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有价值的东西，绝不为“怀疑”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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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现代白话文的开山鼻祖，留学归国伊始，便以不到三十岁的年纪荣膺北大教授。
他的一生有数不尽的辉煌，以至于连那个时代都深深地被打上了他的烙印。张爱玲那句“出名要趁早”，最适合用在他的身上。
他就是胡适，是穿长衫最帅的男人，也是穿西装最儒雅的男人，26岁便因一篇文章由籍籍无名而蜚声全国，名声直逼当时的士林领袖康有为、梁启超，被誉为新一代读书青年之精神楷模。
他28岁当面挑衅国学大师章太炎，意气风发地诵出一段英文：“You shall see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意为：既然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罢。
然而1925年，却成了胡适一生的分水岭，在这之前他必将流芳百世，这年后他险遗臭数年；这之前他被奉为青年导师，这之后他被青年迅速抛弃、谩骂。究其原因无非是“尝试”与“怀疑”两词。
曾有人这样评价胡适：“只是在正确的时间说了一堆正确的废话。”
但正是愣头青胡适成功抓住了时代、吸引了青年，站上了士林巅峰，一呼百应。他在近代中国的影响遍及哲学、史学、文学、教育、政治等各领域，所凭借者唯“尝试”两字而已，正如一位学人在日后所评价的：
“他没有完成什么，却几乎开创了一切。”
而当社会思潮愈发激进，愤怒的“后浪”誓要砸烂一切故旧时，他们惊觉，曾经的精神导师却开始“怀疑”起了这种抛头颅洒热血式的狂热革命。
胡适从不相信有什么一次见效的极速救国强国之法，他所主张的“再造文明”即是抛却各种“主义”之争，有一个问题，便踏实地解决一个问题。
在胡适看来真有价值的东西，绝不为怀疑所毁；而能被怀疑所毁的东西，绝不会真有价值。
他曾“尝试”打造一种新文明以自强，因此不得不先打扮成破坏者向旧权威发起挑战，而当旧文明真的摇摇欲坠时，他又“怀疑”舶来主义的有效性，惶恐失掉了特色的民族无法立足，于是又化身为保护者阻拦后浪们的破坏。
因此青年胡适期冀通过“尝试”与“怀疑”再造文明的方式，被迅速扭曲为“历史的倒车”，人们纷纷将矛头对准胡适，他的名声在1925年盛极而衰。
这时的胡适好比一位传教士，虽然将新的观念带去异邦，但当新观念一旦传播开来，胡适却没有别的故乡可以回归，于是只能站在风口浪尖上摇摆，受八方批驳。
有人说“尝试”让胡适赢得了时代，“怀疑”让胡适落后了时代，然而事实上，正是“尝试”与“怀疑”让胡适超越了时代。
据说改革开放之初，有一位学术界的领导到美国耶鲁大学访问，在和当时的著名学者余英时谈话中，说改开后，国内学术界已能分开来看胡适，称胡适的学问是好的，但政治上是落后的。不料余英时却答：
“我的看法跟你正好相反，我们觉得胡适在学术上已经落后了，但是在政治思想上，仍然是先进的。”
左和右，激进和保守，在这些永恒的争议话题面前，胡适时常有一种错位感，他既是左又是右，既激进又保守，既是国之诤臣，又一度像是国民政府的御用文人。
但或许单一的路从来不是胡适的归宿，他只是默默戴上“尝试”与“怀疑”的眼镜，用温柔的眼神选择最适合于某一段时间的方向，继而，略带悲观，却依然坚定的怀着“为中国再造文明”的梦想，露出“我的朋友胡适之”式的招牌微笑。
阅读胡适的经历与思考，不仅是在看以胡适为代表的一代深爱国家的五四青年，如何在西潮激荡下被迫做出的艰难应对与探索之路，在对“胡适”的褒贬再度成为一个社会热门话题的今天，胡适从青年时代便开始的“再造文明”之梦，他的“尝试”与“怀疑”，仍关乎着我们的未来——
也许正如历经一生岁月沧桑的李慎之在晚年时的感慨：“当自己在绞肉机里面绞过以后，再回头看自己走过的道路，就会发现还是胡适之高明啊。”
为此，诚挚推荐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志田先生所作，一直以来很少被注意到的胡适传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
胡适本不需要什么神话色彩，不需要臧否，不需要标签，哪怕是没有接触过胡适的学说与思想，仅仅通过这一传记看到胡适一生的真实与复杂、希望与挣扎，就足以令人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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