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为何朝贡体系比帝国更适合描绘美国？

苏联的消亡意味着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或者说单极国家。这只是一个单极的时刻还是一种持续的状态？当其他人对美国霸权能否持续持怀疑态度时，威廉·沃尔福思（William Wohlforth）做出了一个更好的论断，他认为美国 单极能够持续一代人，结果稳定的世界秩序保持了下来。当国际关系学者讨论单极是否以及何时会被多极取代，对美国的“软制衡”是否已经在进行时，另一些围绕美国帝国的著述出现了。

“9·11”事件之前，这种情况就已经显现出来，然而袭击之后，随着美国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对帝国动机的描述急剧增长。美国帝国的概念激发了本文的写作目的，主要出于以下三个原因。第一，关于帝国的观点催生了大量的文献，这些文献表明历史学家和政治科学家认为这是对美国的恰当描述。第二，与大多数其他从美国外交政策动机和形式中得出的假想概念描述不同，美国帝国的概念从理论内涵上更加丰富。第三，这一概念与笔者对美国是一个朝贡体系轴心的描述最为接近。因此，我们就有必要说明朝贡与帝国的区别，以及朝贡给我们提供了哪些分析上的吸引力是“帝国”概念所不具备的。

然而，帝国概念面临着诸多挑战。首先，“帝国”的概念引申出了罗马、英国和法国的形象，这与美国对自己的判断格格不入。彼得·卡赞斯坦说得很清楚：“大多数美国人相信从历史上和性质上看，美国不是帝国，更不要说帝国主义者。”之后卡赞斯坦不假思索地指出在欧洲和亚洲的“美国统治权”。但是，帝国/统治者与“山巅之城” 的构思完全不同，所以前者很难被多数美国人所接受。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官员几乎从不在公众面前说出这个“E”开头的词。历史学家和政治科学家认识到这一概念的一些效用，也要在前后添加形容词才使用，如“非刻意的帝国”“受邀请的帝国”“轻度帝国”。这些限制条件强调了美国帝国的被接受性和善意。与之前的帝国不同，美国的从属国“邀请”或者同意美国的主导权，或者美国经历曲折成为了帝国但是采取“轻度的”控制。美西战争以来，美国获取和兼并土地或者阻止别国这样做的行为对于承受者来说并不是“轻度的”或“非刻意的”。这里出现的问题就是一个帝国的本质是否被这些限制条件去除了呢？

▲ 山巅之城的典故出自1630年约翰·温斯罗普的一次布道，他引用耶稣的登山宝训来提醒在新英格兰建立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清教徒殖民者，他们的新社区将成为一座“山上的城”，被全球瞩目。这个比喻后来成为美国例外论的著名例子。图片：Charles Lucy，"The Landing of the Pilgrim Fathers in America, A. D. 1620"

大卫·西尔万（David Sylvan）和斯蒂芬·马耶斯基（Stephen Majeski）最近提出了帝国理论的一个新变种，将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比作庇护人与扈从人之间的关系。他们解释的新颖之处是关注美国长期以来积累起来的手段，他们认为这些手段是塑造美国政策的决定性因素。同样有意思的是他们将世界其他国家分为是美国的保护国和非保护国，后面我们会用美国的朝贡国和非朝贡国的指标代替。笔者与西尔万和马耶斯基的不同之处集中在手段方面，他们似乎忽略了美国如何以及为什么要获得这些权力手段。

然而，帝国和庇护-扈从的概念蕴含着新的和潜在的丰富思想：美国类似中国明清时代朝贡体系的轴心或中心。上文以及其他著述中没有人认为（中国的）朝贡体系是理解美国如何与世界其他国家联系的一种可能的框架。也没有任何新的、重要的研究中国朝贡体系的成果将朝贡体系与美国外交政策联系起来。这就是本文的写作目的。

