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什么感觉不快乐
在道德体系严重动摇的同时，今天中国的许多人似乎都感到不快活。曾有报道称，调查显示，中国的许多阶层，其中甚至包括公务员和警察，都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
在这种情况下，幸福指数就成为媒体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谈幸福，在今天的很多场合成了一种时髦。我无意追问这一趋势的来源，我感兴趣的只是，为什么中国越发展，很多人越发觉得自己不幸福？
所谓国民幸福指数（GNH），最早是20世纪70年代由南亚的不丹王国的国王提出的，他认为“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包括科学技术带来的种种好处）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在这种执政理念的指导下，不丹创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级因素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GNH）指标。用通俗的话来说，国民幸福指数，是衡量人们对自身生存和发展状况的感受和体验，即人们的幸福感的一种指数。
今天的中国，从支撑满意感的收入来说，普通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减缓，价格上涨感受加剧，生活经济负担越来越重。有数据显示，从1997年到2005年，中国连续9年出现居民人均收入增速明显低于GDP增速的现象。同时，就业压力、下岗威胁、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养老无着落、买不起房或者背负巨额贷款买房等压力越来越重，根本谈不上生活的满足感，也根本体验不到快乐感。“活着不容易”，更遑论潜能实现的价值感了，这恐怕是许多中国城市人的共同心声。
然而，这里的幸福感主要是指社会发展给人带来的心理压力。我们似乎很少真正关心自己除实际生活之外的快乐程度。有人曾这样形容汉藏两个民族之间的区别：“藏人应从汉人那里多学习一点如何赚钱，汉人则应从藏人那里多学习一点如何快乐。”
显然，汉人有极强的致富愿望和能力，然而我们却似乎不太懂得如何快乐。没钱的时候，我们不快乐，因为没钱；有钱了，我们还是不快乐，因为钱不够，或者别人比我们更有钱，或者钱的分配机制尚不公平。总之，我们的快乐标准基本上是围绕着钱的问题而展开的。而藏人则似乎不怎么懂得赚钱，而且也不在乎是否有钱；他们看重的是内心的满足和快乐，而这种满足和快乐往往不来自，或者根本就不来自金钱和财富。
这其实涉及我们的幸福观和财富观。谁也不能否认实际生活对幸福指数的重要作用，但若将此作为几乎唯一的衡量指标，那么我们的思维无疑就陷入了某种陷阱之中。这一道理，对于一般收入水准的人如此，对富人阶层同样如此。
一百多年前，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出版《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首次揭示了在资本主义成功与宗教精神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一般人们认为，宗教讲究虔诚和信仰，尤其强调精神世界，而资本主义则是物欲横流，两者可谓水火不容。但韦伯却通过考察和研究发现，在美国成功的企业家大都是清教徒，显然两者之间有一定内在联系。
韦伯进一步发现，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追求物质的同时，也讲求游戏规则和诚信，而清教徒的节俭、诚实和信念却正好符合资本主义的这一深层成功因素，因此两者的一拍即合也就成为自然之事。
几年前，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和“股神”巴菲特到中国，向中国富豪宣扬捐款和慈善理念，一时间巴比两人的宴请被不少中国富豪解读为“鸿门宴”，出席者寥寥，巴比两人似乎自知没趣，也就悄然收场。
有人说，中国的富豪阶层目前不具备捐款和慈善文化，乃中国的发展阶段使然。换言之，待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富人阶层慈善文化的建立将会水到渠成。此话只说对了一半。如若没有更为深层的精神世界的成熟，那么发展阶段的提升也许会改变人们的某些外在行为规范，但却不会有助于其内在的成长。正如人类历史上的一些国家（如百年前的德国和日本），由于在经济高速成长期没有注意精神世界的成熟，因此最后发展阶段的提升并未为其带来必然的光明，相反将其拖入到倒退的旋涡之中。
韦伯关于宗教精神与资本主义成功之间内在联系的发现，也揭示了另一个道理：市场经济的早期成功也许并不依赖于宗教精神，但成熟、完善的市场经济则必然需要人们精神世界的一些成熟东西；同时，即便没有市场经济，宗教情怀也能使人在物质贫乏的处境下依然平和快乐；而市场经济加上宗教情怀，则既能使市场经济走向成熟和完美，同时更重要的是，它将使人不因市场经济的物质成功而飘飘然，相反更注重自身内心层面的东西。
中国自古就缺乏市场经济的传统，也缺乏严密、深刻的宗教情怀。如今，当我们同时需要两者的时候，我们忽然发现，其实我们一个都不在行。或者说，最近二十年，我们在勉强学习市场经济，但仍学得很不像样；同时，由于没有宗教情怀，我们的内心开始不平静了，开始骚动了。
骚动，或者说集体骚动，甚至是集体的浮躁和焦虑，这是我们这个民族多少年来的一个通病。近代史上，我们在集体的浮躁和焦虑之下，曾经做出了多少蠢事。
过去，我们积弱贫穷的时候曾经有过骚动，而当开始富有的时候我们依然骚动。两者表象不同，但本质却十分类似。如果我们不能认识并纠正这一点，也许未来我们还会为此付出代价。
（本文选自《访与思——中国人成熟吗》邱震海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