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今天，是朝鲜战争停战70周年。与中国对抗美援朝的纪念相对比，美国对这段历史的叙述却十分模糊，鲜在公共文化中有呈现。美国是如何尝试解说这场战争？又是如何让这段记忆在公众中消失的？又带来了怎样的后果？本文梳理了1953-1965年间，美国政治、学术、文化界对战争的叙述，揭示了这段美国“隐痛”被忘却的过程。美国政府曾试图用“集体安全的胜利”和“政治避难原则的推行”来将朝鲜战争塑造成为美国的“胜利”。然而，客观的失败和士兵伤亡使这样的说辞在各界受到广泛质疑。又由于冷战期间，军方的安全需要，从战场上回归的战俘受到严密审查、拷问和惩罚，为建立爱国主义叙事，这些士兵被塑造为“懦夫”，成为道德品质出现缺陷的代表。
无法叙述这场战争的意义，民间厌战、反战情绪又客观存在，最终美国文化界只能对其模糊处理，成为一场不值得被记住的战争。而忘却战争的伤痛，又使得美国很快陷入了另一场需要深刻反思的战争中，并最终引发了美国社会的深刻撕裂。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发此文，供读者参考。本文原刊于《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仅代表作者观点。
记忆与忘却：美国社会对朝鲜战争集体记忆的塑造（1953-1965）文｜李金仙
来源｜《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
▲ 朝鲜战场上的美军士兵。图源：CNN
长期以来，朝鲜战争被美国社会称作是一场被忘却的战争（forgotten war）。1953年战争结束后，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没有表现出纪念这场战争的热情。直到1995年，朝鲜战争纪念碑才在美国的首都华盛顿正式落成，自此，美国政府才开始通过国会法案在每年的朝鲜停战协定日（即7月27日）开展全国性的纪念活动。2015年即朝鲜战争结束62周年，在伊利诺伊州首府斯普林菲尔德，朝鲜战争纪念馆在一些朝鲜战争退伍老兵的发起下建立并正式对公众开放，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中国早在1958年就在辽宁丹东建立了抗美援朝纪念馆。
相对而言，美国大众文化界对这场战争的记忆形式也寥寥无几。从战争开始至今，关于朝鲜战争的电影仅约100部，其中大多数电影虽以朝鲜战争为背景，实际上讲述的是二战和越战的故事。与之相比，1940年至1945年之间美国共制作电影约1700部，其中关于二战的电影就有约500部，占到全部影片的三分之一。约翰·韦恩（John Wayne）一生导演了大量的战争影片，却唯独没有拍摄朝鲜战争的电影。除了电影制作方面，通过相关书籍发行的数量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我们可以在美国的很多大书店发现上百本关于内战的书籍，相当数量的一战和二战书籍，数十本的越战书籍，但是关于朝鲜战争的书籍却寥寥只有几本。著名作家大卫·哈伯斯塔姆（David Halberstam）在越战期间就以揭露越战决策失误的《出类拔萃之辈》一举成名，而他关于美陆战1师在长津湖侥幸逃脱中方第9兵团毁灭性打击的巨著《最寒冷的冬天：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直到他2007年去世数月后才出版。此外，民众“记忆”层面也是如此。关于朝鲜战争，美国社会既没有神话也没有故事，它被排除在了美国历史主叙事之外，成为了一场在美国众多战争中被“忘却”的战争。事实上，美国历史上也有其他一些没有取得胜利的对外战争或外交危机，但是它们或是被纳入胜利的主叙事中，或是成为永久的伤痛记忆，但是都没有被“忘却”。例如，1812年战争中，美国没有让英国做出任何让步，也没有征服加拿大，而且首都华盛顿被英军占领，但是经典爱国歌曲《星条旗歌》却在这场战争中诞生，并于1931年被定为美国国歌；1962年古巴危机中，肯尼迪政府采取了妥协性很大的紧急政策，以不再对古巴进行任何入侵行动，并撤回部署在土耳其和意大利的导弹为条件化解了危机，但在美国国民意识中，古巴危机的化解被视作肯尼迪任期内最光荣的时刻；在越南战争中，美国没有获得任何实质性的胜利，越战打了十几年，而且伤亡惨重，阵亡人数高达5.8万人，受伤人数超过30万，美国社会由此出现了巨大的分裂，但是这场战争却深深印记在美国人的集体记忆中。与之相比，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伤亡也很惨重，阵亡人数高达5.4万人，受伤人数达10万左右。为什么朝鲜战争会在美国的集体意识中成为一场被忘却的战争呢？对于这一问题美国社会最通常的解释是朝鲜战争是一场以“（国际）警察行动”为开始，以“停战协定”为结束标志的战争，无论是“开始和结束都没有任何光荣而言”，这与美国一向追求战争目标明确而结果完全胜利的传统相悖。而且朝鲜战争处于光辉胜利的二战和造成美国社会分裂的越战之间，它的影响微不足道，不值得一提，因而被美国社会所忘却。本文试图通过深入考察朝鲜战争结束至美国深度卷入越南战争这段时间内美国社会（包括政府、军方和大众文化）对这场战争的认识和理解，挖掘美国社会忘却朝鲜战争的深层原因。实际上，战争结束后的十几年里，美国政府对这场战争采取了选择性的记忆和遗忘，以规避这场战争对美国冷战政策的不利影响。而美国的大众文化作品则通过对朝鲜战争目标和意义的讨论，通过聚焦于美国朝鲜战争战俘问题的讨论，把朝鲜战争描绘成不值得纪念和讴歌的战争。美国政府政策和大众文化作品的共同作用，使朝鲜战争最终处于美国集体记忆的边缘位置，成为美国历史上一场被忘却的战争。
