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推介】李军 ︱唐大中年间宣宗经略党项政策之演进——以石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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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大中年间宣宗经略党项政策之演进
——以石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作者简介
李军，西北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教授、博导，中宣部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陕西省“六个一批”理论界人才、陕西省“特支计划”青年拔尖人才，主要从事隋唐史及西北区域史研究。近年来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早期中国史研究》等海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主持国家级及省部级课题6项，获省部级科研成果奖5项。
原文刊登于《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 期第125—135页。
摘 要
通过对《王宰墓志》内容的分析,可知在经历大中二年征讨党项之役失利后,宣宗在大中四年五月至九月间重启了针对党项的大规模作战。与大中二年相比,大中四年之际宣宗对唐军的指挥体系、兵员组成、作战重点均进行了针对性的调整。但受到党项截击交通路线的影响,唐军物资运输的问题并未得到根本的解决。在经过河东节度使专征以及京西北、关东藩帅并行的“双头体制”等尝试后,宣宗命以文臣出身的白敏中全面负责征讨党项事宜,经略方式也由单纯的军事征伐转变为招抚与征讨相结合,最终促成了党项问题的解决。
关 键 词
党项经略; 《王宰墓志》; 白敏中碑志; 大中政局
随着开成末年至会昌初年漠北回鹘及吐蕃王朝统治的相继崩溃,长期活跃于京西北的党项趁势而起,对唐朝的统治带来了极大的威胁。在成功处置南下回鹘及泽潞刘稹之乱后,武宗君臣曾有意用兵党项,但武宗的暴崩却打断了既定的作战规划。直至大中五年(851),宣宗李忱才通过军事讨伐与优诏安抚相配合的方式,基本上解决了困扰唐朝多年的党项问题。学术界以往根据新、旧两《唐书》等传世文献,梳理出了唐朝经略党项的大致进程。具体到大中时代,学者往往比较关注宣宗经略党项的结果,但对于其处置党项政策的演进却关注不足。本文希望通过将碑刻材料与传世文献相结合的方式,探讨宣宗经略党项之政策演化及其与大中政局的关联性。不当之处,敬祈方家不吝赐教。
王宰墓志
王宰出任招讨党项使
时间再考
唐朝初年,在吐蕃势力崛起的影响下,大批党项部众内附并分两次被迁徙至唐朝的京西北地区。聚居在唐朝内地的党项,最终按照分布地域形成了东山、平夏等大的部落集团。受到社会发展阶段的影响,再加上唐朝少数边将管理不当,党项频繁袭扰州县百姓,以至于“居人惧骇,鲜有宁日”。同时,党项依附于吐蕃,不仅充当吐蕃之耳目,还多次与之联合袭扰唐朝之郊畿。
会昌年间,武宗君臣先后采取了设使招抚以及利用京西北藩镇军事征伐等方式,力争解决党项问题,但最终都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宣宗即位之初,在吐蕃势力的招诱下,吐蕃、党项及回鹘残众曾合力寇扰唐朝的“河西”地区,被河东节度使王宰率军击退。对此,《新唐书》卷218《沙陀传》载:
大中初,吐蕃合党项及回鹘残众寇河西,太原王宰统代北诸军进讨,沙 陀常深入,冠诸军。赤心所向,虏辄披靡，……宣宗已复三州、七关,征西戍皆罢,乃迁赤心蔚州刺史、云州守捉使。
《资治通鉴》卷248“唐宣宗大中元年五月”条则载:
吐蕃论恐热乘武宗之丧,诱党项及回鹘余众寇河西,诏河东节度使王宰将代北诸军击之。宰以沙陀朱邪赤心为前锋,自麟州济河,与恐热战于盐州,破走之。
与《资治通鉴》相较,《新唐书·沙陀传》的时间界定稍显宽泛,但参照事件的地点、任务与具体过程,可以确知两者所载的王宰率军讨伐吐蕃及党项的事迹为同一件事。在吐蕃、党项等势力联合入寇“河西”之际,宣宗并没有借助京西北藩镇的军队,而是利用河东节度使王宰以及其所率领的客军完成了作战任务,从而为河东镇全面介入征讨党项之役埋下了伏笔。
