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 | 为什么“它还没有倒台”？：来自苏丹革命的教训

Muzan Alneel是一名作家、演讲家，具有跨学科的专业和学术背景（工程、社会经济学和公共政策）。她是苏丹ISTiNAD智囊团的共同创始人，是Tahrir中东政策研究所（TIMEP）的非驻地研究员，专注于以人为本的苏丹经济、工业和环境。她还在苏丹的工业研究和咨询中心（IRCC）提供工业政策咨询。

Muzan Alneel

2018年12月初，苏丹各地爆发了反对总统奥马尔·巴希尔独裁统治的抗议示威活动。2019年4月，要求他下台的静坐示威持续一周后（译者注：此时苏丹发生军事政变），巴希尔辞职，结束了他将近30年的统治。然而，苏丹的革命者们并没有停止静坐，他们继续在苏丹武装部队（SAF）的总指挥部前进行集会，并声明他们将持续抗议，直到所有的要求得到满足，期望的变化得到实现。2019年6月3日晚，即斋月的第29晚，苏丹安全部队一齐残酷镇压了所有的静坐示威，进行了一场大规模屠杀。

在此之后，苏丹军事委员会（由巴希尔的前安全委员会组成，自巴希尔下台后一直掌权）和反对派联盟（自由与变革力量，FFC）签署了一项“权力分享”协议。根据该协议，一个军民共治政府将在接下来三年的过渡期中统治苏丹。

在过渡政府宣布成立之后的两年里，苏丹的政治和经济发生了很大变化：与国内不同的武装团体签订和平协议、不再被列入美国的“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名单、通过或修改了一些法律等等。与此同时，抗议活动也从未停止，每月至少发生两次。

苏丹的抗议示威已经成为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其中经常听到的一个口号是“它还没有倒台”，其源自2018年12月开始抗议时的口号“就这样倒台（Just Fall）！”，即要巴希尔独裁政权倒台。“它还没有倒台”这句口号则明确表达了抗议者拒绝接受当前国家形势的态度与继续抗议的意愿。还有其它一些口号在流行，比如“无论它是否倒台，我们都要留在这里”，以及“它尚未倒台，仍然是军队在统治国家”。

要理解这些口号的意义，首先要了解苏丹人为什么认为独裁政权还没有被推翻。我们有必要：1）了解苏丹人一开始为什么要反抗，以及他们高呼“就这样倒台”的时候想要推翻的是什么；2）了解苏丹政府的现状及其相对于反抗目标的变化，正如从第一点得出的；3）思考面对现在的反革命形势时，苏丹的反抗活动能够继续实现目标的方法（如果我们要为苏丹寻求经济和社会公平的话）。

本文试图探讨这三个要点，以丰富国际革命对话，吸取苏丹革命的经验教训。学习这些经验有助于我们实现革命的目标，为一个更加公正的世界而斗争。

苏丹人为什么要反抗？

2018年12月初，苏丹多个城市爆发了抗议活动。人们为了面包和汽油开始排长队，惨淡的经济形势引发了广泛的愤怒情绪。阿特巴拉（Atbara）工业学校的学生们在该市组织了了一次意义最为重大的抗议活动——他们抗议由于面包价格上涨，苏丹人已经买不起最常见的早餐。学生们一路游行到执政党全国大会党（NCP）[1]总部，并放火烧毁了总部大楼。NCP总部着火的照片迅速流传开来。这栋大楼看起来和全国各地的NCP大楼一样，其奢华的风格在贫困与不发达的环境中显得十分招摇。这张照片燃起了人们的希望，尽管安全部门正在对抗议者进行暴力镇压，但推翻政府的可能性似乎突然变大了。

抗议示威蔓延到其他城市，苏丹进入了一个循环——政府进行暴力镇压、进行逮捕、进行社交媒体封锁、进行不同形式的交通管制与宵禁，而这些反倒激起了进一步的抗议。与此同时，经济问题仍未缓解，表现为持续性的通胀、社会服务的短缺与国家补贴的取消。这在抗议口号中也得到了反映：“饥饿政府，贫穷政府，就这样倒台！”。