1 “集体安全的胜利”：艾森豪威尔政府塑造朝鲜战争集体记忆的努力和忘却战争基调的确定1953年7月26日，北朝鲜、中国和美国领导的联合军签订了朝鲜战争停战协定，艾森豪威尔总统通过广播电视向全美国人民宣布三年之久的朝鲜战争终于结束。他的讲话非常简短而低调，他轻描淡写地讲了一下战争的意义，“在这场战争中，联合国抵制了北朝鲜的侵略——不是用惹人同情的抗议言语，而是用坚定的、目标明确的行为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然后他提出了沉重的警告：“我们只是在一个战场上签订了停战协定，但是这不能保证世界的和平。我们现在不应该放松警惕，也不应该停止对和平的追求。”在演讲的结尾，他引用林肯的话强调了美国人致力于长久和平的决心和毅力，“对任何人不怀恶意，对一切人宽大仁爱；坚持正义，因为上帝使我们懂得正义；让我们继续努力去完成我们正在从事的事业……完成一切可能的事情，在我们中间、在全世界保存正义和持久的和平。”国务卿杜勒斯也发表了声明，他的基调和艾森豪威尔大体一致，强调美国需要保持警觉、付出更多的努力维护世界和平。“目前签订的停战协定并不能够保证和平的实现。因此，我们不应该放松警惕，也不应该减少在韩国的军事力量，除非将来有事件表明这么做是慎重的。”杜勒斯明确总结了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取得的两个胜利。首先，联合国在朝鲜战争中首次成功实践了“集体安全”原则，保证了世界的安全。“史无前例，一个国际组织在遭受武力进攻时通过集体力量抵制了侵略者的袭击。侵略者，一开始获得了胜利，最终被击退……所有自由的国家，无论大小，都因为集体安全的理念得到实践、因为犯规者遭受了严厉的惩罚而变得更加安全。”第二，在推行政治避难原则方面获得了胜利。杜勒斯强调北朝鲜和中国士兵都可以自愿待在“自由的国土”。杜勒斯在申明的最后，特别强调了美国人未来面临的艰巨任务，即通过政治协商促进朝鲜半岛的统一，号召美国人为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而做出进一步的努力和牺牲。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通过朝鲜战争停战协定日的演讲，试图把朝鲜战争塑造成集体安全原则的胜利。二人都坚信美国花费人力和财力参加朝鲜战争是正确的，因为联合国的集体安全原则首次在朝鲜战争中得到了成功运用。1953年7月27日，杜勒斯在国务院发表演讲时指出，“我们建立了这样的一个事实：‘集体安全’已经从理想成为现实，当敌人清楚自己发动侵略时，其他的国家会联合起来反对他们，这样将不会再发生类似朝鲜战争的战争了。”艾森豪威尔在1953年8月6日通过广播向全国人民报告了美国政府和第83届国会做出的“成绩”，在报告中，他声称美国在朝鲜战争中“获胜”，美国人民通过朝鲜战争的例子向全世界表明了“自由世界”的集体意志，他们有决心一起应对亚洲以及世界任何地方发生的侵略。对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来说，美国的国家安全和自由世界的安全紧密相关，集体安全是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核心。艾森豪威尔上台时，就坚持通过联盟加强集体安全，他曾经告诉自己的老朋友阿尔弗雷德·格伦瑟将军：他相信集体安全是保障未来自由世界安全的关键。同样，杜勒斯也极力主张推行集体安全。他指出在朝鲜战争中，美国增加了远东地区的国家防卫，目的是为了“帮助该地区的自由国家发展内部的稳定和实力，加强这些自由国家维护自由的意愿和能力，从而有效推进自由世界的集体安全。”1954年，杜勒斯在《外交》杂志上撰写文章，表明他对集体安全的坚定立场：“自由世界安全的核心是集体防卫体系，很明显，自由世界的任何国家都无法单独实现安全，因为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独立具备范围适当、灵活性高的防御能力，如果他们努力想做到这一点，他们将会拥有驻军，但是安全依然得不到保障，对美国来说尤其如此。如果没有同盟合作，我们将处于不利地位，无法大规模反击侵略国发动的战争。”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坚持认为朝鲜战争体现了集体安全原则前所未有的胜利，但他们的观点并没有得到社会各界的赞同，相反却遭到了一些报刊、国会议员、学者的批评。1953年7月27日，《芝加哥每日论坛报》刊发了《朝鲜战争的教训》一文，明确指出朝鲜战争是一场失败的战争，因为它夺去25000名美国人的生命，浪费了200亿美元，但并没有促进美国的国家安全。文章认为朝鲜战争让《联合国宪章》中的集体安全原则具有了实质性意义的看法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愈发空洞。“在紧要关头，联合国军队中只有美国在战争中做出了巨大的军事贡献，我们看到联合国的首要成员——苏联，在战争中却支持北朝鲜和中国、英国——联合国的另一主要成员，继续和中国进行广泛的贸易往来……我们看到印度试图削弱联合国……美国人从朝鲜战争中什么也没有得到。这是历史上美国人第一次如此迫切地想尽快结束战争，不论是否获胜。”1953年7月28日，《华尔街日报》也指出美国政治家鼓吹朝鲜战争代表着联合国的胜利，代表着集体安全的胜利，这完全是一派胡言。该报认为，在朝鲜战争中，自由世界联盟做出的贡献很少，或基本没有贡献，战争结果也令人失望，既没有成功，也没有失败，而是遗留了一个难题——没有实现的和平。很多国会议员对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关于朝鲜战争是集体安全原则胜利的说法没有表示公开、特别的支持。他们坚持认为这种说法无法解释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伤亡惨重的事实。参议员威廉姆·F.诺兰（William F.Knowland）1953年7月28日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指出：“除韩国之外，在三年的战争中，美国承担了沉重负担，联合国90%的人力是由美国提供的，联合国95%的伤亡由美国承担……尽管联合国的60个成员国中有17个国家做出了标志性的贡献，为战争输送了35000名人力……但是都无法表明，朝鲜战争证明了集体安全行动的有效性。”