2006年，《王宰墓志》在洛阳出土。由于墓志中有涉及王宰率军征讨党项的详细记载,故为学术界所关注。墓志载:
大中三年元正,朝贺在廷,上目而壮之,加光禄大夫,复归镇守。……今上初收河陇,西羌别种,屯聚隘险,劫夺行人,抄略餫路。上临轩叹息,思得统将。台臣等惶恐,以公名闻,即日,诏以公守本官领河东。先差兵士,并沙陀及诸蕃部落子弟等,充招讨党项使,兼指挥振武、天德、灵盐、邠宁、夏绥、鄜延等州,同讨党项兵马事。其所诏昭义、易定、河阳、宣武、沧景、陈许、郑滑、天平、平卢、兖海、浙西、宣歙等道,赴夏州塞门行营,士马并令权取公指挥。其属左右神策、京西、京北诸镇,有控临党项处,缓急要兵,掎角相应。便行文牒,指使推毂,委重之任,古今无伦。公受命奋发,蓬首即路,引兵进战,直入塞门。属餫路阻艰,军食不继,数以饥卒,邀战不整。朝廷以老师费财,诏省戍卒。复以公检校司徒,充河阳三城节度、怀孟泽等州观察等使。
对于墓志所载王宰以招讨党项使身份所征讨之党项,张应桥认为应指《新唐书·沙陀传》中王宰率军进讨与吐蕃、回鹘等残众扰河西之党项。许超雄以《资治通鉴》卷248“唐宣宗大中元年五月”条为据,认为“墓志所言似乎指此事”。但除了《新唐书·沙陀传》《资治通鉴》所载王宰讨伐党项的时间与《王宰墓志》中“今上初收河陇”的历史背景不合外,还有诸多证据证明王宰以招讨使的身份征讨党项与其大中元年(847)率代北诸军击退吐蕃及党项其实并非一事,而应为两场不同的战役。
首先,在两次战役中,王宰率领唐军所打击的主要对象不同。虽然《新唐书·党项传》与《资治通鉴》对于王宰参与战争的时间表述方式稍有不同,但王宰的对手均为吐蕃及由吐蕃所招引之党项及回鹘,其中吐蕃为打击的核心目标,党项和回鹘只是陪衬的角色。而在《王宰墓志》的记载中,王宰所担任的乃“招讨党项使”,所对付的主要目标为党项,而并非吐蕃。
其次,王宰在两次战役中所依靠的主要军事力量不同。根据史书所载,大中元年,为应对吐蕃与党项等入寇河西,宣宗命王宰率“代北诸军”前往抵御。而在《王宰墓志》提及的战役中,王宰的麾下除了有河东、沙陀、代北的军队外,尚有京西北藩镇、神策军以及山东藩镇派驻京西北的军队,远远超出了“代北诸军”即“陉岭以北诸军”所涵盖的范围。
其三,两次战役的主要作战地点及进军路线迥然不同。在大中元年之役中,王宰率军自麟州渡河,与吐蕃及党项决战的地点在盐州;《王宰墓志》则记述了王宰是由河东入夏州塞门,决战地点在夏州。
其四,两次战役的结局不同。《新唐书·党项传》《资治通鉴》等书皆载吐蕃、党项联军为王宰所破,战役很快结束;《王宰墓志》则明确记载王宰此次征讨党项因粮运不济而未取得预期的效果,并因此被调任河阳。
综上所述，从打击对象、依靠力量、作战地点及路线、战争结局各个方面分析,都可知传世文献中大中元年王宰击退吐蕃和党项的联合入寇事件,与《王宰墓志》中王宰以招讨党项使的身份出击党项之事当为两场不同的战役。学者之所以将王宰出任招讨党项使的时间系于大中三年（849）之前,或是因为正史当中缺乏大中元年麟州之役至大中四年（850）九月王宰调任河阳之间唐朝征讨党项的记载。但如果细致分析石刻资料和传世文献的记载,可知自大中二年（848）至四年间,唐朝除了曾因收复三州七关而暂停对党项的征讨外,其余时间唐军与党项始终处于交战的状态。
此外,村井恭子推测王宰招讨党项使的任职始自大中三年二月五日至四月间,终于大中四年九月,宣宗朝对于党项的征讨开始于王宰任期内。根据《文苑英华》卷456蒋伸《授王宰河阳节度使李拭河东节度使制》,王宰和李拭节度使的职任属于两者互调。李拭出任河东节度使在大中四年九月，故村井恭子将王宰卸任招讨党项使的时间系于此是可取的做法。但其将王宰始任招讨党项使的时间限定在大中三年二月至四月间,一是证据不足，二是与当时京西北的政局不合。
大中二年年底,为了以“所部财货,承事贵倖”,从而“取平章事镇大梁”，王宰上表宣宗,请求赴长安朝觐。十二月十二日,王宰的请求获得了宣宗的准可,故“拥节趋阙,赴正仗朝聘之礼”。但由于遭到宰相周墀的反对,王宰此行未能如愿。大中三年二月五日,王宰在返回太原的途中,于汾州灵石县留下了关于此次朝觐情况的摩崖题记。根据摩崖题记的记载,王宰当时的职衔为“河东节度、观察等使、光禄大夫、检校司徒、兼太原尹、北都留守、御史大夫、上柱国、太原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并未提及“招讨党项使”,故村井氏认为其获得该使职的时间应在其后。此外,村井氏将杜牧《樊川文集》卷12《上周相公(墀)书》中记载的“昨者诛讨党羌,征关东兵用于西方”，推定为宣宗命王宰出任招讨党项使以讨伐党项之事。考虑到大中三年四月周墀已罢相,故其将大中三年四月视为王宰出任讨伐党项统帅的时间下限。村井氏对于王宰出任招讨党项使的时间上限设定可以成立,但其对《上周相公(墀)书》的时间判定或存在问题,从而影响到了对于王宰讨伐党项时间下限的判断。