尽管抗议在2018年开始，但引发抗议的经济问题可以追溯到更为悠久的经济政策。其中一些政策由巴希尔的救国政府实施，还有一些则由更早的政权实施。自从1989年6月30日发生政变以来，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自由化和私有化的政策，包括撤销公共服务。由于执政党的伊斯兰背景，其对主要大国（主要是美国和欧盟）采取了反对立场，这使得苏丹在没有得到国际金融机构援助的情况下，实行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自由化赋予了民族伊斯兰阵线（全国大会党NCP的前身）权力，其干部们接管了被国家放弃的公共服务，如教育和医疗，并从中获利。由此，国库的收入被转到了党内干部的口袋里。

救国政府的历史以一系列失败的经济政策和短视的决策为特征，包括出售政府资产、放弃提供公共服务、为私有化的医疗和教育打开大门，它们在整个90年代都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90年代末，在1998年美国对苏丹禁运的推动下，该政权转向了中国公司，将其作为苏丹石油钻探的合作伙伴。与此同时，该政权力图重新加入全球金融体系，与美国政府就解除经济禁运进行了谈判。作为这一进程的一部分，苏丹同意与苏丹人民解放运动（SPLM）进行谈判，以结束在南苏丹的内战——这是非洲大陆历史上最长的内战。[2]

结束战争的《全面和平协议》开启了一段时期，在此期间，公共资金和发展赠款被用到到建筑、承包公司、油田服务和相关项目，有苏丹的也有外国的。南方的石油钻探增加了，管道将石油输送到红海的苏丹港。经济繁荣，表现为货币的稳定与建筑建设项目的激增，包括道路和基础设施项目（总是被腐败丑闻与公共资金消失事件所破坏）。然而，经济的繁荣并没有伴随着基本服务攻击、公共设施或发展项目的任何发展，政府也没有认真尝试在南方建立发展或服务项目，或为经济和社会公平提供国家计划。

政府耗尽当地资源，却不参与发展活动，也不提供服务——地方的这种待遇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1956年苏丹独立之前，教育和医疗资源一直集中在首都喀土穆及其周边地区。苏丹的公路网也凸显了重心，几乎没有城际公路不经过喀土穆。电网和其他服务也不例外。独立之后，政府并没有改变殖民时期的做法，仍然优先保证埃及南部边境、尼罗河源头和苏丹的廉价农产品出口，同时将公共服务削减到最低限度，并将其限制在财富管理地区，而不是财富生产地区。

因此，无论是南方的人民还是苏丹其他地区的人民，选择独立也就不足为奇了。2011年1月，随着《全面和平协议》五年过渡期的结束，南苏丹公投通过，独立建国。

南苏丹宣布独立后，很明显喀土穆政府对这一新现实毫无准备。由于政府失去了对南部石油的控制权，经济崩溃了。本国货币在2012年一年内贬值了一半。政府对此立即采取紧缩措施，并宣布取消燃料补贴。针对这一决定的抗议主要发生在大学和高等教育机构。受到阿拉伯之春的鼓舞，抗议者每周都举行游行，并通过社交网络进行协调配合。抗议者遭到暴力与逮捕，抗议活动不到两个月就停止了。第二年即2013年，为了防止经济持续崩溃，政府第二次宣布取消燃料补贴——这一次为了限制学生的抗议活动，政府在学校放假以后才开始宣布。这次爆发的示威活动发生在首都的外围，并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暴行：2013年9月，武装团体向首都的抗议者开枪射击，三天之内有一百多人殉难。犯下暴行的是金戈威德（Janjaweed）[3]，这个半政府民兵组织以其在达尔富尔的种族屠杀而闻名，其成立与存续得到了苏丹将军和国家安全局的部分协助。

面对这些反对紧缩政策的抗议活动，政府开始寻求政治联盟来维持其统治。2014年1月，根据美国前苏丹问题特使普林斯顿·莱曼（Princeton Lyman）的提议，巴希尔呼吁进行全国对话。莱曼的提议设想在政权与反对派之间建立联盟，反对派将放弃推翻政权的企图以换取对权力的共享。在苏丹政治中，这种方式被称为“软着陆方式”。

