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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航:眼睛看得见角落,心里才会有全局

周航 还是不举手就发言 2022-12-25
封面|《路边野餐》脚里在电影拍摄所在地 凯里

前两年我参与写作了一本书《脚里生活》,书的副标题是《农业的极限与乡村的黄昏》,也是书中核心探讨的问题。最近由于中美关系的动荡,国内外很多朋友开始讨论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不由想起这本书。

 
这本书从 2015 年开始筹划,过程可谓是相当坎坷。16 年我们开始田野调查,但对结果不是很满意,17 年又一次到农村进行了补充调查,直到 18 年完成终稿。遗憾的是,由于内容和题材的冷门,没有多少商业属性,再加上话题有一定的敏感度,出版一直受阻。不得已,2019 年的这个时候,我们以内部学术资料的形式自己编制做了出来,希望跟更多人交流。
 
这本书最开始是想效仿费孝通先生上世纪 30 年代社会学的巨作《江村经济》,通过白描式的田野调查分析农村问题。说起来有点不自量力,我们的水平跟当年的费先生自然有很大的差距,所以我对内容一直不是特别满意,总觉得差点什么。直到最近我用读者的视角把这本书重新翻看了一下,得到了与以往不同的感受: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


 为什么关注农村?
 

对一个像你我这样长期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来说,特别是在一线大城市生活的人,对农村、农业、农民,即所谓的三农问题,知之甚少,甚至有很多误解。农村,不是你在城市幻想「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乡愁,而是永远走不出贫困、有着发展极限的乡愁。我的合作者凯平博士搭建了一个特别好的框架,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对这三个问题起码有一个全局性的俯瞰。
 
理解中国,要先理解中国的农村,理解中国的农村,首先要理解土地,历史上历次土地制度的改革都比其他社会变革更深刻更直接地影响到乡村社会的方方面面,理解了土地也就打开了理解中国农村的钥匙。改革开放是从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迅速地实现了农村的振兴,解决了中国的温饱问题。
 
回望过去几十年的农村改革,农民能解决长期以来的温饱问题,本质上是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了农民的生产权以及土地的使用权,让农村重新回到了小农经济的状态,土地由个人承包后自主耕种。但是,联产承包责任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土地的产权问题,比如土地不能自由流转,因为土地在法律上依然归集体所有,虽然这个集体很模糊,农民对土地只有承包权、经营权而没有所有权。土地不能得到流转会导致什么?没有办法实现现代化,因为现代化的本质就是效率,要实现大规模,土地就要成片地开发利用,然后提高土地经营的效率,所以现在土地的工业化、机械化、成片开发等等都没有办法做到。
 
由于没有做到这一点,中国的农民虽然在土地里很勤劳,依然过着非常贫困的生活,他们只能走出去,去城市。随着农民进一步融入地城市化中,年轻一代更不愿意回去种地。去年我跟着张维迎老师去过陕北的农村,留守的也是老人、儿童、妇女和一些无法外出工作的人。不管是在黔西南的农村还是陕北的农村,农村抛荒已经不可避免。

去年6月,和张老师的陕北吴堡行

 

那不去外面,就地工业化、就地城镇化行不行?中国 80 年代的乡镇企业,虽然曾经取得过很好的发展,可惜后来被竞争力更强、效率更高、更有规模的工业企业和科技企业所取代,乡镇企业成为昙花一现的历史。
 

 什么才是救济农村之路?

