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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妻子买药的路上,被拦下24次

安晴明 真实故事计划 2022-07-17


农村慢性病患者买药难,正在威胁一部分人的生命和健康。在湖北的一个村子,患病的母亲断药后,身体出现严重不适症状,而买到药,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真实故事计划 550个故事

故事时间:2020年

故事地点:湖北襄阳

2020年元宵节早上,父亲7点钟爬了起来。冬天摩托车发动机容易冻住,他先把车打响预热,趁着这个间隙,去厨房下面条准备早餐。今天,父亲要去一百多里外的县城医院为母亲取药。

母亲这时还躺在楼上,她隔着一层楼板嘱咐父亲:“无论如何,都不要把口罩摘下来。”短短一分钟,她唠叨了5遍。

吃完饭,父亲把要带的证明、证件从背包里取出来仔细数了一遍:母亲的身份证、出院证明、医生之前开的诊断书,还有村委会的证明。

为了这些证明,我们昨天跑了一天,即使这样,还缺一张“出镇证明”。父亲昨天去找镇长,镇长说,你啥时候去县城啥时候来拿证明,不可能让你把证明揣回家过夜。父亲今天还要先去一趟镇政府。

父亲看了一眼手机,已经7点半,他赶紧开始穿戴,好赶在12点前到医院。父亲先穿上两层防寒的棉袄,再披上一件破破烂烂的雨衣。这件雨衣已经十多年没穿,这次穿上,因为“是皮子的,说不定能防病毒。”之后,再戴上口罩、头盔,几乎武装到牙齿。父亲从后视镜看自己,活像个放牛的老汉。

听到摩托车加油门的声音,母亲又在楼上喊了一句,千万不要摘口罩。

母亲这几年一直患病。先是更年期综合征引发的后背疼痛,几年后,又患上严重的焦虑症,一旦发作,会莫名地焦虑、紧张,后背的疼痛跟着加剧,坐卧不安,这时候,母亲只能在马路上来回疾走,她自称“简直像个疯子”。

去年,母亲终于答应去市里的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好转后出院,每天仍需要服用三种药物,为期两年,一天都断不得。

初十那天,她带回老家的药快吃完了。

起初母亲没告诉我们,她偷偷地减少用药量,本该每天上午11点左右吃一粒,晚饭时吃一粒,上午她趁我们不注意,只吃半粒,晚上吃药因为大家都在身边,她大大方方吃一粒。两三天后,我们发现母亲常满头大汗,头发打湿,紧紧地贴在前额上,我们在炉子边烤火的时候,她总一个人出去散步,说屋子里太热。这些都是她旧病复发的迹象,一再逼问,母亲才坦白。

我大为光火,决定第二天去给她买药。母亲一开始坚决反对,她怕我们去县城染上了病毒,理论许久,睡觉前,母亲才终于答应。

母亲的药只在精神病院可以买到,最近的精神病院在一百多里外的县城,此时别说去县城,出村都很困难。

腊月二十九,武汉封城,我们村隶属的襄阳距离武汉只有300多公里,一小时多的高铁车程。除夕那天,村委会在村子的各个岔路口设置了路障,不到一公里的路段,就有两个路障。出村的路口拉了一条横幅,上书“打赢一场抗击新型肺炎的人民战争”,红底白字,格外醒目。

巡逻车每天在村子里巡逻,喊喇叭:不出门,不拜年,不传谣,不造谣。

后来,又改成放顺口溜:

在家不要到处跑,睡睡觉,烤烤火,拿起铲子把菜炒。不传谣,不造谣,大家千万要记牢。

这段顺口溜还上了央视4套,我觉得与有荣焉,和弟弟开玩笑“顺口溜治村”。到我们必须出门给母亲买药时,我笑不出来了。

我知道出村要办通行证,但怎么办,完全不知道。我打电话向村里的文书咨询,对方说自己没有权力开通行证,这件事要问书记。

书记是村里最大的官,我给他打过去电话,说要到县城买药,请帮忙开个通行证。

书记说我哪有这个权力,你得去找镇长。

正好前两天,我收到一张“返乡乡亲服务联络卡”,上面印有镇政府疫情防控指挥部的电话,听了书记的话,我挑了卡片上一个号码,拨了过去,接通后,对方说自己只负责疫情防控指挥,开通行证要找镇长。

我有些恼火,故意换上普通话,说你们不能把我推来推去。心想普通话,或许会让对方觉得我不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可以随意糊弄。