周墀在大中二年正月至三年四月间担任宰相，而杜牧大中二年十二月由睦州入京任职,所以《上周相公书》当作于杜牧入京至周墀罢相之间。在文中,杜牧对于唐政府在征讨党项过程中所采取的“征关东兵用于西方”“不先屯田,随日随饷”“以步战骑”等三种做法提出了批评,认为这些举措导致了“困竭天下,不能灭朴樕之虏”的严重后果。但实际上直至大中四年九月,王宰才因为“餫路阻艰,军食不继,数以饥卒,邀战不整”被唐中央以“老师费财”的名义罢免。如果王宰确实是在大中三年二月至四月间获得征讨党项统帅的任命,其如何能在短短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就造成“困竭天下”的局面?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王宰墓志》所言“沙陀及诸蕃部落子弟”是王宰征讨党项时所帅军队的重要组成，而沙陀及诸蕃部落子弟显然是以骑兵为主,并不符合杜牧所诟病的“以步战骑”。更何况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根本无法通过杜牧所倡言的屯田来解决“边地无积粟,师无见粮”的困境。所以,杜牧所指责的诸项内容并不适用于王宰,其指责的亦并非王宰的战略失误,而应是大中三年四月之前唐朝征讨党项的策略。
此外, 从大中三年二月至四月间西北地区的政治格局看, 宣宗在此时发动大规模对党项作战的可能性也不大。大中三年正月, 吐蕃原河陇守将论恐热以陇右州郡归附唐朝的举动, 打乱了宣宗讨伐党项的既有规划。三年二月, 宣宗先是以陆耽为宣谕使, 前往陇右抚慰论恐热。次月, 宣宗又命刘德训出任京西、 京北巡边宣谕点阅等使, 会同韦博、 高承恭前往陇右“图写山川”, 为唐朝随后收复陇右旧疆的军事行动提供必要的情报。虽然朝臣多将经略陷蕃失地视作“生事蛮夷”, 但宣宗还是力排众议, 通过调整中枢构成以及京西北藩帅等方式, 最终在六七月间实现对秦、 原、 安乐等三州七关地区的收复。杜牧所上书的宰相周墀, 正是因为反对宣宗经略“河湟”的举动而被罢相并外放东川。可以说, 在大中三年正月至七月间, 宣宗君臣将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论恐热归附以及筹划收复三州七关的问题上, 所以在此时以王宰统领京西北所有兵力与党项展开决战的可能性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再者,结合传世文献和石刻文献,可知宣宗全面发动讨伐党项之役的时间应在大中四年,而非大中三年。《文苑英华》卷795李磎载:
今上大中四年,南山党羌反。自会昌二年及今征伐,(蔡)袭并有勋绩,其功皆录在河东簿书。惟破匈奴为首功,而为人所掩耳。至今部曲将校,无不称其智勇。
作为河东节度使下属的军事将领,蔡袭先后参与了出击南下回鹘、平定刘稹之乱、讨伐南山党项等重大军事行动。既然蔡袭征讨党项的勋绩记录在河东簿书,可见其参与的此次行动受命于河东节度使。宣宗在大中二年已经根据“党项日横”“党项充斥”的情况,发动过针对平夏党项及南山党项的战争,故《蔡袭传》中所载“今上大中四年”并非指南山党项开始反抗唐朝的时间,而是蔡袭作为河东将校参与讨伐南山党项的时间。这也就从侧面证明河东节帅王宰率军全面征讨党项的时间应在大中四年,而非大中三年。另据《大唐故杨府君(居实)墓志铭》记载,在“大中四年,党羌狂悖”之际,杨居实作为“泾原副监兼护临泾镇□监”,奉诏监抚长武、崇信等镇行营将士。墓志所载的大中四年应与《蔡袭传》一样,并非指党项最初危害京西北的时间,而是指唐朝全面发动征讨党项战争的时间。
大中四年五月五日,在“羌戎拒捍,纷扰边陲”之际,内府局丞吴全缋曾作为敕使前往太原,“宣节度使及监军取沙陀军一千骑救接淮安镇”。大中四年九月王宰始离任河东,所以五月在太原接受敕命的节度使正是王宰。由此可证,其时王宰仍驻节于太原,尚未担任负责征讨党项事宜的招讨党项使,更没有领兵奔赴夏州塞门行营。淮安镇位于庆州之北，该地属于征讨南山党项战区的南界地带,与地处战区北界的塞门镇距离较远。从墓志将唐军与党项的作战视为“纵兴偏师,犹轸宸虑”的表述看,也可证此时唐军尚未展开针对党项的全面作战。综合考虑,王宰出任招讨党项使,也就是宣宗重新发动全面讨伐党项战争的时间,可大致确定在大中四年五月至九月之间。
