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毕按】此文刊于2008年，现在看来某些观点和表述尚需推敲，但传播学先驱们与美国军情机构的深厚渊源无需质疑。

传播学孕育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今天的学者们普遍承认，战争期间对宣传的研究与实践催生了传播学。资料显示，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传播学先驱们普遍参与了当时的宣传战、心理战和情报战。“二战”结束后，随着传播学研究的深入发展，传播学先驱们在战略情报、颠覆渗透与外交政策方面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哈罗德·拉斯韦尔（1902-1978）是美国现代政治科学的创始人之一，也是传播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1927年，他发表了博士论文《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宣称，“过去的这次大战的历史表明，现代战争必须在三个战线展开：军事战线、经济战线和宣传战线。经济封锁扼制敌人，宣传迷惑敌人，军事力量给予敌人最后一击。”在“二战”期间，拉斯维尔担任美国国会图书馆战时传播实验部主任，潜心研究纳粹宣传。除此之外，拉斯维尔还参与美国司法部的研究工作，就美国的战争政策提供咨询。战争期间，拉斯维尔是美国诸多重要机构的核心顾问，其中包括：事实与数据办公室（后改名为战时信息中心）、战略情报局、联邦通信委员会外国广播监控中心、军队心理战分队，等等。

   库尔特·卢因（1890-1947，又译作“勒温”）是美国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传播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一战”期间他在德军中服役，后因负伤而回到柏林大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1933年，卢因移民美国。1935年，在洛克菲尔基金会的协助下，卢因获得了爱荷华大学的教职。美国加入“二战”前，卢因等人应召参与战争动员工作。1940年，卢因成为美国公民，具备了全方位参与战争的政治条件。此后，卢因为美国赢得战争献计献策，其参与的工作包括：怎样提高前线战士士气、如何提高“心理战”实效、如何调整公众饮食习惯以解决战时食物短缺。卢因还为美国海军工作多年。在为爱荷华大学工作的同时，卢因与美国战略情报局（中央情报局的前身）关系密切。

卡尔·霍夫兰（1921-1961）是耶鲁大学的实验心理学教授、传播学的奠基人之一。1942年，霍夫兰暂时告别耶鲁大学，到美国陆军部新闻及教育署从事战时宣传、训练项目与士气鼓舞实验研究。“二战”期间，美国需要招募一千五百万公民入伍。如何将这些临时招募的“无知”平民转变成优秀士兵？霍夫兰临危受命。在当时，电影还是一种崭新的媒介。霍夫兰在同事们及好莱坞著名导演弗兰克·卡普拉的协助下拍摄了7集（每集50分钟）纪录片，实现了教育与激励的双重目标。1945年，霍夫兰带着大量战争研究资料回到耶鲁大学，在洛克菲尔基金会的长期资助下继续“传播与态度改变”项目研究。

（霍夫兰）

  保罗·拉扎斯菲尔德（1901-1976）是奥地利裔美籍著名社会学家、传播学奠基人之一。1933-1935年，拉扎斯菲尔德获得了洛克菲尔基金会奖学金移居美国，后于1943年入籍美国。1937年，洛克菲尔基金会资助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广播研究，拉扎斯菲尔德被任命为该研究中心主任。1939年，洛克菲尔基金会的广播研究资金拨给了哥伦比亚大学，拉扎斯菲尔德也随之转到该校工作。1987年，美国科学院发布的拉扎斯菲尔德传记提到，在“二战”期间，拉扎斯菲尔德担任美国陆军部顾问。为对抗纳粹宣传，1942年，美国政府与拉扎斯菲尔德等签订传播研究协议。拉扎斯菲尔德“非黑即白”的 “二分法”名噪一时：“对公共议题的定义务必要简单：黑和白。”9·11恐怖袭击后，美国人重归“二元对立”：不支持我们，就是反对我们。

威尔伯·施拉姆（1907-1987）是美国传播学的集大成者和创始人，被称为“传播学之父”。他设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传播学研究所、授予了第一名传播学博士、主编了第一批传播学教材。1941年，施拉姆离开爱荷华大学，担任了美国“事实与数据中心”的教育主管。1942年，该中心升格为“战时信息中心”，施拉姆担任教育主任。同一年，战时信息中心创建了“美国之音广播电台”（VOA）。1953年，应美国新闻署的要求，施拉姆编辑出版了《大众传播的过程与效果》。施拉姆曾到过很多国家开展研究。他对萨尔瓦多的研究是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资助项目。1973年，施拉姆创建了美国“东西中心”传播研究所。“东西中心”位于夏威夷岛上，由美国国会1960年批准成立，兼具战略情报与战略传播的双重功能。

沃尔特•李普曼(1889—1974)是美国著名的新闻评论家和作家、舆论学的重要奠基人。他提出了“刻板成见”、“冷战”等重要概念。李普曼与美国七位总统及高官政要关系密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李普曼是美国总统伍罗德·威尔逊的顾问。威尔逊成立了一个由125名研究人员组成的战时调查机构，李普曼担任该机构联络人。威尔逊也派李普曼去英国搜集情报、散布假消息、开展宣传活动。1917 年，李普曼担任陆军部长助理。同年，他担任了美国驻“同盟国宣传委员会”的代表，军衔是上尉。1918 年，他出席巴黎和会，任驻巴黎的陆军情报处上尉。李普曼的秘书玛丽·普里斯是前苏联在美国的间谍，她把李普曼“不需要”的信息传递给苏联间谍。“二战”期间及战后，李普曼继续担任政府高官的顾问。 

阿尔伯特·哈德利·坎特里尔（1906-1969）是美国心理学家、当代大众传播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他是“火星人进攻地球”事件的导演。从20世纪30年代末，坎特里尔的研究就与美国情报系统及秘密心理战紧密相连。坎特里尔是普林斯顿大学舆论研究中心的创始人，并长期担任该中心主任。该中心与罗斯福政府签有秘密协议，研究“二战”前夕美国的舆论动态。之后，坎特里尔担任了一些列官方机构的高级舆论专家，其中包括美洲事务协调办公室（美国早期的一个情报机构）、战时信息中心。稍后，他担任了艾森豪威尔总统的顾问，就外交政策提供心理学咨询。肯尼迪执政期间，坎特里尔协助重组了美国新闻署。1956年，坎特里尔及其助手们接受了中情局一百万美金的资助。坎特里尔曾到苏联实地调查，其报告直接呈送给了艾森豪威尔总统。坎特里尔的核心建议是“更加严厉地对待苏联，但要更加尊重对方——不要公开取笑对方。”坎特里尔还为中情局介入外国事务提供战略与战术咨询。

传播学的诞生与发展表明，传播学是一门实战性极强的应用学科，是一门攻防兼备的谋略艺术。正因为如此，传播学研究才受到各国政界、军界、商界和学界的共同推动，成为维护国家利益的一件利器。今天在军事上，除了用于古老的宣传战、心理战和情报战外，传播学正被广泛应用于“非动力作业”(non-kinetic operations)中。在广义的国际博弈中，传播学更是“思想战”的核心武器之一。

（毕研韬系海南大学传播学研究中心主任，马康明系美国瑞金大学传播学博士。本文原载《科技智囊》2011年8月，第64-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