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十二时辰》对唐长安城市空间的当代重构 —— 一种文学制图的视角
本文刊载于《数字人文研究》2021年第2期，全文PDF已在编辑部网站(http：//dhr.ruc.edu.cn)上发表,此处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作者：
郭佳欣，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硕士研究生；
马昭仪，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
肖天意，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硕士研究生；
何捷（ 通讯作者），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Email: janushe@tju.edu.cn。
摘要
当代热门小说《长安十二时辰》以“历史可能性”的空间叙事方式虚构了小人物解救唐长安城的故事。为探讨作者在当代视角下对唐长安城的空间重构，从“远读”出发，遵循时空框架，以文学制图方法分析小说中人物与空间的关系，通过文本挖掘、网络分析、GIS空间分析等方法对文本的叙事空间和时空叙事进行再现。结果展示了该小说在充满限制的唐长安坊里结构与功能的基础上， 所建构出的一个更具流动性的叙事空间。而通过解析小说的空间叙事手法，发现在读者眼中自西至东的群体性流动的背后是小说主人公从光德坊最终转移至权力中心的故事设定。这种地理批评审视了小说文本中历史与当代、读者与作者的关系，同时呈现了小说历史与可能之下权力与自由的关系。
关键词
数字人文文学制图；地理批评；历史可能性；时空叙事
0
引言
《长安十二时辰》是作家马伯庸创作的以盛唐长安城为背景的小说，描绘了一场焚毁长安的惊天阴谋，深受读者喜爱。作家写作的灵感最早可以追溯至一个知乎问题：“如果你来给《刺客信条》写剧情，你会把背景设定在哪里?” 马伯庸以唐长安城为地理背景创作了这部小说的蓝本作为解答，获得了2.4万的高赞：这部小说在写法上也参照了《刺客信条》(Assassin's Creed)中的刺客、毁灭等故事元素，同时使用沉浸式体验的网络游戏式的手法进行表达，加上唐长安这一历史背景设定、虚构语境下的层层想象、作者特殊的行文架构手法等，无疑为小说增添了吸引力和热度。对于这种基于历史题材又完全虚拟的情境设定写法，马伯庸也做过总结：“(历史小说)不一定是真实发生的，但在一个合乎逻辑的框架内，它是可能发生的，是自圆其说的”。这种手法被相关研究者总结为“历史可能性”——一种“维持历史大趋势的原有宏观要素，利用虚构人物或历史中的小人物将历史细节重构”，而本文即探讨该小说在空间上所表达的一种历史可能性，从而发现这种融合了传统与当代、东方与西方的表达方式所传达的作者对于唐长安城市空间的认知。
0.1
空间叙事与地理批评
马伯庸在一档名为《对白》的节目中提到，《长安十二时辰》这篇小说中每个坊里的故事都是依照《隋唐两京考》中所列举的城市功能相对独立地创作的，整体故事则是在打散坊里故事的基础上将这些空间重新串联而成。譬如在某一章中，作者是在“光德坊”中所有事件都发生以后再开启对下一个地点“兴庆坊”的叙述。“空间叙事”是该小说的核心写作策略，在一章里，事件推进并非被连贯的时间线所主导，整个叙事呈现出多重时空交错下的“非常态叙事结构”“时间空间化”“空间时间化”等特征。