洪门砦（今靖边县城则壕遗址）
大中二年至四年间
征讨党项之战略变化
对于大中二年唐朝征讨党项的情况,传世文献的记载极为隐晦。而事件的亲身经历者,张宁的墓志中则保留了较为详细的记载。王宰作为唐朝大中四年之际征讨党项的军事统帅,其墓志也记载了宣宗君臣针对党项的诸多举措。如将《张宁墓志》《王宰墓志》中关于唐朝对党项作战的部署情况进行比对,则可以较为清晰地展现出大中二年至四年间唐政府根据实际作战情况所做出的政策调整。
对于张宁参与大中二年征讨党项之役的情况,《张宁墓志》载:
党项日横,廷议罪不赦。二年,诏边帅四面举兵以窘之。时祭酒以胆气自负,侪列惮服,而士卒乐为用。讨贼节帅李常侍初奉诏,乘贼不备,遣军候李茂曾领兵袭榆平。祭酒为监城使,亦以六州蕃部与所主兵士五千人,自德静镇走数百里为外应。茂曾望见贼,怯不敢斗。引兵还,贼亦解去。嗟恨颇久,由始不用其谋也。及李常侍率盐、夏兵屯洪门砦,方与南山贼族决胜负。守城壁皆被创,羸饿之士不满千人,城之门昼不敢启。食既尽,爨无樵苏。贼声喈喈,出必掠去。时选河中主将领步骑五百人,援军食于银州,回反蛇谷,再遇贼,而再为邀夺,以是人心益恟。监军使自监城,吐诚以召,且以旦暮危亡为托。因授河中步骑抵银州,率营田耕牛运数千斛,每至则与牛并食之,去复者四。贼惧其指画有伦,愕不敢近。孤军稍震,莫不赖之。
根据墓志所载,为了应对党项崛起的局面,唐政府“诏边帅四面举兵以窘之”,即利用京西北边镇对党项进行全面围堵、征讨的策略。具体到夏州节度方面,“讨贼节帅李常侍”即李业,先是遣军侯李茂曾和德静镇监城使张宁分别从夏州(今陕西靖边县白城子)和德静镇(今陕西榆林市西海流兔河东岸)率军远袭榆平(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审旗东南)。从李茂曾和张宁两人的行军路线及预计作战的地点看,两人所袭击的党项应属于宋人赵珣在《聚米图经》中所言的“党项部落在银、夏以北,居川泽者”,即“平夏党项”此次参与袭击的部队,仅张宁部就有兵力五千人,实力不可谓不雄厚。但李茂曾却临阵怯不敢斗,足见其所袭击的平夏党项声势之大。
在北向征讨平夏党项无功而返后,李业又亲率夏州本部及盐州之军队奔赴夏州之南界,寻求与“南山贼族”决战。李业所屯兵的洪门砦,应为今靖边县大路沟乡大涧村北的城则壕古城，北距夏州治所的直线距离在120千米左右。该地为群山所环绕,仅有山间小路沟通南北,与外界的联系极其不便。而洪门砦之南的山地,沟壑纵横,便于党项部落的隐藏。所以，因受到周边地形的限制,其地根本不适合大规模作战的展开。根据《张宁墓志》所载,夏州境内原有夏州节度所统的夏州兵、六州蕃部所主兵士、护送军食的河中兵等多种来源的军队。但在李业贸然率夏州之主力远赴洪门砦之后,夏州境内的城垒遭到党项的围攻,其与银州之间的物资运输路线也被切断。在夏州因党项的围困而岌岌可危之际,我们并没有看到临近藩镇对其有救援行动。留守的监军使也只能为张宁配备数量有限的河中步骑,以卫护夏州与银州之间的物资运输。由此可见,京西北诸镇在大中二年征讨党项之际,更多是在本镇的范围内各自为战,并没有建立起必要的协调作战体制。针对唐军急于通过大规模作战以迅速结束战争的做法,党项一方面采取了“屯聚隘险”的方式避免与唐军正面决战;另外一方面,通过“劫夺行人,抄略餫路”持续攻击唐军的物资运输路线,从而使夏州的唐军陷入“食既尽,爨无樵苏。贼声喈喈,出必掠去”的困境。虽然最后在河中步骑的协助下,张宁完成了从银州为夏州运粮的任务,但唐军物资匮乏的情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
对于夏州节度方面在大中二年征讨党项之役的结果,《张宁墓志》中并没有进行交代,可见并没有取得可资夸耀的战果。根据《鲁美墓志》的记载,在大中二年“党项充斥”之际,鲁美作为襄州节度使派驻京西北的防秋军将，其“机谋筹画,保全城垒”的表现,得到了所在诸地郡帅的甄奖,从而被加授殿中侍御史并出任驻地的教练使。由此可见,即使是在宣宗“诏边帅四面举兵以窘之”的情况下,针对“党项充斥”的局面,鲁美所驻扎的藩镇更多采取的是被动防御的态势。再结合正史对大中二年党项之役阙而不载的情况,可知此次征讨应该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针对大中二年的征讨失利,杜牧曾归结为“征关东兵用于西方”“不先屯田,随日随饷”“以步战骑”等三个战略失误。因为关东诸镇派驻京西北的防秋兵,军费均由本道承担,并不会产生“随日随饷”的问题,所以大中二年被唐政府用于京西北的“关东军”,应属于中央政府从关东诸镇调派的军队。这些军队临时抽调至京西北,很难在短期内熟悉战区的风土人情,无法迅速发挥其应有的战斗力。此外,按照唐朝的惯例,离开本镇为中央政府出界作战,需要由中央度支为其提供“出界粮”,从而加重了中央政府的财政负担。更何况在流动作战的条件下,步兵相对于骑兵天然就处于明显的劣势。
