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三十年，欧盟一直是后来被称为超级全球化的区域性缩影。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个规模较小的、大陆模式的一体化全球资本主义，是当时那些签署华盛顿共识的人的最终目标。欧盟为商品、服务、劳动力和资本提供了一个无国界的内部市场；以规则为基础的经济治理得到了一个强大的国际法庭——欧洲法院的支持；共同货币欧元则由同样强大的欧洲央行管理。这一安排与哈耶克式的关于建立一个旨在限制自由裁量经济政策的国际联盟的想法非常接近——几乎完美地接近哈耶克所谓的“自由经济”：在体系中包括的所有国家都有相同的市场自由法律。这种不再有政治色彩的经济被一种政治上不具约束力的技术组合——欧洲央行和欧盟的伪执行机构欧盟委员会，以及可能被称为法制政府的欧洲法院——在一个实际上不可改变的事实上的宪法下所支配。宪法包括两项普通公民无法理解的条约（《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罗马条约》），在28个成员国中，每个国家都有权否决任何修改。通过把整个项目固定在由美国主导的全球金融体系内，条约为资本的无限流动提供了条件，禁止了欧盟内部和外部任何形式的资本管制。

这种结构受到后来被委婉地称为“民主赤字”的损害，这一点并没有被忽视。事实上，在布鲁塞尔的内部人士中，经常听到这样一个笑话：以目前的宪法，欧盟自己永远不会被允许加入。近年来，欧盟委员会，特别是所谓的欧洲议会，努力用欧盟强加于成员国的“价值观”政治来填补民主空白。根据当代西方的解释，人权将取代已被排除在欧盟政治制度之外的政治经济辩论。最重要的是，这涉及到前苏联国家使政府、政党和人民转变为西欧的自由主义的教育干预，如果需要的话，可以从经济上，也可以从社会上，扣留部分旨在支持这些国家转型为真正的市场经济加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财政援助。随着这种自上而下的教育项目越来越多，其授权来自于对欧盟条约声明部分更加广泛和侵入性的解释，在对所谓的反欧洲人的讨伐中达到了顶峰，被社会科学家和政治宣传专家称为“民粹主义”。

随着时间的推移，欧盟政治经济事实上的集中和去政治化已经在欧盟中插入了一个等级分明的“中心-外围”维度。“法治”指的是一个无所不能的法院的统治；政治上独立的欧洲央行在形式上以规则为基础，但在实践中越来越自由裁量的经济政策；由制裁支持的欧洲“价值观”再教育使欧盟在经济和文化上都越来越像一个“自由帝国”，后者是前者的合法性。

 1   乌克兰之前: 分崩离析，可预见到的失败

帝国在领土、经济、政治、文化和其他方面都有过度扩张的先天风险。它们规模越大，维持它们在一起的成本就越高。这是因为离心力越大，中央就越需要调动更多资源来控制它们。自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及其在2009年后蔓延至欧洲之后，欧盟和欧洲货币联盟在几个方面开始分裂，它们的经济、意识形态和强制一体化的能力变得越来越不堪重负。在欧盟的西侧，英国脱欧是第一个在意识形态上认为自己是永久存在的欧盟成员国退出的案例。英国脱欧公投的结果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促成的，这已被广泛讨论了近十年。英国的欧盟成员国身份无法持续的一个主要原因（虽然不那么引人注目，但肯定比许多其他原因更为根本）是英国事实上的宪法及其议会的专制主义与由法官和技术官僚组成的欧盟布鲁塞尔式统治之间的深刻矛盾。当然，另一个原因是，对于英国政府对该国社会结构解体的长期忽视，布鲁塞尔方面无力（实际上是不愿）采取行动。

再来看南部，根深蒂固的国家资本主义方式被证明与欧洲货币联盟和内部市场的规定不相容，尤其导致意大利走上了一条漫长的、各种迹象都表明不可逆转的经济衰退之路。被法国和德国政府所默默容忍的、根据新自由主义药方试图通过“结构性改革”，或通过欧洲央行和欧盟委员会扭曲欧洲货币联盟的反干预主义规则来扭转经济衰退趋势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目前已经很清楚的是，即使是欧盟的“新冠病毒恢复和复原力基金”（Corona Recovery and Resilience Facility, RRF）以及欧盟向意大利提供的补贴，也无法阻止意大利的衰退。此外，意大利的例子表明，与民族国家内部相比，旨在实现经济融合预期效果的区域政策在民族国家之间更不可行。

