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是反都市主义，其实是反柯布西耶

米哈伊尔·奥基托维奇（Mikhail Okhitovich ）是20年代和30年代苏联建筑中的杰出人物，他作为布尔什维克社会学家、城市规划师和建构主义建筑理论家，表达了作OSA集团成员的立场，在Osa公告《现代建筑》上撰写文章来表达自己的立场。

作为托洛茨基左翼反对派的支持者，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自然与共产党不和，在抨击个人崇拜之后，他首先受到政治局的谴责，因为指责他所倡导的“反都市主义”（Disurbanism）理论可能在经济上致残，然后被捕，送往古拉格，最终于1937年被枪杀。

他是反都市主义理论的最初开发者，后来摩西·金茨堡加入，据说他将摩西关在办公室里说服他放弃柯布的城市化思想，OSA的建筑师受雇于国家制定用于大规模生产的公寓楼，而这个组织可能已经被苏联农村强制集体化的残暴影响。

关于反都市主义的具体定义，来自于以下米哈伊尔·奥基托维奇的笔记：

“激进的理论促成了对传统城镇概念的废除，采用了分散在苏联领土上的定居点计划，在路口设有公共餐饮、娱乐设施和就业中心，这让我们想到赖特的布罗德埃克城。

反都市主义拥有横跨全国的交通、能源和通信网络、玻璃隔间和移动房屋集群，在农村分散单户住宅，他们消除中心城市的城市群，并建立新的、自给自足的住区，居民人数少于50、20甚至3人。”

考虑到苏联早期创造性地迅速发展和技术进步的中间实验的可能性，反都市主义的想法其实是非常具体的：在金茨堡的绿色城市计划（1930年）中，国家授予每个人一个预制的轻型房屋，让他可以自由地组合和排列模块，从单个单元到家庭或社区集群，使用高速公路、铁路、汽车和飞机将它们串起来。

在建构主义诗人Velimir Khlebnikov和作家Nicoli Aseev创作的故事中中，反都市主义伴随着移动聚集的玻璃盒子或整个移动城市在磁悬浮的帮助下漂浮在乡村的故事，因大规模城市化的需要而解放的莫斯科则被改建为公园。

Okhitovich、Ginzburg、Zelenko和Pasternak为马格尼托哥尔斯克（1930年）制定的规划是反都市主义拒绝将传统的中心化城市大当作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缩影，他们寻求在社会主义下发展个人个性，而不是大型集体主义住宅。Okhitovich写道，“集体联系越牢固，个人个性就越强”。

他们的模块化“豆荚吊舱”，即个人住房单元，可以根据个人个性和他熟悉的界限的演变自由组合或拆除。一个或多个豆荚之间的物理“联系”相当于一对人之间的情感联系。

如果需要可以容纳更多的豆荚，且分居也不会产生空间和财产的纠纷，因为离婚的夫妇可以通过分离豆荚屋简单地分道扬镳。儿童可以由特定的既定机构照顾，一旦达到成熟年龄，他们就会被授予与自然家庭其他成员分离的权利。

亚历山大·帕斯捷尔纳克（Alexander Pasternak）写道，固定房屋是“不合时宜、冷漠和格格不入的，不再是积极而快速发展的生活的积极参与者”。

米哈伊尔·奥基托维奇曾在1929年发表了一篇文章“论城市问题”，他在文中这样提到反都市主义：

“有必要根据时代的要求重新评估可能的性质。在目前的条件下，公共服务和公用事业的成本与地块的宽度成正比，住宅必须向上向后建造，并且必须在坚实的基础上使用坚固耐用的材料建造。

拥挤的城镇是否是技术和经济可能性的必然结果？是否出现了所有其他解决问题的方法在技术上或经济上都是不可能的？

城市是一个特定的社会而非领土，决定着人类的生活……它是一个经济和文化综合体。

现在要阐明的问题是，“城市”的不同功能是否必须存在于一个整体中？他们会因为分离而变得疏远吗？换句话说，一个地方的人、建筑等的拥挤，包括“社会主义”拥挤的增长，是否不可避免？

一个工业企业的规划现在可以在整个国民经济乃至整个世界经济的规模上反映输送带生产的可能性。机械运输工具的强度、质量、数量和速度的异常增长现在允许与中心分离：这里的空间是由时间来衡量的，而这个时间本身也开始缩短。交通革命，领土的自动化，扭转了所有关于交通拥堵不可避免以及建筑和公寓拥挤在一起的常见论点。