笔者认为美国朝贡体系的概念包含了上述观点的同时，还增加了它们没有强调的关键性见解。与上述观点一样，朝贡模型也从美国霸权概念开始。通过回避帝国的标签，朝贡模型在“山巅之城”和帝国概念之间建立了一个中间地带。也就是说，与帝国理论相比，它与美国的自我认知更加协调。如果认同中国朝贡体系有助于国家间的和平与稳定（而不是帝国直接的征服与控制），那么情况就更是如此了；朝贡概念实际上比乍看起来更接近“山巅之城”的观点。

更重要的是，朝贡概念明确了美国对世界的期待，其他观点都没有强调或深入研究过这一点。美国要求朝贡国承认其主导地位并且效仿其政治思想和形式（正如中国希望朝贡国模仿其文化形式一样）是朝贡概念特有的贡献。在实践中，我们很难将这两种期待分开：美国要求霸主地位一部分是因为其超强的物质实力，另一部分则是因为自由民主国家的身份。如果不从美国希望世界承认其在国际权力等级顶端的角度考虑，我们又怎么解释美国从未改变的类似不得不提供“领导”或者成为“不可或缺的国家”的话语呢？美国当初参加一战是为了“使民主在世界上安全存在”，美国国务院每年发布人权报告羞辱（有时是惩罚）那些没有给予其公民基本尊重的国家。这样一个国家的所作所为难道不等同于要求其他国家接受其自由民主的思想和政策吗？希望对话者和盟友效仿其自由民主思想的愿望深植于美国的基因之中。将这种报偿视作贡品，即美国付出后所期望的回报以及从属国自愿的效忠，能帮助我们理解美国外交的 “深层考虑”以及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打交道的本质。

现在我们差不多了解了哪些是美国的朝贡国，即美国的正式盟友和非正式战略伙伴。后者主要是指那些领土上有美国基地或军事设施的国家。总体而言，这些国家与美国在军事战略意义上是盟友，同时对美国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事务上的领导地位感到满意。事实上，西尔万和马耶斯 基关于美国外交的大量而丰富的著述中对 “扈从国”和 “非扈从国”进行了编码，笔者采纳了他们的这一标准。数据显示，世界上40%的国家都是美国的 “扈从国”或者朝贡国。2005年，美国的“扈从国”或朝贡国在全球不同地 区的分布情况是：西半球（97%），中东/北非（55%），欧洲（43%），东亚/大洋洲（43%），高加索/中部和南部亚洲（13%）以及非洲（7%）。

 2   美国朝贡体系的主要特点

（一）美国例外论与民族伟大

中国中心主义的美国对照就是美国政府与外交研究者们所熟知的一种思想：美国例外论。从约翰·温斯罗普的 “山巅之城”到马德琳·奥尔布赖特的“站得越高，看得越远”，美国对自己的认识总是围绕自己的特殊性和独特性展开的，尤其是在道德和政治意识形态领域。

不过，仅有差异并不能让一个国家在等级秩序中占据核心或轴心地位。迈克尔·亨特曾指出，民族伟大的愿景构成了20世纪初美国意识形态的三个支柱之一。这种愿景以通过侵略性的外交政策保护和促进自由为前提。追求民族伟大，支持海外自由以保护国内自由，以及按照美国的想法改造他人，这些仍然是美国外交（正如熟悉美国外交政策的人们所知道的）、美国人的言语行为以及美国分析家的著述试图表现的恒久主题。当然，也有一些与之竞争的需要，如战略需求（“阿拉伯之春”期间的巴林）、经济复苏（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或世界舆论（2003年入侵伊拉克之后）搅乱了支持自由和追求伟大的政策，但是这些并未减弱它们作为美国外交政策支柱的总体重要性。

（二）等级、不平等与美国的领导地位

当美国在 1898 年作为一个强国登上世界舞台之时，主权平等规范已经稳固地扎根于国际社会之中。半个世纪以后，这种规范被认为已经成为国际关系准则，二战之后被写入《联合国宪章》之中。然而，无论《联合国宪章》作何表述，很少有人会认为美国可以作为一个平等的国家加以对待。的确，正如约翰·伊肯伯里所说，美国可能会通过实施 “战略克制”、创建旨在提供安全和经济秩序等 “公益”的国际制度并将自己捆绑在其中来缓解不平等。由此，美国可以“认可”朝贡国加入美国主导的霸权体系。但是，这并不能与国家之间存在真正的、实质性的平等混为一谈。联合国的制度架构（存在拥有否决权的五大常任理事国）与主权平等的说法并不相符。一些国家实际上比其他国家更有特权。

