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推荐】程志理，程不二|奥林匹克运动未来的精神召唤——北京冬奥精神的多元阐释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 2022年第3期

奥林匹克运动未来的精神召唤

——北京冬奥精神的多元阐释

程志理1，程不二2

（1.江苏省体育科学研究所，南京210033；2.南京锋尚健身管理有限公司，南京210009）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将北京冬奥精神精确地概括为“胸怀大局、自信开放、迎难而上、追求卓越、共创未来”。北京冬奥精神的提出是中国人民对奥林匹克运动所做的重大贡献，对其未来发展具有难以估价的促进价值。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北京冬奥精神是对全人类勇气、智慧、韧性、团结的全面彰显，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巨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深刻揭示了奥林匹克文化内涵和底蕴，同时意味着奥林匹克运动即将迎来一个崭新而光明的时代。

关键词：奥林匹克运动；北京冬奥精神；多元阐释

引文格式：程志理,程不二.奥林匹克运动未来的精神召唤:北京冬奥精神的多元阐释[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2022,39(3):257-262.

       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阐述了“胸怀大局、自信开放、迎难而上、追求卓越、共创未来”的北京冬奥精神。北京冬奥精神是新时代中国人的奋斗指引、尽善尽美的人生准则，也是中国梦的明晰化表述。其中“共创未来”是习近平总书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生发，北京冬奥会口号“一起向未来”对接了国际奥林匹克运动新格言“更团结”，是中国人对奥林匹克主义的贡献；这一理念之于人类也是一种和平的精神召唤，特别是局部战争引发国际动荡的当下，其启示意义尤为凸显。北京冬奥会的巨大成功意味着奥林匹克运动过去的结束，新时期的开始，又一个奥林匹克运动黄金时代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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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林匹克精神：一种阐释学的观照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百年史是理想与现实冲突的百年史。奥林匹克主义的理想与运动实践的悖论，在奥林匹克运动的历程中一目了然，实现理想的过程中，无一不是在现实矛盾的反复斗争中不断接近理想彼岸的。这种冲突也符合社会文明进化的辩证发展形式，看看近几十年来奥运周期的更替以及奥林匹克运动的国际实践，我们对奥林匹克主义的精神理念是可以建立信心的。

      奥林匹克精神体现在奥林匹克主义的理想发展之中，是一个不断被阐释的理念。不同的时代赋予不同的表述，甚至不同的含义；参与奥林匹克运动的不同国家对奥林匹克理想的解说也不尽相同。还是看看奥林匹克运动的先驱者们是如何界定这一概念的，顾拜旦先生在1908年7月24日英国政府举行的宴会演讲中，提出了“参与比取胜更重要”这个奥运会重要的口号，这次演讲中他对奥林匹克理想，有个明确的说法，这是“一个很强的体育文化概念，它一部分建立在你如此向往称之为“费厄泼赖”的骑士精神，另一部分建立于对优美和温雅狂热崇拜的美学理想”。再对照《奥林匹克宪章》,“奥林匹克主义的宗旨是使体育运动为人的和谐发展服务，以促进建立一个维护人的尊严的、和平的社会”。我们就会发现这之间具有内在一致性，告诉人们奥林匹克理想的基本事实。所谓理想，是指同奋斗目标相联系的有实现可能性的预想模式，奥林匹克理想就应当是同其目标相联系的预想模式，或者关于奋斗目标的科学构想。加拿大学者塞柯雷夫对奥林匹克理想做了较为全面的阐释，主要概括为教育、公平竞赛、机会均等、世界各国的互相理解、民族文化表现、竞技运动的独立性和尽善尽美的追求等多方面内容。

       奥林匹克的哲学原则是奥林匹克主义的理论基础，也是奥林匹克运动的行为准则。《奥林匹克宪章》和顾拜旦先生都强调奥林匹克主义是解决“身”“心”协调发展的“一种生活哲学”。这一理想是与古希腊古典精神一脉相承的，也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复兴的思想脉络，以及奥林匹克运动和奥林匹克主义的魅力所在。