此外，在欧盟的东部边缘，各国都背负着文化传统主义、政治威权主义和反对国际干预其内部生活的民族主义的历史遗产，而后者又因其在前苏联时期的经历而得到加强。将西欧的道德观念和兴趣强加于这些社会的努力，特别是伴随着经济制裁的威胁（如欧盟所谓的“法治”政策），引起了“民粹主义”的反对和怨恨，许多人认为这是企图剥夺他们新恢复的国家主权。在欧洲理事会关于文化问题的冲突中，西方国家的政府首脑或多或少地明确敦促他们的东方同僚（特别是匈牙利和波兰的政府首脑），如果他们不愿意分享欧盟的“价值观”，就退出欧盟。再加之经济制裁的威胁，这实际上无异于企图在其他成员国中促成政权更迭。

最后，在北部，欧盟试图保留其发展“社会维度”的旧野心的努力，经常遭到位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成员国的抵制。这些国家坚持通过集体谈判而不是国家法律来监管劳动力市场，包括工资。最近，这导致一些斯堪的纳维亚工会威胁要退出欧洲工会联盟（the European Trade Union Confederation），他们抱怨欧洲工会联盟没有充分尊重他们的既定国家惯例。

在这个“自由帝国”的中心，还存在着新和旧的裂痕，这是由于欧盟没有一个强大到足以成为其单一霸权的成员国。相反地，两个主要领导国——德国和法国，都不能单独主宰欧盟。虽然彼此需要，但他们无法就一体化的欧洲的核心结构、利益和政策达成一致。传统上，法德两国的差异被视为源自两国不同种类资本主义的差异，法国培养了一种国家统制（statist dirigisme）传统，而德国坚持其战后发明的“社会市场经济”（social market economy）。因此，法国和德国在欧盟和欧洲货币联盟的政策上往往存在分歧，其中法国更倾向于扩张性更强、政治上更自由的财政和货币政策。

最近，特别是在英国退欧之后，外交和安全政策上的分歧也凸显出来。虽然分歧在20世纪60年代已经存在，但之后更加鲜明——首先是1989年后两极格局结束，然后是自英国退欧以来法国成为唯一一个拥有核武器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欧盟成员国。因为法国不愿分享核武器或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德国在核方面依赖美国，美国在德国领土上驻扎了大约4万名士兵和数不清的核弹头，这实际上阻碍了“欧洲战略主权”。“欧洲战略主权”是如法国人所称，向“欧洲”转移战略主权，而这只有在法国领导下的法国国家安全主义能接受。此外，法国在非洲和中东有着巨大的利益，而德国的国家利益则与欧洲有关，主要集中在东欧和巴尔干地区。因此，分歧——如果小心地隐藏起来的话——在这两个可能成为有时被委婉称作“法-德欧洲串联车”的司机之间很常见。

