广泛的信众基础，辽太宗便继续大力弘扬佛法、兴修佛寺，如今这一地区仍存辽塔 16 座、佛寺 10 座（不单指木构）。1007年，辽圣宗设立中京，也在如今的内蒙古赤峰，位置上比上京更偏南。这个京城，是与北宋缔结“澶渊之盟”后，为方便北宋使者往来，也为彰显辽朝的强大实力而设。辽代疆域图，大定府即辽中京，位于今赤峰市宁城县。图源/福建博物院，采自《中国历史地图集》1044年，辽代最晚出现的一个京都——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由辽兴宗设立，这里既可防御对辽虎视眈眈的西夏，又相邻宋富庶的河东地区，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对于佛教，如果说辽太宗、辽太祖更多是出于治国的考量，到了辽景宗、辽兴宗时，已有了更多帝王个人的崇信。辽景宗不仅授予僧侣高官，更是在子女的小字上，希冀以佛菩萨之力加持，如其长子辽圣宗“小字文殊奴”，次子隆庆“小字普贤奴”，长女字“观音女”。华严寺中的合掌露齿辽代菩萨像 图源/大同华严寺景区辽兴宗是辽代帝王里首位受菩萨戒的君主，将辽代佛教的兴盛推上了巅峰。叶隆礼在《契丹国志》中指出辽兴宗“尤重浮屠法，僧有正拜三公、三师兼政事令者，凡二十人。贵戚望族化之，多舍男女为僧尼。”可见辽兴宗给予僧侣极高的地位，到辽道宗、天祚帝时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历代辽帝的崇佛下，一个塞上佛国悄然形成，随之外化的是不断增多的佛寺佛塔和佛教艺术。现存的八大辽构中，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善化寺大雄宝殿均在山西大同，正是辽代的西京；应县木塔则在离大同不远的山西朔州。阁院寺文殊殿和开善寺大殿，坐落在河北保定，邻近辽代的南京（今北京）。奉国寺大殿坐落于辽宁锦州，独乐寺位于天津蓟县，近于辽代的东京（今辽阳）。可见辽代的八大木构，都与五京有密切联系，不是直接位于当时的辽五京，就是离五京不远。因此，八大辽构中足见辽代官式皇家建筑的典范，又因紧随唐后，辽代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恢弘的大唐建筑风华，与宋比肩而立。辽代木构，对于唐代木构以继承学习为主，但并非单纯师法泥古，而是融入了契丹少数民族的特色和工匠思考，时有创新。因而，八大辽构与同时期的北宋建筑并立，各有千秋，为宋《营造法式》的书成贡献了许多优秀案例。
屋顶，往往是我们看古建时的第一眼所在。唐朝屋顶坡度平缓，举折小而出檐大，恢弘开放的大唐气象扑面而来。作为在草原上奔驰的契丹民族，辽代自然爱极包容的盛唐气象，同时也注重吸收同时期北宋建筑的特点，举折渐趋高峻，正脊加长，不过这个趋势比北宋缓慢一些——也就是八大辽构中，可窥见更多唐代木构的原型风貌。屋顶上的鸱吻，不仅兼具驱邪消灾和装饰的作用，更凝聚了历代建筑细节上的变迁。八大辽构中，天津蓟县的独乐寺山门正脊两端有一对珍贵的鸱吻，梁思成誉其为“极可罕贵之物”。山门正脊两端的鸱吻，造型生动古朴为，为辽代原物
鸱尾向内翻卷延伸较长，这正是辽鸱吻区别于其他时代的主要标志；背兽具体而微，龙头张嘴吞脊，立体雕刻精美，典型的龙首+鱼身组合，实为原汁原味的唐风遗存。明清以后，鸱吻越来越繁复精美，细节改动很大，这种辽唐时期的古朴大气，几不可见。斗栱用材上，八大辽构继承了唐“以势壮为美”的风格，斗栱巨大，有恢弘的帝国之气。《营造法式》把“材”作为计量单位，用以表示大木作构件尺寸，比如“一等材用于殿身九间至十一间，广九寸，厚六寸。”八大辽构中的奉国寺大雄宝殿，用材便相当于《营造法式》的一等材，雄壮而健美，较南方秀丽的宋建更舒朗。一是使用抹角栱（即后世斜栱的雏形），独乐寺观音阁是目前最早使用抹角栱的建筑，在唐及五代建筑上未有相关记载和先例；二是舍弃抹角栱，另增与补间铺作相似的附角斗，形成“品”字形的转角铺作，实例有善化寺大雄宝殿。抹角栱与附角斗，均为辽代木构的大胆突破创新，都可扩大转角铺作与檐部的承接面，加强翼角的承重作用。