      荷兰文化史学家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曾深入分析了体育竞技（主要用了game、play等词语来讨论）的文化哲学意义，阐述了古代奥运会的生活哲学和宗教内涵，也批评了现代竞技运动目的性上的误区，并提出“游戏规则”的重要性，在晚期希腊传统（指“古典时期”）中谈到赫拉克利特时说：“他称人类的所有思维都是儿童游戏”。从某种意义上说，文明这一游戏将永远根据某些规则来玩耍，而真正的文明永远要求公平游戏。公平游戏只不过是用游戏术语所表达的忠诚信仰”。赫伊津哈在评述民族社会主义者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政治的概念》一书中讲“战争”与“遵守规则”时，提醒人们，“人类的严肃事件是和平。和平要求承认法则，承认共同基础。他没有提起历史记载的游戏与和平之间最易觉察到的联系，即古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交战的各希腊城邦传统的休战，这几乎像是一种疏忽”。

       古希腊人在奥林匹克竞技运动中建立起来的哲学原则，经过文艺复兴，为思想家们普遍重视。布克哈特在其遗著《希腊文化史》中探讨古奥运会竞技，由“play”（游戏）到“game”（比赛）的转变，内在规则成为古希腊人生存法则的特征时，新造了一个词“agonal”（agonal对应的英文词是agonistic, 指“古希腊运动比赛的”），他还证明，agonal的理想（竞赛规则和法则）渗透了古希腊的全部生活。不仅体育竞技和艺术被认为是竞赛，甚至法律诉讼和哲学对话也具有比赛(agon)的特征和概念。为此，布克哈特认为，“竞赛规则”(agonal)可以作为描述公元前5世纪古典时期希腊文化繁荣的基本特征用语。这一思想也为法国思想家丹纳在其名著《艺术哲学》中进一步阐释。

       可见奥林匹克哲学原则的基本精神就是fair play，这个英文词不好翻译，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文化传统中没有完全可对应的东西。储安平先生说，fair play的要义是，除了自己，尚有别人；自己固要顾到，要须顾到他人。中国文化中讲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这方面的含意，只是过于偏重消极的方面，fair play更重要的是积极的一面。为此，费孝通先生说，可以从原来意义的“礼”字找到互通的观念，而fair play相对比较积极，可以跟一个“争”字,不妨把它翻成“礼争”或“公平合理地竞争”。运动场建立起来的规则信念成为社会生活的生存准则。Fair play要求一个运动员，须将一场竞赛视为一个整体，不但具有同本队队员的关系，同时也是与竞争对手共存的。一场球赛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存在，甲队队员绝对不应忽视乙队队员的人格以及乙队队员存在的价值；乙队队员固然是甲队队员竞争的对手，但乙队队员同时也是甲队队员在这一场竞赛里的合作者。任何一方缺失，这一场球赛是玩不起来的，而这一场比赛也就无从存在。Fair play的精神，是要在一队之前，有全队而无个人；在一场竞赛之前，大家应以整个赛事为重，而不应只看到自己或己队的利益。我们不仅不应忽略竞争的对手，同时还要尊重竞争的对手。主张fair play，就是肯定了追求某一些名誉地位的正当性，肯定了在追求这类名誉地位时相互竞争的必要性，同时又强调用严格的规则来保证竞争能公平合理地进行。一般来说，只要做到了严格执行规则，就能保证竞赛进行得公平合理。这一点几乎是不证自明的，所谓合理，在这里就是指合于规则；所谓公正，就是对各方一视同仁，而规则本身恰恰就是对各方同样适用的普遍性规定。费先生在《清华人的一代风骚》一文中，讲竞赛作风、态度及精神，提到另两个英文词sportsmanship和teamwork，他以为与fair play本质上是相通的。他以足球为例说，sportsmanship是竞赛道德，是从球员怎样对待竞赛对手来说的，要严守球规，己所不欲勿施于对方，不搞小动作，尊重裁判的裁决，不计较胜负，始终全力以赴，在这种竞赛精神下才能显得出球艺，球艺以运动道德为前提；teamwork则是从球队内部队员之间的关系来说的，各个队员要能各守岗位，各尽全力，密切配合，步步从全队整体出发，顾全大局。“这两条其实是人类社会赖以健全和发展的基本精神。体育运动的目的就是在通过实践来培养和锻炼这种基本精神”。可见,体育精神的深义乃是强调一个运动员及其同队队员的关系，以及与竞争对手的关系，也就是承认寓个体于整体之中，自动地服从于整体中个体应有的行为，也正是“中庸之道”讲的“克己”的分寸，这是直指运动行为的。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言行一致”“知行合一”正是“中庸之道”的注解，“中庸之道”强调的正是“礼争”，也即符合社会结构规范的行为。这种执其端而用其中的互补和谐行为是对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人文危机”消弥的途径。