莱曼的提议以失败告终，经济崩溃仍在持续。对此，政府继续转向海湾国家的资本，海湾资本对耕地的需求与苏丹政权对经济支援的需求相吻合。苏丹对海湾政府的顺从导致当地居民被剥夺的大片土地被转移给海湾资本，苏丹也卷入了阿联酋和沙特在也门的战争。

在此期间，反政府抗议活动仍在继续，这些抗议包括反对土地掠夺、反对取消药品补贴（2016年举行了为期两天的罢工）、反对没收印刷厂的报纸（2017年举行了记者罢工）等等。

前面的段落已经描绘了苏丹进入2018年时的经济形势。在此期间，该政权通过消耗性投资和廉价出口，将国家资源转移给内外盟友，却未能向那些真正创造财富的人提供基本的医疗和教育服务。该政权重复着解决国家经济失败的方法——采取紧缩措施，把经济失败的代价转嫁到居民身上。

在2018年12月大反抗之前的十年里，苏丹人对各种形式的紧缩措施的反抗证实，缺少经济公平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苏丹革命的主要驱动力。苏丹人奋起反抗私有化、国家补贴取消、公共服务匮乏以及面包价格上涨。正是这些政策，驱使阿特巴拉工业学校的学生们在2018年12月19日走上街头。

如何解读苏丹的现状？

要了解苏丹当前的现状和现任政权（过渡政府），就需要了解其组成部分。

如前所述，苏丹人在苏丹各城市的街道上，打着“就这样倒台”的口号，完全拒绝与现有政权进行任何形式的妥协。2018年7月，苏丹职业人员协会（SPA）作为一个工会成立，由平行工会（主要是白领部门）组成，宣布反对由政权控制的官方工会。2018年8月，SPA呼吁在2018年12月25日向议会发起游行，要求提高最低工资。随着抗议活动在12月初爆发，随后愈演愈烈，SPA将游行目的地改为总统府，转而呼吁推翻现政权。2019年1月，SPA在《自由与变革宣言》中提出了自己的诉求，并鼓励苏丹人民采用各种和平斗争的方法来实现这些诉求。这些诉求包括巴希尔及其政权立即下台，同时组建一个过渡政府，负责包括经济、政治和法律改革在内的九项任务。SPA和其他四个代表苏丹主要反对派的机构签署了该宣言，随后发表，并邀请其他人也签署该宣言。

虽然SPA在渴望新领导人的抗议者中得到广泛接受，但包括现有政党在内的其他一些签署宣言的政党却不那么受欢迎。苏丹人民对现有政党的敌意是合理的——在整个国家的历史中，这些政党一再妥协，并与它们号称反对的独裁政权结盟。它们未能实现任何目标，尽管它们把妥协作为实现目标的道路。同时，苏丹的中央集权与不均匀的发展道路，造成了中央与地方的巨大差距，体现在教育、政治参与与政治权力各个方面。苏丹各党派代表了这种现实所造就的精英——他们是农业资本和商业资本党派，同时还有受过教育的埃芬迪[4]党派。尽管一些政党，如苏丹共产党（SCP），在理论上提出了促进工人阶级利益的方法，但其效果与资本主义政党及其精英政治方式几乎没有区别。

在这种情况下，抗议者为什么更喜欢其他形式的组织（从社区抵抗委员会到职业协会）就很明显了。这类组织的盛行，是疏远意识形态组织、偏向地理或职业者组织的结果。这种话语自然导致人们呼吁组建一个与政治局势保持一定距离的技术官僚政府（现在人们认为政局是腐败堕落的）。抗议者中缺乏革命性的愿景，是由于没有革命党来进行革命理论化、引入反抗的话语。

2019年1月1日《自由与变革宣言》发表时，有20多个工会和派系机构于签署了该宣言。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更多的组织签署了宣言，数量达到了100多个。尽管如此，自由与变革力量（FFC）的决策仍然取决于前四个组织（SPA和主要反对党联盟）的投票[5]。因此，SPA未能发挥其预期的革命作用，将政治决策从精英手中解放出来。这是因为SPA由白领个体组成，自然追求他们的主导利益和阶级选择。这也是缺少一个有组织的、能够向公众提供合理分析的革命党的结果。