在应对论恐热归附以及其后宣宗切实收复三州七关的过程中,唐政府应暂时停止了对党项的军事征讨。唐政府利用京西北藩镇对三州七关的用兵,虽然不能直接解决党项问题,但却得以控制陇山防线并以此切断吐蕃与党项的联系,从而为讨伐党项提供了重要的战略保障。《新唐书》卷64《方镇表一》“邠宁”节度大中三年栏载:“邠宁节度以南山、平夏部落叛,徙治宁州。”《资治通鉴》则将宣宗诏命邠宁节度“权移军于宁州以应接河西”事系于大中三年七月甲戌,即灵武、邠宁、凤翔等镇完成三州七关收复工作的当天，由此可见宣宗经略党项心情之迫切。《曹公墓志》记载曹某在“大中三年南山征行”中,因“秉事无颇,劳能备著”,故被唐中央加授了监察御史的宪衔。墓志中言及,曹某所出任的“魏平、丰储等镇营田都知兵马使”“石堡镇遏兵马使、兼宁朔县令”“洪门四镇都知兵马使”等较为明确的职任,均为夏州节度使属下的僚佐。由此可证,其大中三年参加的“南山征行”应是夏州节度使方面发动的针对南山党项的战争。
为了扭转此前针对党项作战的不利局面,大中四年之际宣宗以王宰充任招讨党项使,成为党项征讨的最高实际负责军事长官,改变了此前未设最高统帅以协调作战的做法。根据《王宰墓志》所载,可知唐朝征讨党项军队主要由几部分组成:其一,“河东先差兵士,并沙陀及诸蕃部落子弟”;其二,“振武、天德、灵盐、邠宁、夏绥、鄜延”等京西北诸镇军队;其三,昭义、易定、河阳、宣武、沧景、陈许、郑滑、天平、平卢、兖海、浙西、宣歙等道,赴夏州塞门行营的军队;其四,驻扎在京西北的左右神策行营军队。
作为征讨党项的统帅,王宰本为河东节度使,所以来自河东的军事力量值得格外关注。大中四年之际,追随王宰作战的河东军队主要包括“河东先差兵士,并沙陀及诸蕃部落子弟”。既然称为“先差兵马”,可知其在京西北驻扎已久,应该属于《新唐书·沙陀传》所载的“征西戍”。经过此前与党项的长期作战,这些兵士对当地的自然环境以及党项的布防略应已有了一定的了解,非初来乍到者可比。而“沙陀及诸蕃部落子弟”的加入,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加强唐军在骑兵方面的力量,从而改善“以步战骑”的战略劣势。
村井恭子结合唐代京西北防秋之责由神策外镇、京西北藩镇、防秋兵三者共同承担的史实,认为河东兵及代北诸军也参与到了防秋兵之中;《王宰墓志》所见的军队编制有别于以河东节度使为总指挥的指挥系统,可以认为它是依照防秋体系而建立的。自代宗大历年间开始,山东诸镇遣兵将参与京西北的防秋已经形成惯例。建中二年(781)之际,诸镇派驻在京西北的防秋兵应至少在10万人以上。为了弥补京西北诸镇军力的不足,唐朝时常将关东诸镇派驻在西北的防秋军队投入战争。正如曾我部静雄的研究,由关东诸镇派驻京西北的防秋兵,主要处于所驻京西北藩镇的指挥之下。而根据《王宰墓志》所载,昭义等道于西北防秋的军队皆赴夏州塞门行营,其统帅显然并非夏州节度使,而是“引兵进战,直入塞门”的招讨党项使王宰。大中五年(851),在陈君从由邠州刺史改任鄜州节度使之际,其同时还担任了塞门行营使。由此可证,并非河东军队被纳入了防秋体系,而是驻防京西北的关东防秋兵被纳入了征讨党项的行营体系。
根据《王宰墓志》所载,参与大中四年征讨党项之役的关东诸镇有昭义、易定、河阳、宣武、沧景、陈许、郑滑、天平、平卢、兖海、浙西、宣歙等十二个。代宗在大历九年(774)五月乙丑的诏书中规定了十四道藩镇的防秋兵额,其中人数最多者为四千人(淮南、魏博),最少者为一千五百人(鄂岳、福建),多数藩镇为两千或三千人。大中四年参与征讨的藩镇中,昭义(两千人)、浙西(三千人)、宣歙(三千人)三镇的防秋兵额比较明确,其余未载防秋兵额的九镇当分别为两千或三千人。由此可知,大中四年参与征讨党项的防秋兵兵力当在三万人左右。关东防秋军队由于驻扎日久,已经逐渐熟悉了京西北地区的自然环境和风土人情。将分散在不同地域的防秋兵汇集至塞门行营,可以在短时间内形成有效的协同作战力量。此外,根据《大唐故杨府君(居实)墓志铭》的记载,在“大中四年,党项狂悖”之际,杨居实奉诏“监抚长武、崇信等镇将士行营”,并因为“临戎有略,布阵无哗。破敌摧锋,曾无虚发”的功绩,加宣德郎、内府局丞。临泾、长武、崇信等镇,均属于神策外镇体系，可知左右神策军在大中四年征讨党项之役中也起到了防御及配合作战的作用。