叙事的时间性一直以来都是传统西方叙事学的主要关注点，直到约瑟夫·弗兰克(Josef Frank)结合现代主义小说提出小说的“空间形式”(spatial form)，对空间才逐步重视起来。后续也相继有学者提出了“空间与人物对空间的感知的关系”、“空间是一种读者积极参与的建构过程”、“表示空间结构的‘框架’概念”等理论问题。而相较空间叙事这样内部视角的叙事理论，地理批评(geocriticism)的研究重心则是“地方”(place)，关注重现文本与地方之间的指涉关系，考虑文本与世界的关系以及文本是如何塑造作者的空间表征方式。地理批评的过程围绕着文学与空间的关系，着眼于文学与人类空间的互动，着重研究文学文本中“空间表征是‘如何出现在想象的头脑中’……文学虚构空间如何对其真实空间进行重构、再现和超越”。在《长安十二时辰》中，“空间叙事”的策略帮助马伯庸完成了对历史时空的再现、重构和超越，而此种非线性叙事所体现的当代空间视野则可以通过“地理批评”的方式来进一步考察，二者共同形成了贯通内外的循环建构。
0.2
基于文学制图的地理批评和“远读”
文学制图(literary cartography)由文学地理批评与文学空间研究结合产生，用于理解叙事行为、地图实践以及文学作品的空间语境之间的关系。文学制图将文本的地理位置投射在地图上，为探讨小说虚构空间与真实空间的关系，亦即马伯庸所言“可能性”与“历史”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切入点，即“通过连接文学文本和视觉地图语言的地理位置，在不同的空间表现之间安排一种过程关系，激活和质疑它们与世界地理的对话”。
文学制图的实例有“欧洲文学地图集”(A Literary Atlas of Europe)、“爱尔兰数字文学地图(1922-1949)”(Digital Literary Atlas of Ireland，1922-1949)、英国“湖区文学地图”(Mapping the Lakes)等知名项目以及“威尔士数字文学地图集”(Literary Atlas)等围绕特定区(如伦敦、纽约、里斯本)或针对更小规模作者群体、文本类型的主题。不过，针对特定地点的文学制图往往只关注文本语义中映射到外部真实世界的空间分布——文学作品外部的时空，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真实的历史城市空间。俄国哲学家兼文学批评家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在《小说中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Forms of Time and of the Chronotope in the Novel)一文中强调社会历史时空即外部时空与文学内部时空的统一，即“时空体”（chronotope)。这一概念强调读者、作者与文学本身语境的融合，而文学制图方法对于研究这一复杂的“时空体”正具有天然的优势。查尔斯·特拉维斯（Charles Travis)就曾利用文学制图完成了对《尤利西斯》的空间批评，本文作者所在的研究团队也以“时间—时空—空间”的逻辑更加系统性、理论化地建构了小说的叙事再现循环，完成了对唐传奇小说《李娃传》内外时空意义的阐释。值得注意的是，该研究将改变阐释框架的“远读”（distant reading)方法融入了文学制图中，并通过时空叙事再现使其表达的语义远超一般静态的二维图式。
面对《长安十二时辰》这样长达46万余字作品的文学阐释需求，如果运用经典的阅读方式——依赖批评者的个人阅读和经验，必难以观察到作品情节和空间的复杂性、整体性。本研究遵循团队此前开辟的文学制图的时空体系化探索的脉络，聚焦《长安十二时辰》的多重时空关系，对文学内部与外部空间的关联、唐长安空间认知的古今差异以及小说读者与作者的关系进行探讨。具体而言，将通过远读和文学制图方式再现《长安十二时辰》叙事空间所呈现的历史与可能性，即比较唐长安的空间功能和社会流动在当代小说、相关史料、唐代小说中的异同；在此基础之上，尝试以读者视角和作者视角拆解小说中人、时、地的关系，更加深刻地理斛小说时空叙事手法背后隐含的逻辑。