一些学者们也对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关于朝鲜战争象征着集体安全胜利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耶鲁大学国际关系教授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认为很难证明这是一个事实。他指出，只有在与自身重要利益无关情况下，出于对被侵略者的同情和支持而参与的对侵略者的抵抗行动才属于集体安全行动，美国参与朝鲜战争显然并不是这样的行动，因为美国在朝鲜战争中追求的仍然是自己的安全利益，参加战争是为了阻止苏联共产主义的扩张，而不是为了帮助受到侵略的国家。他认为，美国的行为与传统的权力平衡的做法并无二处。美国在朝鲜战争的武装干涉行动的性质完全不是抗击侵略者、惩罚侵略行为、威慑潜在侵略者，而是针对美国的头号敌人、联合其他国家一起发动的“集体武力防卫”，这与集体安全的意义完全不同。可见，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为了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外交利益，试图将朝鲜战争塑造成为一场展示集体安全理念的战争，但是他们的努力没有得到美国社会的认可，这种对朝鲜战争的解释很快就被忘却，直到美国在1990年8月2日至1991年2月28日期间以联合国的名义参加海湾战争时才再次被提及。另一方面，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在涉及朝鲜战争问题时，有意将视线投向未来，强调美国人和联合国军队在将来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和推进韩国的自由应该做出怎样的努力，从而规避了对这场毫无荣誉可言的战争本身的性质和结果的讨论。对于艾森豪威尔政府而言，战后美国应该更多关注韩国在安全、稳定、统一和发展等方面的问题，而不是去反思战争，谈论战争的得失和善恶。《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订后，杜勒斯立即飞到韩国，和韩国总统李承晚商讨如何通过政治会议促进两国统一，如何推进韩国经济恢复和再建，签订怎样的相互安全协定以防卫北朝鲜未来的侵略。1953年8月6日，艾森豪威尔通过广播向全国人民汇报本届政府和第83届国会的业绩，报告中他指出，美国通过签署停战协定赢得了两个胜利：第一，美国人民向世界表明自由世界的集体意志能够而且也将会阻止亚洲发生的侵略——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侵略行为；第二，美国赢得了机会向世界表明自由国家的人民在和平时期会和战场中表现一样英勇。在报告中，他特别提到了两个事实：美国拨款2亿美元，决心援助韩国重建家园；此外，美国在韩国的所有专家和技术人员将为韩国提供技术支持，帮助韩国人民实现重建家园、维护自由的梦想。艾森豪威尔称：“军事胜利、外交胜利、精准的外交政策意义都不能久远一—如果不能够给生活在恐惧、匮乏或饥饿中的成千上百万的人带来希望。我们坚定不移地追求永久的和平，但是只有当这些人相信自己拥有未来、拥有自由时，我们才可以真正实现永久的和平。”帮助韩国拯救自由、守护自由成为美国参加朝鲜战争的主要目标。大多数国会议员也将讨论重点落在如何保卫未来的和平，关于朝鲜战争失败的记忆却从美国的集体记忆中抹除了。威斯康星州共和党人、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威利（Alexander Wiley）指出，虽然世界为朝鲜停战协定而欢欣雀跃，但是我们不应该“过度兴奋和乐观……相反，我们应该严格秉持现实的态度，认识到，这只是标志着我们在为和平而战的长篇中翻开了新的一章。”美国的各大报纸也纷纷刊登文章，警示美国公众世界和平面临的挑战，号召人民为保卫世界的和平而战斗。如《华盛顿邮报》于1953年7月27日刊登了关于《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的评论文章，警告美国人“我们不应该因为朝鲜形势的缓和而放松警惕……重要的事情是子弹停止飞的时候，我们要坚持不懈，这样更容易理性地看到深层的问题。今天我们希望朝鲜停战协定能够创造实现真正和平的氛围。”大体说来，通过将朝鲜战争视作联合国集体安全理念的胜利（尽管没有得到美国社会的认同和接受），并将其视作美国追求和平道路上的第一步，艾森豪威尔政府试图消除战争的失败给美国的国民意识造成的负面冲击，同时也巧妙地规避了美国参加朝鲜战争是否正当、牺牲是否值得等实质性问题的讨论，朝鲜战争因而被有意忘却。
2 “战俘通敌卖国”：朝鲜战争、冷战士气以及美国军方主导的选择性记忆朝鲜战争的特点之一就是有大量的士兵被俘虏，而关于战俘遣返的问题成为朝鲜停战协定（从1951年6月持续至1953年7月）中谈判方争论最为激烈、耗时最长的议题。北朝鲜和中国依据关于战俘遣返问题的日内瓦公约，要求遣返所有战俘，但是美国从自己的冷战利益需求考虑，认为全部遣返北朝鲜和中国战俘会影响未来“自由世界”与“共产主义”之间的较量，因此坚持战俘“一对一遣返”和“自愿遣返”的原则，企图扣留北朝鲜和中国的战俘。为此，朝鲜停战协定几次受阻，经过多次交涉，谈判方各自做出一定让步，北朝鲜和中国同意战俘非全部遣返，美方放弃了“一对一遣返”的要求，最终战俘遣返问题才得以解决。1953年7月27日，停战协定签订，开始陆续释放战俘。对于美国人而言，朝鲜战争不是以美国投放原子弹或者占领了外国领土而结束，而是以最后一个战俘离开了战俘营为标志。根据美国国防部的统计，美国有7190名战俘，其中有4428名战俘通过官方交涉而得到释放。但是并非所有被释放的美国战俘都选择了归国，1953年9月，战俘大规模交换行动开始后，23名美国战俘拒绝归国，选择住在中国。