让我们考察一下有美国军事基地或设施的77个国家。在外国领土上拥有军事基地是强国的特权。但是在五个常任理事国中，美国是独一无二的：它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海外军事基地网络（2006年有766处），这使得美国能够将力量投向地球上的遥远角落。正是这种军事触角使得美国比它的敌对者和仰慕者更强大。换言之，等级和不平等是美国与二流国家关系中的固有内容。对于美国而言，拥有军事基地是经济和军事安全的需要：保护海上航线、投射力量和威慑敌人。反过来，接受这些军事基地的国家获得了美国的保护，通常还会获得经济和财政上的好处。

另一项能够说明美国首要地位（以及其他国家接受这种地位）的指标是围绕美国权力类型的话语。我们之前已经指出，历史学家们喜欢用帝国这个称呼，但是这个称呼并没有引起美国决策者、国际关系专家和外国精英的太大共鸣。法国前外长创造的“超级强权”（hyperpower）一词也暗示着心理上的不满。美国人的自我认识是将美国描绘成一个超级大国（1945-1990年）、霸权（自20世纪初以来）或单极国家（自1991年以来）。尤其的是，这些占主导地位的描述都源自美国的国际关系学术界。

不过，单极和霸权并不是美国决策者以及美国的朝贡国喜欢使用的表述。单极听起来过于社会科学、缺乏灵魂，而霸权带有主宰的意味。他们喜欢的表述是美国的领导地位。图1是“美国和英国的世界领导地位”N元语法模型，显示出美国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最经常被人们与世界领导地位联系在一起。它表明，“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这一短语开始出现在20世纪40年代初的书（英文）中，而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它的使用呈急剧上升趋势。

▲ 图1：“美国和英国的世界领导地位”N元语法模型

（三）民主作为最真诚的奉承形式

在中国朝贡体系中，存在着两个等级。第一个等级是中国，位于体系的顶端。第二个等级是在朝贡国之间，那些在文化上与中国最为相似的国家比那些不太相似的国家排序更高（也获得了更多封赏）。在美国的案例中，美国当然占据着首要地位。但是二流国家会进行排序吗？当然会。正如表2所示，那些位于美国朝贡体系顶端或内圈的国家绝大多数是自由民主国家。

与美国的紧密程度或接近程度是依据按照本文目的提出的15项指标进行衡量的。这些指标包括：1945 年以来参加美国的战争、在本国领土上驻有美军及/或美国基地、有机会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对于美国舆论而言与朝贡国有多友好、免签证待遇、与美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1945 年以来的正式军事盟友、主要的非北约盟友地位、经合组织成员国、情报分享的主要伙伴，等等。

结果基本符合我们关于哪些国家是美国的最亲密盟友和朋友的直觉。韩国、澳大利亚、英国是美国的最亲密盟友或朝贡国（第一组），加拿大和法国占据第二组，而德国、意大利、日本、荷兰和西班牙位于第三组。第四组中的国家包括比利时、希腊、爱尔兰、以色列、卢森堡、新西兰、菲 律宾、泰国和土耳其。总体模式显而易见：非民主国家在美国朝贡体系中不太可能排名最前。在这种意义上，无论是中国朝贡体系还是美国朝贡体系，在对二流国家的排序上都非常相似。