       北京冬奥精神再一次阐释了奥林匹克精神，是中华传统文化基本理念的新时代的文化自觉。我们在北京冬奥会的办赛参赛观赛中，融入了文化自信，且是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型”。可见，举办北京冬奥会是体育参与国家形象构建与传统文化现代化发展的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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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奥精神与奥林匹克新格言的内在一致性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突发疫情的背景下，东京奥运会延期一年，在国际奥委会第138次全会上，通过了奥林匹克新格言“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巴赫表示：“当今世界彼此依靠，单靠个体已经无法解决这些挑战”“为了实现更快、更高、更强，我们需要在一起共同应对，我们需要更团结”。“更团结”是一种胸怀，展现了开放的心态。

       众所周知，“更快、更高、更强”的奥林匹克格言是1894年国际奥委会成立时提出的。世界处于资本主义国家扩张期，美国工业总产值跃居世界第一，欧洲仍算是“浮华盛世”。“更快、更高、更强”的国际奥委会格言正是超越自我、挑战极限、个人奋斗的价值追求。新格言“更团结”既有历史感，也针对了当下的现实，更富有未来的深远意义。巴赫解释道：“奥运会最终会成为人类欢庆的舞台，在战胜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它可以真正展现出我们所有人的决心，它让我们全部团结在一起”。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时，笔者撰文《光荣与梦想——致萨马兰奇主席的公开信》，奥林匹克运动有着一种独特扬弃战争、呼唤和平的文化功能。人类之所以年复一年地燃烧起毁灭自我的战火，其根本原因并不仅仅在于政治经济及地缘利益纷争，更深层原因是由于人类生存意义的匮乏、虚无主义的泛滥，缺乏真正的节庆——唯有节庆方可找到人类生存意义的家园。许多人由此却将与节庆相似的战争错认为意义的家园，因为在战争中似乎可以找到节庆特征：精力最彻底的转换和消耗，储存体力的爆发，以及个人融入整体之中，等等。我们由此认为奥林匹克运动正是在“人类节庆贫乏”这一点显示出巨大扬弃战争的文化功能。因为，正是四年一度的奥运盛典，使得人类超越民族、超越国界、消除歧见、相聚狂欢，“在一起”可以说是当今奥运会成为人类唯一共同的狂欢节。

       如果说“更快、更高、更强”是工业化时代的精神体现，那么“更团结”就是在世界格局变迁与新冠病毒不分国界不分种族的攻击之下，人类对未来发展困境、社会危机与共同命运的“探寻”与“求索”。止戈休战、追求和平的奥林匹克精神是古希腊先哲留下的宝贵财富，百余年来，现代奥运会在“更快、更高、更强”的精神指引下，民族性和国家性的层面上展现人类的竞技之美。如今，奥运会的竞争更需要具有超越性和国际性，方能跳脱出大国博弈的漩涡。