他们通过北京电台，向美国国内的家人解释他们没有叛变，“在目前的情况下，美国国内和平和自由的声音都被压制，真正的叛徒是那些将美国推向一场他们不想要的战争的人”。这些美国战俘认为自己将来有一天会返回美国，但是目前美国盛行的军国主义、种族主义以及麦卡锡主义让他们深感惊恐而难以做出归国的决定。1954年1月归国日截止时，只有两名战俘接受了政府的要求和家人的劝说改变了想法，但仍然有21名战俘摒弃了回归美国的意愿，选择住在中国。21名战俘的事件引发了美国社会各界包括政府、军方、媒体等对战俘忠诚度和懦弱性的大讨论，可以说，从1953年至1965年，美国社会对战俘问题的讨论和反思成为了记忆朝鲜战争最重要的主题，而关于战争本身的讨论和反思，如朝鲜战争是否合法化、战争的意义何在、美国在战争中应该汲取怎样的教训等问题则被边缘化。用史学家费伦巴赫的话说，“战俘问题比战场受到的关注还要多。”在这场大讨论中，美国军方起着主导的作用。为了冷战的外交需求，维护美国国家安全的利益，他们对归国的美国战俘采取了严厉的审查、拷问和惩罚制度，从一开始将美国战俘的行为定义为通敌叛国，从而控制了美国社会对朝战战俘问题讨论的议题。当朝鲜战争还在进行中时，军方就申明有美国战俘通过短波电台节目或在给家人的信中表达了对战争的厌恶。1953年初，美国国防部长查尔斯·威尔逊（Charles Wilson）指出，在29000封美国战俘写给家人的信中，“几乎”所有的信件都谴责了美国华尔街的资本商人，并请求家人与他们一起共同反对这场“无用”的战争。当这些战俘归国时，美国政府和军方就很担心这些战俘会将他们在短波节目中传递的信息公开在国内传播，因此，在1953年4月战俘小规模交换行动开始之前，美国军方就对归国战俘采取了谨慎的态度。空军司令米勒德·C.尤恩（Milliard C.Young）在提交给国防部的报告《美国和其他联合国军队战俘被洗脑的问题》中发出警告，“这些被‘洗脑’的战俘可能会指责盟军而赞扬共产党。”当战俘小规模交换行动开始后，149名被释放的美国战俘有20名战俘被军方秘密转移至宾夕法尼亚州福泽谷的一个精神病病区，国防部宣称这些战俘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渗透，正在接受精神病学家的治疗。而当时的主流杂志《生活周刊》也宣称中国军队已经改变了战斗的方式，“控制了美国归国战俘的头脑，并将他们送回来宣扬共产主义思想。”1953年5月25日该杂志用长达九页的篇幅刊登了这20名美国战俘口述的故事，不过这些战俘都否认自己被共产党”洗脑“，也拒不承认自己和共产主义有“沾染”。尽管军方关于美国归国战俘被“洗脑”的说法遭到质疑，但是归国战俘存在通敌行为却成为美国认定的事实。1953年8月当战俘大规模交换行动开始后不久，23名美国战俘宣称放弃归国，留在共产主义世界，这更引发了军方对朝鲜战争战俘忠诚度问题的深度关注，在军方看来，21名“叛变”的战俘是美国战斗士气败坏的典型例子。军方在1953年12月作战方战俘交换完成之后，立即接管了对归国战俘的管理，他们对这些战俘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严厉质问和严格的智力和思想测试，大约有1000多名战俘接受了质问，军方负责人麦·亨利·西格尔（Mai Henry Segal）公开发表申明，指出美国有很多战俘确实受到了共产主义的影响和渗透，和共产党军队存在共谋行为。1954年，艾森豪威尔政府专门成立了朝鲜战争美国战俘调查小组，由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卡特·伯杰思（Carter Burgess）担任主席。1955年成立了国防部战俘咨询委员会，目的在于负责教导和培训军队官员在战争中如果被俘，如何做出应对。此后，国防部战俘咨询委员会公布了关于战俘调查的结果，明确指出太多“被动的战俘”缺乏“足够的爱国主义”，“站在了”共产党一边——和共产党合作、告发其他的战俘而且放弃了和敌人的对抗。报告指出，“几乎所有的美国战俘突破了只能交代姓名、军衔、编号和出生日信息的限制”。军方关于朝鲜战争战俘通敌叛国的说法得到了美国大众媒介和文化界的进一步强化。自21名战俘“叛变”的事件发生后，关于朝鲜战争中美国战俘的负面报道充斥了各大期刊和报纸，例如《朝鲜战争的懦夫》（《时代周刊》1953年9月2日）《被洗脑的朝鲜战俘》（《学术》1954年5月12日）《老兵的狱友控诉》（《生活》1954年10月11日）《洗脑：是制定政策的时候了》（《大西洋月刊》1955年4月）《投降的战俘类型》（《科学摘要》1955年12月）以及《为什么战俘通敌？》（《科学杂志》1957年5月11日）。通过《纽约时报》索引也显示，战俘大规模交换行动之后，关于战俘的负面新闻由之前的33%上升至76%。1957年10月26日，记者尤金·金基德（Eugene Kinkead）在《纽约人》上发表了题为《历史上的新话题》一文，他指出，美国存在全面的士气崩溃和大规模的同谋，“至少有三分之一的美国战俘和俘虏他们的人有同谋合作”，“从撰写反对美国的宣传页，到告发自己的战友，到不太严重的罪行，如发送圣诞问候传递共产主义的正面信息等”，这种现象前所未有。同时，美国军事精神分析师、陆军上校威廉姆·欧文·梅尔（Maj.William Erwin Mayer）作为军方观点的主要代表，通过军队、政府、学校以及电视广播等各个渠道发表演讲，进一步肯定并宣扬了金基德关于至少有三分之一的美国战俘和俘虏他们的人有同谋合作的论断。他批评美国战俘在朝鲜战争中消极被动、能力差、对美国主流价值观不忠诚并缺乏爱国主义精神。金基德和梅尔的论断和观点在当时影响很大，成为美国社会理解朝战战俘问题的主流观点。美国战俘懦弱通敌也成为美国大众文化讨论朝鲜战争时最主要的叙事。1954年，第一部反映这一主题的电影《战俘》（Prisoners of War）在美国上映，电影中展现了多名美国战俘受到共产主义的影响，成为“进步主义者（progressives）”。