▲ 表2：与美国关系最紧密的朝贡国

（四）美国的礼仪

外交礼仪研究者们认为，“没有礼仪的外交是难以想象的”。他们也认为，如果得到反复实施，礼仪会发挥确立权威和合法化的关键作用。

渴望与中国往来的外国人必须派遣朝贡使团，这表明中国朝廷的一项关键礼仪（对于外交而言）是皇帝坐在龙椅上等候“远人”前来觐见和进贡，之后对他们加以“怀柔”。在中国以外，尤其是在欧洲，外交的主要表现当然是双边谈判，领导人以及作为名义上平等的主权国家的代表、负责彼此交往的外交官的相互来访。在这个意义上，美国与中国没有太大的不同。美国外交官和军官需要准备到各处访问，以保卫美国的利益。

然而，自1945年以来，人们感觉到华盛顿（凭借其实力和威望）是轴心，“远人”竞相来朝、呈上贡品，反过来受到“怀柔”，即接受美国的祝福和援助。外国驻华盛顿使馆展开游说，以争取自己的领导人来访。决定谁能来访实际上成了“美国公共外交的一项重要内容，向外国领导人和公众传递出有关他们在美国人世界观中的相对重要性的信息”。

一旦同意来访，外国使馆会展开工作以确保其领导人得到最高规格的接待，因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应邀赴华盛顿访问或出席峰会是一项光荣的外交政策成就。因此，外国领导人会纠结于访问规格以及相应的接待礼节。是一场国事访问、正式访问还仅仅是工作访问？外国领导人是否会到访戴维营或者享受在国会发表演讲的待遇？在戴维营逗留以及在国会发表演讲主要是美国为青睐的朝贡国保留的优待。自1874年以来，在国会发表演讲机会最多的那些国家可以被认为是美国最喜欢的朝贡国：英国（8次）、法国（8次）、以色列（7次）、墨西哥（7次）、意大利（6次）、爱尔兰（6次）、德国（5次）、韩国（5次）、印度（4次）、加拿大（3 次）、阿根廷 （3次）、澳大利亚（3次）和菲律宾（3次）。

▲ 戴维营是美国总统的休假地。1978年，总统卡特在戴维营促成了以色列和埃及和谈，并缔结了和平协议。左一：卡特。中间：贝京。右一：萨达特。图源：美国外交部。

与中国朝贡体系中的册封仪式更合适的类比可能是美国承认他国的政策。承认是册封在当代的对应：二者都意味着授予新统治者以合法性。国际体系中的新国家无一例外地寻求获得总体的国际社会尤其是强国的承认。因此，不足为奇的是，美国的承认被所有希望加入国际社会的新国家视为最重要的事情。

与承认作为一种表示对新政权的认可或否定的外交礼仪相关的是一项更近的美国礼仪：发布年度人权报告。自1975年以来，美国国会要求国务院发布年度人权报告，美国政府的人权工作也受到一系列强有力的官方组织以及致力于促进人权和民主事业的非政府组织的推进。在某种程度上，它们相当于统治报告；它们会对未能遵守报告中所列权利的国家进行点名和羞辱。总体上看，这种点名和羞辱礼仪最少是“异类”的标准（它们不遵循我们所坚持的价值），最多则是“野蛮”的标准。

（五）对朝贡国仁慈、对挑战者狠毒

美国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待自己的朝贡国也是仁慈的、非强制性的。与丹妮尔·普莱特卡一样，美国的分析家和舆论家们将美国描绘为一个仁慈的霸主，美国在全世界的盟友们也普遍认同这一描述。因此，美国很容易通过仁慈和非强制的方式与二流国家交往。

难题在于如何对待那些挑战你的人，以及那些拒绝尊重你的权力和理念的人。美国在使用武力和强制手段对待这些对手和非朝贡国时并没有犹豫不决。这些国家最终遭遇了美国的“狠毒”和强制：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1950 年的朝鲜和中国，猪湾事件期间的古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以及冷战时期大多数时候）的苏联以及1991年和2003年的萨达姆·侯赛因，它们显然不会认为美国是善意的。二流国家偶尔也会迷失，如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英国和法国未经美国允许入侵埃及。当这样的事件发生时，美国会使用经济-外交强制手段让它们重新回头。