在2019年1月之后的几个月里，苏丹的城市和村庄继续举行抗议游行，要求推翻政权，其中苏丹女性的存在非常普遍。这再次表明，经济因素在掀起反抗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紧缩措施使得妇女本已困难的状况进一步恶化，无论是由于工作机会减少，还是由于国家放弃提供公共服务。

SPA呼吁成立社区抵抗委员会，借鉴了2013年抗议活动期间成立基层委员会的早期经验。这些委员会是反抗的主要贡献者，他们开展了可观的工作，在当地组织了抗议活动。在2019年3月宣布为期一天的罢工之前，SPA曾呼吁在特定的机构内成立罢工委员会或抵抗委员会。然而这些委员会的行动仍然局限于现场反抗——公众已经达成了一个隐性的共识，即各委员会应该在街头开展工作以推翻政权，而政治领导层则应致力于筹备新政府和安排巴希尔政权倒台后的事宜。

2019年4月6日，苏丹各地人民游行到陆军各司令部大院，他们在那里宣布开始在司令部静坐，使得4月13日巴希尔下台。这标志着反抗活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随后，FFC与巴希尔的安全委员会（该委员会通过政变推翻了巴希尔政权，自称“军事委员会”而执政）举行了会议。这些会议原本是为了讨论军委会的权力移交问题，但在随后的几天里迅速地转变为了“协商会议”。沙特和阿联酋通过其媒体支持军委会政府，并试图粉饰该事件。军事委员会将巴希尔的武装部队领导人、安全部门负责人、内政部长、快速支援部队（金戈威德民兵的新名称）都纳入其阵营。

不出所料，抗议者拒绝军委会的统治，但海湾国家政府通过拨款和媒体报道支持军委会，FFC和军委会之间的谈判也仍在继续。西方国家的大使们支持“通过谈判实现和平过渡”，欧洲和美国的咨询中心也在推动这一做法。与此同时，抗议者将FFC谈判代表所掌握的权力归功于他们自己的静坐和其他形式的反抗。他们在城市内、城市间领导游行，并在军委会拖延谈判或拒绝条件时封锁街道。然而在谈判期间，静坐示威遭到安全部队的多次镇压。2019年5月13日，即斋月第八天，安全部队袭击了喀土穆的总司令部静坐活动，这是革命中的第一次屠杀。

斋月八日的惨案在街头掀起了一股愤怒的浪潮，并激起了抗议者对军委会的全面拒斥。人们高呼“100%归国民”的口号，反对当时提出的由军方与民间领袖共同执政的谈判提案。还有人呼吁进行全面政治罢工，以迫使军方交出权力。然而，FFC的领导层却对罢工的呼吁反应迟缓，一些人甚至公开反对罢工。街道上的抗议者担心精英政党会再次屈服于“妥协依赖症”和“激进变革恐惧症”，而这不幸成为现实——FFC政党的领导层与欧盟代表和美国政府代表举行会议，并多次访问阿联酋。抗议者拒绝这些可疑的国际暗箱操作，这在他们的口号和歌曲中有所体现，他们在静坐广场和演讲台上努力确保政治领导层代表的责任。当时，由于其反谈判的立场，苏丹共产党（SCP）成功地赢得了相当多的公众信任，至少与FFC的其他成员相比是这样。然而，SCP无法摆脱其精英主义的本质和非革命性的政策，最终还是倾向于维护反对派联盟，而非与不妥协的革命者站在一起。

在基层组织呼吁罢工的几个星期后，SPA正式发出了政治罢工的呼吁。SPA宣布罢工之后，这些组织就发表了他们准备罢工的声明[6]，并在静坐广场的演讲中公布了罢工计划。这次政治罢工表明抗议者与军委会之间的对抗加剧。随着海湾国家财政和媒体对军委会的进一步支持，军委会逮捕了罢工者，并威胁要解雇、找人替换他们。大罢工最终于2019年5月28日和29日举行，完全瘫痪了整个国家，包括其机场、海港、公共机构和市场。

【图1】2019年5月28日至29日，喀土穆街头的革命者在快速支援部队的汽车前举起罢工标志，纸上写着“你是罢工者还是乌玛党”。（乌玛党Ummah Party，苏丹最大的政党之一，宣布拒绝罢工）