1
小说文本的时空映射
文本的时空映射是基于远读和文学制图的时空叙事之再现的基础，同时也因伴随着对后者的诠释而不断变更，从而形成一种循环。研究团队用Python对《长安十二时辰》的文本进行了计算处理，通过要素实体化和文本预处理构建了以词为粒度的文本数据库，对数据进行文本挖掘和网络分析，接着将这些文本的时空映射转换为概念上的“空间叙事”“时间叙事”与“时空叙事”，以开展对小说进一步的诠释工作。
1.1
文本时空结构挖掘
《长安十二时辰》全书共24章，每章又分成2—10个不等的小节。小说一方面以时间线索串联结构故事发生在上元灯会一日的12个时辰内，每一章涵盖半个时辰，体现文章的重大时间节点；另一方面以群像描写的方式，同时讲述数个地点、数组人物发生的事件，当中以小节划分结构，一个小节讲述一个地点和一组人物发生的事件。小节与小节之间几乎没有联系，内容各为独立的事件，例如第一章中，第一小节讲西市的胡商，第二小节就跳到了光德坊内的靖安司，不过小节内的地点和人物都是连贯的，这意味着可以通过小节来判断地点，划分事件和利益集团。因此，本研究以小节为单位整理文本结构，以此判断不同词语相关故事其发生的地点、时间以及指涉人物，并在完成章和小节的梳理后进行数据库构建。
1.2
人物阶层值
本研究关注城市空间中的人物关系与活动，为分析《长安十二时辰》中不同身份、地位的人物具体活动空间的差异表征，首先需要对人物阶层进行更加具体的划分。唐代社会具有成分复杂、层级繁多、利益交叉、相互渗透等特点，本研究采用了宁欣《变革视野下的唐宋社会阶层及其变动》中的阶层划分方法，将小说人物划分为皇室、官僚（高级)、官僚（中级)、官僚（低级)、吏员、僧侣、军队中层将士、大工商业者及平民（包括外商)、奴仆及歌女、外来人员共10个阶层。此标准切合作者对人物的设定，小说的所有人物都能较清晰地获得阶层认定。在后文的对比研究中，同样以此标准为唐传奇小说中的人物进行了阶层赋值。
1.3
要素提取和文本预处理
小说的文本处理主要分为相关实体化词典制作、停用词处理、分词、词性标注、数据清洗等步骤。基于《长安十二时辰》的特殊文本结构，先将章、节转化为时间要素，从小节中提取空间和人物要素，制作地名、人名等专有名词字典。由于小说中很多人物、地点有别名，因此同时制作了由原词和权威词构成的别名数据库。研究中编写了一个单独的Python脚本对小说文本进行实体化处理，将所有表达同一语义的词替换成权威词。接下来进一步统计文本中的语气词、助词、介词、连词等虚词以及标点符号，制作停用词词典。而后利用结巴分词对实体化文本进行分词、去停用词以及词性标注处理。经以上步骤，完成了文本的清洗和结构化，获得了可进行文本挖掘的材料，所构建的词语粒度的综合要素数据库如表1所示。
表 1 《长安十二时辰》要素数据库局部
1.4
网络分析
本研究根据词性提取了人名、地名要素，对人物与地点的关系进行了网络分析。首先在原有词性标注表基础上，添加表示章和小节的特定词性标注，构建小说专用词性标注表，对语料进行词性分析。以单句为粒度划分文本，根据词性和小节，提取一句话中出现的人名和地名要素。接着以文本对小说情节推动的贡献为依据建立权重系统，分别为对话中的要素和非对话要素赋予1和2的权重。最后以权重系统综合得分和文本中人物、地点及人地关系共现的频次为指标，用Gephi进行网络分析。
本研究中的网络分析，目的是为了探究人物和地点的集群关系，其判断标准是网络模型中网络拓扑结构的社群(community)化特征。社群根据节点间距离划分,紧密连接的节点被划分为一个社群,社群间连接较松散,但社群内部的节点间关系较为紧密。本研究根据文森特·布隆代尔(Vincent D. Blondel)及其同事于2008年提出的快速模块度优化方法，对网络中的社群进行多层次聚类。为充分展现网络的整体结构，采用ForceAtlas2方法实现语义网络布局。ForceAtlas2方法通过模拟物理世界的引力、斥力实现自动布局，达到力平衡之后即得到网络的空间结构和社群的分组情况。