如果不论及美国的威望和信誉，那么我们有关美国是一个仁慈的、非强制性的轴心国家的讨论就显得不够完整。美国之所以重视自身威望和信誉，主要原因是如果其他国家——盟友和对手——相信它或者害怕它，那么美国就不太需要使用武力或强制手段来达到自己希望的结果。但是在某些情况下，美国不得不发动“有限的”战争来维持其威望，只要这些战争有助于防止更大的战争。杜鲁门和约翰逊总统分别将美国带入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一部分原因是他们感到自己不得不捍卫美国的威望、维持其权力的可信性。他们担心，如果美国不介入这些冲突，没有人会相信美国或者尊重它的权力，而且会在核时代导致更大规模的、更具毁灭性的战争。

▲ 从阿富汗仓促撤军的决定大大损害了美国国际威望和信誉。图源：worldnewsera

（六）国内-国际联系：自由世界的领袖

朝贡体系中心国家的统治者们——世界其他部分会前来向他们表示效忠和进贡——获得了巨大的国内收益。外国人的来访、他们所接受的礼制以及他们对轴心国家方式的内化为轴心国家统治者的政治合法性（统治权）提供了外部支持。对于美国而言问题在于，是否有一种类似的意识形态将国内与国际联系在一起，而且这种联系支撑着政府的国内合法性？

答案是肯定的：“自由世界的领袖”就是这样一种意识形态。领导自由世界首先意味着让美国变得强大，这也意味着处理好诸如失业、贫困和医保等国内挑战对于任何政府的统治正当性都是至关重要的。然而，应对外部挑战是国内合法性的又一关键决定因素。面对着外部世界，美国非常严肃地对待自己作为自由世界领袖的称号。上文已经讨论过美国领导地位的话语，它是美国如何看待自己的一个常量，超越了两大政党的分歧。没有哪个总统可以回避“注定领导”的话语：外交政策机构相信这一点，而美国公众也期待这一点。

在冷战时期的大部分时候，一个人是否适合执政的关键指标是说服美国公众自己有能力且有意愿领导自由世界对抗或遏制苏联。当冷战走向终结之时，日本短暂地取代苏联成为美国的潜在对手。美日经济摩擦以及关于日本可能“掏空”美国的关键产业的认识引发了有关“遏制”日本的讨论。不过，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主要的外部“异类”。无论是克林顿还是小布什在总统竞选期间都对中国说了不少狠话，尽管一旦赢得选举之后他们对待中国都变得更加务实。奥巴马从克林顿的过分言论中吸取了教训，在2008年的总统选举中对中国的批评变得更加谨慎。4年之后，在2012年的总统大选期间，奥巴马采取了更加强硬的立场。采取针对美国意识形态“异类”的强硬表现和行动是担当自由世界领袖的一部分。

领导自由世界在后冷战时代也有第二个维度：扩展民主。扩展民主的理由不仅仅在于其规范诉求，一个仁慈的美国希望将“最高级的政府形式”扩展到整个人类，它也纠结于那种认为美国在一个非民主国家主导的世界中无法获得安全的观念。因此，扩展民主也有国家安全方面的理由。

卡特之后的大多数总统都会以某种规律性推进民主和人权议程：卡特强调它，老布什更加克制，而克林顿政府明确主张扩展民主，部分根据是民主国家相互之间不打仗的理论。小布什政府对武力的过度使用导致其继任者奥巴马在推广民主上采取了低姿态的路径。与小布什政府“道德标准与武力相结合”的路径相比，奥巴马团队更加务实和谨慎。此外，奥巴马结束了其前任开启的几场战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奥巴马政府将推广民主和人权搁置一旁。

美国的朝贡国的自我认识和行为又是怎样的呢？很少有美国的盟友和伙伴会认为自己是二流国家或朝贡国，至少在公开场合是如此。这一部分是因为它们缺乏从这种角度认识自己的词汇。美国例外论话语的主导使得诸如“美国是朝贡体系中心”等其他话语会被认为是异类，在概念上超越了美国及其朝贡国可以理解的范畴。