一周后，即2019年6月军委会以一系列的屠杀对罢工做出了回应。安全部门同时袭击了苏丹14个城市的静坐示威。幸存者的证词记录了强奸、酷刑和杀戮的残暴场景。有时候死者和生者被一起捆起来，用石头压住，然后被扔进尼罗河。这次惨案造成一百多人殉难，数百人受伤、被强奸，而对失踪人员的搜寻仍在进行中。随后，军委会宣布退出所有谈判，并表示将在六个月内举行选举。它还关闭了全国各地的互联网，以确保媒体封锁（尽管散居国外的苏丹人帮助报道了这次惨案）。然而，这并没有阻止社区抵抗委员会，他们组织了一次反对军事统治的游行。2019年6月30日，超过700万苏丹人走上街头，要求组建文职政府。由于6月30日的游行和国际社会对苏丹革命的支持，军方放弃了先前关于举行选举和拒绝谈判的立场。

尽管如此，军方仍继续得到国际社会的慷慨支持。阿联酋和沙特政府宣布提供赠款和贷款以支持军事委员会。同样地，非洲联盟也派出了自己的调解员，呼吁反对派领导人与进行大屠杀的军委会之间进行对话。通过2019年5月在华盛顿举行的所谓“苏丹之友”会议，国家间的投资和利益协调得以实现。与会者包括美国、德国、欧盟、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埃塞俄比亚[7]。该集团支持民事领导人和军委会之间分享权力的办法。它们的目的是确保一个能够保住他们正在进行的投资的政权，并利用变革来进一步开放先前由于禁运或不完全自由化政策而关闭的投资机会。本质上来讲，这些国家对苏丹运动的立场，与它们对该地区（埃及、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或其他国家）其他变革运动的立场并没有什么不同。它们可以称为反革命国家。

于是，苏丹外部的压力反倒被用来加强苏丹民众所反对的政治和经济决策。在没有革命党的情况下，街头的指导性话语被简化为“与军方合作以避免流血、停止暴力”。公众对谈判和协议细节的了解仅限于偶尔的泄露，而不是官方的公开声明，而且政治领导层（FFC）与外国大使、代表和调解员的会面次数已经超过了他们对公众发表讲话的次数。缺乏革命领导层的结果是浪费了革命者在面对军事委员会时的顽强精神，以及他们在惨案之后的反抗。组建一个合格的技术官僚政府、让背信弃义的政党靠边站的呼声不绝于耳。组成FFC的各个党派中的机会主义者推动了这样的话语，以阻碍对其妥协立场或对其国际盟友利益的分析。

不足为奇，这种环境产生了目前的过渡政府，该政府由阿联酋和沙特赞助军事和民事伙伴关系，由国际资金支持，由发展组织的前雇员组成。因此这个政府既是经济反革命的体现，也是政治反革命的体现。过渡时期的第一任财政部长在他的第一次公开讲话中提到[8]，苏丹革命的经济目标是使苏丹摆脱债务危机。这完全歪曲了苏丹革命的目标，革命的目标是为大多数贫穷的苏丹民众寻求经济公正，推翻紧缩措施。由此，偿还债务成为了进一步取消补贴、浮动货币、引进外国投资计划的主要理由，这些政策与巴希尔晚年的政策并无不同，唯一的区别在于国际社会对现任政府的支持。过渡政府声称，重返国际市场以及由此带来的想象中的物质财富都将取决于这些决策。

在美国和阿联酋的压力下，过渡政府与犹太复国主义占领区的关系正常化也是反革命发展的一部分。这使苏丹民众感到混乱，这种混乱源于巴希尔政府曾利用巴勒斯坦的事业，以圣战者的话语动员民众，而苏丹左派认为巴勒斯坦的事业只与伊斯兰教徒有关，没有逐步表明自己的立场。尽管SCP拒绝关系正常化，但它也没有倾向于促进巴勒斯坦的事业。例如，其声明谴责了2020年2月过渡委员会主席阿卜杜勒·法塔·布尔汉（Abdel Fattah al-Burhan）与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之间的会议，但着重于布尔汉的威权、会面的非法性以及对宪法的违反上，而不是对巴勒斯坦的事业提出革命性的观点。

