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博新见】李雪姣：“社会生态转型”理论的术语学解析 ——兼与布兰德 “批判性政治生态学理论”比较
“社会生态转型”理论的术语学解析
——兼与布兰德 “批判性政治生态学理论”比较
内容提要：“社会生态转型”理论已逐步形成了新兴本体论意义上的理论主张、政策导向，政治哲学领域却依旧以布兰德“批判性政治生态学理论”为研究范式。然而，该范式面临着结构性转型困境与转型动力难题，致使其理论不够开阔、实践特征比较特殊，解释力有限。因此，为了得出“社会生态转型”理论一般意义上的概念体系和分析框架，采用术语解析法对“社会生态转型”从“转型”、“社会”和“生态”三个范畴进行分析，得知它是一种具有相对激进性和有机性并包含了社会公正及生态可持续的绿色左翼理论，它依靠绿色政府及绿色自发组织，并基于当下替代性实践和转型创意分层次、有步骤地将“好生活”理念纳入长远的转型目标中去。跟进该种新型理论并进行术语解析有助于把握当代欧洲绿色左翼现状，判断和挖掘该理论在欧陆版本之外的发展潜力，为中国生态治理问题提供借鉴。
关 键 词：社会生态转型；术语学解析；结构性转型困境；联合动力难题；环境政治
近年来，作为一种对经典式现代化理论的批判性思潮，“社会生态转型”理论已经成为全球环境治理领域广泛探讨的议题。特别是随着欧美国家“绿色经济”、“绿色增长”、“绿色资本主义”等理论与政策的出现，“社会生态转型”理论也开始形成了一系列新兴本体论意义上的理论主张和政策导向。但在方法论层面，关于“社会生态转型”理论研究框架，理论界却并没有进行论阈上的合理扩展，仍以欧洲大陆特别是乌尔里希·布兰德（Ulrich Brand）的“批判性政治生态学理论”作为指导范式。基于此，笔者采用一种术语学研究方法，在“何为‘转型’”，“什么样的‘转型’”以及“转向何处”的逻辑框架中，对该理论概念的“转型”、“社会”和“生态”三个方面进行规定性和描述性术语释义，以期提炼出一般意义上的概念体系和分析框架，并为探究欧陆版本之外可能存在的“社会生态转型”理论提供基础。
一、“社会生态转型”理论的概念体系生成
（一）何为“转型”？：与“过渡”、“改良”和“革命”的术语之辨
“社会生态转型”的英文是“social 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或者“social and 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从术语学上讲，要解析的第一词源是作为其基准概念的“转型”（transformation）范畴。而关于何为“转型”，笔者认为至少要通过与“过渡”（transition）、“改良”（reform）和“革命”（revolution）等概念进行辨析才可以理清。
1.一种有机的综合变革过程
尽管transformation和transition都有“转型”之意，但transition多指引起变化的变迁状态，或者从一个状态转变到另外这一种状态的过渡现象；而transformation则多指在某个事件或多个事件相互作用过程中，从不利到有利的整体转变过程，它更体现为在时间上的连续性向好状态。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最早将“转型”（transformation）界定为“经济和社会之间的脱钩”[1]（P260），此时转型还尚未涉及经济与社会之外的因素。罗莎•卢森堡基金会在这一基础上加入了复杂环境因素，提出了“第二次大转型”（second great transformation），认为它是一个全面性、综合性的变化过程[2]（PP89-99）。此时人们尚未意识到transition和transformation两者之间的不同，在使用时也是随意混用。而真正在政治学意义上对两者进行明确区分的是乌尔里希·布兰德，他指出transition更多表达“过渡”或关键点（key point），在政治学中多指一种政治意义上的变迁，而transformation则多指“重建”或“转变”，在政治学意义上是一种社会体制向另外一种社会体制转向的整体过程，这一区分使得人们开始注意两者之间不同，并意识到“社会生态转型”理论的历时性。后奥尔森（Olsson）等人进一步对两者进行区分，他们将transition视为实现transformation的实施手段、策略或者过渡形式甚至是transformation过程不可或缺的部分[3]，同时也强调了该理论中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对整体转型的意义，从而体现出其有机性。
“社会生态转型”的历时性和有机性有其理论和现实指向。就其理论指向而言，在时间维度上，“转型”是一种不断生成、创造和变革的过程，即要基于当下的替代性方案和创新实践，以此积极构造自身并影响未来转型。在此基础上，过去是基于当时条件变革前现在，现在是基于现状变革前的未来。而在空间维度上，“转型”又不是单个变革主体孤立完成的，它是多变革主客体相互构成、相互影响和促进的，其综合性和整体性更体现了其有机性。因此，“社会生态转型”理论是对遮蔽现实世界的现代性过度抽象的演绎方法和机械思维的否定，代表着认识论上从机械论到有机论的回归。
而在现实指向上，一方面，它强调转型的历时性，即每一领域的转变都不是突发的，更不会在短期内完成，它们会基于现有替代性转型方案及创新案例在近、中、长期计划中逐步构造自身并发展未来，这就调和了渐进性改革与突发性重大革命之间的矛盾，并将两者融入到整个转型实践中去。另一方面，它也强调转型的有机性和综合性，即整体转型项目的实施是通过分散在各个不同领域及其相互作用的领域中实现的，各个领域相互促进、影响并作为一个整体推动整个转型项目前进。它要求转型中的环境治理政策应该将人为环境变化、社会脆弱性及其他环境难题的结构、系统、行为因素及其背后的蕴含的人类社会、经济、制度、法律、文化、技术等纳入到同一框架，进行系统内部各层面的协同治理，将转型具体措施、关节点及变革临界（transition）一起融入到整个转型（transformation）的有机框架中去。更为重要的是，这一转型的过程性和有机性体现了其内嵌的生态性和公正性。一个打破了机械思维和还原了抽象世界整体性的转变理应是包含解放维度并符合生态逻辑的。因此，在卡尔·波兰尼眼中“大转型”（Great Transformation）指的是“转向工业资本主义” [1]（PP22-69），而在布兰德眼中则更倾向于超越工业资本主义甚至超越绿色资本主义，以过程和有机的方式走向一种在社会生产生活关系及社会权利关系都更加公正、合生态的社会状态。
2.一种相对激进的结构性变革