在此之后，《竹监狱》（The Bamboo Prison，195440）《叛谍》（The Rack，1956年）《时间极限》（Time Limit，1957年）《满洲候选人》（The Manchurian Candidate，1963年）以及电视系列剧《外星界》（The Outer Limits）中的《梦魇》（Nightmare）都进一步固化了人们对美国的朝战战俘被“洗脑”、软弱屈从的负面印象。同时，文学作品也淋漓尽致地批判了战俘中“进步主义者”的懦弱表现，这些作品包括杜安·索林的《板门店之行》（A Ride to Panmunjom，1956年）、威廉姆斯·佛瑞斯特的《迷》（Stingma，1957年）、佛朗西斯·波利尼的《黑夜》（Night，1961年）、查尔斯·豪的《火焰谷》（Valley of Fire，1964年）等，其中《z黑夜》和《火焰谷》两部作品中描述的战俘大多数都是“进步主义者”，是一群“道德堕落的美国人”。1953年至1965年间，经过美国社会从军方、媒体到大众文化的大力宣传，“通敌”“被洗脑”成为当时美国社会描述朝鲜战争老兵时最常用的词汇，美国人普遍认为归国战俘中很多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渗透，有的甚至和共产党同谋，试图颠覆美国的国家和社会安全。对于美国人来说，朝鲜战争的失败暴露了美国在和苏联的对抗中缺乏足够的意愿和能力，而归国战俘就是这种软弱无能的代表。在美国政府、军方、媒体和大众文化一同努力下（尽管有时会出现不同的声音，但是始终没有出现重大分歧），朝鲜战争的失败记忆转化为对朝战战俘甚至国民弱点的反思和讨论，并进而成为美国官方提升国民冷战士气的有力武器。在朝鲜战争中，美国战俘为什么会表现如此软弱，为什么会背叛了自由制度？一种解释是从外部寻找原因，将罪责归咎于北朝鲜和中国，认为美国战俘在战俘营中被共产党军队“洗脑”。“洗脑”派的观点宣称，美国战俘由于被“洗脑”，向美国报纸写稿宣扬共产主义的优势和揭露美国帝国主义的本质，甚至相信了共产主义而拒绝归国。持“洗脑”派观点的人主要包括政府、军方代表和新闻界记者等可以对社会主流意见产生影响的人。但是政府和军方很快发现这种解释有效性并不强。一方面，它很难得到归国战俘的证实，在小规模交换行动中归国的战俘在接受采访中都否认自己被“洗脑”——而且几乎没有战俘知道这个词的存在，即使那些被认定具有“进步主义”倾向的战俘也拒不承认自己被“洗脑”；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和军方认为“洗脑”并不是他们非常喜欢的概念，因为其和他们秉持的价值观相悖，他们很难想象“洗脑”背后需要有多大程度的威胁和恐吓才可以让一名士兵支持自己国家的敌人。更重要的是，对于美国政府和军方，将美国战俘的责任归为共产党的“洗脑”，则不利于严整军纪，不利于强化全民反对冷战的决心，因而，“洗脑”的说法很快就被否认。1956年美国陆军队发行了一个题为《共产党对战俘的质问、渗透和利用》的报告，指出所谓“洗脑”是一个“公众的误解”，“几个政府机构进行了全面调查，没有证明朝鲜战争中出现任何一例美国战俘被‘洗脑’的事件。”1957年，参议院通过了由政府行动委员会递交的报告，题为《共产党对美国军队和普通战俘的质问、渗透和利用》。在报告中，康奈尔大学的医学教授哈罗得·G.沃尔夫（Dr.Harold G.Wolff）通过广泛调查发现公众关于“洗脑”的推测并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到50年代末，关于美国战俘由于被“洗脑”而发生和共产党同谋行为的解释逐渐淡出美国公众的记忆。另一个解释是从美国社会内部挖掘原因，认为美国国民性格、文化和教育制度都存在极大缺陷和弱点，从而使这些士兵在被俘虏时变得软弱，经不住考验和压力，背弃了美国的自由制度，转而信仰了共产主义。这派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记者金基德和美国军事精神分析师。金基德在《只有一场战争例外》（1959年）一书中指出，美国历史上的其他战争，无论战俘营看管多么严实，总有很多美国战俘成功越狱逃跑，唯独朝鲜战争的战俘例外。他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美国培养这些士兵的整个文化模式出现了问题，表现在“儿子的家庭教育、教育体制、体格健康、宗教信仰忠诚度、生活在世界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的优越感”等方面。和金基德的立场一样，梅尔也认为“朝鲜战俘营中美国士兵的行为让美国人严重质疑自己的国民性格、教育制度，许多战俘的行为从荣誉、品质、忠诚、勇气和个人正义方面讲都没有达到历史上美国人的标准。”梅尔在1956年2月接受《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的采访时指出，这些美国战俘之所以很快就屈服于共产党，是因为这些士兵对自己的国家及其经济和政治制度以及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知之甚少，而且过于依赖短暂的物质富裕带来的优越感，因此，当这些物质的财富被剥夺之后，他们就会产生不安全感、容易被操纵，难以保持自己的忠诚和信仰。梅尔特别批评了朝鲜战争中美国士兵的三个缺陷：缺乏内在的纪律性（他认为主要是因为家庭中母亲的强势造成的）；缺乏对美国民主制度的认识（他认为这主要是美国教育制度过多强调进步主义思想、缺乏爱国主义教育导致的）以及“士兵在战争中缺乏高尚的道德品质”（他认为这是由于军队太注重满足士兵的福利而造成的）。尽管金基德和梅尔的观点在当时虽然遭到了一些批评和反对，但是他们的解释成为战俘大规模交换行动完成之后美国社会对战俘通敌行为最主流的解释，被很多有政治和社会影响的人物接受，包括艾森豪威尔总统、联邦调查局局长J·埃德加·胡佛（J.Edgar Hoover），还有政治学家安东尼·布斯卡伦（Anthony Bouscaren）、历史学家费伦巴赫（T.R.Fehrenbach）、罗伯特·莱基（Robert Leckie）、哈里·米德尔顿（Harry Middleton）、罗素·科克（Russel Kirk）和教育改革家麦克斯·诺（Max Rafferty）和奥斯汀·路德（Augustin Rudd）等。