与大中二年不同的是,唐军与党项决战的地点由洪门砦转移至塞门行营。塞门镇与洪门砦处于东西一线之上,唐军塞门行营打击的对象显然与李业率军驻扎洪门砦时一样,就是夏州与鄜、延山地之间的南山党项。但塞门行营的主力是王宰所率之河东兵、沙陀以及关东诸镇派驻京西北的防秋兵,灵盐、邠宁、夏绥、鄜延等京西北诸镇应是保持了防区内作战的态势。如此也就避免了大中二年征讨党项时,京西北某镇主力贸然被抽调在外,其地成为党项重点攻击对象的情形。从地势上看,塞门寨地控延河谷地,地势远较洪门砦开阔,自汉代以来就是控制南北交通的要塞,有利于大兵团作战。
根据大中四年的情况看,通过利用京西北藩镇以及塞门行营的防秋兵,基本上解决了杜牧所指责的“征关东兵用于西方”,即天时问题;通过征发河东辖内的沙陀等部落军队,“以步战骑”的人事问题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前线唐军的供给显然无法通过屯田的方式解决,而必须依赖于唐朝的供军体系。（大中二年之际,因夏州和银州之间的物资运输屡次被党项邀夺,使得夏州方面陷入了“食既尽,爨无樵苏。贼声喈喈,出必掠去”的窘境。）根据《陆耽墓志》的记载,宣宗在完成三州七关的收复工作后,曾“发数道兵,讨逐叛羌”,陆耽即担任了此次战役的“供军粮料使”。但陆耽很快就因受到其副使“犯新敕”事件的牵连,被贬为韶州司马。虽然我们不知道所谓“新敕”的具体内容,但显然是与陆耽及供军粮料副使未能很好地完成粮料的供应工作有关。正如《王宰墓志》所载,大中四年党项面对唐军的全面攻势,在“屯聚隘险”之余,仍然延续了此前“劫夺行人,抄略餫路”即持续攻击唐军运输线的战法,使得唐军“餫路阻艰,军食不继,数以饥卒,邀战不整”。王宰之所以未能完成宣宗交付的使命,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党项沿途阻截唐军运输路线的影响。《卢就墓志》则记载卢就在“天子赫怒党羌,未暇调食,卒征天下兵屯于□上”的情况下，以度支员外郎的身份“佐大计,理出入”,故在大中五年正月卢就被宰相请任为刑部郎中。由此可见,卢就所参与的针对党项的征讨应发生在大中四年。卢就卒于大中五年四月,葬于次年二月。作为墓志的作者,翰林学士毕諴所言的“未暇调食,卒征天下兵屯于□上”,或有意凸显卢就在调配军粮方面的劳绩,但在大中四年战役的初始阶段,唐朝没有能很好地解决前线军士的军粮问题却是显而易见的。
塞门镇所扼守的延河谷地
白敏中与大中五年
之际的党项征讨
大中四年九月,因王宰主导的党项征讨劳而无功,宣宗将河阳节度使李拭调任河东,但新任的河东节度使李拭并未兼领王宰之前所兼任的“诸道行营招讨党项使”。此外,根据《王宰墓志》,可知在王宰罢任招讨党项使之际,宣宗有“诏省戍卒”的举动。而就在九月丁酉(二十三日),右补阙孔温裕针对“党项为边患,发诸道兵讨之,连年无功,戍馈不已”的情况,上疏切谏。究其原因,孔氏很可能是受到了宣宗不以李拭兼招讨党项使及缩减征讨党项军队等举动的影响,误认为宣宗针对党项的政策发生了转向。但孔温裕上疏的结果却是“上怒,贬柳州司马”，可见宣宗虽然在征讨党项政策稍有调整,但讨伐的决心却尚未有根本性的变化。
大中四年十一月己亥(二十五日),宣宗颁发敕书,宣布了在新收复的成、维、扶三州所实施的经略政策,同时以户部侍郎、判本司事令狐绹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仅仅三天之后,宣宗即以翰林学士刘瑑为京西招讨党项行营宣慰使，可见虽然暂时未置招讨党项使,但招讨党项行营却并未撤销。令人颇感意外的是,宣宗在十二月复置招讨党项使时,并未沿用此前利用河东节度使负责专征党项的做法,而是以大中三年由夏州调任凤翔的李业以及由河阳调任河东的李拭并兼招讨党项使。由此,在参与征讨党项之役的唐军中,形成了两个最高军事统帅的“双头体制”。而到了大中五年,宣宗又以宰相白敏中为邠宁节度使,充招讨党项行营都统、制置等使,显示出唐朝经营党项的策略再度发生了重大转变。
以往学者主要根据《新唐书》《资治通鉴》《文苑英华》,勾勒出了白敏中与大中五年之际唐朝征讨党项战略变化的关联性。但如将上述史料的相关记载与《旧唐书》《唐大诏令集》《东观奏记》等进行比对,可见前者在史料排列和系事时间上或存在瑕疵,由此所得出的叙事逻辑也就存在重新审视的必要。