虽然同期的北宋建筑不见此二类实例，但《营造法式》规定了在平坐转角添加附角栌斗，对后世楼阁建筑有一定影响。八大辽构的殿内，大多给人一种空间开阔的庄严感。究其原因，是辽代工匠善用移柱法，同时加高内柱、插接梁栿，使人在殿内的视野更开阔，有足够的空间去瞻仰古佛。艺术空间美感，是建立在结构稳固的基础上的。八大辽构何以千年不倒？最重要的就是辽代工匠在加强木构的稳定性上，花了很多巧思：立柱使用侧脚生起，即两侧柱身均向中心倾斜聚焦，同时将外檐的柱身高度自中心至角部逐次加高，使柱网内聚，大大地加强了木构的稳定性。注重构材比例，保证结构合理。梁思成先生在考察蓟县独乐寺山门时，通过对山门大梁和三架梁的断面数据分析，发现两者广厚比皆近2:1，符合现代力学理论，高于其他时代。现存的八大辽构，每一座都是世所罕见的珍宝。它们或坐落在崇山峻岭间，或处于闹市，将古老的故事与智慧刻进木头里，只待后人，将那些失落的唐辽辉煌重新拾起、铭刻心间。
阁院寺坐落在河北保定市涞源县城的广场大街西侧，这座隐于市井的低调寺庙，历史积淀却深厚得惊人。阁院寺初建于东汉，唐代重修，辽应历十六年（966年），建造文殊殿。经考证，寺内的一口大钟也系辽代旧物，上有珍贵印度古文字即梵文55个。其余建筑皆后建。
文殊殿与北宋建筑文献《营造法式》的图样基本符合：单檐歇山顶，面阔与进深各三间，梁架为“四椽栿对乳栿，采用减柱造”，斗拱五铺作偷心造。如此开阔的空间，是为凸显殿中文殊的佛光普照，便于人们瞻仰。后代担心这样的结构不稳，特地在四椽栿下加了撑柱，实际上有些画蛇添足，主梁坚固如昔未有形变。梁上饰画精美，在浮光掠影中的不经意一瞥，最是惊艳。文殊殿采用菱花格子门窗，窗棂花样十分珍稀，有现存年代最早、保存完好且依旧适用的菱花格子窗棂；还保存着辽以后元、明、清多个朝代的窗棂样式，堪称“中国古窗棂博览馆”。
独乐寺现存的山门和观音阁，皆辽圣宗统和二年（984年）重建的原物，是寺内最古老的建筑物，颇得梁思成青睐。独乐寺山门，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庑殿顶山门，两侧立哼哈二天王像。庑殿顶在房屋建筑中可以说是“顶配”，可见独乐寺很受辽代皇室重视。山门正脊上的一对鸱吻，是国内现存建筑原位上之最古者。鸱尾浅刻，背兽凌空突出，动态十足。经研究，在这对鸱吻上，辽代工匠似乎着意于太阳照不到的暗部阴影涂墨，以明暗对比更显立体和主体突出，可见建造之精。独乐寺的观音阁，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木结构楼阁，历经37大小次地震而不毁，堪称辽代建筑奇迹。观音阁之所以能顽强屹立千年，是由它的结构和比例决定的：28根立柱，做里外两圈升起，用梁桁斗拱连接成一个整体，柱网内聚核心强大；面宽与进深的比率以及高与进深的比率，均在4:3左右，受力结构合理。观音阁的中央，是一尊高16米的十一面观音像，摩“天”接地气豪雄，观音头部直抵3楼顶层，是我国现存最大的古代观音塑像。这座观音，体现了辽代继承前代以高为尊的传统美学，兼具唐之雄健和宋之柔和，世所罕见。因观音头顶上还有十个小头像，加上主体佛像，故名“十一面观音”。像顶覆以斗八藻井，更显宝相庄严。经考证，这座观音两侧胁侍的菩萨，亦是辽代原物。奉国寺，是辽圣宗耶律隆绪在其母萧太后（萧绰）的“家族封地”所建的皇家寺庙。落成后，这里成为皇族和皇亲国戚进香朝拜、祈福的专用寺庙，皇家风范处处遗存。奉国寺的大雄殿，是辽代佛教建筑的最高成就，代表了11世纪中国建筑的最高水平。