对于当时的美国人来讲，朝鲜战争中士兵被俘虏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监禁现象，而是反应了冷战中美国面临的国家危机。朝鲜战争的失败就是因为美国战俘的软弱，因为他们和共产党有同谋行为，而战俘问题的背后则是整个美国教育文化模式的失败，尤其是在培养教育年轻人的道德品质方面出现了重大的缺陷。如果美国士兵如此懦弱、缺乏组织纪律和爱国主义精神，那么美国如何在冷战中获胜，美国的国家安全如何得以保证？对于美国政府和军方来说，唯有对这些“背叛”战俘进行严厉的惩罚，才可以重振冷战中的国内士气、激发国民反对共产主义的热情。战俘归国后不久，军方就明确了对“通敌叛国”战俘的官方态度。1954年4月，美国进行了第一个军事法庭审判，下士爱德华·狄金森（Edward Dickenson）被指控和共产党同谋，而在首府华盛顿被告上了法庭。之后，军方指控多名战俘有同谋罪而将他们告上军事法庭。共有14名战俘被宣判有罪，终身监禁，包括2名起初放弃归国，之后思想又发生转变的战俘。1955年8月17日，艾森豪威尔总统签署了10631号总统令，确定了陆军军官士兵的六点行为规则，其中包括战俘不能透露除自己的名字、级别、入伍编号和出生日之外的任何信息，而美国陆军也设计、开设了专门的培训课程，教授士兵们如何在被俘时保持士气和忠诚。军方对美国朝战战俘的严厉惩罚、对军队的纪律强化成为了当时美国社会和文化看待朝鲜战争的风向标，美国社会对朝战战俘的同情和理解在军方的压力和影响下，最终成为了边缘化的声音，这一点在好莱坞电影中表现最为明显。早期的好莱坞电影如《战俘》（1954年）试图将美国战俘塑造成为卧底的形象，暗示人们任何通敌或拒绝遣送回国的美国战俘都有可能是忠诚的秘密工作者，以此重塑朝鲜战争中美国被俘士兵的荣耀形象，但是《战俘》中试图对美国战俘展示出来的同情并没有得到美国军方和社会的认可，国防部最终撤销了对这部电影的支持，而该电影票房也很差，没有受到观众的好评。很快，好莱坞电影对朝战战俘的态度迅速偏向了官方——严厉惩罚。1956年，《叛谍》作为第一部国防部全力支持的关于战俘主题的电影开始上映。米高梅电影制片公司在拍摄《战俘》失败之后，再次选择了朝战战俘的话题，不过在《叛谍》的电影中，对待战俘的态度发生了变化，由同情战俘转向了官方的立场一—法庭审判。《叛谍》讲述了一名战俘被北朝鲜“洗脑”而背叛了美国的故事。主人公美国陆军上尉爱德华·霍尔（由年轻演员保罗·纽曼扮演，他在北朝鲜监狱里被监禁两年）在朝鲜战争中被北朝鲜俘虏。战争结束后，他被释放归国，但是回国不久他就背上了和北朝鲜军队同谋合作、背叛祖国的罪名。爱德华出身军人家庭，父亲是一名上校，他和弟弟从小都受到了美国正统的爱国主义教育，他本人在二战中因为表现突出，曾被授予银星奖章，是美国军队的优秀代表。但是电影反复强调爱德华在朝鲜战争中却没有抵住压力，投降了北朝鲜。爱德华的父亲为自己儿子的叛国行为感到羞耻，对他来说，他宁愿爱德华像弟弟一样牺牲在战场，也不要他做出如此可耻的叛国行为。爱德华被告上军事法庭，在法庭上他做出了辩护，指出他被俘期间，没有受到身体上的虐待，但是北朝鲜利用他不幸的家庭故事——母亲在他12岁去世，父亲对他粗鲁严厉，从来都不关爱他——摧毁他的意志，当爱德华知道弟弟去世的消息后，他突然觉得这场战争毫无意义。尽管法庭上他坚持申明自己没有违背底线，他的父亲也原谅了他，但是美国军事法庭还是认定，他犯了背叛国家的罪行而必须给予刑罚。在搬上电影银幕之前，《叛谍》以电视剧的形式在ABC播映。剧本作者是当时美国著名的电视剧作家罗德·瑟琳（Rod Serling）。瑟琳一生写了上百部电视剧本，其中《叛谍》是他花费时间最长的一部作品，长达19个月，而且修改了七次。在剧本后记中罗德承认一开始他对这些战俘的态度是，“我们不能惩罚这些人，在我们的政府形式下不能惩罚他们，根据一个民主政府制定的人类行为原则我们也不能惩罚他们。惩罚他们是不正义、不理性的。”后来针对这个问题他专门去华盛顿和五角大楼的官员进行了探讨。罗德承认经过三个星期的交谈、采访和阅读，他明白了这些军方官员“承担着解决国家生存这个当前极其紧迫问题的重大责任，他们必须遵循先例原则审判、判决他们。”最终，罗德将法庭惩罚朝战战俘写进了剧本中。罗德承认，无论在什么压力下，战俘都不能屈服，但是爱德华没有做到，所以他受到惩罚是应该的。“投降是一种选择，性格则是关键的变量，而不是被监禁的条件。”在电影中，爱德华最后也承认了这一点，他用军事法庭的审判去赎罪，以给后人留下教训。在被审判之前，他用清晰、坚定的声音说道：“我希望每个人都能想我现在所想，因为如果他们这样做了，他们就会知道出卖自己会是怎样的一个人。”爱德华接受了法庭起诉，承认自己在最需要信仰的时候，却放弃了它。战俘通敌叛国问题成为朝鲜战争后美国塑造民众战争记忆的重要主题，深刻影响了美国人对这场战争的理解。在美国人看来，无论战俘通敌叛国的原因是什么，战俘都不应该屈从，这是美国社会对这一问题达成的共识。大批战俘留在共产党国家或回国后为共产党国家效力都极大损害了美国政府极力展示的朝鲜战争的正义性，颠覆了美国极力塑造的士兵在对外战争中的英雄主义形象，削弱了美国价值观、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威力，有损于国民的反共士气，使美国在与苏联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处不利地位。这使美国人更加不愿意回忆和讨论朝鲜战争。换言之，战俘问题与美国社会长期持有的关于美国在对外战争中捍卫自由、追求正义，士兵勇敢、富有牺牲精神的国家历史叙事格格不入，因此必须把朝鲜战争从有关美国历史的主叙事中抹去，让人们把朝鲜战争遗忘。