本研究建构了“人—人”“地—地”“人—地”三种网络，通过“人—人”网络解析小说人物关系，通过“地—地”网络解析地点的转移和关联，通过“人—地”网络解析人物集团的活动范围和场所。在Gephi的可视化呈现中，网络中节点的大小代表小说中人物、地点出现的得分，边的粗细则表示各节点联系的紧密程度，节点的颜色代表社群的划分。网络分析呈现了个体间关系、“微观”网络与大规模的社会系统的“宏观”结构的结合，能够探究小说中人物行为具有的空间和时间逻辑，以此来解析作者如何具体完成历史可能性的构建。
2
叙事空间的当代重构
为了剖解《长安十二时辰》叙事空间（长安城）在静、动两个层面的历史性沿袭与可能性建构，本研究将该小说的相关描写与史料中坊里的风貌以及盛唐传奇小说中的阶层活动空间进行了比较。
2.1
以史为据的坊里设定
学界共识中的唐长安城市分为宫城、皇城、外郭城三部分，一般认为在建城初期外郭城内已经被划分为百余个居民坊里，日常执行严格的封闭与宵禁制度。城市的阶层空间划分明显，如官员住宅多数在东城，主要围绕东西两市以及宫城、皇城分布，城南官员住宅较少。
本研究选取小说中词频最高的15个坊里，根据以句为粒度的与坊里相关的词向量模型得到余弦相似度最高的50个词，绘制了小说的坊里词云图（图1）。并进一步参考集唐代两京资料之大成的清人徐松《唐两京城坊考》中关于这15个坊里的记载，将其所列举的坊里内主要建筑与小说词云显示的各元素（坊内建筑、坊里特色、主要人员）置于同一表中，进行比照（表2）。
图 1 《长安十二时辰》坊里相关词云图（左：坊里建筑词云；右：坊里特色词云）
表 2 《唐两京城坊考》与《长安十二时辰》所载主要坊里之对照
由表2可见，小说在常识性的坊里空间功能，如东西市作为商业空间、兴庆坊作为王室享乐场所之上添加了更多的生活细节，使得故事场景深化且丰满，并进一步设计了安业坊、修政坊作为狼卫、龙波等反面人物的藏匿之所，光德坊作为长安“总情报中心”，宣平坊、升平坊作为太子党羽的后花园，安仁坊作为富贵人家居所等新的空间功能。作者在对空间充分的生活细节描写中，展示了宏观历史与个体人生的复杂互动。从与《唐两京城坊考》的比较来看，马伯庸基于《隋唐两京考》所载坊里功能来创写故事的自述所言非虚，他依据城市史知识，在符合特定历史背景的框架下展开天马行空的想象，创造出一个更为鲜活的唐长安。
2.2
空间限制下的流动性建构
为进一步以活态视角探讨小说的叙事空间，本研究接着聚焦于不同阶层人物的活动空间。具体过程为将《长安十二时辰》与同样以坊里承载人物行动、推进故事情节的唐传奇小说进行对比，探寻唐代人所描绘的城市生活和当代人马伯庸的想象之间的差异，对比关于权力空间的不同表达。唐传奇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长安的市井生活和城市图景，研究团队过往研究也曾从张同利《长安与唐五代小说研究》附录的小说目录中选取155篇涉及长安坊里间活动的小说，提炼出此类活动的“起点—终点”(Origin-Destination，简称OD)数据集，以网络分析的方法实证了文学长安的空间结构与唐长安实际空间之间的紧密关系。本研究在上述数据的基础上，进一步选取了玄宗时期的49篇小说共计122条OD数据，将活动人物的阶层等级关联于相关坊里，用于对比研究。因此，这一视角也恰好关注了当代文本与唐代文本对于城市的书写，以此可透视古今的等级观念差异。
分析方法是计算文本中的阶层混杂度，将其作为参数分析文本中不同阶层的空间分布，以此考察古今作品之不同。首先将人物阶层种类权重的累加和除以阶层种类数，得到阶层混杂度得分，公式如下：
N为坊里出现的阶层的种类数，i为阶层对应的编号。在权重设定上，阶层越高，权重越大，从皇室到外来人员的权重为10—1、步长为1的等差数列。该算法得到的阶层混杂度范围为1—10，得分越高表明阶层种类越少，坊内人物的阶层越高。其次，通过GIS平台的分级色彩工具将分数可视化到长安城的各个坊里，利用相等间断法分为10份，得到阶层混杂度得分图(图2)。