“社会生态转型”理论是一种相对激进的结构性变革理论，而这种相对激进性是针对同样具有转变的特质的“改良”（reform）和“革命”（revolution）而言的。关于“革命”，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他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发展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4](第2卷，PP82-83)在这里马克思明确指出落后的生产关系是变革的原因，改变社会生产关系是变革的目的。因此，经济基础的变更是社会革命的根本标志。而关于“改良”与“革命”区分的标志，罗莎·卢森堡在《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中指出了马克思的判断标准在于推翻原有制度还是维护这种制度。“社会民主党认为，为了社会改良、为了在仍然是现存制度基础上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为了实现各种民主设施而进行的日常实际斗争，宁可说是引导物产阶级斗争，力求达到最终目的即掌握证券和废除雇佣制度的唯一道路”[5](P70)。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革命”在于推翻现存社会制度，而“改良”则是旨在完善和巩固现存社会制度。
与“革命”和“改良”都存在一些不同，“转型”则要求通过对现存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与文化结构及生态结构的否定，从而走向一种社会公正、政治民主、文化文明及生态可持续的替代愿景。海拉里及孟卡达（B. Hilary, S. Moncada）认为，“转型”是因为旧有系统的社会结构难以按照原来的规则、习惯继续运转，必须以一种新的形态来代替旧有的形态或者模型[6]。纳劳和汉德默（Nalau, Handmer）认为“转型”是“对当前的价值和惯性做法提出质疑与挑战，并试图改变那些用以支撑当前决策和路径选择合理性的核心观点的根本转变” [7](P351)。可以发现，“转型”要求对旧有“社会结构”或“模式”的变革，这里的“社会结构”可能是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或者其他具体细节层面的，但却没有明确指出要从根本上推翻现存制度而代之以新制度形式。因此，它在激进程度上要弱于“革命”。而与“改良”相比，它又在结构上对当下主导权利的彻底否定，要求重构社会关系和社会自然关系，这比在现有社会制度基础上的局部修补在激进程度上要更为彻底。布兰德肯定了海拉里和纳劳等关于“转型”概念的理解，并区分了与安东尼奥·葛兰西的“被动革命”理论的区别。在他看来，以精英阶层为主导力量发起的自上而下的转型所强化的是利益团体的格局，而非为了从属群体的利益。更有效的转型动力应该来自社会自发组织，以解放之维度对现有主导权利结构彻底的批判和替代。这进一步丰富了“转型”的解放维度，但在本质上仍旧没有触及社会生产条件和生产关系的变革。
但我们不能依此就将“转型”简单地归约为一种介于“改良”与“革命”之间的道路，而忽视了其在具体转型实践中对激进革命与渐进改良的辩证融合。在人类社会发展长河中，既存在缓和的局部结构变革，也存在剧烈的社会形态更替，两种发展都是客观存在的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社会生态转型”理论也是如此，它既要求激进的社会结构、形态及运作模式变革，又要求在新的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表现出来之前要将具体转型实践结合改良优势动能促进转型的日常进展。两组范畴看似矛盾，但是却存在逻辑顺序。“转型”存在于社会形态自身发展的全过程，而“革命”则是该社会衰亡前的行动。“改良”与“革命”转换的过程是一方向着自身的对立面转换的过程，在转化的过程中，量变转化为质变，质变也会引起量变。这种普遍规律适用于整个人类社会变革的过程。对此，帕克（S.E. Park）等人指出，“人类在应对危机时，在组织管理上十分僵硬，主要采取局部改善的措施，而缺乏从根本上提出解决方案的经验和能力。除非遇到极大的变故，人们才会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8]也就是说，在系统奔溃前，更多的人会首先选择局部的、非根本性的修补，一旦系统在其当前的结构中难以继续维持，根本的转型才会成为一个概念化的必要步骤。而奥布莱恩（K. O’Brien）却认为，“在系统发生整体崩溃之前，对整个社会体制进行一种全新的结构性转变应该是一种审慎的选择”[9]。欧尼尔和汉德默（S.J. O’Neill, J. Handmer）认为“转型”是十分必要的，“而其核心是要挑战经过验证已经固定下来的规范及行为，并查明‘不可接受的风险’，以减少先前系统中社会结构间的关系失衡及运作效率的低效及不公正。”[10]这也都体现出，“社会生态转型”理论既是一种基于当下社会转型实践的、易于人们接受的、现实可行变革路径，又是一种超越当下社会生产生活关系和社会权利关系，促使社会向更适宜人类生活方向的相对激进转型过程。
（二） 什么样的“转型”？：“社会”、“生态”、“转型”的逻辑联结
“社会生态转型”涉及的第二个词源是作为“转型”前缀的“社会”和“生态”范畴，以及两个术语间连接的必要性问题。在分析这一概念术语时，我们可以采用郇庆治教授对全球“绿色运动”划分的“三分法”①，从“社会”和“生态”两个层面对“社会生态转型”进行规定性和描述性分析。基于此，我们至少可以将其细化为以下三个问题：“社会生态转型”与“绿色改良”（生态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社会生态转型”与“激进绿色转型”（生态激进主义或深生态学）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社会公正）与“生态”（生态可持续）连接的必要性问题。
1.一种内嵌社会公正的“红色”变革
“社会生态转型”理论是一种内嵌社会公正的“红色”变革，它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生态环境困境或危机，认为资本积累的逻辑必然会带来一种双重意义上的非正义关系，即社会剥夺性和自然破坏性。对于前者，资本主义的积累过程中的非正义最先体现为分配领域的不平等。无论在发达工业国家内部的资本与劳工阶层之间，还是在全球范围内北方工业化国家与南方发展中国家之间，迅速增加的物质财富总量以更加不平等与非正义的方式或“资本的积累逻辑”加以分配，整个世界呈现为日益明显的两极化分裂[11](PP387-442)。然而，任何社会中的分配问题都是依附性假象[12]，这种假象依附于生产过程。生产和分配看似相距遥远，实则分配是“生产工具的分配”和“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分配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中”，所以，资本主义的非正义在本质上是包括分配在内的生产非正义[4](第8卷，P20)。表面形式平等的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所掩盖的实则是以不平等的生产条件和生产关系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非正义。