我们扪心自问，我们将把所有的城市人口和企业安置在哪里？答案不是根据拥挤的原则，而是根据最大程度的自由、方便和交流可能性的原则。

所有这些相互关联的职能构成了一个单一的组织综合体。但这座城市也是一个综合体。摧毁了一种形式的城市，我们不是要创造一个新的城市吗？如果你喜欢关于术语的争吵，那就让这个综合体成为一座城市。

容我们称它为共产主义星球的红色城市。

如果说本质，那么这个新的综合体就不是一个点、一个地方、一个城市，而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叫做城市化。

城市化是离心力和排斥力的过程。它正是基于技术上的这种离心趋势……这颠覆了以前的所有假设，接近度在这里是距离的函数，社区代表着分离的功能。”

摩西·金茨堡1928年至1932年担任CIAM的苏联代表，他转向了反都市主义让柯布非常沮丧，柯布1930年给金茨堡写了这样一封信：

“我今晚要离开莫斯科，他们要求我写一篇关于最近莫斯科绿城竞赛的报告，我没写，因为不想对同事的工作做出评判。另一方面，我间接回应了向我提出的要求，向绿城委员会提供了“关于莫斯科和绿城发展的一些评论”，我的结论与目前“去城市化”这个简单的词引起的讨论不谋而合。

这个词本身就有矛盾，这个词是一个根本性的误解，它欺骗了许多西方理论家，浪费了行业理事会的大量时间——一个人人反对和反驳的根本性误解。社会是复杂的，这并不简单。不管是谁想为自己的问题带来仓促而有倾向性的解决方案都会遭到反对：会报复自己，陷入危机状态，尽管有变化和规定，因为它是生活决定的。

昨天晚上在克里姆林宫，苏联副总统勒贾瓦先生的办公室里，人民委员之一米留京先生为我翻译了列宁的想法，这远非支持论点反城市化的发展，恰恰印证了城市改革的必要性。

列宁说：“要想拯救农民，就必须把工业带到国家。列宁没有说“如果一个人想拯救城镇居民”；不要混淆这个概念，把工业带到国家，也就是说使国家工业化，也就是说用机器来创造人类集中的地方。

机器会让农民思考，自然对城市居民有好处，他们的思想被城市激发，在城市中运用他勤奋的思想机制。它在震惊与合作、奋斗与互助中，在活动中心灵成熟并结出果实。不是农民望着花开的树，听着云雀的歌声，这样做的人是城里人。

社区给他们带来安全感，和有人陪伴的乐趣。智力生产是团结的人的女儿，智力在大量群体中得到发展、提高、成倍增加，它是专注的果实。分散使人害怕，变穷，放松了身体和精神纪律的所有纽带，缺乏这些纽带人们就会回到原始状态。

国际统计数据显示，在最密集的聚集区，死亡率最低，这些是统计事实，我们只能接受。

历史证明了人类思想在最集中的点上的伟大运动。在伯里克利的统治下，雅典就像我们的现代城市之一一样人口稠密，这样才能诞生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等伟人。

更准确地考虑一下，十个世纪的前机器文明已经为我们创造了这些城市，在机械扩张的那一刻，它们是一个可怕而危险的反派。就算我们承认它的邪恶，依然不可否认它带来了救赎：适应城市，城市越来越集中，让我们的城市适应当代。

现代建筑恰恰肩负着组织集体生活的宏伟使命，我第一个宣布现代城市应该是一个巨大的公园，一个绿色的城市。但是为了允许这种看似奢侈的方式，我将密度增加了四倍，并且缩短了距离。

我甚至提出要强制参加休息，至少在三个时段，每十五天一次，可以像上班打卡一样应用，并且配合医生的个人处方打造适当的运动绿城。

请不要在我平静而坚定的声明中曲解出敌对态度：“人类倾向于城市化。”

去城市化项目之一提出要在绿城的森林里建造草屋，这当然可以，但是不要说用稻草盖了小屋就可以拆掉莫斯科。”