没有革命党的影响在这里也很明显：它造成了一个关于内部和外部政治问题的进步话语的真空。这也使得过渡政府能够将发展赠款和债务豁免作为革命的经济胜利，尽管这些新自由主义对大部分苏丹民众产生了冲击性的影响。虽然SCP试图提供一种拒绝自由化的话语，但它没有能力影响民众。由于该党立场起伏不定，并且坚持与反动党派联合，而SCP在其声明中同时批判了这些反动党派的立场，因此后者已经对SCP失去了信任。在民众的想象中，这种策略使该党成为一个说得多、解决得少、缺乏严肃性的破坏者。与此同时，通过协调委员会和不同的联盟，社区抵抗委员会发布了反对自由化的声明和观点，但他们缺乏政治经验，把维护过渡政府放在首位。抵抗委员会提出了“赞成改革革命道路，反对推翻文职政府”等口号，试图确保军方不会像埃及事件那样试图利用抗议浪潮。然而，由于其在经济和其它领域的反革命决策，对文职政府的支持一直在稳步降低。

那么，这就是过渡政府的现状。在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下，国际机构的前雇员和政治精英的领导层，包括从文职到武装各个派别，一直在实施有助于海湾和全球资本利益的投资和资源转移。与前政权一样，过渡政府的工作重点也偏向于苏丹和外国资本的投资者，放弃了保护苏丹的工人阶级和大多数贫困民众。因此，通过这个过渡政府实现苏丹革命所争取的经济公正目标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代表着反革命的倾向。或许正如苏丹民众所言，“它还没有倒台”！

苏丹革命的可能路径

革命必须继续下去，以制止对苏丹贫困民众实施的经济暴力。这需要从苏丹革命中吸取教训，包括它的成功、它的局限性与它的失败。成功的一个例子是，抵抗委员会向各机构施加公众压力，阻止过渡政府提出的第一部预算法实施——该预算法打算完全取消燃料补贴。该法于2019年12月宣布后，各委员会施加压力，要求暂停执行该法，并呼吁在2020年9月召开经济会议，讨论经济政策和优先事项。同时，他们还创建了一个由各部委和政府机构的工作人员、经济学家和社区抵抗委员会组成的网络，作为他们坚持更民主的经济决策的一部分。

要求为镇压示威期间被杀害的烈士伸张正义的游行和运动也在不断发生，这表明苏丹的革命者在权力关系方面已经吸取了一些教训。一些人曾试图确保过渡政府不会对军委会的领导人定罪，以便维持一个鼓励投资的稳定环境。争取正义的游行和运动企图扭转这一形势，使之有利于革命目标。

自2019年8月以来，不同的社区抵抗委员会、劳工组织和派系团体之间一直在试图形成有组织的联盟，以寻求反对有害的过渡经济政策的力量。如果没有从近期精英政治领导决策及其倾向性的历史中吸取教训，这些联盟就不会发展起来。同内部抵抗组织一起，这样的联盟为建立一个反对反革命政策的原则性阵线开辟了最清晰的道路。这可能会导致成立一个革命党，或一个部分发挥这一作用的组织。

然而，这种预示着苏丹革命将持续进行直至其目标实现的美好前景，决不能让人们忽视全球反革命联盟背后的危险。要推翻跨国界的全球反革命联盟，必须通过跨国界的全球抵抗。这需要加强全球团结，加强那些受到类似政策伤害的社区的沟通渠道。它还需要支持对专制政权的一切形式的抵抗，特别是那些对苏丹投入资本、进行直接经济干预的政权，首先是海湾国家——它们对反革命干涉负有最大责任。从本质上讲，跨境团结和国家团结运动并无不同：正如苏丹受金矿开采影响的人口与受石油钻探影响的人口结成联盟，他们共同要求其环境免受采掘业的影响。同样，他们与摩洛哥要求安全工作条件的矿工以及南非反对采矿影响的环保人士联合起来，是可能的，也是必须的。在该地区不同的反自由化战线（包括黎巴嫩和突尼斯的抗议者）之间加强联系、联合行动，同样是可能的，也是必须的。作为其中的一部分，我们必须反对不考虑原住民的殖民政策，这是苏丹人面临的挑战——他们的土地被抢走，以利于海湾国家和以色列的投资，他们与马里的抗议者共同反对法国的殖民干预，与巴勒斯坦人共同反对以色列的占领，及其在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中的走狗，以及其他与以关系正常化的政府。这些只是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的一些例子，它们是地区和全球解放议程的一部分。推行这一议程需要进行经济分析，需要涵盖该地区所有有影响力的团体的利益。