 2   通过更少的团结获得更多的团结？

在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前，对于如何防止欧盟因过度扩张和过度整合而即将解体（至少是可以想象的），存在两个截然不同的计划。一种可能被概括为一种“通过更少的团结获得更多的团结”（more unity through less unity）的战略，或称紧缩（retrenchment）战略——通过削弱欧盟“欧洲人民日益紧密的联盟”的一些主要部分（如果不是领土上的，那就是功能上的）来削减开支。其中，美国社会学家阿米泰·埃齐奥尼（Amitai Etzioni）曾在一段时间内主张将紧缩作为阻碍欧洲一体化的一种方式。在很多方面，他的提议都让人想起了西欧一体化国家体系的旧概念，如“按菜单点菜的欧洲”（a Europe à la carte），甚至是戴高乐的“祖国的欧洲”（Europe of fatherlands）。这些概念的共同之处在于对地区国家体系的构想，其模式是合作而非帝国，正如汉斯·约阿斯（Hans Joas）最近在《欧洲作为一个和平项目》（Europe as a peace project）一书中所概述的那样。在书中，约阿斯提到了20世纪20、30年代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和德国历史学家奥托·辛策（Otto Hintze）之间关于国际和平可能性的辩论。施密特认为，全球地区的和平只有通过一个中央帝国的权力才能得到保证，这个权力可以自由地将秩序强加给周边国家，也就是附属国，只要它认为合适就行。顺便一提，他建立可行国际秩序的现实世界模型是门罗主义下的美国半球。研究过德国合作协会（即“合作社”，Genossenschaften）传统的辛策反对施密特的观点，他坚持认为，有可能在一个框架内建立一种基于自愿合作的社会秩序，该框架要求参与国相互承认独立或主权。在很多方面，这种模式都接近于三十年战争后建立了后来被称为“威斯特伐利亚国家”的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如果“按菜单点菜的欧盟”成为现实，它会是什么样子？一般来说，它将提供更多国家意义上的地方自治，而不是坚持成员国之间的政治经济统一，并且减少中央集权和等级制度，为国家主权提供更多空间。欧盟委员会将变成成员国之间自愿合作的平台，放弃其成长为泛欧洲行政机构的抱负；经过必要的调整，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欧盟议会。欧洲法院的角色也必须大幅削减：它不再是一个伪装的宪法立法者，负责自己选择负责的一切事务，并随心所欲地干预国家（事务）、国家法律和国家政治。在某种程度上，这样的欧盟看起来就像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成立的，成员包括丹麦、芬兰、冰岛、挪威、瑞典、法罗群岛、格陵兰岛和阿兰群岛的北欧理事会（the Nordic Council）。它不知道欧洲法院、欧洲议会或欧盟委员会的对等机构。虽然成员国之间保持边境开放，但它们仍有自己的经济和社会政策。

在许多方面，为了保留一体化而削减一开始就是一个不现实的项目，如果它甚至可以被称为一个项目的话。如果有机会的话，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在这之前，欧盟会大规模解体，原因是欧盟断层线沿线的破坏加剧，而且很可能是意大利的国家破产。这一切都不可能被排除在外，作为一个机构崩溃后的重建项目，而不是作为一个防止这种崩溃的改革政策，通过更少的团结获得更多的团结可能是现实的。根据现有规则，它需要得到英国退欧后所有27个欧盟成员国的一致同意，对条约进行广泛修订，其中一些成员国需要全民投票批准。对管理条约进行有意义的修改在实际中是不可能的，这可能被认为是欧洲一体化计划的一个基本特征，其目的是不可逆的（从而无意中减损了其民主合法性）。

 3   通过军事化实现一体化？

一群退休的德国政客提出了另一个解决过度扩张问题的潜在方法，他们来自两个主要政党，由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领导和启发。其成员包括时任贝莱德德国公司董事会主席的弗里德里希·梅尔茨（Friedrich Merz），他是默克尔靠边站的长期对手（令人惊讶的是，梅尔茨最近被“复活”为默克尔的继任者，成为现在德国主要反对党基民盟/基社盟的领导人。）2018年10月，该组织发表了一份名为《为了一个基于团结的欧洲：让我们现在就认真对待我们的宪法意志！》的呼吁。除此之外，该组织还敦促建立欧洲军队（“我们需要一支欧洲军队”），考虑到“特朗普、俄罗斯和中国”正在“前所未有地严峻考验…欧洲的团结，以及我们愿意共同捍卫我们的价值观、捍卫我们的生活方式的意愿”。对此，“只有一个答案：对内团结，反对民族主义和利己主义；对外统一，共同主权”。建立一支欧洲军队是迈向“基于欧洲理事会多数人决定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深度融合”的第一步。该组织认为，欧洲军队不需要“更多的钱”，因为“欧洲北约成员国在国防上的开支加起来大约是俄罗斯的三倍”；我们所需要的只是结束国家分裂，这将使欧洲无需额外资金就能拥有更强大的防御力量”。（考虑到相关国家的军费开支已经是其指定敌人的三倍，该呼吁没有说明为什么需要这样做。）此外，“由于欧洲的防御不针对任何人，欧洲军队的创建应该与军备控制和裁军计划联系起来”，“欧洲的创始国”德国和法国应该在这方面发挥带头作用。