就后者而言，首先，它体现为中心国家（Capitalist Center）和外围国家（Peripheral Countries）的时空异质性呈现的“生态帝国主义”或“生态殖民主义”关系。对此，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介绍了在通信中[13](P9)，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将殖民地在世界资本积累进程中扮演的不同角色和地位划分的三个阶段：在重商主义时期，外围地区为中心地区提供财富（奴隶），这种财富后来转化为资本；当资本重心从商业转移到工业，外围地区就为中心地区降低劳动力价值及资本组成要素价值（原材料）；而在第三时期，就成为中心地区的商品输出地及污染接收地。可见，在中心国家占主要支配地位的国际等级秩序中，外围国家受中心国家的剥削和控制，并依附于中心国家。外围国家为中心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需要及周期性规律无限地提供自然资源和劳动力，并为其提供污染企业转移接受场所。而在不平等的国际分工格局、交换体系及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内对可获得资源非均质掌控所导致的不平等的财富逆向分配更是其非正义的重要体现。
其次，它还体现为外围国家对中心国家依附关系中所呈现的“帝国式生活方式”，这也构成了布兰德“批判性政治生态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全球体系下的中心国家对外围国家劳动力再生产成本下降和“社会制度”及“日常生活微观结构”再生产，体现了“资本主义自然关系的持续性”和“危机的叠合” [14]。首先，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扩张性会直接影响资本主义市场和工人的生活方式，使得人们构建起“更多积累”和“更多消费”的“普遍共识”。其次，帝国式生产生活方式加剧了人们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在对非可再生资源掠夺过程中体现出中心国家对外围国家的“生态帝国主义”侵略。最后，“帝国式生活方式”以根深蒂固的日常习惯、国家与公司战略、生态危机与国际关系对人们的日常生活的侵入，反过来成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社会制度的工具，成为了人们从当下不可持续生活通向“好生活”之间的屏障。
其三，“生态帝国主义”局部绿化假象所导向是一种“一种预占式的投资或霸权行为” [15]。作为中心国家“生态帝国主义”及内部绿化的成果，“绿色经济”战略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生态现代化、绿色国家、环境公民权及环境全球管制等理论与实践。然而，具有高度技术壁垒的“绿色经济”一方面建立在中心国家对外围国家资源、空间、劳动力和自然环境掠夺基础上，另一方面它也以一种稳定且持久的自然金融化形式对自然进行“预占式投资”，这种投资反过来会进一步稳固有助维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帝国式生活方式”。不难发现，“生态帝国主义”不仅是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延续国际等级化优势及拓展排斥性霸权的表现，更是创建一个公平、民主与有效的全球性气候治理体制的障碍。对此，布兰德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自然不是客观的（生物物质特性）存在，而被社会的（经济的、技术的及政治的等）构成和占有，是当权者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父权制占用[16]。他打破了自然与生态之间的二分法，在融合了政治生态学、政治经济学和批判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对资本主义或生态资本主义基本结构的批判。
2.一种内嵌生态可持续的“绿色”愿景
“社会生态转型”理论还是一种生态内嵌的系统性替代愿景。它坚持社会关系、社会自然关系改善，但在价值观基础及变革途径上明显不同于导向“生态无政府主义”/“生态自治主义”（深生态学）的“绿色激进转型”。在价值观上，“绿色激进转型”以生态中心主义为自然价值观基础，认为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社会结构和文化意识）造成了当下环境问题。他们反对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对人类生活的入侵导致生活的异化，反对主导物质性价值观基础的“人类中心主义”对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生物系统的剥夺与侵蚀，甚至反对其价值基础的哲学基础——“绝对主观主义认识路线”及“过度抽象的研究方法”导致了人类观念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脱钩从而出现“错置具体性谬误”[17]（P234-257）。相比而言，“社会生态转型”理论却偏向于实用主义，根据不同国家的发展需要体现为不同的伦理价值指向。在一些国家（法国、意大利、拉美国家），它反对现代工业化带来的生态破坏、资本集中化及社会分配的不公，主张恢复自然自身的内在价值，在战略政策上主张经济“去增长”、“超越发展”理论或战略；而在另外一些国家（德奥、中国等），又体现为相对不那么激进的“社会生态转型”理论（狭义）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或战略（两者都坚持“弱生态中心主义”），它在承认自然价值的基础上保留了人的独有价值，因此它更加重视在社会层面如何对富足后果实的高效管理和公平分配（生产）。尽管内部存在着“生态中心主义”和“弱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的不同，但它们都肯定了绿色价值观的建立对整个“转型”的基础性意义。