对于白敏中出任招讨党项兵马都统的时间,《新唐书·宣宗纪》《新唐书·宰相表下》《资治通鉴》皆系于大中五年三月,其中又以《资治通鉴》之记载最为详细:
上以南山、平夏党项久未平,颇厌用兵。崔铉建议,宜遣大臣镇抚。三月,以白敏中为司空、同平章事,充招讨党项行营都统、制置等使,南北两路供军使兼邠宁节度使。……夏,四月,以左谏议大夫孙景商为左庶子,充邠宁行军司马;知制诰蒋伸为右庶子,充节度副使。……敏中军于宁州,壬子,定远城使史元破党项九千余帐于三交谷,敏中奏党项平。辛未,诏:“平夏党项,已就安帖。……。”八月,白敏中奏南山党项亦请降。时用兵岁久,国用颇乏,诏并赦南山党项,使之安业。
按照《资治通鉴》的叙事逻辑,白敏中于大中五年三月出任招讨党项都统，由此迎来了平夏和南山两部在四月和八月相继归附,唐朝征讨党项的大规模战争宣告结束。《资治通鉴》中关于宣宗为白敏中配备僚佐的记载,应该源自裴庭裕《东观奏记》卷上“白敏中用裴度故事择幕僚”条。但据《东观奏记》所载,白敏中在充任邠宁行营都统之际,选用的僚佐除行军司马孙景商、节度副使蒋伸外,尚有节度判官李荀、都统掌书记李玄、都虞候冉昈及陈君从等人。宣宗在三月以白敏中外任招讨党项行营都统及邠宁节度使,次月才为其配备诸多核心僚佐的做法,显然不符合常理。
《旧唐书·宣宗纪》将并兼招讨党项使的河东节度使李拭和凤翔节度使李业职任互调、白敏中出任邠州刺史充邠宁节度观察东面招讨党项等使以及户部侍郎、判户部事魏謩入相等三事均系于大中五年五月。根据大中五年十月颁发的《白敏中邠宁节度平章事制》,白敏中充任“招讨南山平夏党项兵马都统制置等使并南北两路供军使兼邠宁节度使”的时间为“始自夏半,及于秦正”，由此可证白敏中始任招讨党项兵马都统的时间应为《旧唐书》所载的大中五年五月,而非《新唐书》等书所载的大中五年三月。此外,对于宣宗宣告初定平夏党项的时间,《资治通鉴》系于大中五年四月辛未(二十九日)，其所依据的应为《文苑英华》卷439《破党羌德音》后所标记的“大中五年四月二十九日”。对于该制,《唐大诏令集》卷130作《平党项德音》,现存版本多将其系于大中五年二月。杜牧《贺平党项表》有载:“伏奉二月二十七日敕,党项剪除,北边宁静,华夏同庆,道路欢呼，……十万齐呼,四面同入。行军于枕席之上,败虏于险阻之中。”杜牧所言之敕,显然是指《破党羌德音》,在时间上可与《唐大诏令集》的记载相对应,故该敕书应颁发于大中五年二月。由此可见,大中五年二月之前唐军针对平夏党项的作战胜利、二月底颁发《破党羌德音》以及四月史元于夏州破党项均与白敏中外任招讨党项都统无关。
此外,对于白敏中外任招讨党项都统的原因,《资治通鉴》载为:“上以南山、平夏党项久未平,颇厌用兵。崔铉建议,宜遣大臣镇抚。”也就是说，司马温公将白敏中出任都统,视为宣宗将对付党项的政策由征讨转向招抚的重要标志。但事实上,早在大中五年二月,也就是唐军大致平定平夏党项之初,宣宗就已经命以文臣出身的李福出任夏州节度使,目的就是为了显示唐中央对党项的招抚之意。对此,《东观奏记》下卷“唐宣宗戒励边将”条载:
上自党项叛扰,推其由,乃边将贪暴,利其羊马,多欺取之。始用右谏议大夫李福为夏州节度使,刑部侍郎毕諴为邠宁节度使,大理卿裴识为泾原节度使。发日,临轩戒励,禀奉宸威,绝侵夺之贪。边方帖息,烽燧不复告警矣。
裴庭裕的记载与唐政府在《破党羌德音》中所提及“或闻从前帅臣多怀贪尅,部落好马悉被诛求,无故杀伤,致令怨恨。从今以后,必当精选清廉将帅,抚驭羌戎,明下诏条,渐令知悉”的表述是契合的。此外,《破党羌德音》中“党项本是边甿,只合州县抚驭”等表述,也显示出宣宗针对党项政策已经出现了由单纯讨伐向抚驭的转变。
就在唐中央下诏宣称基本解决平夏党项问题仅仅一个多月之后,定远城使史元又在夏州三交谷破党项九千余帐,表明党项并没有因暂时的军事失利就全面放弃抵抗。据《白敏中墓志铭》所载,正是在“党项摇西北,边县道梗噎”的背景下,宣宗“忆公威惠韬略,可整顿穷寇,遂拜司空、兼门下侍郎平章事,充招讨都统,邠宁节度使,治宁州”。《白敏中邠宁节度平章事制》则提及白敏中外任的现实背景为“自羌戎犯塞,师旅屯边。招怀莫来,征伐无状”。即使是将白敏中外任时间系于大中五年三月的《新唐书》,也在白敏中本传中记载:“会党项数寇边,铉言宜得大臣镇抚。天子响其言,故敏中以司空、平章事兼邠宁节度、招抚、制置使。”由此可见,白敏中之所以在大中五年五月出任招讨党项的都统,不仅仅是因为“宣宗颇厌用兵”,更是为了真正解决党项持续威胁京西北的现实危局。白敏中出任招讨党项的最高统帅,也就改变了之前由河东及凤翔藩帅并为统帅的征讨模式,将责权不分的“双头体制”重新调整回最高统帅专征的格局,从而更好地整合京西北征讨党项之军事及供给力量。