就像通过更少的团结获得更多的团结从来没有机会一样，欧洲通过军事化来进行“国家建设”，这有点让人想起普鲁士模式。尽管从表面上看，当其支持者呼吁欧洲拥有“共同主权”时，他们显然是在迎合法国人的口味，正如2017年在默克尔上次连任的第二天马克龙在索邦大学（Sorbonne）演讲中所表达的那样。同样，通过不确定欧洲需要防御的敌人是谁，它并没有排除欧洲一方面与俄罗斯和中国保持同等距离，另一方面与“特朗普”保持同等距离，这在原则上在法国是受欢迎的。而且，北约从未被提及，当然也没有被提及它在1992年通过的修订版原则，即在全球范围内扩大其使命，包括“域外”行动，比如，可能是履行所谓“保护义务”的人道主义干预。此外，通过论证新的欧洲军队不需要更高的国防开支，该呼吁含蓄地拒绝了美国的要求，即欧洲北约成员国（尤其是德国）应将其军费支出增加到GDP的2%——这对2018年的德国来说意味着不少于50%的增长。请注意，在美国的压力下，北约第一次讨论2%的目标是在2002年布拉格的一次峰会上。在此次会议上，北约与保加利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等国展开了入盟谈判，并不顾俄罗斯政府的强烈反对，确定了对格鲁吉亚、乌克兰等东欧国家的开放政策。

更重要的是，该文件未能解决核武器问题——尤其是，有人认为，这使得德国绿党有可能加入这一事业。然而，这个计划一旦成为现实，对于德国来说——德国承诺不拥有核武器，并且根据1968年的《核不扩散条约》确实禁止拥有核武器——一支欧洲军队将不得不冒着用法国的核保护取代美国的风险。这种风险在德国看来是不可接受的，就像法国与“欧洲”共享核力量的想法一样，这意味着德国在欧洲旗帜下航行。说到底，最根本的问题是，欧洲军队将要或必须在多大程度上融入北约的指挥结构——实际上是与美国军队的“互操作性”（interoperability）。自从德国在20世纪50年代重整军备以来，德国联邦国防军（Bundeswehr）已经完全融入北约，美国可能会坚持任何欧洲军队，特别是其“德国小分队”也融入北约。

如果哈贝马斯的呼吁涉及核问题，就会很明显地发现，尽管表面上有相似之处，但它与法国欧洲安全项目的核心内容是不相容的。和美国一样，法国曾经和现在都希望德国增加国防开支。然而，法国所希望的德国额外开支并不是加强跨大西洋的美国力量，而是为了填补法国军队因其核力量的高成本而造成的常规缺口，从而使“欧洲”能够更好地为法国在非洲和中东的野心服务。就这种“欧洲战略主权”而言，与俄罗斯的某种形式的缓和将是有益的。然而，欧亚和解与美国通过北约在俄罗斯外围的扩张是不一致的。对美国来说，其目标是将东欧的前共产主义国家纳入美国领导的“西方”。通过北约让欧洲对俄罗斯采取敌对立场，将确保欧洲在老布什的“世界新秩序”所衍生的两极世界中依赖与美国的联盟。相反，对法国来说，一支欧洲军队的利益在于，它可以让欧洲摆脱美国对它的控制，其中包括让无核的德国依赖于美国的核保护。

 4   乌克兰之后

战争是历史的最终随机来源，一旦它开始，它可能带来的惊喜是无限的。不过，尽管在本文撰写之时，乌克兰战争似乎还远未结束，但人们可以有理由认为，这场战争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终结了欧洲建立一个独立、非帝国、合作的国家体系的任何愿景。这场战争似乎也对法国的梦想造成了致命的打击，法国梦想把欧盟的“自由帝国”变成一个具有战略主权的全球力量，可靠地与崛起的中国和衰落的美国相匹敌。俄乌冲突似乎通过恢复长久以来被认为是历史的冷战模式回答了欧洲秩序的问题：在美国的领导下，欧洲团结起来，成为美国的跨大西洋桥头堡，联合起来对抗共同的敌人——当时是苏联，现在是俄罗斯。作为北约的一个欧洲分支机构，加入并隶属于一个复活的、重新军事化的“西方”，似乎暂时把欧盟从其破坏性的离心力中拯救了出来，但却没有消除它们。通过恢复西方世界，这场战争中和了欧盟正在瓦解的各种断层线，这些断层线有些多一些，有些少一些，同时把美国推上了对西欧（包括其区域组织欧盟）的新霸权地位。