而在未来替代性愿景上，“社会生态转型”理论与“绿色激进转型”都追求为了大多数人利益的“好生活”愿景，都倾向于“使人们能够运用自身的理智, 选择符合人之本性及其发展的目标”[18]。不同的是，“绿色激进转型”所倡导的未来在于通过批判技术理性与“良善追求”之间的内在张力而突破构成现代性的隐忧——“自然的终结”和“传统的终结” [19](P138)。它反对物质主义价值迷恋和现代化工业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在价值观基础上主张对整个生物系统自为价值和实用价值的全方位感知和尊重，在政治构想上主张建立一种以生态原则和地方自治为基础的（人类合作本性）、超越现代民族国家的（社会分散性、小规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后现代社会或者是生态乌托邦[20]，但它刻意淡化环境问题的社会制度成因致使其在认知与实践上陷入了形而上学困境。实际上，一个国家社会制度的基础是其现实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它“产生、创造政治和文化”，其社会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其可持续性理念、制度、政策甚至个体意识，直接决定着社会发展和政治变革。而在不要求经济结构转型的条件下，寻求价值观念转变无异于缘木求鱼。相反，“社会生态转型”理论认为“好生活”实现的关键在于本质结构的转型，即消除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社会自然关系。而其“转型”则更多体现为，以变革社会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为基础并延伸至各个领域的伞形结构转型。这种“好生活”不是来源于乌托邦主义的彼岸世界，而是基于现实主义的考量，它既是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思想投射，又是现代化对后现代性的唯物主义修正，因此要比“绿色激进转型”更为彻底。
3.一种“红绿”结合的社会理论和实践
“社会生态转型”是一种“红绿”（社会公正和生态可持续）结合的社会理论及实践。“社会”和“生态”是“社会生态转型”的一体两面，它们并重结合，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只有在一个生态良好、自然资源可持续的环境中，人类社会在社会成产、分配及再分配关系中才存在确保公正的保证；而社会生产、生活关系及社会自然关系的公正又是使得现有的发展成果及转向更好的状态得以维持及转变的前提。
具体而言，其“红绿”特性在社会层面，主要体现在为通过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道德等领域的整体性、结构性变动及社会生产中形成的具体组织关系与社会关系的调整而产生一种优于以往的整体社会状态。换句话说，即批判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的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自然关系构型，拒斥生态资本主义以牺牲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生态和民主利益为代价的生态非正义行为，追求一种更加公正的、和生态的组织生活，即经济生产是为了满足人类需求，政治环境更加民主，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加和生态的社会。尽管没有明确提出一种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未来，但仍旧在激进程度上指向一种对既存的政治、文化和经济制度进行根本性转型倾向。在生态层面，通过组织关系及社会结构的变革在文化伦理上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上达到人类的自我实现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状态。即通过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使人类生存的环境转向一种更加和谐的、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或状态中。从这两点来说，它是一种对现（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及其“浅绿”版本、以及“绿色激进转型”的一种“红绿”超越。
无疑，它应该属于“绿色左翼”理论中的一部分，而通过对该理论内容进一步夯实和扩展可以发现，一种广义的“社会生态转型”理论不仅不应局限地理空间，也应在原有的理论起源空间上得到扩展。在地理空间，它起源于德奥版本的狭义“社会生态转型”理论，后逐步扩展并形成了遍布诸如法意西、北欧、北美、拉美及亚洲等在内的遍布全球领域的一系列“绿色转型”思潮（包括组织、理论及运动等）；而在理论空间，除了布兰德范式下的“批判性政治生态学”理论、法意西版本的“去增长”、拉美版本的“超越发展”之外，还应包含其他一系列符合该理论逻辑（目前尚未直接以此命名）的“绿色左翼”理论，他们在其最新进展中也逐步引入了“转型”理论的趋势，比如全球化背景下涉及“转型”部分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的最新理论进展，建设性后现代社会理论及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等。可以说，“社会生态转型”理论已经成为全球“绿色左翼”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转向何处？：“好生活”的有机构建
“社会生态转型”概念所涉及的第三个词源问题是作为其基准概念——“转型”的对象、目标及路径。
1.“转型”对象：主体、客体及“第三环境”
布兰德注意到，“社会生态转型”理论的变革主体既包含了绿色左翼政府、党派组织，还包含了具有绿色变革意愿、超越阶级利益的团体及激进人士；而变革客体除了包括一些既定存在（山川、河流、人造环境等）之外，还包含了社会变动的趋势（人口演进趋势、生产全球化、贸易和金融市场、资源密集型生产和生活方式等）[16]。这种变革要素的多元性决定了社会生态系统内部关系（社会关系和社会自然关系）的复杂性，这就决定了环境问题的解决不是单个领域或者局部治理能够独立完成的。“当我们仅仅关注生态危机和环境政策时，将很难得到分析其社会危机和政策时可以获得的资本主义发展律令、生产和消费产业形势以及某些‘现代’主体的特定理解”[21]。因此，“第三环境”要求环境治理政策应该将人为环境变化、社会脆弱性及其他环境难题的结构、系统、行为因素及其背后的蕴含的人类社会、经济、制度、法律、文化、技术等有机结合统一纳入到“与自然的社会关系”[22]（P26）框架下，进行系统内部各层面的协同治理和多层治理。这一目标的实现不仅要依靠不断健全的民主社会，还要求多学科和跨学科交流的畅通性。而这种复杂的系统性连接和多学科、跨学科合作为“转型”提供的平台，笔者将其称为“第三环境”。认识到“第三环境”的重要性或者复杂性，也从侧面印证了“红”“绿”结合的必要性。
2.“转型”动力：绿色国家、全球绿色左翼联盟及生态公民