 
从世界范围内的经验来看,中国的发展并没有特殊性,只能走发展城市救济农村的这条路,这也是农业国家发展成先进的现代化国家的必由之路。
 
民国时期,工业派提到发展城市以救济农村的口号,这个口号所主张的办法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城市化。只是由于时代的局限,当时的工业派在理论上并没有多少成熟的思考。1941 年,去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学的张培刚是个例外,他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是世界第一部以农业国的工业化问题为主题的专著。这部专著获得了有小诺贝尔经济学奖之称的哈佛大学「大卫·威尔士奖」。今天,中国的城市化之路,正是他预测的农业国的工业化道路。他认为,工业化不能以牺牲工业、农民为代价,农业发展本身就是工业化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农业能为工业化贡献粮食、劳动力、产品、市场和资本。

《平原上的夏洛克》|电影中的华北农村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非常缓慢,农村改革也走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弯路。直到 1980 年后,国家逐步放开农村人口进程的限制,中国的城市化迅速提高,城市化率从 1980 年代的 19.39% 提高到了 2011 年的 51.27 %,这意味着中国有超过一半的人口在城市里生活。农民进城不仅让自己获得了巨大的收益,也为中国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劳动力,支撑了中国经济连续 30 多年的迅猛发展。
 
发展到今天,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不管是乡镇企业,还是后来的新农村建设等等,农业和农村本身的发展空间是非常有限的,承载不了让亿万农民更好地生存乃至发展的需要,农民要想真正地取得更好的发展,根本的出路就是融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巨大进程。这意味着让农民进城成为新的城市人,才是解决农民发展的根本之道。可惜,这其中的巨大障碍,就是现行的户籍管理,极大程度限制了农民的迁徙自由,也就是书中提到的「被扭曲的城市化」。城市化,到底是尊重人的意志,以人为本的城市化,还是以建设高楼大厦为标准的城市化呢?
 
上面的内容可能你读起来比较硬核,书中还有几个比较有意思的观察。
 
一个是农村的医生到哪里去了?过去农村有很多民间医生、山寨医生、赤脚医生。他们虽然没有行医执照,但是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农村的医疗问题。在脚里,过去没有现代医学,人们治病主要依靠苗医和巫医。即便现在去,在现成的集市上,也到处可以见到卖草药的人和苗医诊所。

《脚里生活》|医生去哪儿了?
 
后来为了避免没有资质的医生带来的医疗事故的问题,卫生部出台了《执业医师法》,使得原来农村很多有一定价值的私人诊所没有了合法性,已经日渐凋敝的农村就医反而更加困难了。这时,我们可以再思考下,“看得见的手”到底塑造了农村改革的什么?
 
还有一点,我觉得也很有启发。我们在谈到中国农村进步的时候,会说到很多指标,比如人均收入、受教育程度、人均寿命.....而在这本书中,提到一个特别有意义的指标:自杀率。在过去的几十年,对比 1987 年和 2014 年的数据,农村的自杀率从 17.65%/10 万人下降到了 8.61%/10 万人,尤其是中国农村女性下降了四倍之多。
 
这很大程度上基于城市化让农民生活的改善,人口流动让农民有了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也带来观念上的变革,守家务农不再是唯一的生活方式,农民也不必困守在土地上,有了更多应对困难和危机的能力和手段。
 
这些就是我这次以读者视角再看《脚里生活》的一些启发,希望你也能在这本书里有所启发。
 
那天我跟加拿大专业做粮食贸易的朋友从粮食安全谈到中国的农村,他说你为什么会关心这个问题?
 
我想说,我们对社会的理解往往不是来自宏观的认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眼睛会不会看到自己以外的世界。拿创业来说,一个创新者,他们的目光不仅仅停留在当下和自己身上,更会关注到世界上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又都是亟待解决的,因此他们才有着强烈的渴望,想用创新的思维、创新的商业模式、创新的技术,成为解决问题的那个人。
 
而一个真正爱国的人,他希望自己的祖国好,不仅仅是爱祖国取得的成就,更关注的是这个国家的人,特别是那些相对弱势的人群,对他们投以关注,投以帮助,哪怕是一点点微薄之力,哪怕能对他们的生存有一点点的贡献,都善莫大焉。
 
我们越想做大事儿,我们的眼睛更应该看得见角落,因为眼睛里看得见角落,心里才会有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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