最重要的是，西方在美国的领导下重新融合解决了北约和欧盟之间的老问题，有利于分工，并确立了前者对后者的主导地位。有趣的是，这似乎弥合了在英国脱欧过程中产生的欧洲大陆和英国之间的分歧。随着北约的霸权地位上升，它包括英国和欧盟的主要成员国，这一事实通过与美国的特殊关系恢复了英国在欧洲的突出地位。至于这是如何影响法国这样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的，最近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一项战略协议——所谓的澳英美联盟协定（AUKUS）——就说明了这一点。在澳英美联盟的领导下，澳大利亚取消了2016年与法国的一项关于法国柴油动力潜艇的协议，而是承诺与美国和英国一起发展核动力潜艇——这一事件向法国展示了法国领导的欧盟作为“全球大国”的局限性。

至于欧盟，北约的崛起意味着它的地位下降为北约的民用辅助机构，服从于美国主要但不限于欧洲的战略目标。长期以来，美国一直认为欧盟就像是未来北约成员国的等候室或预备学校，尤其是那些与俄罗斯接壤的国家，比如格鲁吉亚、乌克兰，以及西巴尔干半岛。就欧盟而言，它坚持自己的入盟程序，其中包括在正式入盟前必须满足的国家制度和经济条件方面的漫长谈判。这是为了减轻新国家对欧盟预算的负担，并确保其政治精英足够“亲欧”，以免破坏共同利益。对于有着地缘战略目标的美国来说，如果不蓄意阻挠的话，这通常显得过于迂腐。事实上，尤其是法国，过去一直，现在仍然反对欧盟的过度“扩大”，担心这可能会阻碍欧盟的“深化”。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与欧洲国家分担负担意味着后者要负责为新加入西方的国家提供经济激励，并帮助他们建立西化的经济基础，例如，通过财政补贴帮助有抱负的成员国实现西方自由民主意义上的社会稳定。

随着乌克兰战争的爆发，美国将欧盟作为未来北约成员国临时家园的愿景正迅速成为现实。这场战争的任何谈判解决方案都可能阻止乌克兰在近期或之后加入北约。但可以通过补偿的方式向乌克兰提供加入欧盟的快速通道，尤其是因为它将获得修复战争造成的损害的资金。法国似乎也将不再被允许阻止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波黑）、北马其顿、黑山、科索沃和塞尔维亚等国的加入（前提是欧洲的补贴能让其政治精英改变主意并转向“亲欧”）。根据战争的发展，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甚至可能会有某种类似成员国的从属关系，这两个国家都可能对欧盟的预算提出重大要求，但不会让欧盟变得更容易管理。

此外，在战争期间，作为一个计划、协调和监督欧洲对俄罗斯经济制裁的机构，欧盟委员会一直并将继续受到很大的需求，预计不久还将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最终，制裁意味着对新自由主义时代和世界新秩序的延伸供应链进行深刻的重组，以回应即将出现的多极世界，重新强调经济安全和自治。这个在一段时间内一直是促进全球化的机构，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将会变成一个致力于去全球化的机构——后者在几周前还被认为不过是左派（或者可能是民粹主义）的荒谬行为。缩短供应链与其说是政府的作用，不如说是技术专家的作用，鉴于超级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带来的高度经济相互依赖，这已经够困难的了。在政治上，应实施哪些制裁，以及哪些国际供应链仍被视为安全，仍有待各国政府决定；或者更准确地说，由最强大的民族国家美国所控制的、他们现在的主要组织北约来决定。一个例子是关于德国购买俄罗斯天然气和用美国液化天然气替代俄罗斯天然气的争论。一方面，由于北约在经济问题上没有必要的专业知识来评估制裁对俄罗斯的影响，另一方面，就对西欧的影响而言，在管理新近政治化的欧洲经济方面，将继续需要欧盟作为一个行政服务提供者。