对方说,那你先别打电话了,我给你们村的书记说一下。

过了一会儿,书记打来电话,他抱怨我为什么不直接找镇长,而找了别人,接着他要我们先去镇医院开一张纸质证明,证明镇上没有我们需要的药,必须去县城,这之前,还要找文书开个证明,证明我母亲确实有病,需要这个药。

这要怎么证明?我问。

书记说,得有之前医生开的诊断证明。

好在母亲把这些东西带回了老家,我把母亲之前的诊断书、出院证明拍了照,发给文书,元宵节前一天,去村委会找文书拿证明。

文书把证明递给我,又让我去找书记开通行证。

我吃惊地说,不对啊,通行证不是应该找镇长开吗?

文书向我解释,找镇长开的是去县里的通行证,找书记开的是去镇上的通行证,没有这个,你连村子都出不去。

出村如此困难,我既感到心安,又有一种莫名的荒诞。 

我和父亲去村口的卡点办公处找书记,赶到时,看到一根杉木将村子里的主干路拦了起来。旁边拉了一条横幅:拜年就是害人,聚会就是找死。

书记只允许我和父亲其中一个人通过,父亲不放心我骑摩托车的车技,最后由他一个人去。分别前,我向父亲交待,去了镇医院该如何如何说,见了镇长该说什么。

父亲一辈子老实巴交,与人为善,在我们兄弟面前也从来不摆为父的架子。他听着我的话,点头说,记住了记住了。

分别前,我喊他千万别摘下口罩,不管干什么都戴着。

摩托车的声音响了,不知道父亲听到没有,一声油门,车向前开去。

 | 村里的标语

第二天父亲早早起来,吃完饭,准备好各种证明,一番防护后出发了。他骑摩托车到村口,经过第一道关卡,再通过十里路上的3道关卡,到了镇政府。这时,镇长还没上班,保安不让进,父亲只好在门口等。

9点钟左右镇长来了。由于记得父亲昨天来过,手续办得还算顺利,期间,有个男人来开证明,他的妻女被隔离在外,要申请出镇接她们。

镇长说,你这情况没法查证,怎么给你开证明。

男人拿出一包50的黄鹤楼给镇长敬烟,同样被回绝了。父亲骑车离开的时候,男人还在门口守着。

离开政府门口,父亲打开手机,开地图导航。父亲的手机没有流量套餐,我和弟弟的手机卡分别是移动、联通,为了确保父亲到镇上能有信号连上4G,我们兄弟俩把自己的手机卡都安到了父亲的手机里。

手机上依然没有网络。父亲从来没有去过县里的精神病院,他站在空荡荡的街头,茫然无措,他不能等下去,下面还有100多里的路程,他要在12点前到达。医院的拿药时间是上午9点到12点,错过了,只能等到下午2点再拿,疫情期间,在医院等两个小时太危险。

街道空空荡荡,只有清晨的风穿过山口,哗啦啦地响。父亲加油门、松离合,朝着县城的方向开去。

 | 小孩在标语下合影

吃完早饭,我给父亲打去一个电话,好半天才接通。

“到朝阳村没有?”我问。

电话那头的父亲一直呼呼地喘气,等了一会儿说,差点没通过。

去医院有两条路,一条是从镇上一直北上,穿过县城;另一条是在中途走一条岔路,往西走,绕过县城。

父亲的车几年没车检,属于黑车。我们打听县城的表哥,他说县城所有的街道封闭,主路空空荡荡,只有一路红灯闪烁,父亲骑着一辆三无摩托车经过,太扎眼,很可能被查。

所以,父亲只能走那条岔向另一个方向的小路,岔路口就是朝阳村。通过这里,事情就成功了一半。

接近朝阳的时候,父亲慢慢减速,前面遇到了卡点。一辆大卡车横亘在路口上,看不到一个人。

父亲按响喇叭,按了五六下后,路边的小屋子里走出来三四个人。 

“干吗去?”他们问。

 父亲老实回答。

“为什么不走县城那条路?”他们怀疑。

父亲只好说走那条路更远,家里老婆等着吃药,很着急,恳请通融,又说自己有通行证,身体不发热,健康得很。他们打量了父亲很久,看过父亲手里的通行证明,挪过卡车,放父亲通过。