正如上文分析，人类社会的变革历程是激进式转型与渐进式变革叠加组成的，但是从渐进式变革走向激进式变革的飞跃不仅需要量的积累，更需要一些重要的转型动力作为助推。这些转型动力可能来自绿色左翼政府、党派组织，还可以是具有激进绿色变革倾向的自发组织。罗宾·埃克斯利（Robyn Eckersley）强调“绿色国家”在绿色变革中的作用。她认为传统国家缺乏生态意识、更加重视国际竞争和本国经济发展，而绿色国家却包含了生态责任，不仅能够对本国的绿色变革发挥作用，而且要对跨国的、全球的绿色变革负责[23]。布兰德认为，尽管国家及其相关主体在在转型中十分重要，但在国家转型动力不足时要更加注重社会自发变革力量，其变革动力的终极目标是构建一种真正能够在全球层面团结起来的绿色左翼联盟。他认为全球绿色左翼联盟并不是作为国家角色的补充，而是说在超越国家基础上构建的一种具有导向深远改革潜能的转型平台。而对于公民个体行为及态度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则一直受到安德鲁·多布森（Andrew Dobson）的重视。他认为公民个体生态价值态度对可持续目标的实现至少与其他行为一样重要。因此，在全社会建立一种非经济刺激的动机培养广泛的生态公民则有助于推动变革发生[24]。
3.“转型”目标：“好生活”愿景
“社会生态转型”理论要求转向一种为了大多数人解放及生态可持续的“好生活”愿景。从近期环境治理成效来看，核心资本主义国家所采取的行动及战略好像确实正在发挥效力，但以“生态帝国主义”和“帝国式生活方式”为转型逻辑的“绿色资本主义”最终导向的是维护和促进不可持续的、非正义的生产生活方式——它是一种具有高度区域选择性和排他性的绿化，其法条和规则也都是按照核心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阶段或理念所制定的。而“社会生态转型”理论所依循的转型逻辑是在“好生活”②（Buen Vivir）理念下——社会公正和生态可持续——构建一种超越生产主义与消费主义的、有吸引力的新生活价值理念。概言之，就是导向一种多维度的解放形式。
但是，何为“好生活”图景，答案却是多元的。赫尔曼·戴利（Herman Daily）认为一种可取的道路应该是超越资本主义的，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应该摒弃以占为有目的的个人中心主义生活方式，突破消费主义的禁锢、寻求一种质朴生活，挖掘生活的多重价值 [25]。理查德·史密斯（Richard Smith）认为我们应该转向一种基于人类需求、环境需求的非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社会体系及价值体系，“我们需要一种实际可行的后资本主义生态经济，一种靠人民、为了人民，且生产是为了需要而不是为了利润的经济” [26]。而布兰德并没有直接描述未来替代愿景的具体状态，而是指出了其包含的一些必要的因素，比如“自主权和自决权、平等和正义、各种工作和生产消费方式的不同实现形式” [27]，在经济上要有为了大多数人的生产消费方式，在政治上要民主地塑造社会和社会自然关系，在文化上要构建超越特殊利益集团的价值观。
依此而言，尽管“社会生态转型”理论的变革形式多样，实践路径也不尽相同，但在基础属性和本质特征上却包含着共同的解放目标。因此，我们可以从术语上将其现实指向释义为，在经济上，要求建立一种超越当前处于主导地位的市场模式、雇佣劳动等发展模式在内的非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在社会关系中，更加重视大多数人的福祉、商品的使用价值以及自然的生态再生产，“合作代替竞争、平等的价值取向及其实践、更多经济规划、生产使用价值占主导地位”[28]；在政治权利关系上，要承认不同阶层人们的身份③，要对社会及国际劳动分工进行重组。其解放意涵更是旨在将人从被剥削的特定劳动关系、将自然从被压榨的特定掠夺关系中释放出来，超越统治与被统治、个体与整体、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范式，从而实现人与自然自内而外的生命解放。就此而言，“社会生态转型”理论在制度层面及转型结构层面至少应该是拒斥资本主义和“生态资本主义”的，如果不是激进社会主义、生态主义或激进“生态社会主义”的话。
4.“转型”路径：有层次、分阶段的有机转型
“社会生态转型”理论倡导一种有层次、分解段有机转型。具体而言，它是一种建立在人的最基本权利（平等和正义、自主权和自决权等）得以实现基础上的可持续战略，同时又是一个同社会实践结合在一起的、具体的、分阶段的替代性变革路径。因此，我们要想对“社会生态转型”概念有更好的理解，就要“回答如何将那些想象中的未来与当前社会现状结合起来” [27]，即更好地理解其战略性的历时维度——将微观、中观和宏观转型视野融合进短期、中期、长期战略阶段中去。社会学将人类社会转型规模结构划分为三个层面，认为“转型”的宏观层面主要涉及社会形态的本质性、方向性改变；中观层面主要涉及在同一社会形态下，社会生活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道德等领域所发生的从“传统”到“现代”的整体性、结构性变动；微观层面主要指人们在社会生产中具体组织关系与社会关系的调整，即“社会局部的人口结构、家庭结构、组织结构、消费结构、阶层结构等的变化。”[29]作为一种转型规划，“社会生态转型”的短期目标强调，人们应该在行为实践中做到生态消费、生态出行、循环使用生活资料；在意识层面通过“学习和工作”不断构建一种可以代表整体利益的“集体意识”（collective will），即构建为了“大众共同福利的共同体”（community for the common good）集体意识，在不同的身份中承认他人的利益，在实现他人利益的过程中实现自身[30]（P95）。在中期目标中，推进国家、团体或其他社会组织践行能源转型、经济转型、技术转型，逐步构建“去发展”范式的意识形态，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全球绿色左翼联盟”。而长远目标则是在整体上形成一种解放意义下的社会公正及生态可持续的“好生活”社会形态。
可以发现，“社会生态转型”理论既注重中、微观层面的转型实践，又涵盖了整个社会经济、社会、政治、文化、道德等诸多方面的长远深层变革。在新型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自然关系表现出来以前，人们可以从日常“学习—实践”层面建设新型社会生活方式及提高超越阶级层面的伦理道德素质，以期为后期的结构性变革做准备。而绿色经济转型、能源转型、科技转型及整个社会“去增长”社会发展范式的建立又是构建“好生活”平台的必要步骤和行动方案；同时，“好生活”平台在此也反过来作为一种价值导向引导中短期目标的实现。这三个层面的转变可以自然地融入到整个社会生态系统转型的“短、中、长期阶段发展规划”④。基于此，不难看出，“好生活”图景的构建不仅是过程的（近、中、远规划），更是有机的（“微、中、宏”观转型结合），它们在具体变革项目中统一于“社会生态转型”的整体过程。因此，既要注重短期目标的践行，又要放眼长远计划，将通向美好未来的“大转型”计划融入到每一个日常生活实践中来。