最后，不可低估的一点是，一旦战争结束，欧盟可能会在为重建乌克兰筹集公共资金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向其他欧洲外围国家提供财政支持也是如此，这些国家将成为欧盟，并最终成为北约成员国。欧盟作为公共债务容器的能力在政治上不太引人注目，比如“新冠病毒恢复和复原力基金”（RRF），这是委员会提出的“下一代欧盟”复苏计划（Next Generation EU, NGEU）的首次表现。这很可能会被永久而广泛地用于动员欧洲为战争的长期非军事费用提供捐助，例如，包括重新安置乌克兰难民在内（经验表明，美国的贡献将仅限于军事敌对行动，并以军事敌对行动结束）。为此，欧洲央行还需要提供特殊服务，就像它们在抗击“长期经济停滞”（secular stagnation）以及随后抗击疫情时所做的那样。而“下一代欧盟”债务没有出现在国家预算中，因此政治争议较小。这类似于欧洲央行在量化宽松背景下购买政府债务，作为一种间接国家财政手段，以规避欧洲条约。

 5   新旧负债

乌克兰战争给欧盟带来的新功能，尤其是在欧盟从属于北约的过程中，远远没有解决欧盟的老问题；从长远来看，它们可能实际上会加剧和恶化这些问题。在欧盟的西侧，英国通过其在北约下与美国的紧密联盟，带着“复仇”的心回到了欧洲阵营，尽管它更像一个中尉而不是一名步兵。在南部，没有理由相信北约的霸权将有助于改善意大利的经济状况；相反，制裁和供应链缩短可能会带来额外成本。这些国家肯定会要求来自欧盟，而非美国的赔偿。然而，富裕的北约成员国将忙于提高国防开支，以满足北约的要求，更不用说资助更多欧盟成员国加入北约。欧盟补贴的竞争，特别是欧盟的“凝聚力基金”（Cohesion Fund），将会进一步增加，因为东部成员国有新的与战争有关的需求，例如接纳乌克兰难民；如果西方制裁开始产生影响，（他们）还会接纳俄罗斯难民。由于“法治”方面的缺陷，欧盟议会和欧盟委员会削减对波兰和匈牙利等国财政援助的计划将被逐渐淘汰，因为“自由”和“非自由”民主之间的文化冲突将被北约和美国的地缘战略目标所掩盖。

随着“凝聚”成本的增加，欧盟内部的政治权力可能即将转向有利于欧盟东部的前线国家，从而导致富裕的西北部国家承担更高的财政义务。尽管面对数以百万计的乌克兰难民来到波兰这样的国家，西欧的文化教育活动开始显得微不足道，但美国没有理由强迫其东部盟友迎合德国或荷兰自由派的敏感情绪。只要美国对他们对北约的坚持和他们愿意打亲西方的战争感到满意，以共产主义国家坚持“民主价值观”为条件为其提供财政支持的努力将付诸东流。正如美国政府在撰写本文时所言，正在准备一场持续数年的战争——这只有在目标是改变俄罗斯政权的情况下才合乎逻辑——一个国家接纳美国的军队、飞机、导弹的意愿必须优先于欧盟条约（或欧洲法院）的民主附加条件细则。随着欧盟面临一场持续时间不确定的战争，其东部前线国家很可能主导共同的政治议程。在这方面，他们将得到地缘战略利益是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遏制俄罗斯的美国的支持。最终，这可能会导致美国通过其东欧盟友和北约的行动，发展成为欧盟常有的、分裂的双重领导地位，即“法德串联”（the French-German tandem）。

 6   美国梦

围绕乌克兰战争的诸多显著进展之一是，最近美国军事干预的糟糕记录几乎完全从欧洲公众的记忆中消失了。就在几个月前，美国在阿富汗国家建设的灾难性结束还是欧洲评论的一个频繁话题。更多的背景还有：在叙利亚，奥巴马的“红线”先是画好，然后就被遗忘了；沦为人间地狱后，就被抛弃的利比亚；以及保守估计，自美国入侵以来有20万平民死亡的伊拉克。如今，在良好的欧洲社会中，这些都不会被提及，如果在欧洲社会之外提及，就会立即被打上反美标签，以转移人们对普京及其军队所犯下的“恶行”的注意力。