二流国家或朝贡国以这种方式思考自身对于朝贡体系的存在而言是必要的么？笔者认为不是。框架或模型是学者们用来简化和组织复杂关系以便厘清所研究现象的本质关系的分析工具。朝贡框架有助于我们从这一分析范畴理解美国盟友和伙伴的行为。正如莫里哀笔下的茹尔丹先生一辈子都在作诗自己却不知道一样，美国的朝贡国也会表现出自己不知道的朝贡国行为。它们的行为的两个方面表明了这一点：一是它们用来描述自身与美国关系的词汇，二是它们为美国或遵从其命令所做的事情。

如果美国的盟友和伙伴不认为自己是朝贡国，它们偏爱使用哪些词汇？通常是朋友、盟友和伙伴。这些词汇捕捉到双方关系的重要内容，然而它们也显示出一种通常并不存在的平等性。比如，美国决策者们喜欢用“辐辏”（hub and spokes）比喻来描绘美国及其东亚盟国之间的战略联系，这种说法更能说明问题。有趣的是，美国的大多数东亚军事盟友似乎都对这种表述感到满意。乍看起来，这一机械类比很好地描绘了美国的核心地位（辐）及其与亚洲盟友（辏）之间的联系，而且并不具有不恰当的规范意涵。不过，如果做更进一步考察，“辐辏”比喻远未规避朝贡视角所强调的等级性和不平等性：中心或辐（辏经由它向边缘辐射）的说法意味着资源和指令从辐流向辏，因此也意味着等级（朝贡国可能会称其为领导）和不平等。

另外两种经常使用的话语也值得注意：二流国家呼吁美国在世界或其所在地区发挥领导作用，以及请求美国在其所在地区扮演“制衡”角色（尤其是东亚国家）。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因为美国具有无以匹敌的军事和经济资源来应对这些挑战。美国的朝贡国不仅承认而且呼唤美国的领导地位，它们的做法完全与朝贡国一样：承认等级和不平等，听命于轴心。同样，一些东亚国家试图从“返回这个地区以平衡崛起大国”的角度来描绘当前美国 “转向”东亚或再平衡，这也显示出对美国领导地位的强烈偏好。“平衡崛起大国”的需要似乎成为美国的正式和非正式盟友的主流话语或解读。

美国希望从二流国家获得的首要贡品是承认美国霸权。正如前文分析所表明，美国的盟友在言语行为层次已经毫无保留地给予了这种承认。在政策层次，二流国家承认美国霸权的最有力证据是它们不挑战美国（反而号召其承担领导地位），并且大体上愿意遵循美国所制定的游戏规则。在安全方面，它们乐于成为美国的正式军事盟友或 “战略伙伴”。作为盟友或伙伴，它们为美国提供军事基地，由此让美国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力量投射。在经济方面，它们甘愿按照美国所设定的规则进行贸易，愿意加入美国所设立和领导的国际金融机构。它们并没有挑战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它们遵守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它们也没有想要废黜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即便这些制度和规则对于它们而言并非没有代价。

除此之外，朝贡国在国际组织中的投票倾向于与美国保持一致。因此，如果有人研究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的投票，他会发现那些与美国关系最紧密的国家很少会与美国的投票不一致。

美国希望二流国家进献的第二项贡品是效仿其政治理念和形态，即自由民主制度。这一点对于成熟的民主国家而言当然不是什么问题，它们中的大多数都是美国的最紧密盟友。正如表2所示，所有排名靠前的朝贡国都是民主国家。尽管美国的五大盟友 （排序第1和第2位的国家）中有四个是民主国家，但排序第4—6的国家中有一些直到20世纪70年代、80年代甚至是90年代才成为民主国家。表2也表明，只要一个国家成为民主国家，就可以与美国的关系变得更紧密。在一些案例中，美国积极地推广民主（韩国、西班牙、希腊和菲律宾），不过在另一些案例中，美国的作用极小。因此，我们并不能说二流国家接受民主理念和形态是对美国要求的回应：这仅仅适用于一些案例。重要的是，它们最终都变成了民主国家。