（四）概念体系和分析框架的生成
基于以上关于“转型”、“社会”和“生态”及其两者必要联系的术语学分析，我们可以通过规定性和描述性的释义大体把握“社会生态转型”理论，发现它至少有三个层面的意涵：其一，在哲学基础上，“社会生态转型”理论基本坚持“生态中心主义”自然价值观，不同国家依据自身发展状况有强、弱不同程度的绿色主张；其二，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坚持相对激进的结构式变革，通过批判当下资本主义主导范式（资本主义霸权式生产和分配、生态帝国主义、帝国式生活方式），走向一种“绿色左翼”的替代选择；其三，在实践指向上，坚持以合生态的方式缓增长甚至去增长，以公正的方式合理分配社会资源及成果。其中，前两者的融合意味着一种既“红”又“绿”的革命性变革，其转型的目标及其包含的内在逻辑必须是环境友好的和社会公正的；而后者调和了“转型”与“革命”之间的矛盾，在具体的转型实践中通过积累量变，为质变的到来提供物质和思想准备，并将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因素融入到整个转型实践中去（尽管并没有明确指向社会主义）。
因此，我们可以将“社会生态转型”概念理解为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生态环境困境或危机的系统性批判，对其社会关系、社会自然关系及其组织形式和价值观念的调整，转向一种可以为大多数人及自然提供自内而外解放空间的绿色政治变革目标、议程和战略或“替代愿景”。为了便于理解，我们可以依据转型的构成框架、实施过程、路径选择及其内部关系以一种较为明晰的伞状结构⑤示意图展现出来（如图1所示）：既要求在政治、经济、文化、价值观念、技术等各个层面进行彼此互联的转型，同时各个部分之间又因为共同指向一个共同的目标——构建一个社会公正并和生态的替代性图景，及共同的转型逻辑——“好生活”理念而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并彼此叠加和构成，在彼此的纠缠中织就一张覆盖范围广、转型综合性强、分阶段的整体性有机转型图景。
图1 “社会生态转型”理论伞状示意图
二、布兰德“社会生态转型”理论范式的现实困境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到“社会生态转型”理论既是一种相对激进的、有机的转型概念范畴，又是一种内嵌社会公正和生态可持续的话语理论；既是一个欧洲大陆版本特别是德奥版本的特定转型理论，又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绿色左翼”生态政治学理论。它对未来图景的设定相对开放，但都要求以一种“好生活”理念作为基本指导；在转型动力上，它主要包含了生态化的政府、具有绿色左翼倾向非政府组织、团体及个人；而其分步骤、有层次的转型路径，则更为明显地体现了转型的过程性和有机性。但作为一种生态政治学理论，它并不特指某一具体理论，而是多种理论的结合。近几年来，理论已经形成了包括“去增长”、“超越发展”、“生态经济学”等在内一系列新兴的理论主张或发展战略，但是目前，环境政治学领域关于“社会生态转型”理论的研究更多是依托于乌尔里希·布兰德的“批判式教条”范式，特别是我国理论界对该理论的研究更是基于对其“批判性政治学理论”⑥。
不可否认，布兰德确实是“社会生态转型”理论的奠基人，为该理论的发展和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最先提出“社会生态转型”理论是一种伞状结构概念，指出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的不平等社会关系和社会自然关系构型是造成环境问题的根源和问题解决的基本障碍，而“转型”的关键是要对当下社会关系和社会自然关系进行结构性重建。其环境政治思想（对当下社会权利结构的批判、未来社会构想及实践路径）较为完整地体现在其对“绿色资本主义”、“帝国式生活方式”、“生态帝国主义”的批判中，从内容上可以说构成了一种相对完整的批判性政治生态学理论。但并不能因此就认为布兰德范式具有普遍意义，更不能用德奥版本的“社会生态转型”理论来概括欧洲大陆或者之外的转型运动。当我们用上述术语学分析中得出的分析框架来衡量其转型理论的时候，能够发现布兰德范式存在着来自意义维度和实践维度的缺陷和不足。我们可以将其总结为高理论目标与低现实起点之间的差距和一般意义上的动力机制难题。
（一）结构性转型困境：激进性目标与渐进式变革之间的矛盾
在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生态转型”理论分析框架下，布兰德范式遭遇的第一个难题是激进式转型目标和渐进式改革起点之间的矛盾。通过术语分析，我们知道“社会生态转型”理论是一种区别于“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的相对激进的社会结构及运作模式变革，它要求超越当下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自然关系，民主地利用自然资源和公平地分配社会福利。其最根本的变革形式就是将人与自然从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中解放出来，使人能够选择符合自身本性的发展目标，使自然不再仅仅以人为价值导向而存在。最直接的手段是通过改变当下人类的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自然关系（没有直接提到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带来整体社会结构，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的全面转型。这种激进性体现在对资本主义、“生态资本主义”及“帝国式生活方式”的批判中，因而自恰地走向与资本主义生产和分配非正义、不平等国际权利间压迫及不可持续性生活方式的反面（尽管没有明确指出一定是社会主义或生态社会主义的，但却包含了其根本要素）。关于这点，布兰德却在“重大革命”前讳莫如深，他在“反对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基本结构上表现出的暧昧态度更是弱化了其“批判性政治生态学”的解释力度，致使“绿色左翼”所追求的未来转型更多只是落实在理论层面，而产生现实向度难题。当然这里存在着客观向度的现实难题和主观层面的个体选择困境。