作为对照项，本研究提取前述49篇唐传奇小说中与《长安十二时辰》同时期的天宝年间作品36篇，其中出现长安城内地名25个、人物57人，总计频次455次。将这些作品和《长安十二时辰》中不同阶层人物的活动地点进行空间差值分析(图3)，可进一步了解两者的差异。为确保两者在同一标准上进行比较，选取不同坊里词频数据占总词频的比值构建插值分析。
由坊里阶层混杂度得分图(图2)看，唐传奇小说中，不同空间阶层混杂度差异明显，在可视化表达中体现为颜色深浅区分较大。存在许多阶层混杂度小的浅色坊里，这些坊里几乎限定了只有某一阶层在其中活动，比如有些坊里就仅生活着贵族人群，其他阶层的人物不会靠近。相较而言，《长安十二时辰》小说中的不同空间阶层活动非常混杂，即颜色都较深，没有明显的某一坊里的阶层活动限制，比如光德坊即混杂了皇室、高官、小官、反派等各阶层人物。
图 2 玄宗时期唐传奇小说与《长安十二时辰》中长安坊里阶层混杂度得分对比（左为唐传奇小说，右为《长安十二时辰》）
图 3 玄宗时期唐传奇小说与《长安十二时辰》中的长安不同阶层空间分布图（上：唐传奇小说，下：《长安十二时辰》）
由图3来看，唐传奇小说中，唐朝士人眼中的不同阶层的空间活动范围相对固定——皇室活动空间在兴庆宫、宫城、皇城之内，鲜有打破这个界限(并且整体对皇室的描摹及细节刻画较少)；高官的活动空间与城市史研究所得的该阶层住宅范围较为吻合；僧侣活动范围与史料研究结果也近似，寺塔的建设都远离宫城，与“舍宅为寺”的历史现象吻合；平民活动范围则相对受限，远离权力中心。而《长安十二时辰》中，皇室人群的活动空间明显扩大并分散了，常活动于宫城与皇城之外：永王常出现在靖恭坊马球场，太子常出现在升平坊东宫药圃，甚至皇帝也因被劫持而出现在常识中不可能出现的地点。皇室成员的活动不再局限于宫城、皇城等限定空间，这是存在于小说中的一种特殊可能性——皇室在权力重心空间外的活动、行为无须避讳，皇权似乎是可触可感的，不像唐人可能因为时代局限会对皇权隐昭书写，以致唐传奇小说中皇室的行动范围与权力重心所在空间精准吻合而无扩散。同样，在《长安十二时辰》中，高官的活动范围也比其常态下的活动空间有所扩大，多在富贵繁华的地段与宫城、皇城内，保持“贵族性”的同时也呈现打破权力空间限制的强烈流动感；僧侣也逐渐向城市中心移动；而平民的活动范围则广泛扩大，除了活动于常规的西市及不算富贵的区域，还由于一些特殊人物的活动出现在了兴庆坊等按当时的规制他们不会出现的地方。
由此可见，图2表明了《长安十二时辰》作者写作时排除了原本唐代阶层等级观念的限制，基本没有限定人物的固定活动空间，或者说作者有意打破权力控制。图3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人对古代皇权的真实可触可感的状况以及对于平民活动空间扩大的认知，有别于唐代知识分子的写作所体现的空间权力和等级观念。这样一种皇室权威空间下移、平民活动空间上移的视野，展现了小说作者的当代城市空间意识。
3
时空叙事的当代解析
时空叙事下的人物的移动是叙事空间得以形成的具体表征。为了理解《长安十二时辰》叙事空间的具体建构方式，本研究以作品中人物在空间中的流动为分析对象，再现文本的时空叙事，从中寻找具体表征和可能之建构手法之间的连接。
3.1
读者视野中的时空流动
作者选取了唐天宝三载(公元744年)上元节这一天的24个小时(12时辰)作为故事的时间框架。史书中，天宝三载并无大事发生，为作者发挥想象重构一个细节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提供了宽松的空间。而上元节也极为特殊——唐长安城有严格的宵禁制，夜间禁止人员在坊外活动，全年只有上元节解禁三天。也即这一时间设定模糊了唐长安市坊分区的严格界限，为众多事件的发生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