它有着上千年的悠久历史，比《营造法式》书成还早了将近80年；它还有着宏大的规模，在中国历代古建筑中，仅次于北京故宫的太和殿、明长陵的正殿和北京的太庙。何以奉国？辽代帝王给出的答案是：以过去七佛，给予国力无限加持。大雄殿内，高达9米的过去七佛与近3米的胁侍菩萨，一律是原汁原味的辽代塑像。如此并列供奉七佛，国内独一无二。戎马一生的契丹人，落成的佛院、塑造的佛像，亦是如此雄健，恢弘的天家气象与高大佛像完美融合，震撼人心。此外，大雄殿中内现存飞天壁画42幅，还有样式丰富的网目纹、凤纹、卷草纹等。壁画中，人物造型健康饱满，既是辽代对唐的模仿，也很大可能是他们的“自画像”。而同期的宋代壁画，人物多已较弱文秀。黑色作为壁画的背景和服饰颜色出现，是契丹族特有的风格。一说是来源于祖先崇拜，相传契丹祖先由骑黑牛的仙女与骑白马的神人所生；另一说是黑色在契丹象征灾难，人们又畏又敬。开善寺，俗称“大佛寺”，自建立以后，未经过大的修葺，保留了许多辽代旧物风貌。其中，现存的开善寺大雄宝殿是寺内主体建筑，亦是最古老的建筑。除大殿以外还有明清时期配修的天王殿、金刚殿两座三间硬山的小殿。开善寺大殿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单檐布瓦庑殿顶，檐下斗栱每间只有补间斗拱一攒，显得格外疏朗。殿前有宽广月台，殿内为减柱造，减柱造是辽金建筑中常见的结构方法，尚未见于辽代以前的建筑。在辽代工匠的精巧设计下，仅用明间后金柱及两梢间的中柱，就撑起了整个大殿，偌大空间之美感顿生。大殿屋顶的举折约为1:3.9，非常平缓，唐代遗风显著。由于柱的生起，形成了一条极为缓和具有建筑美感的弧线，在大殿侧面更容易看到。檐头、翼角舒展，屋顶上的吻兽是明清修理时所换。开善寺大殿整体构造严谨、实用，整体外观朴素、稳重，对研究早期木构建筑有很高的价值。辽兴宗重熙七年（1038年），华严寺的薄伽教藏殿已落成，是全寺最古的辽代建筑（同为辽构的海会殿已毁），奠定了寺院朝向东方的基本格局。从来寺庙坐北朝南居多，而寺庙朝东，源于契丹族对太阳的崇拜，《新五代史》中对此有记载：“契丹好鬼而贵日。每月朔旦，东向而拜日。其大会聚视国事，皆以东向为尊，四楼门屋皆东向。” 据考古研究发现，辽的上京皇城遗址内，一些建筑也是采取东向布局。殿内有栩栩如生的31座辽代彩塑，按照辽代三铺三世的说法进行排布。菩萨兼具印度贵族和汉朝服饰的特点，体现了辽的兼收并蓄和文化融合；护法高大威猛，健美刚强，是辽代民族精神的最生动写照。应县木塔始建于辽清宁二年（1056年），金明昌六年（1190）年增修完毕。塔高65.84米，相当于一幢20多层的现代大楼，是全世界现存最高的木结构古建，时称“佛宫寺释迦塔”。整座木塔不用一钉，全为榫卯结构，3000吨木制构件互相咬合，一塔有54款不同类型的斗拱，堪称一座斗拱博物馆。木塔看似有5层，实有9层，每两外层之间有一暗层。外层是软性连接的斗拱结构，内层是坚固刚硬的结构层，结合全塔的榫卯结构，刚柔并济，耗能减震性能优秀。这些合力保证木塔历经40余次地震、200余次枪击炮轰、无数次电闪雷击，仍能屹立不倒，巍然诉说着辽代木构的辉煌。善化寺坐落在大同古城南门西侧，故俗称“南寺”，是我国现存辽、金时期寺院中布局最完整的一座。“辽、金寺院的中轴线建筑和周围基址所形成的总体布局依然完整，是全国早期佛寺中唯一遗留的实例！”
大雄宝殿坐落于3米多高的月台上，能看到秦汉、盛唐时的崇高台榭阶陛遗风，气势恢宏。大殿面阔7间，进深5间，单檐五脊顶，以单体面积1200多平方米排名全国第三。殿内仅有8根内柱，又是一处辽代减柱法纯熟运用下的杰作。被梁思成先生赞为“伟大之斗拱，深远之檐出”的斜拱，如怒放之花，不仅具有雄浑壮丽之美，更担起了檐部承重的实际功用。大雄宝殿现存辽金彩塑33尊，主佛台上供奉的是五方佛，每尊都超过8米，每尊金彩装身、背光繁复，庄严肃穆。两边是二十四诸天像，既有肌肉突起、英勇雄壮的将军武士，又有持笏静立的文臣，特征各异，可见辽金工匠的技艺精湛。
因与唐朝相去不远，辽代木构中恢弘的大唐气象呼之欲出，弥补了“唐木构只剩三座半”的旷古遗憾，上乘唐风，下启元、金营建，是我国建筑史上难得的瑰宝。千年已逝，湮灭在历史长河的辽代建筑不计其数。仅20世纪以来，便有5处辽代木构毁于天灾人祸，永远消失。如今的辽代木构仅存八座，却足以耀世，更显无与伦比的珍贵。说不定见他们的哪一面，就是最后一面。详情咨询客服小艺：15068806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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