1950年6月29日，杜鲁门召开记者招待会，一位记者问：“总统先生，我们国家的每个人都在问，我们是不是处于战争状态呢？”杜鲁门强调说，“不是”。另外一位记者进一步问：“将这次行动称为‘联合国主持下的警察行动’是不是正确？”杜鲁门答道：“确实可以这么说。”在电影《坚韧的刺刀》（The Fixed Bayonets，1951年）中，一个被应召再次参战的老兵就抱怨道：“他们把它称作集体行动，为什么他们不派警察去呢？”这两段对话集中反映了朝鲜战争的特点：意义模糊。杜鲁门政府始终没有向美国公众明确界定美国参加朝鲜战争的真正意图，朝鲜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没有清晰目标、意义模糊的战争。这种情况和二战完全不同。二战时期，罗斯福在宣战演讲中清晰地界定了美国参战的目标，即为自由和民主而战，而且战争中有明确的敌人。二战时期美国官兵都非常清楚美国为什么而战，敌人是谁，打败德国和日本有多么重要，他们甚至不需要通过弗兰克·卡普拉（Frank Capra）的纪录片《我们为什么而战》来了解战争的意义。许多二战的文化作品也都明确表达了美国在战争中的国家身份和国家目标，阐释了美国为什么而战这个重要的问题，即美国参加二战是为了保护民主制度、为了实现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但是，当美国士兵应召被派往朝鲜战场时，他们并不清楚美国为什么要打这场战争。朝鲜战争期间和战后相当长的时间内，美国的大众文学对这场战争也正是这样描绘的：朝鲜战争是一场没有意义的战争。1952年，美国著名小说家威廉姆·斯泰伦（William Styron）在小说《远征》后记中写道：“突然陷入了战争，一场不明了、含糊不清的战争，如果不通过欺诈基本可能不会‘赢’的战争，一场没有意义、不受欢迎的冲突，甚至连最血腥的政治家和战争狂也不愿意费力将它塑造成一场爱国的战争，这是一场没有标语、没有歌颂、没有英雄的战争——忍受这种战争对于参与其中的大多数士兵来讲，是件忍无可忍的事情。”作者斯泰伦是一名二战老兵，曾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当朝鲜战争爆发时，他再次应召入伍，但是他个人对于这场意义不明了的战争充满了不满和怨愤。小说《远征》就是以他的经历为原型，展现了两名预备役军人曼恩尼克斯和库尔夫对自己要加入这样一场意义模糊的战争的焦虑、愤怒以及反抗。小说中，上校坦普尔顿为了检验军队参加朝鲜战争的有效性，命令海军预备役军队进行36英里的夜行，年仅30岁的曼恩尼克斯公开反对他的上司，最终遭到逮捕并被告上法庭；而库尔夫觉得自己像一只被遣送到屠宰场的绵羊，与曼恩尼克斯不同，他试图通过放弃而表示自己的抗议。不仅是小说，一些回忆录里也突出类似的主题，即战场上的士兵对这场战争的意义深感怀疑。美国战地记者凯斯·比奇（Keyes Beech）在回忆录中描述了士兵们对朝鲜战争的看法，认为士兵不理解这场战争。他写道：“从士兵的立场看，朝鲜战争并不值得打。从一开始这就是一场错误的战争，起初，美国参战是为了争取守住‘三八线’这个地理目标，后来是为了跨过鸭绿江。但是当中国共产党加入了战争，战争对士兵来说已经没有了地理的意义。士兵没有办法说‘这就是朝鲜战争。现在我们赢了，现在我们可以回家了。’战争中没有像东京、罗马或者柏林这样具体的目标。对于美国士兵来说，在绵延不断的山脊以北只有广阔无垠、令人生畏的亚洲大陆，在那里的人生活方式他们根本不能理解。”朝鲜战争有将近两年的时间，美国完全陷入停战谈判的僵局之中，但是在谈判期间战火依然继续，这愈发让美国人无法理解。许多文化作品深度质疑停战协定即将签订，美国士兵还必须做出牺牲，意义到底何在？1953年由派拉蒙影业公司出品的电影《停火》（Cease Fire）中，导演欧文·克拉姆（Owen Crump）对这一问题提出了质疑。故事发生在停战协定签订日，当美国一个步兵排满心欢喜地期待回家时，却不得不接受新的巡逻任务。在巡逻的过程中，14名士兵中共有8名丧生，而一名叫金的韩国士兵最终没有能够等到回家的喜讯而与怀孕的妻子团聚。欧文将其讽刺地称为：“前线平静的一天”，嘲讽了美国政府为了在板门店的谈判中赢得更多无意义的优势而导致士兵做出无谓的牺牲。美国在停战协定即将签订之际，还选择让士兵在战场上做出牺牲这到底值得吗？1959年电影《猪排山战役》（Pork Chop Hill）再次对这个问题提出了深刻质疑。根据陆军预备役军官S·L·A.马歇尔1953年出版的同名畅销书改编的《猪排山战役》中多处展现了美国军官和士兵对朝鲜战争意义的不理解，尤其不能理解为什么停战协定即将签订，他们却要牺牲生命占据毫无战略价值的255高地。猪排山战役是美军第7步兵连和中国军队之间的一次较量，战役中美军中尉乔·克莱蒙斯指挥的步兵连最初有135人，但后来只剩下25人。电影中，无论是军官还是士兵都在质疑这样的牺牲是否值得。美军中尉乔·克莱蒙斯带队出发攻占猪排山之前，士兵队员苏吉就问乔说：“猪排山值吗？它只是一个差劲的、不值得防卫的前哨阵地，它值得一个连的军力吗？”乔也很困惑，他解释说，“它是板门店谈判这个大游戏中一个无用的地方。”士兵富兰克林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战争的厌恶情绪，他假装摔倒，想脱离部队。在乔的严厉命令下，他才紧跟着部队，极不情愿地继续前进。后来，富兰克林躲藏在屋子里，当乔进屋时，他威胁要杀掉乔。在后来和乔之间的对话中，富兰克林进一步反映出他作为一名普通士兵对待当时战争的态度：“我为什么要为朝鲜而牺牲呢？我为什么要关心这座令人讨厌的山头呢？”随着战役的推进，美军伤亡越来越多，乔的步兵连仅剩下35人。面对着伤亡，猪排山是否值得付出如此代价的问题再次出现，中尉沃尔特·拉塞尔和乔治连前来援助乔，他问乔：“猪排山值吗？”乔回答说：“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在什么意义上值呢？它没有任何军事上的价值。我怀疑美国人不会资助一美元给这场战争。”可见，从一开始，美国军官和士兵都认为猪排山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东西，而他们必须用生命极力去维护它，仅仅是因为政治家认为这样可以证明美国的意志和能力。乔和其他的军官深刻认识到这场战役没有任何意义。电影中，美国政治家在放弃进攻还是重新发动进攻之间选择了后者。官兵们选择了坚持，并不是出于对美国外交政策和价值观的高度认同，而仅仅是因为军人必须要坚守自己的本职，那就是要坚持战斗。