蒋伸撰《孙景商墓志铭》载:
大中五年,今西川白丞相为京西北招讨,都统诸军,以讨叛羌,奏公为行军司马,授左庶子兼御史中丞,赐紫金鱼袋,并授余招讨副使。时党羌仍岁扰边,上怒,命宰相出征。当时议者以士羸食窘,遽难收功。然其势峻严,不可争止。公佐理之外,与余从容讲画,掇取精理,恳贡其说。白丞相纳其言,奏罢讨,以恩信抚驭,不日宁格。征拜给事中。
根据墓志所载,在大中五年“党羌仍岁扰边”“议者以士羸食窘,遽难收功”的情况下,宣宗以宰相白敏中作为统帅,主持对党项的征讨。其所言的“其势峻严,不可争止”，毋庸置疑地展现了宣宗采用军事征伐对付南山党项的坚定态度。大中五年七月六日颁发的《洗雪南山平夏德音》也明确记载,白敏中、李业分统诸军征讨南山党项之际,对于反抗者的策略就是军事征伐,也就是制文所谓的“不得已则诛锄”。但在蒋伸、孙景商以及白敏中的建议下,宣宗最终将单纯对党项进行军事征伐转变为“以恩信抚驭”为主的处置方式,从而收到了“不日宁格”的实际效果。
对于白敏中出任招讨党项都统一事,《白敏中神道碑》则载:
南山平［寇］党项［因］边［将］失□,□□□□。［比］□□□□,命公专其［事］,征天下兵,讨之岁久。宣宗［践］戎事,伺意［者］因而缋之。公带丞相持节以往，……大中五年,兼门下侍郎、平章事,充招讨□统、邠宁节度,［屯］军宁州。……之北二十里□□,为平复之南山,环山千里,党项居之。平夏之［羌］,以是山美水草,小不稔,□族南迁,以此南山……不足定也。□五□至宁州,［点］关山卒,□入南山。［君］子意羌酋相与俯伏路左,皆言藩虏各自爱生乐,不愿为兵。久不谕朝廷事,令……子弟有不□□□□诛之。公□山数百里,严诏部□。一即□□之，皆□□□弓箭,尽为王人。冬十月,□山平复,□［寇］大定,罢天下兵。
对于南山、平夏党项反叛唐朝的原因,《白敏中神道碑》沿用了唐朝官方的说法,归结于唐朝边将一方。虽然碑文有缺,但可以发现白敏中在进军南山之后,主要是采取“严诏”即招抚的方式,很快就使得南山党项放弃大规模抵抗,从而实现了“□山平复,□［寇］大定”的结果。由此可见,白敏中在对付南山党项时,非常注重军事威慑下的积极招抚,并非一味的军事征讨。
塞门镇遗址残存遗物
小 结
虽然大中元年党项有与吐蕃及回鹘联合侵扰唐朝“河西”之行动,但直至大中二年,唐政府才开始大规模讨伐党项。在大中二年征讨党项之役中,唐军的主力是京西北藩镇的军队以及少数调集自关东地区的客军。由于征伐的重点不明且唐军彼此之间缺乏协调,再加上运输路线被党项切断,故此次征讨并没有取得实际的效果。随着大中三年论恐热的归附,三州七关的收复问题一时间成为宣宗君臣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党项的征讨暂时陷入停滞状态。三州七关及山南陷蕃诸州陆续收复之后,宣宗的施政重点又重新回归到内部的党项问题。大中四年五月至九月间,宣宗令王宰兼领招讨党项使,实现了军事指挥权的统一。最终为了应对党项此起彼伏的反抗,唐朝针对党项的政策由全面征讨转向为安抚为主、招讨为辅的做法,长期以来威胁唐朝京西北安全的党项问题大体得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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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 樊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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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发表于《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4期第125-135页。文中插图由作者提供。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文章转载自“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微信公众号。敬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