金茨堡回答说：

“亲爱的勒柯布西耶，我们最近关于城市规划和你的信的谈话迫使我重新思考整个问题，回想你的反对意见，你在我们见面时提出的反对意见，现在你在信中又写了这些。

你不仅是一位精明的建筑师，而且是一个有能力从根本上解决组织中重要问题的人。对我来说，你是今天最伟大、最杰出的职业代表，赋予了我的生活内容、目标和意义。因此你在城市规划领域的想法和解决方案对我们来说具有非常特殊的兴趣和重要性。

你经常说热爱大自然，希望永远生活在绿色植物中，写道你是第一个倡导城市中巨大公园的奢华的人，在我们漫步于在Gorkii大街时，说佩雷特和所有最优秀的法国建筑师都曾想将住房带出城市。

换句话说，你自己提出了给人类理想的物理环境的问题，我们正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在我们的项目中找到一个根本的解决方案，但是你觉得有必要考虑这样一个激进的解决方案，尽管你有才华横溢的天赋，你却发现自己无力克服现代资本主义的客观矛盾。

仔细研究你的工作表明，它实际上是一种一贯而顽固的尝试，为了修整城市规划的尖锐角落，平滑软化所有粗糙的边缘。

你是现代城市最优秀的外科医生，你想不惜一切代价治愈它的病痛。所以你把整个城市都高高举起，希望能解决难以解决的城市交通问题。你在高层建筑的屋顶上创造出美妙的花园，希望给人们额外的绿地，你设计的住宅让居住者享受完美的便利、宁静和舒适。但是你做这一切是因为你想治愈这座城市，因为你想让它在本质上与资本主义制造保持一致。

我们苏联处于更有利的位置——我们不受过去的束缚。历史给我们带来的问题只能有革命性的解决方案，无论我们的资源多么微弱，无论如何我们都会解决它们。

我们正在对现代城市进行诊断，我们说是的它病了，病得要死，但我们不想治愈它。我们更愿意摧毁它，并打算开始研究一种新的人类住区形式，这种形式没有内部矛盾，可以称为社会主义。

我们知道，在高跷上建设一座城市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市交通问题，在竖列之间行驶与在狭窄的街道上行驶基本上相同。

我们知道屋顶花园是一个很好的建筑解决方案，但它不能解决卫生问题，开放空间的问题。同样，我们希望找到居住单元的解决方案，但不是豪华私人住宅或欧式酒店的形式。

你谈到国际统计数据表明，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出生率最高，死亡率最低，但这很合理，因为人口稀少的中心是贫穷的村庄，没有医生或文化，没有经济来源，也没有像样的食物。你写道，文化只有在人们集中在大量人群的地方才会发展，这完全可以理解，它描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

我们苏联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让所有人都能获得文化，而不仅仅是城市人口，但是要做到这一点，我们不能把一亿农民转移到大城市，这样会破坏我们的农业。

因此，我们希望专注于文化发展的所有有益结果，并且同时分散和去中心化的所有优势都可以在人群中尽可能均匀地传播文化，为此，有必要在消除城乡差距的基础上，创造新的社会主义人口聚居形式。

你对人类历史上集体的高度评价是绝对正确的，但我们的分歧并非如此，集体主义和产业集中度的更高要求，要求空间去中心化和分散化；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我很高兴你认为有必要引用列宁的话，你说他想通过工业进村来拯救农民，但根本没想到拯救城市人。

你错了，亲爱的柯布西耶。不仅是列宁，恩格斯和马克思也对这两者进行了长期且经常的思考。或者更确切地说，对他们来说，这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请允许我在这个问题上引用他们自己的话：

人类的重新安置是必要的，消除农村的忽视和孤立，以及大量群众不自然地涌入大城市。

——列宁

城乡分离使农村人口落后千年，城市人口沦为工薪奴隶，破坏了前者精神发展和后者身体发展的基础。

——恩格斯

城乡矛盾是人格屈从于分工的最粗暴的表现，它使个人一方面变成了有限的城市动物，另一方面又变成了有限的农村动物。

——马克思

你提到了佩雷特想将住房带出城市的失败尝试，这也很好理解，他从一个复杂的有机体中分离出一个孤立的成员，那个成员不可避免地被浪费掉。我们正在从城市中移除城市本身，它的整个供应和文化系统，换句话说，我们正在创造一个全新的有机体，这与佩雷特做的完全不同。

