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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周星驰的悲剧会让人笑——包头公检法达成共识

Editor's Note

大家好,我是李宇琛。接下来这段时间,我将重点为『包头王永明案』撰写文章,揭示、分析相关问题。希望我关于此案的系列文章,既能够社会监督此案得到公平与正义的司法,也能够从不同的角度介绍刑辩案件,作用于不同的受众群体,将法理普及得更广一些。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真辩网 Author 李桑榆



 
2019年4月4日,内蒙古包头市,王永明被警方带走。一年内,王永明多次心梗,心衰达到三级,左腿做了高位截肢。2020年3月17日,内蒙古包头市的高新区,检察院组了个“大三长”、“小三长”联席会议,喊了公安、法院的领导及相关办案人员,对王永明等人“能否认定涉黑、证据补侦情况,打财断血、破网打伞工作展开沟通交流,就犯罪违法所得认定、取保候审犯罪嫌疑人强制措施的变更等问题达成统一共识。”不到一个月,4月10日,王永明被执行逮捕。


开会“达成统一共识”,这实在太像周星驰电影《九品芝麻官》的经典情节:三位官员要求对犯妇戚秦氏用刑,周星驰饰演的包大人以戚秦氏有身孕为由不同意,结果三位官员以“三比一”的表决结果仍然要对戚秦氏采用强制措施。

这是我儿时就过目不忘的可笑场景。悲剧的极致,便是喜剧。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过,喜剧就是“没有痛感的丑”,针对包头王永明案的“三长会”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因为坐在会议室里商议、决断,当然察觉不到王永明的痛感;

德国哲学家康德说过,喜剧是一种“预期的失望”,想想身怀六甲的戚秦氏,被截肢、多次心梗、几次病危的王永明,都是很严重的情况,我们常人都以为这样的犯人不应该被逮捕,但他们却一致地被“三比一”达成统一共识了,很符合“预期的失望”这一定义。

截肢后的王永明

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曾说,喜剧是一种“心理能量的节省”,戚秦氏与真凶常威对簿公堂,原本是很紧张很严肃的情节,但被“三比一”的荒唐而消解了;包头会议的“达成统一共识”,直接在官网上自夸“节约了司法资源”。


对于身怀六甲的犯妇戚秦氏是否用刑,明明需要考虑戚秦氏的身体状况,而电影中,却是三个官员举手,“三比一,用刑”;包头公检法本应依照法律各司己职,法院在未开始审理的情况下达成共识,这不仅是荒诞的,本质上,更是“陌生化”的。
 
正是这种“陌生化”,让悲剧引人发笑。
 
 
“陌生化”是俄国形式艺术的核心概念,最早由俄国形式艺术学者什克洛夫斯基提出,这种理论强调在内容与形式上违反常规,打破既定俗称的秩序,在艺术上实现超越,实现语言理解和感受上的陌生感。这位学者在《作为手法的艺术》中,对“陌生化”有过这样的论述:
 
“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长度,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必须设法延长。艺术是体验对象的艺术构成的一种方式,而对象本身并不重要。”
 
比如,周星驰电影《大话西游》完全颠覆了我们传统戏剧上对孙悟空、唐僧以及各种妖怪的认知。孙悟空是带有周星驰气质、无厘头气质的孙悟空,唐僧也改掉一贯斯文的形象,变成婆婆妈妈的、歌曲《Only You》的演唱者。


在包头王永明案中,我们可以看到包头高新区公检法联席会议的“陌生化”艺术,他们打破了我们既有的对刑事诉讼的认知,在合法的认知里,三方应该在各司其职、互相制约的前提下互相配合地实现司法的公平与正义,但在 “三长会”中,他们达成了共识,尤其是法院在未审理的情况下也达成了共识。这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是违反常规的。
 
这种“陌生化”,是包头公检法对刑事诉讼法律的一种“艺术上的超越”。这种艺术增加了我们感知何谓公、检、法角色的难度,但这正是审美目的;至于作为对象的王永明,病危与否,并不重要。于是,王永明多次病危的悲剧成为了包头公检法和谐一体的喜剧。

包头公检法通过“三长会”未审先定的这种陌生化艺术,检察院找间会议室,邀请公安、法院一起来商议案件,这成功区分出了中国刑事诉讼的两大类别:达成统一共识、实现艺术超越的包头模式,和其他合法模式。
 
 
周星驰电影通过“陌生化”的手法对经典文本进行解构或者颠覆,对经典作品的权威性与严肃性加以消解,从而在张扬自我的过程中实现自我的价值。比如在电影《唐伯虎点秋香》中,传统文雅形象的“江南四大才子”成为了“流氓”,放浪不羁,风流可笑,影片还将其他女子丑化,除秋香外都其貌不扬甚至奇丑无比。