上文所述表明，美国通过劝诱、强迫等方式从二流国家那里获得了比历史上的中国更多的贡品。确实，我们的起点很低。作为向中国进贡的回报，据说中国朝廷在经济上给二流国家提供了比自己所获得的更多的好处。除了和平与稳定，令中国统治者感到满足的主要是心理上的：其他国家承认其霸权和文化优越性而获得的自我肯定以及权力-威望感。美国也获得了深层的心理满足：同样的肯定和权力感，但这个案例中是美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的优越感。不过，就美国而言，除了心理上的满足，它（包括其跨国企业等商业机构）也在贸易和投资中获得了巨大的物质利益，所有这些都是根据美国所设定的规则进行的。

 4   结语：从朝贡体系的角度看美国霸权

朝贡框架的新颖性并不在于对美国霸权的质疑和驳斥，而是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它从规范角度对霸权提出反驳，赋予霸权不那么正面的色彩，强调关系的等级性和不平等性。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倾向于从积极正面的角度描绘霸权，强调领导、提供公益以及稳定。朝贡思想强调了霸权概念试图掩盖的等级性和不平等性。哪个概念更适于美国与世界其他部分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留给读者去评判。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等级概念本身带有贬义，似乎与“主权平等”思想相悖，但它对国际关系具有稳定作用。霸权稳定论认为，通过提供二流国家无力或不愿分担的公益，霸权国在塑造经济和安全秩序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显然，霸权国也收获了各种各样的巨大好处。

其次，朝贡思想关注的是“朝贡”这一概念。如果你承认我的主导地位，当我们相遇以及我们相隔遥远时，你应该做些什么？中国的答案是：让我来决定你能否来访（以及多么频繁），前来朝贡时向皇帝叩头，让我来赋予你统治的合法性，以及最终在你回到国内后效仿我们的文化形态。那些进入这一体系的国家获得了大量的经济和安全收益。将美国视为朝贡体系的轴心提供了类似的洞见，有助于我们理解它可以从朝贡国那里得到哪些东西：通过不与之对抗和为其提供军事基地来承认美国的超强权力，在经济博弈中遵循美国的规则，效仿美国的政治理念和形态。

最后，将美国视为一个朝贡体系的缔造者有助于我们将构成美国外交景象的许多有趣而又不同的部分联系在一起：霸权国、自由世界的领袖、民主（推广）、威望/地位以及信誉。这些自我理解和关切被认为是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关键因素，然而并没有一种表述将它们紧密联系起来。朝贡思想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将这些要素视为朝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霸权需要合法化话语来为等级和不平等进行辩护，强调公益供给的既有文献忽视了政治要素：民主和（自由世界的）领导地位。美国的合法化话语真正具有特色之处在于二者的融合：正如自由世界的领袖这一表述所表明的，民主与美国领导地位结合在一起。这一表述赋予了美国道德地位、威望和信誉，而这些是维持朝贡体系的关键要素。当中心国家被认为在这些品质上的表现无与伦比时，朝贡国就希望靠近中心国家以寻求保护（并且通过加入获得威望），而对手在进行挑衅之前也会三思。只有认识到美国如何认真对待这种领导地位，我们才能够理解威望和信誉为何会成为必须加以维护的核心关切。

本文开篇指出，美国与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方式具有不为人们所承认的相似之处。或许在结论部分论述二者为人们所低估的差异更为合适。在对中华世界秩序及其如何在西方压力面前土崩瓦解的精彩分析中，张勇进指出语汇的变化反映了中国在19世纪中期所面临的困局：中国关于自身的世界地位从“天下”缩小为“国家”，即“中华世界变成了世界中的中国”。从朝贡的角度观察美国外交的长时段，人们会对20世纪和21世纪的美国对外政策轨迹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美国的世界地位似乎从“国家”转变为“天下”。迄今为止，大多数人描述这种轨迹和状态的词汇是“美国主导的和平”。这是不是美国朝贡体系的一种委婉表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