随着乌克兰周边的紧张局势加剧，从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边境集结就可以看出，西欧国家显然理所当然地把委托书交给了美国，允许美国通过北约以它们的名义、代表它们行事。现在，随着战争的持续，作为隶属于北约的欧盟组织的欧洲，将发现自己依赖于作为一个衰落大国，正准备与崛起的大国中国发生全球冲突的美国古怪的国内政治。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和阿富汗应该充分记录美国倾向退出的嗜好——当美国在世界其他地区所做的（其往往标榜为善意的）努力因某种原因失败时，会留下一个致命的烂摊子，而其他国家在美国要求在其“家门口”有基本的国际秩序时必须予以清理。令人惊讶的是，西欧没有一个地方被问到，如果2024年，特朗普再次当选（这似乎并非不可能），或者某个“替身特朗普”当选，会发生什么？但即使是拜登或一些温和的共和党人，对美国的“帝国政策”众所周知的短暂注意力应该（但似乎没有）进入欧洲各国政府的战略考量（如果有的话）。

对于美国在涉足和退出遥远的军事冒险时的鲁莽行为，有一种很少被提及的解释是，它位于一个大陆大小的岛屿上，远离那些它可能会感到迫切需要提供它所认为的政治稳定的地方。无论美国在国外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对其国内公民几乎没有影响（例如伊拉克军队永远不会进入华盛顿特区，逮捕小布什并将他送到海牙国际刑事法庭。）当事情出了问题，美国人可以撤退到他们原来的地方，没有人可以跟着他们。美国外交政策中存在着一种持久的诱惑，即被一厢情愿、缺乏智慧、草率的计划以及根据国内公众情绪变化无常地调整国际政策所引导。这让人更加惊讶的是，欧洲国家竟然毫无争议地把处理乌克兰的问题完全交给了美国。实际上，这代表着一个委托人将自己切身利益的管理权移交给了一个最近公开表现出不称职和不负责任的代理人。

美国的战争目的是什么，通过北约与欧洲合作并为欧洲服务？既然让拜登代表欧洲做出决定，欧洲的命运将取决于拜登的命运，也就是说，取决于美国政府的决定或不决定。由于缺乏一战时德国人所称的“西格弗里德”（Siegfrieden）——胜利的和平被强加给战败的敌人，这可能是新保守主义者和希拉里·克林顿学派的自由帝国主义者在美国所梦想的——拜登可能会倾向于，甚至更喜欢一场旷日持久的僵局，一场消耗战，让俄罗斯和西欧（尤其是德国）保持相互接触。俄罗斯和乌克兰（或称“西方”）军队在乌克兰领土上的持久对抗将使欧洲在北约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并方便地迫使欧洲国家维持高水平的军事开支。它还将迫使欧洲继续对俄罗斯实施广泛的、甚至是严重的经济制裁，其副作用是强化美国作为欧洲能源和各种原材料供应国的地位。此外，一场正在进行的战争，或即将爆发的战争，将阻碍欧洲包括俄罗斯，建立自己的欧亚安全架构。这将巩固美国对西欧的控制，排除法国“欧洲战略主权”的想法，以及德国对紧张局势缓和（détente）的希望，两者都以俄罗斯某种形式的解决为前提。更重要的是，俄罗斯将忙于为西方在核门槛以下、在其扩张的外围的军事干预做准备。

很有可能的是，乌克兰问题上的长期对峙将迫使俄罗斯与中国建立密切的依赖关系，使中国成为欧亚大陆盟友，并确保中国能以低廉的价格获得俄罗斯的资源，因为西方将不再争夺这些资源。反过来，俄罗斯也可以从中国的技术中受益，只要中国能够提供这些技术。乍一看，这样的联盟似乎有悖于美国的利益。然而，它将伴随着美国和西欧之间一个同样紧密、同样不对称的、由美国主导的联盟，在这个联盟中，欧洲能给美国带来的东西显然会超过俄罗斯能给中国带来的东西。类似于在乌克兰陷入僵局的虚假战争可能符合美国的利益，因为美国正在寻求建立全球联盟，以便与中国就下一个世界新秩序展开一场迫在眉睫的战争。而或新或旧的单极或两极方式，将在未来几年，在历史结束后被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