对于前者，主要体现为转型主体对“重大革命”活动的规避。在国家层面，主导政府的转型政策在不平等的国际关系与国内利益集团的双重夹击中难以从内部结构中生发出主动革命的趋势，而不平等的国家内部事务参与程度也会导致政策的制定难以避免得倾向某些特定群体。政策利益的不平等覆盖，话语权的不平等分部势必会限制国家内部实现自上而下根本革命的可能。国际层面亦是如此，等级制的国际秩序长久以来一直规约着内部不同国家的角色，外围国家一直扮演着资本主义核心国家的“劳动力供应地”、“商品倾销地”、“自然资源获取地”和“废弃物收纳地”。权利结构的异质化进一步加深和延续了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间不平等国际事务关系，同时也进一步弱化了外围国家进行革命性变革的能力和愿望。因此，在转型中，“没有国际维度的实质性改变，国内维度上的革命性变革也难以奏效”⑦，需要国内和国际转向力量的相互联动，更需要社会经济关系、社会权利关系和人们绿色意识的共同转型，通向“好生活”才有可能成为可预期前景。
对于后者，则是个人层面对“重大变革”前景的隐忧。作为高校绿色左翼学者，布兰德意识到了一些目前尚未达成共识的问题：如何理解实践中的转型观念，如何评估转型成效，以及转型在危机风险管理、政策和实践中的作用等。但是，他却刻意回避理论要求上的结构转型，由此转向伦理层面的救赎——要求当权者及普通大众形成超越特定阶级的“共同价值”。他假定“渐进式变革”具有“导向深远变革的潜能”[31]，但这一假定的前提是有一种“好生活”逻辑的引导作用。这看似逻辑自洽的论述，无异于一方面告诉我们要超越生态现代化理论的狭隘政策导向，另一方面又无法从当下德奥社会权利关系中寻找到可经验的激进转型方案；一方面指出要和平、渐进的在现实创新中寻找变革契机，另一方面又抛弃历史和现实，通过构造出来的“好生活”乌托邦来指向一种空中楼阁般的彼岸世界。但全部的问题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从整个社会结构上反对并改变现存世界。因此，布兰德的视域错乱——转型理论批判过程应该跃迁为现实批判和实践而不是相反——是其“好生活”政治目标构想与转型实践指向脱藕的直接体现。
基于此，我们须要思考和面对的现实问题是，一个淡化了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及其冲突的社会政策理论和实践势必会引起结构性转型动力疲软，那么我们要如何将激进的转型目标与渐进的实践指向有机融合？如何整个“社会生态转型”过程中确保转型逻辑的公正性和合生态性？当然，我们承认任何转型实践都有必要考虑现有社会条件及其创新实践基础，并从当下的替代方案中寻找变革契机，但是要如何保证现有社会权利基础下的变革成果体现的是大多数人、而不是少数群体的利益呢？如何从内部生发出超越特定利益团体的“集体意志”？在德奥特定转型版本之外，是否还存在其他版本的转型可能？现实中，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与完成这一术语概念或许走的是同一条路。
（二）动力机制难题：全球绿色左翼联合行动困境
布兰德范式的“社会生态转型”理论遭遇的第二个挑战是全球绿色左翼联合行动困境。在术语分析中，“转型”动力有多种来源，布兰德所坚持的是基于团结和合作的全球绿色左翼联盟。作为转型进程中不同倡议的推动者和稳定剂，这一联盟应该“致力于改变政治和经济制度，推动文化制度朝着解放性的方向发展” [27]，为解放事业克服自己狭隘的“经济-社团主义”，改变和弱化剥削性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权利关系及意识形态发挥效力。而在现实指向中，它应该维护多数人的利益，支持工薪阶层，特别是要对工会、抵抗活动及必要罢工给予必要帮扶。具体切入点则是，既要加强国家间及其相关主体变革目标的一致性，又要通过“学习和工作” [32]培育新一代生态公民。
布兰德之所以强调全球绿色左翼联盟的重要性，是由于他看到了当下主权国家在转型中令人失望的表现。国家作为一种物质性的社会制度，确实可以通过自身的集中约束力和高压政治，以官僚、法律、金融、认知及话语等方式集中解决社会问题。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国家转型目的是维系和稳定当下社会生产方式及成果的私人占有，并通过社会分工、阶级关系划定、资本主义关系的再生产及对社会力量和社会价值取向的控制，进一步服务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生产生活关系。这种社会权利关系，决定了其规制框架不具有主动自我反思的能力。布兰德确实意识到了当下主导权利关系对规制框架执行能力的束缚，但是同样高估了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建立全球行动的可能性。
一方面，在全球主义条件下，全球联动功能主体的整体力量在不断弱化。资本的灵活性将工人的衣食住行牢牢地捆绑在“帝国主义生产和生活方式”框架下，增加了劳工被“全球劳工套利”⑧的风险。全球资本特别是人力资本的无障碍流动扩张甚至膨胀了工人后备军队伍，低成本的可替代性极大地分散了个体工人的权利，也降低了个体“超越资本和纯粹雇佣劳动的新型生产关系和雇佣制度”[33]的意愿和可能性。另一方面，被绑缚在工业化锯齿下潜在变革主体阶级间界限越来越模糊，而阶层内部的目标一致性也在不断地被削弱。诸如，后福特主义丰富了职业多元化，同时也增加了不同利益主体关于同一件事形成利益共同体的难度；福利收紧政策强行在原属于同一阶级的人们之间进行产品差异分配，弱化了劳工形成共同利益诉求的信心。而即便是在阶级之外，普通大众绿色意识觉醒与情感上对“帝国式生活方式”及意识形态依赖之间的冲突也会造成人们对“社会生态转型”目标有不同愿望。而就在最可能实现的领域——传统左翼政治与绿色运动结合，布兰德都没有找到良好的出路。
如何实现超越阶级、民族主义之间矛盾，在高层政治或社会精英群体中构建“超意识形态”的“共同意识”，如何统合不同主体间对于转型意志导向以实现全球层面的合作和共赢是布兰德“社会生态转型”理论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同样由此可以引申出一系列需要回答的棘手问题，比如，绿色左翼要如何跨越国际及国家内部不同利益团体之间的利益博弈游戏，在坚持自身“红绿”原则的基础上获得国际政治上的影响力？在社会层面，如何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主导下文化伦理基础上构建出一种承认他人利益的共同体基础？这些不仅是德奥版本的“社会生态转型”中必须要面临的问题，更是所有“社会生态转型”理论进程中都要回答的问题。它关系到这一长远计划战略的实施，掌控着阶段性实践与长远目标是否在“好生活”逻辑下运行，更会成为术语解析中的掣肘。
三、结论