各阶层的词频曲线清晰地展示出了读者视野内故事的三次高潮（图4）：14时（未时）的主高潮对应张小敬一救长安的情节，众多利益相关阶层的正面交锋迭起；20时（戌时）的高潮则对应兴庆宫上元春宴，全民狂欢；23时（亥时）前后连续不断的小高潮则对应张小敬拆毁灯楼、彻底拯救长安等事件。
图 4 《长安十二时辰》各阶层词频时间曲线
依据时间地理学“时空棱柱”（space-time prism）的方法，以z轴方向可视化小说的文本时间（图5），可呈现不同时辰中不同人物（阶层）所处的空间位置信息。据图5中不同阶层人物的时空点位，可以看出，不论是皇室、高官还是平民，12个时辰之内，随时间推移，其所在方位都发生了由西至东的转变。其中平民阶层的位移尤其明显，可以认为小说描述了一个由常态活动空间（西市周边）向权力中心（皇权区）转变的过程。作者将高潮点设置为23时张小敬破坏兴庆坊大灯楼拯救长安，这一时刻所有人物都出现在兴庆坊附近——皇室、高官在兴庆坊的勤政务本楼举行上元春宴，平民则到这里欣赏花灯——所有角色被组织一起完成了从西向东的转向。
图 5 《长安十二时辰》中不同阶层时空点位推移及主角张小敬空间路线推移图
结合整部作品中地点随时间出现之顺序的散点图更能说明以上观点。图6显示了主要坊里词汇在全文（从第1时辰至第12时辰）出现的频率及顺序。色彩轴的颜色对应某坊里在长安城内的方位——如浅紫色对应长安城的西北部，深黄色对应长安城的东南部。空间叙事可视化的结果，明确展示出故事的推进依赖于空间上从光德坊（城西）向兴庆坊（城东）的转移，由此可见光德坊、兴庆坊的核心地位（如图6虚线框所示）。其中，光德坊更偏向于作为串联全文的明确线索性场所，兴庆坊则是故事高潮的发生地。而平康坊在全文中始终断续出现，承担着消息集散的功能，偏向于作为一条暗线串联全文。而义宁坊、靖恭坊、宣平坊等作为“辅助性地点”，只是在有特定需要下才会出现，在整体的谋篇布局中处于边缘地位。
图 6 《长安十二时辰》地点随时间变化散点图
3.2
作者完成空间重构的手法
为探究作者是如何完成上述读者视野中的复杂的时空叙事，本研究提取了人物、地点共现（即在一句话中同时出现）矩阵中共现大于10次的词进行网络分析，以便了解作者笔下人物和地点是如何相互影响从而组织起小说中的精益化时空。分析结果如图7所示，网络图中节点代表人物或地点；节点间的有向带权箭头的线代表地点与人物的空间关联以及关联度，箭头越大代表联系越紧密；某个节点的邻接点个数就是该点的度数。在度分布图中，可见大多节点仅有一个邻接点（共52个），结合人—地网可见邻接点最多的是光德坊，它作为中心节点连接了19个其他节点。网络中的聚类关系方面，则采用模块度划分社群。模块度是将网络划分成社区的质量指标，可用于判断社区结构的准确性，一般网络模块度值在0.3—0.7代表社区划分结构较好，颜色相近表明聚类关系较近。从网络图中清晰可见根据人地关系可划分为6个社群。而社群尺度分布图则指示某个社群包含的节点个数。
图 7 《长安十二时辰》人—地网络
人—地网络是通过统计发现作者对各要素的终极设定以及谋篇布局的方法。由图7可见，6个社群中，光德坊（红色社群，城西）与兴庆坊（橙红社群，城东）两个距离很远的坊里聚类关系却极为相近，均属于人—地网络的核心，而修政、昌明、靖恭、靖安集团属于边缘设定。结合情节可以对此做出解释——光德坊集中了以李泌为代表的靖安司诸官员以及太子（李亨）党羽（红色社群）；兴庆坊是天子、守卫及龙波等恐怖分子的主要活动地；而平康坊作为长安城消息集散场揭出了事件真相，引导张小敬最终来到兴庆坊阻止灾难的发生（橙红社群）。情节上张小敬从光德坊出发，通过一步一步探寻真相的线索，分别经过昌明坊、义宁坊、平康坊 最终来到兴庆坊。总之，在《长安十二时辰》中，小说设定了一个恐怖分子袭击长安的故事，起点在城西的光德坊，终点在城东的兴庆坊，用主角人物张小敬的来回穿梭最终勾连起两个核心坊里。该人—地网实际上呈现了对主人公张小敬和两大目的地（兴庆坊、光德坊）具有强烈时空控制的设定。