“真是差一点点。”父亲还心有余悸。他说之前路上一个多小时,遇到4个卡点,每过一个,要停下来解释一遍,出示证明,请求许可。

“口罩没有摘吧?”我问。

“没有。

“即使说话的时候也千万别摘。

父亲答应着,说不说了,前面的路还很长,他得赶紧。

走的是小路,要经过更多的村镇和卡点,一连通过十多个卡点后,父亲来到一个大镇,这里距离医院只有三十多里了。

卡点的人将父亲拦下来,“回去回去,别往前走了。

父亲忙说自己有通行证,有急事,一定要过去。

“别废话,我就是放行了,前面也过不去。

原来今天省上来人检查,各处卡点从严处理,一概不放行。

父亲放手一搏,说不管怎样我都得过去,你别管,后面能不能通过,那是我的事。又把证明递上去,说真的有急事,不去不行,你帮帮忙。

对方叹了一口气,挪开了关卡。

父亲开出去几公里后,折上一条主路,看到前面一排车,设置了路障,站满了警察、医务人员,都戴着口罩盯住路口,旁边的车上,警灯一闪一闪。

父亲把车慢下来,一步步地挨了过去。

“停下,停下,干什么的?”警察走了过来。

父亲怕警察要查车,还没等对方走过来,急忙拿出证明。

警察看过证明,安排医务人员测体温。额温枪在父亲的头上“滴溜”一声,正常,放行。出乎意料地顺利。

经过这件事,父亲越发相信,上面的领导通情达理,坏的只是下面的一些小人。

过了这个镇子,已经11点多了,父亲猛加一把油门。每次速度还没提上来,父亲又要停下经过卡点,八个卡点后,终于快到医院,父亲连加油门,十多分钟后,预计中的医院并没有出现。

父亲曾在半路上询问怎么找医院,对方说尽管开,遇到一个巨大的招牌就是。他始终没看到。

手机依然只有2G网络,父亲只好继续往前开,到下一个卡点,问过才知道早跑过了。

按照对方指的路,父亲往回开了一段,到一个岔口,开进去,不久看到了一面巨大的招牌:

XX安宁精神病院。

这时正好是中午12点。

后来父亲算了一下,从镇上到医院,100多里的路上,他经过了24个卡点,平均每两公里一个,平常一个多小时的路程,今天走了两个半小时。

拿到药后,父亲给我们打了一个电话,说都买到了。

我们长舒一口气,弟弟说你早点回来,我们等着你吃中饭。

下午快三点,一声长长的喇叭声传来,外甥女跳起来凑到窗户边,大叫道“回来了回来了”。我和弟弟连忙把母亲、外甥女、弟弟的女友关在屋子里,戴上口罩、手套走到院子。看到停下摩托车的父亲,我说,你先别动,把雨衣脱下来。

我捏着雨衣,远远地把它扔在院子旁边的田里。

接着,我又让父亲把外套、外裤、鞋子一一脱下来,挂在院子里的树上晒着。弟弟把准备好换洗的衣服、鞋子给父亲。

最后,父亲摘下口罩和手套,我用火钳夹着它们扔进炉子里,看它们在火焰中烧成灰烬,才放下心。

母亲隔着门缝,把洗脸水、肥皂、酒精递过来。父亲先用肥皂水洗了一遍脸和手,又用酒精擦一遍,最后,我和弟弟摘下口罩,仔细地清洗自己。

“终于解脱了,”父亲长长地叹一口气,说,“赶快让我过一把瘾。

我问什么瘾?

父亲得意地笑了,说今天一天还没抽过烟呢。你们让我别摘口罩,我怕烟瘾犯了忍不住,索性把烟和打火机留在家里了。

父亲平素是一天一包烟的人。我转过身去,嗓子里感到一阵哽塞,弟弟早已经回到屋里,拿了一条65块的烟回来,说早给你准备好了,上午刚给你买的。

父亲平时只抽五元一包的烟,一条五十块,他接过烟,打开,当第一缕烟升起的时候,脸上的表情有说不出的满足。

晚上,我们吃了丰盛的一餐。今天买到了药,又恰巧是我的生日,父母异常地开心,他们说,一家人好多年没有这样团聚了。

晚饭过后,我们去放烟花,烟花升到高空,怦然炸响,我想起好多年以前,我在喜欢的女孩的家乡见过一场璀璨的烟花。那时候成百上千枚烟花同时窜向高空,在夜色下轰然炸响,四散开来,绚烂得像满天星辰都在坠落。

父亲买回来的药最多只够15天,十五天之后疫情能否好转,是否需要再跑去一趟?我不知道。我想,只要一家人在一起,相互支撑,总能找到办法。

- END -

撰文 | 安晴明

编辑 | 于润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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