因此，实现苏丹革命目标的道路需要一个有组织的工人阶级，他们在实现革命目标方面有着最大的利益。此外，还需要与苏丹境内外有类似目标的反帝国主义抵抗势力结成战略同盟。只有这样，它才能“就这样倒台”。

原文注

[1] 执政的巴希尔政权于1998年成立了全国大会党，其前身为全国伊斯兰阵线（NIF），该阵线领导的政府从1989年6月30日开始统治苏丹，直到2019年4月11日巴希尔下台。

[2] 南苏丹的内战使得执政的北方人与苏丹南方人对立起来。在苏丹人民解放运动的旗帜下，南方人要求加强地方自治。第一轮战争始于1955年，一直持续到1972年。1983年，战争再次爆发，并于2005年签署《全面和平协定（奈瓦沙协定）》后结束。

[3] 达尔富尔战争始于2003年。为反抗迫害与边缘化，当地人民掀起叛乱，与喀土穆政府作战。政府武装了一些达尔富尔部落来代替它作战，这些武装团体后来被称为金戈威德民兵。联合国估计有8万到50万人在达尔富尔种族灭绝事件中被杀害，而巴希尔总统则表示死亡人数不超过1万人。

[4] 埃芬迪（effendi），在整个奥斯曼帝国被用来称呼政府官员。在苏丹，埃芬迪指的是英国-埃及殖民统治结束后被国家雇用的受过教育的人。这些群体享有特权和机遇，构成了苏丹中上层阶级的很大一部分。他们在政治上有很好的代表权，是连续几个政权所青睐的对象。

[5] 《自由与变革宣言》发表后，签署该宣言的反对党是苏丹职业人员协会（SPA）、全国共识力量（NCF）、苏丹呼吁力量（SCF）和反对派联盟大会（OUA）。

[6] 在苏丹革命的这一时刻（2019年的4月至5月），“打破界限”成为一项重大罪行。因此，基层组织无法提出任何与Hirak领导层（对公众来说就是SPA）相矛盾的意见。因此，罢工的支持者发表声明，每当“领导层”呼吁，他们就准备罢工，并鼓励SPA发出这样的呼吁。

[7] 尽管埃及明确地不断参与苏丹的反革命政治（包括布尔汉在大屠杀前对埃及的访问）并偶尔出席苏丹之友的会议，但埃及并不是苏丹之友的正式成员。这可以通过埃及和埃塞俄比亚争夺地区领导权，以及埃及希望成为该地区首个阿联酋盟友的复杂视角来理解。

[8] 财政和金融规划部长易卜拉欣·巴达维博士，在苏丹商人和雇主联合会于2019年12月7日在Sadaqa大厅举办的，促进私营部门和过渡政府共同愿景的会议上，提到这一话语。

译者后记（摘自wiki）

此篇文章发表于2021年10月13日。2021年10月25日，以苏丹军事委员会主席布尔汉为首的苏丹军方发动军事政变，过渡委员会被解散，总理阿卜杜拉·哈姆杜克被捕，文职政府垮台。2021年11月21日，布尔汉签署了一项政治协议以恢复过渡到文职政府后（尽管布尔汉保留控制权），哈姆杜克被恢复为总理。这项协议呼吁释放政变期间被拘留的所有政治犯，并规定2019年的宪法宣言仍然是政治过渡的基础。2022年1月2日，在一次严重的抗议活动发生后，哈姆杜克辞职。到2022年3月，超过1000人因反对政变而被拘留，其中包括148名儿童和144名妇女，有25项强奸指控，87人被杀害，其中包括11名儿童。

本期译者：楚博

责编：江春琦

排版：江春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