       作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首个如期举行的全球综合性体育盛会，北京冬奥会定格下“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从申办、筹办到举办，北京冬奥会全方位呼应和践行《奥林匹克2020议程》提出的奥运会改革方向。卓有成效的创新性探索，为奥林匹克运动发展贡献着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当下，各国家（地区）同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如何共克时艰、创造美好未来，北京冬奥会搭建了一座增进了解、凝聚共识、合作共赢的桥梁，“让希望的阳光照亮人类”。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巴赫时，曾用“小船”与“大船”的生动事例深刻阐释了各国命运与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主题，“世界各国与其在190多条小船上，不如同在一条大船上，共同拥有更美好未来”“中方将为奥林匹克运动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事实证明，北京冬奥会上，冰雪健儿们不断刷新人类突破极限的纪录，镌刻着世界前进的印记。北京冬奥会中俄罗斯运动员布罗夫和乌克兰运动员缅科拥抱的镜头，瞬间感动了无数人。当前战事还在持续，我们共同呼吁，让体育作为一种世界通用语言，以跨越意识形态的国际属性，成为外交格局中有效沟通的桥梁。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所言，“奥林匹克精神是人类团结的灯塔”。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主题口号“一起向未来”，表达了我们的共同心声。因疫情肆虐而造成的全球不确定性笼罩地球之际，国际奥林匹克精神不可避免受到形形色色的冲击，但奥林匹克运动超越民族和国家的特性，也势必展现出拥有共同未来的人类所应有的韧性与团结的魅力。而北京冬奥会的举办，彰显的不仅仅是中国的荣耀与辉煌，更是展示人类勇气、韧性、团结和力量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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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奥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感召力

       “民族”这个词，在欧洲跟中华文明中有非常不同的意义和尺度，我们说的“中华民族”，早就是一个高层次的文明概念，而不是一个低层次的生物学概念，连中华民族中的成员“汉族”也不是欧洲人说的英格兰、日耳曼、法兰西、俄罗斯之类的族群概念，汉族本身就是一个由文化、文明联系在一起的超民族的概念。“胸怀大局、自信开放、迎难而上、追求卓越、共创未来”的北京冬奥精神正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翻版，是一次从体育作为民族国家构建的意义上提出来的。

       从文化演进史的角度看，正如学者Tzanelli所言，奥运会是一场接着一场的“流浪演出”，它流浪到哪一个国家，哪个国家就会将它的灵魂嫁接到自己的土壤里，并希求生发出新的枝丫，而奥运会本身只会周而复始地上演同一个主题。北京冬奥精神正是这种承接与新枝，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北京冬奥精神成为民族凝聚力的表征，是精神家园建构的有机部分。北京冬奥精神中的“胸怀大局、自信开放、迎难而上、追求卓越”，这几条构成了人们社会政治行为的准则。我们在冬奥的赛场上见证了“体力与精神融为一体”的理想。参加了4届冬奥终得金牌的徐梦桃，老而弥坚晚节保全的叙事与励志故事，从中国体育的核心价值来说，正需要力捧这样的典型。徐梦桃的成长轨迹是中国青少年最容易模仿的标杆，她身上蕴含的很多元素也是中国体育必须传承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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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奥精神“追求卓越”继承了奥林匹克精神身心完善的理念

       在古希腊，身体运动是城邦社会最重要的教育、娱乐活动，奥林匹亚竞技会是全希腊最神圣的文化集会，是希腊人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希腊思想家不仅借助它获得表现的机会，更是在精神上受到它的浸润，著名的《荷马史诗》就是利用奥林匹亚竞技会重新收集齐全米隆等人的雕塑，从中获得创作的主题和灵感。比赛结束，赤裸的竞技者的身体姿态是最美的雕塑。好比学过戏曲表演的京剧演员，台上每一个动作截下图来，都像雕塑一样形态完美。而我们这些不经训练就上台的人，则是站没站相，坐没坐相，内行话叫“没有范儿”。京剧的“台下十年功”就是这么一个细节一个细节磨出来的。柏拉图也与孔夫子一样，不仅身体力行地参加奥林匹亚竞技表演，在强调“美是理念”的同时，他认为实现途径是“一个美形体→两个美形体→全体美形体→美的行为制度→美的学问知识→美本身”(理念即“美本体”)。古希腊体育不仅仅只是一种运动，它更在广泛意义上体现着美的生活。美学的游戏理论源于古希腊，美学的理论发展，历史地看正是身体运动文化土壤的滋养。