你写农民不爱花不听云雀歌，当然，这是在他因繁重的工作而筋疲力尽时，但我们希望我们的农民有心思听云雀，为此只需要减轻他的工作量并为他的生活带来更多的文化。而这一切的实现，不是通过消除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所充满的矛盾，而是通过创造更适合未来的人类住区的新形式。

我们知道，还没有找到解决这个非常困难的问题的方法。但是我们必须拿出架势，必须尝试解决。这是我们的职责，是希望成为社会主义建筑师的职责。此外，我们希望今后和过去一样能从你们那里学到很多东西，我们所学到的东西能帮助我们解决新的困难问题。”

多年后，柯布西耶在他的著作《光辉城市》中汇编了他对反都市主义的批评：

1930年莫斯科流行“去城市化”。

“城市的凶残石炮，对城市居民的窒息，镇压是纯粹的资本主义表现。”

因此，必须把城市粉碎成万块，散布在乡村、树林、草地上，这样房屋才能在大自然的中心，这样人就会回到他内心和谐的最初源泉。

我回答说：“但是城市的工作根本不涉及农村剥削问题，必须在每天24小时的太阳周期内完成的工作呢？”

他们的回答是，他们建造任何必要的道路，将所有分散的房屋与市中心连接起来。

为了返回苏联制定计划，为了委员会的利益放映了宣传片，鼓励人们进行一个空想：“城市成为国家的一部分，我会住在离我办公室30英里外的一棵松树下，我的秘书住在另一个方向离它30英里的另一棵松树下，我们都有自己的车，会用尽轮胎，磨损路面和齿轮，消耗油和汽油。所有这些都需要大量的工作，有巨大的劳动力需求，对所有人来说已经足够了：未来没有失业威胁，再也不会......

我一位来自莫斯科的朋友是一名技术人员，他的工作是解决苏联的各种城市规划问题，他反对我的辐射城市计划，因为它们不符合现在的苏联理论……这就是“去城市化”的学说，这在苏联风靡一时。

俄罗斯人一心想要否定这座城市，创造了“移植”这个词来对付这些人。他们正试图将这些城市流浪者变成殖民者。他们希望这些寄生虫成为先驱。

理性主义前卫建筑师尼古拉·多库恰夫（Nikolai Dokuchaev）也对这种解决方案不满意。他于1930年撰写了一篇关于“马格尼托哥尔斯克规划竞赛”的文章：

OSA集团和Stroikom（他们的作者也是OSA成员）的“线性规划”项目重复了众所周知的沿通信路线的城镇线性分布的想法，其中包含个人或半个人类型的房屋。

OSA小组作为一个整体最近一直在利用一切适当的机会推进这种去城市化的想法，它的基本原则和论点是我们大多数专家所熟悉的。

作者在Stroikom项目中，再次尝试在他们的解释性说明中以一切可能的方式证明他们以与自然直接交流的形式提出的“工业”田园，每个人的高跷小房子，底下有一辆车等着主人，构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小镇。有私家车的个体房屋是作者对列宁主义概念的回答，即必须创造一种新的人类住区形式，消除农村的落后和与世界的隔绝，以及广大群众的反人类集中。

小屋将自己与城市集中区隔开；汽车取消了农村的隔离。解决这个问题的真是“天才”！以及大量人口向大城市的反人类集中。

OSA项目还提供两层小房子，这些房子是为16人设计的，结构轻巧，用火炉取暖，服务空间面积大于居住面积。这些也是“高度便利”的住房，有利于个人主义习惯和私人获取的发展，将这种类型的房屋组合成摩天大楼至少不会改变其组织结构。

选择在城镇内分配房屋和公共建筑的系统主要是出于对绘图和模型底板的某些图形效果的渴望，而不是出于方便和合理性的考虑。到哪里去寻找“新的劳动组织、生活方式和文化等”？这个项目中表面上存在'基于新的社会结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最经济地利用现有资源'？这种“外行”观众看不到的“新社会结构”是通过什么方式在城市设计中表现出来的？

我们应该看到社会主义城镇的新解决方案，而不是一些自建别墅协会的殖民地。显然，答案在于公开辩论，而不在于制定一个实际项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权要求严肃的态度，以及针对这些建筑协会提出和执行的问题的一些详细的实际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