这是周星驰对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的“才子佳人”的嘲弄和解构,上述这种戏谑产生的“陌生化”给人以强烈的冲击感,同时电影中对语言、人物、情节、叙事和动作等的陌生化处理,颠覆了原型,制造出新奇感,激发了观众的“审美想象力”。
 
同理,包头“三大长”会议对王永明犯罪所得、取保候审问题达成一致共识,这一会议解构了刑事诉讼法对于公安、检察、法院三个角色的定位,对我国司法制度的权威性与严肃性加以消解,从而在密切讨论的过程中达成了统一共识。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三长会”的场景,与我们传统感知的法庭审判的场景不同,从戏剧学的角度而言,是一种舞台的新设,这也是“陌生化”艺术的重要途径之一。这种新设的舞台,把观众和剧情推开来,达到了“间离”的喜剧效果。
 
在电影《唐伯虎点秋香》里,唐伯虎和华夫人在投毒、争吵、威胁之后,旁边的秋香心急如焚,场面非常紧张,谁料二人突然插入一段广告,“含笑半步癫”、“居家旅行,必备良药”,然后又直接回到原来的剧情。


这样的表演形式,一来增强了喜剧效果,二来很好地起到了“间离效果”。在观众即将随着剧情产生共鸣的时候,打断了情感,使观众根据新的舞台有了新的感情,而用这种感情替代与原先剧情所产生的共鸣。
 
病危多次的王永明目前被控制
这家条件很差的医院

想想包头的王永明,一个截肢、换肾、多次病危的人,谁不同情他?但是,“三长会”这种新设的“舞台”,就很好地起到了“间离效果”,法院来的参会者都不用见到王永明,就可以在这个舞台上根据公安、检察的陈述,产生新的感情,继而达成了共识。


 
2020年3月19日,内蒙古包头市高新区检察院把“达成统一共识”这次会议,发在了他自己的官方网站上面。他们也发在了官方微信公众号上:【案件快讯】扫黑除恶“404”专案联席会议。文末附了一段欠缺主语的病句来做自夸:
 
“通过召开此次“大三长”、“小三长”会议,增进了各单位之间的联络和沟通,为有效打击犯罪,提高办案效率,节约了司法资源,实现了涉黑涉恶案件办案进度与办案质量的高效统一。”


我把这段自夸翻来覆去地看了半天,“增进联络”、“效率”、“节省资源”、“进度与质量的高效统一”……我在这段自夸中,愣是没看到“公平”、“正义”、“法律”。

电影《九品芝麻官》里,“三比一”的下场,倒是看得出正义。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制度,公、检、法三家各有权责,我上大学时,刑诉老师在第一节课说过一个笑话:“公安炒菜,检察端菜,法院吃菜,律师伺候法院吃菜。”

前段时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众号发文章说:检察官,端菜者还是炒菜者?此文提到,“检察官应该炒菜”,我想,这是加强检察机关监督公安的司法进步,但包头王永明案,办成了检察院请客,公安、法院一起吃饭,还对饭好不好的问题,达成统一共识。
 
在张立群所著的《中国后现代文学现象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中,有一段话批评周星驰的悲喜剧电影:

“电影的后现代性常常表征出一幕幕的闹剧,而思想上的崇高也更多在夸张和变形的过程中,得到喜剧化的消解”。

我们在王永明案中,见证了司法的“包头性”,表征为一幕“三长会”,人权的崇高被“陌生化”的艺术来隐匿,严肃的司法程序得到开会的消解。如果,我们将这种新的刑诉结构美名为“包头共识模式”,这样来看,王永明的悲剧是否也是中国刑事诉讼法律的悲剧?

李宇琛
2020年4月22日
 
本文参考文献:
1.王彦霞:《周星驰电影“戏仿”的作用及对“戏仿”电影的反思》,中外交流,2018, (17) ;
2.(德国)布莱希特:《布莱希特论戏剧》,丁扬忠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3.刘潇:《让人哭的喜剧——对周星驰电影中的喜与悲的解读》,新闻爱好者, 2016, (7) ; 
4.邓勇:《周星驰电影片论》,西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 ;
5.黄宁:《周星驰电影的幽默语言分析》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
6.张立群:《中国后现代文学现象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
7.(前苏联)维·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10
8.钱华、沈波波:《周星驰电影台词语言变异探析》,电影评介,2008,(1)
9.津云锋声,报道《包头男子被警方带走后一年内收十多次病危通知》
10.《稀土高新区检察院组织召开扫黑除恶“404”专案联席会议》,内蒙古包头市稀土高新区人民检察院官方网站,2020年3月19日,网址:http://www.baotouxtgx.jcy.gov.cn/tpxw/202003/t20200319_279560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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