       人对自身的认识是人区别于其他灵性生物的根本，那么体质作为人的生命存在的状况，它表征着人的存在的实质性。体质是人类生命繁衍中人的身体活动的结果。先民们的所有身体活动都是为生存服务的，但是随着人类劳动的进步和意识的发展，人终于“把自己身体的健康、强壮和优美作为文化目的，从而产生了‘体育’。体育就是人对自己身体的自我培养，十分明显，这是有意识地潜化自我的身体的活动”。我们知道，体育是人类认识自身、改善自身，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重要途径和手段，所以它每一步的演进和发展，一方面是由人类自身创造的，一方面又都标志着人类自身的进步。从美学的范畴来看，尽管体育的美作为观赏的对象是那么丰富多彩地展示在我们面前，是那么实实在在地存在着，但它仍在根本上区别于自然的美，这是因为它绝不是一种纯客观的存在，而是一种身体实践参与创造的、凝聚着主观力量和智慧的社会文化存在。在这儿，主体融进了客体，主观见之于客观，人类的体育运动实践本身既表现为一种主体的创造，又表现为一种客体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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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奥精神与国民思想政治教育的互构

       我们从“社会互构”论的视角来观察，北京冬奥精神也是国民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有助于促进爱国主义理念的提升。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多样性的社会实践活动，需要从多方面进行审视，需要从多种文化形式予以落实。这不仅为揭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提供有益的知识增量，其本身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繁荣和文化渗透的表征。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初期，更多借用教育学模式采用道德教育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伦理学）和心理学相结合的方法，形成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知识。最近几年，从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等人文社会科学角度研讨，逐渐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建设中令人瞩目的现象，体育作为国家形象构建方式，也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建设的最有效方式之一。

       北京冬奥会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大量开放性议题。中国媒体试图利用谷爱凌的叙事结构讲好中国故事，然而，事有差错，谷爱凌的美国教育背景直接让无以计数的中国人领略到了美国教育理念的超前性、探索性与卓越感。媒体试图演出一种新本土主义的浪潮剧，却在更为深远的视野上引发了中国人对新全球主义浪潮的全新思考。谷爱凌与徐梦桃之间有无以言说之差异性，而究其一点，也在于是现代主义与古典主义的分水岭。人们再度观望中国，那里已然呈现出一种全球主义步调下的国家进步的真实态势。

       纵观世界各国的体育文化建设，其实不是简单的事情。美国人也在意金牌和奥运冠军，但是他们有本土化最核心的运动项目橄榄球，还有美国职业篮球，美国篮球已经加入奥林匹克运动，美国橄榄球依旧不是奥运项目，但是却占据了美国各大媒体大半的新闻版面。英国是现代足球的诞生地，也是世界上足球普及率最高的国家，英超联赛的看台文化享誉世界，可是世界杯成绩英国队只能说平平而已，英国的足球文化深度和影响力丝毫不亚于巴西、阿根廷等国。体育文化根基是一个国家国民性的标志，国民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体育运动是最有效的社会国民教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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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奥精神深刻地揭示了奥林匹克运动文化内涵

       奥林匹克运动毫无疑问是当今举世瞩目而又耐人寻味的社会文化现象，其世界性的广泛影响力是其他国际活动无法比拟的。奥林匹克运动发展到今天已远远超出了体育竞赛的主题，这是因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一直伴随着各种社会事件，如文化艺术节、世界博览会、商业渗透、抵制运动、恐怖活动等；更重要的是奥林匹克运动是有主义的，一直高悬着“更高、更快、更强”“参与比取胜更重要”等奥林匹克理想。可见，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一开始就是以社会文化的方式存在着，一开始就与其他国际性竞技比赛有所区别。为此，对“奥林匹克运动”的理解，需要建立起在社会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超越单纯运动竞赛的认识思路。

       今天，Olympic已作为一个社会常用词出现于各种现代传媒，或者在人们的口头流传，已经不限于Olympic flame（奥林匹克圣火）、Olympic games（奥运会）、Olympic torch（奥林匹克火炬）、Olympic village（奥运村），这类体育运动的专业语汇，也大量地运用于社会生活，如“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奥林匹克计算机大赛”“奥林匹克智慧”等，用于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奥林匹克”一词，已附加了十分丰富、多样、复杂，以及变化、发展甚至冲突的广泛内涵了。