基于此，我们可以发现，要想从术语学上较好地解析“社会生态转型”理论，除了必须要在理论向度释义好各组部分的内涵与外延之外，还必须具备应对现实向度挑战的潜力。布兰德范式的“社会生态转型”理论有助于我们更好的认识欧洲绿色转型的政治经济本质，特别是在资本主已经进入一个逐步升级的“绿色资本主义”新阶段后，他在促进国际绿色左翼转向一种新型的“转型左翼”时代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其理论也存在较为明显的缺陷。他试图在意义维度上调和“乌托邦”与“非乌托邦”之间的矛盾，但高理论目标与低现实起点之间的张力及一般动力机制难题又使其陷入了一个两难的悖论。
另外，其理论主张与现实指向在意识形态上的分裂，也难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激进绿色变革。作为一种批判性教条，布兰德在理论向度上主张激进变革，其意识形态与“左翼”有较强的刚性联系；但作为一种战略规划，他又主张在实践向度上摒弃明确的“左右”政治色彩，走一种渐进式的转型，这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与“生态资本主义”的区别（特别是生态现代化）。无论是在理论维度还是在现实维度，布兰德都淡化了意识形态在“转型”进程中的作用，这也是激进地结构性转型困境及转型动力不足的原因。而要想对社会进行彻底的改革，与资本主义的彻底诀别并走向一种生态社会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道路是必须要选择的未来路径。
但这绝不意味着，德奥版本“社会生态转型”理论建设是一种注定会失败的实践工程，更不能说它毫无意义。恰恰相反，无论是从对全球社会生态层面转变的现实贡献，还是作为一种资本主义内部绿色转型与未来生态社会主义之间的连接，德奥版本的“社会生态转型”理论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一方面，该理论的社会公正与生态可持续是一个国家、社会或地区想要走上“好生活”必须要坚持的两个方面：社会公正可以尽可能的减少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过大的贫富差距，生态可持续可以更大程度的促使包括人类及非人类在内的群体朝向更加绿色、可持续的道路进发。另一方面，该理论在激进转型目标与渐进转型实践中的矛盾也体现了符合德奥国情转型状况。作为在经济、科技、市场运作都比较好的国家，德国、奥地利在环境治理中更容易对“生态现代化”理论战略产生路径依赖。这些国家，通过增量改革创造新的收入增量“弥补”旧体制的不足，可以使其在表面上出现经济持续增长，社会稳定发展、局部环境得以改善的状态，所以政府和公众都不会贸然选择激进改革。
这也从另外一个层面说明了，德奥版本的“社会生态转型”理论只是一个特定转型理论，而不是全部。我们在重视布兰德版本“社会生态转型”理论的同时，更要关注其他国家转型的尝试和发展潜力，比如近些年来，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坚持去除资本主义社会中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的意识形态与社会实践，已经发展出了一套相对完整的“去增长” [34]理论，即通过绿色科技及新的绿色核算方式转型为一种低碳、可持续的社会形态；拉美国家则基于自身的发展条件，主张“超越发展”，走上了一条“发展替代”而非“替代性发展”的道路[35]。而作为“绿色左翼”重镇的英国，不仅出现了老一辈的诸如詹戴维·佩伯（David Pepper）、瑞尼尔·格伦德曼（Reiner Grundmann）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流派代表人物，还出现了诸如乔纳森·休斯（Jonathan Hughes）、保罗·伯克特（Paul Burkett）、及乔治·莫比奥特（George Monbiot）等新生代代表人物，可以说英国具备丰富的“绿色左翼”理论基础。从实践层面，英国具有丰富的环境治理经验，也是第一个拥有绿党的国家。同时，从最新发展状况来看，英国政党政治中逐步加入了新了绿色议题，社会运动方面也涌现出一批如以社会公正和环境保护为核心议题的Extinction Rebellion，Just Transition等新兴力量。但是，在一个科学的概念“语言完成化”之前，我们仍旧不能仅仅通过以上几点来轻易判断英国是否存在“社会生态转型”理论。因此，将“社会生态转型”概念进一步学理化研究，并将其作为一个固定指标用来衡量“绿色运动”的标尺，将是笔者将要继续进行的研究。
注释：
① 郇庆治教授曾在多篇文章中指出，可以将20世纪60、70年代以来首先在欧美国家兴起、如今已扩展到世界范围的广义的“绿色运动”按照社会变革及绿色转型的激进程度大致划分为三部分：以生态中心主义哲学价值观为核心的“深绿”运动，以经济技术手段革新为核心的“浅绿”运动，以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替代为核心的“红绿”运动。
② “Buen Vivir”是拉丁语，在不同的语境里有不同的意思，在此旨在表示“美好生活”。
③ 西奥多·阿多诺认为，“自由社会的基础是不因不同而畏惧”（to be different without fear）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承认了人们的公民权。
④ Kevin Anderson2019年1月24日在牛津大学气候变化发展中心的演讲中提到，可以将“社会生态转型”理论的规划分为“短、中、长”三个发展阶段，每个阶段都与其他阶段都互相融入并紧密相连。
⑤这种伞状结构最早由乌尔里希·布兰德提出，但仅作为一种对“转型”概念的简单介绍，并没有给出详细说明。笔者通过对该理论概念体系和分析框架的提炼，附上该理论的伞状示意图。
⑥笔者通过中国知网精确搜索主题词“社会生态转型”，共检索到中文版文章10篇，其中8篇是基于对布兰德“社会生态转型”理论的评介或者相关论述；通过百度学术进行同样搜索，检索到中文文章6篇，均是基于布兰德“社会生态转型”理论的评或相关论述。
⑦引用源自郇庆治为《超越发展：拉丁美洲的替代性视角》一书的序言，见[德]米里亚姆·兰，[玻]杜尼娅·莫克拉尼主编：《超越发展：拉丁美洲的替代性视角》，郇庆治，孙巍译，北京：中国环境出版社2019年版，序言。
⑧资本获得了最大程度的灵活性，可以使工人更听话，并且时刻担心自己的工作被外包到那些工资和其他生产成本都比较低的国家。这在金融领域被称为“全球劳工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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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6级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硕博新见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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