其他地点对于整体情节的发展来说只是边缘性、辅助性的设定，为了情节的特定需要提供某个线索。比如修政坊、昌明坊是狼卫等恐怖分子集团藏身地，随着曹破延的死亡为张小敬抛出了第一个真相线索后，其功能也就结束了；靖安坊社群与靖恭坊永王社群则代表了太子反对派的另一个官僚集团，这一派别因昏庸无能在整场长安城的拯救活动中时不时添加一点阻力；义宁坊社群则为故事真相的第一次揭开提供了发生场地。由各阶层词频曲线(图4)以及时空点位图(图5)也可得见23时是小说的高潮，而这一时间点之前，从人—地网络可以看到作者其实建构了相当多的旁支线索阻止主角张小敬去往兴庆坊，以确保其恰好可以在特定时刻完成对长安城的拯救。图7也展示出了小说主线明确、旁线分支纷繁复杂的这一特点，人—地网络中的其他4个社群都是为了辅助完成对主线的特殊设定而建构的。地—地网络更加清晰地呈现出这些坊里空间位置的关联(图8)。
图 8 《长安十二时辰》的地—地网络和坊里关联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从探讨《长安十二时辰》中所展示的上元佳节唐长安城的“历史可能性”如何构建出发，通过计算性方法发现了该小说体现的对长安城市权力空间的安排与唐代小说中的不同，即皇权的下移与平民的上移，进而再现了这种变动在时空上自西向东的具体表征，并通过人—地联系网络的计算展现了构造出此种结构的具体叙事手法。这种权力空间的安排反映了当代社会才有的空间流动性。如此，唐长安城市的地理背景设定、以当代的认知进行的空间重构，以及特殊编织的行文架构手法，使情节串联于一个大的线索背景下，引起时间、人物、地点的复杂互动，使得这部作品引人入胜。
本研究为着重于空间角度的文学批评，力图以文学制图的方式突破读者有限的空间记忆，将作品中复杂的、难以充分认知的空间变化再现。这样的文学地理阅读把历史和作者所创设的可能性进行分别还原和勾连，通过展现人物行为所具有的空间和时间逻辑让读者更深刻地了解唐长安坊里的功能和象征价值。这样的文学制图创新性地融合了对小说的地理批评与空间叙事解析，尝试以读者角度拆解小说的内部时空以获得叙事空间的特征，从作品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的多重叙事维度，解读历史（社会）时空、小说（作者）时空、读者时空的关系，将多重证据链植入共有平台中来组织讨论，从而获得小说综合反映出的当代作家对于唐长安城市空间的重构与其实现的路径。
但也必须认识到，小说虽然部分消解了唐代长安城权力空间的固有限制，但其本质仍然是一个权力斗争的故事。例如光德坊作为历史上的京兆府和小说构建的情报机构所在地，实为权力（太子、李泌）的下衍机构，起到权力上承上启下的作用。而作为天子处所的兴庆宫虽然在人—地网络中表现为一个众人都能涉足的“公共场所”，但这只是上元节的特殊设定所致。如此而言，人—地网络图呈现的实际上是天子（橙红社群）、太子（红色社群）与太子反对派（橘色社群）这三派之间的斗争，蚍蜉、狼卫（绿色社群）似乎只是一种被反派利用的引子，而平民化主角张小敬则是权力之下被摆弄的棋子。因此，《长安十二时辰》的叙事空间虽然超脱于历史的固有框架，阶层的自由流动显然也已经打破了显性权力的桎梏，但每个个体的潜能成长仍然被深深嵌入权力结构之中，小说中关乎权力和自由复杂关系的深层内核仍然值得进一步探讨。
致谢
感谢云南大学潘威老师和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GIS实验室提供的《数字历史黄河·城市聚落资料集》中的唐长安地图。
编辑：张恰恰
版式：贺谭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