       “奥林匹克”的文化意义，充分地体现在现代化文明进程中的文化庆典。唯有在节庆中，人类方可找到精神生存的家园。《奥林匹克宪章》指出，“奥林匹克运动的活动是持续的、全球性的。其最高层次的活动是使世界上的运动员在盛大的体育节，即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相聚一堂”。顾拜旦先生说，“现代年轻人的运动生命需要奥运会的复兴，鉴于此，我呼唤它的复兴”；“面对一个需要根据迄今仍被认为是乌托邦式的，但现在已成熟即可被使用的原则进行整顿的全新世界，人类必须吸收古代留传下来的全部力量来构筑未来。奥林匹克精神是这样的力量之一，因为事实是仅有奥林匹克精神不足以确保社会和平，不能更加均衡自下而上地为人类分配生产和消费物质必需品的权利，甚至也不能够为青少年提供免费接受智力培训的机会，使他们能够保持自己的天赋，而不是停留在其父母生活的那种境况。但是，奥林匹克精神将依然为人类追求强健的肌肉所需要。强健的肌肉是欢乐、活力、镇静和纯洁的源泉。奥林匹克精神必将以现代产业发展所赋予的各种形式为地位最低下的公民所享受”。贯穿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一条主线就是文化的庆典，为此，奥运会区别了世界锦标赛，区别了世界杯赛，区别了一流的洲际的世界性比赛。又如顾拜旦先生所说的，“我不否认世界锦标赛的存在，我还同意将它作为奥运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过，奥运会还有‘别的东西’，正是这‘别的东西’使其自有特点，这种特点是在其他种种体育竞赛中找不到的”。

      健身理念在新时代获得了审美聚焦，“身体的发现”构成了当代身体的视觉记忆，如何有效阐释，使用怎样的语汇建构，关乎“美的构成”的认知变化，以及对美的判断标准。大凡有健身经验的人，一般都会长一双“健身眼”，一眼能看出别人是否经过有规律的肌肉训练。近年来，对于女性身材的美丑判断已经有了很大变化。那种没有肌肉支撑的筷子腿属于病态畸形，那种骨感美女是需要回炉的。这种认知也越来越成为一种共识，人们喜爱秾纤合度的身材、光洁的皮肤和茂盛的毛发，认为这些是美的，无外乎是在人类的集体记忆中，这些外貌特征与健康直接相关，意味着更强的繁衍能力，因而被标识为“美”。有一座出土的被称为“原始维纳斯”的石雕，在美学教科书上，一直是美的标准，这个“美”是“羊大为美”观念的实例。既然美是被定义的，对美的判断是习得的，那么美的标准也是变化的。

       奥林匹克运动的“文化庆典”正是因为身体美学的时代变迁而符合市民生活的社会、经济、文化基础，市民生活的特点便是其丰富热烈的社会生活，以及审美时尚引领的活色生香的精神追求。体育在社会文明的进化史中，是社会习得的来源，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塑造着人们“何为美”的审美认知与流变。工业化时代以前，美的塑造来自精英阶层，是从上至下的。美是政治权力的副产品。当今传媒时代，政治权力对美的影响逐渐淡化，商业资本权力取而代之。但它仍旧是个从上至下进行影响和塑造的过程。广告、影视、体育三位一体，无时无刻不对大家进行“美”的培训。和过去不同的是，这个塑造过程有了反馈机制。逻辑很简单，商业权力需要大家花钱消费才能维持，所以普通人的意见可以反过来施加影响。但这只是个圈套，大众对“何为美”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发言权，并不会影响资本市场左右的审美时尚。美是政治的，美也是经济的，这个世界就是用经济的语言写就的，文化与审美背后涵括了社会发展中经济的因素。奥林匹克文化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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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我们在北京冬奥精神的多元阐释中发现，看似相隔为两极的体育运动和哲思精神在社会发展的现实世界里，最形而下的身体运动中，充溢着最形而上的高远玄思，两极原本相通。这种相通性可以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中见出，也正因为这种相通性，运动行为的体认成为了精神信念的基础，身体感获得了精神承载的逻辑基石。北京冬奥精神正是“身心合一”精神灌注的信念。体育运动也是国之大者，代表着文化传统。世界不能没有体育运动，体育运动为世界树立文化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