美国用110人的生命争取到一个没有价值的山地，而且是在停战协定即将签订之际，这是一个巨大的讽刺。对于美国人来说，这场无意义的战争不仅仅造成了士兵的牺牲，而且也带来了众多的家庭悲剧。1953年由詹姆斯·米奇纳（JamesMichener）发表的畅销短篇小说《孤独里桥之役（The Bridges at Toko-Ri）》对美国为一场错误的战争而付出的个人牺牲做出了解读。小说于1954年搬上银幕，并获得了1956年奥斯卡最佳特效奖。主人公哈利·布鲁贝克是一名服役于美国海军航空兵VF-192“金龙”舰载战斗机中队的战斗机飞行员，也是一名二战英雄，他被指派参加由联合国军发起的“空中封锁线战役”，即对“三八线”以北的朝鲜军事设施以及道路桥梁进行轰炸摧毁。哈利对再次被征入军队、派到朝鲜打仗一直愤愤不平，他本来在国内从事着体面的律师职业，有幸福的家庭。哈利对美国参加朝鲜战争并不认同，最后，他接受了轰炸的任务，也不是出于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认可，而是出于对军人本职工作的尊重。故事的结局是哈利和其他两位飞行员佛尼和奈斯特在执行飞行任务中坠机并最终牺牲在战场。电影展现的不仅仅是战场上的牺牲，更包括了士兵家庭的悲剧。电影中，第77海上舰队司令塔兰特自己的两个儿子在二战中战死，他的妻子因为失去两个儿子而精神错乱，“总是独自坐在自己的屋里，编织儿童毛衣”；飞行员佛尼无法正常恋爱结婚，而哈利两个可爱的女儿和美貌的妻子不得不忍受失去哈利的痛苦。美国做出这样的牺牲值得吗？在电影中，舰队司令和哈利的一次谈话从冷战的意识形态角度出发，反思了朝鲜战争的目的，认为它是为了防止多米诺骨牌的发生。“军事上我认为这是场悲剧，我们应该退出，但是如果退出朝鲜战争的话，他们会占领日本、印度支那、菲律宾，到时候我们从哪里反抗？密西西比？”但是他也承认朝鲜战争是美国“在错误的地方打的一场错误的战争”。就像大多数电影批评家所评述，“这部电影对朝鲜战争的意义提出了质疑：个人做出如此巨大的牺牲意义何在？但是电影没有做出相应的回答，也没有试图去回答这个问题。”美国士兵在朝鲜战场缺乏爱国热忱和勇气，对他们来说，朝鲜战争的意义完全和道义、信念无关，而且缺乏像二战一样的崇高目标，能够活下来成为他们战斗的唯一目标，这也成为一些描写朝鲜战争的大众文化作品展示的主题。《幽冥神话》（Two-Fisted Tales）和《前线战斗》（Frontline Combat）这两部漫画小说在1950年至1952年出版，当时也正是朝鲜战争进入白热化的阶段。在这两部漫画小说里，美国士兵更是被描述成松散懈怠、战斗意志不坚定的一群人。在这些士兵看来，美国正在打一场不必要的战争，对于他们来说，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美国高尚的国家事业，而是为自我的存活。在詹姆士·祝特（James Drought）的小说《秘密》（1963年）中朝鲜战争被视作一场没完没了的拳击比赛，一场由政治家设定的比赛，明知不会赢，但是还必须坚持打下去，直到牺牲生命才能退出比赛。安瑟尼·曼（Anthony Mann）导演的电影《战争中的人们》（Men inWar，1957年）中，战争的目标对士兵来说也是模糊不清，他们在战争上拼命，也只是为了最后能够活着。24步兵师中的一个排和美国的大部队失去了联系，为了重新归入大部队，排长本森（Lt.Benson）上尉决定带领士兵们向465高地的军营行进，行程途中，多名士兵被混入的北朝鲜军队杀死；当他们快到军营时，发现远处有一群士兵冲他们呐喊，蒙大拿中士（Sergeant Montana）在没有确认这群人是否是美国士兵的情况下（事实上，军营已经失守，并被伪装成美国兵的北朝鲜军队占领），立即开枪打死了他们。在蒙大拿身上，自我生存已经超越了任何良心和道德的约束。美国文化作品揭示了美国官兵缺乏对朝鲜战争本身的坚定信仰、对这场战争充满了厌恶的事实，并将朝鲜战争视作一场美国的灾难和悲剧，一场美国人不值得为之付出牺牲的战争。但是他们没有努力去回答美国为什么要参加朝鲜战争这个关键的问题。就像一位美国电影历史学家所讲：“朝鲜战争的电影没有解释我们为什么要去打这场战争，而且他们也不关心这个问题。”大众文化作品对朝鲜战争意义的质疑和模糊化处理使得这场战争既无法像二战那样被作为一场崇高的“好战争”而被反复提及、叙说和讴歌，也不能像越战那样不断被批评、谴责和反思，也就是说它在美国国家记忆中既不能成为体现美国国家特性和荣耀的典范，又不能充当展示和辩论美国国家错误和悲伤的教训。朝鲜战争成为一场缺乏崇高，没有英雄，但也没有留下巨大伤痛，因而是一场不值得记住的战争。
集体记忆是对过去的表述和再现，而集体遗忘则相反，是将过去尘封起来，让过去从公共讨论中淡出。一个国家对待自己的过去，记住什么，忘却什么，都是有选择性的，而选择是根据当前的国家政治、外交以及利益需求而确定的。在1953年至1965年这段时期内，美国政府从和苏联冷战对抗的现实需求中出发，从有利于美国继续推进冷战战略的角度考虑，对朝鲜战争进行了选择性的集体记忆塑造，试图把这场美国并没有获得胜利的战争描绘成集体安全原则的胜利，在遭到质疑和反对后，则把目光转向未来，以回避对朝鲜战争胜败得失的讨论，忘却战争带来的伤痛。而美国军方关于战俘通敌的指控和媒体关于“洗脑”问题的讨论摧毁了构建关于朝鲜战争英雄主义叙事的可能性，使战场上的士兵难以成为讴歌和怀念的对象。大众文化作品对朝鲜战争崇高性的质疑和战争意义的解构也使记忆和讨论这场战争逐渐变得没有意义。这些因素汇聚在一起，使朝鲜战争成为一场没有任何纪念形式的战争，一场没有产生社会分歧和争议的战争，一场没有引起社会伤痛的战争，并因此在美国人的集体记忆中逐渐淡出，乃至消失的战争。而没有了本应承载伤痛和深刻教训的朝鲜战争记忆的制约，美国很轻易地再次卷入了另外一场无法获得胜利的战争——越南战争，并因此陷入深刻的社会分裂之中。*文章原刊于《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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