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新论】陈培永 李茹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内在逻辑、现实困境与未来前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内在逻辑、现实困境与未来前景

改革开放历经四十余年，给中国带来了全方位的社会大变革，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只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领域的变革并不是齐头并进、步伐一致的，在人们心目中也并不是受到平等对待、同等好评的，不像经济社会领域取得的成就让人普遍认同，文化价值观念领域似乎给人一种向下低走、甚至倒退的印象，政治腐败、道德滑坡、信仰缺失、价值虚无、人性本私等沉重的话语时不时地给我们带来或大或小的冲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提出，无疑是科学把脉中国文化状况、破解中国文化困境的积极尝试。《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把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看作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现代化的深厚支撑，提出了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的具体要求。但提出要自信，不代表我们就能真正自信，通往实质意义上的坚定的文化自信，我们还需要搞清楚：要自信的文化究竟是什么样的文化？这种文化为何值得自信？制约文化自信的现实难题及其根源是什么？中国文化发展将会走向何方、前景如何？回答好这些问题，是坚定文化自信的必然要求。

一、对何种文化的自信？

基于中国历史进程尤其是近代以来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独特发展道路，今天我们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个组成部分构成的文化体系。我们所讲的文化自信，绝不只是对其中某一种文化的自信，而必然是对这个文化体系的自信，是对从古至今各历史阶段的文化所凝结的先进文化总和的自信。这是非常明确的。只是，一旦进入到现实社会、日常生活层面，我们有可能就会基于自己的主观判断和情感爱好，过度推崇某一种文化，人为地割裂三者的关系。而单独拿出一部分文化形成自信，其实都是文化不自信的表现，也注定不可能带来普遍性、实质性的文化自信。

最容易出现的一种观念是，认为讲文化自信实际上就是要讲传统文化自信，就是要让中国人意识到传统文化有多好、对于解决今天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危机多么有价值。这种观念抓住了传统文化的积极的一面，虽然也承认有糟粕存在但还是从心理上对其高度认同，甚至会假定传统社会是比现代社会更讲道德的道德型社会，认为那个时期的人们淳朴、善良、诚信，看重、遵守道德规范，坚守底线与追求境界，而经过资本运作、市场经济洗礼的当今中国，文化、价值、精神、道德层面的困境，要通过也只能通过传统文化的复归来走出。

谁也不会否认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一些基本价值理念、名言金句在潜移默化影响中国人的言行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但我们不能因此陷入到“文化复古情结”和“传统文化救赎论”的窠臼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这就要求人们在学习、研究、应用传统文化时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而不能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搬套用。”从社会形态变革的角度看，中国从传统社会进入到现代社会，必然伴随价值观念的重建，必然要革除一些不符合现代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念。传统文化的很多文字、言论再好，直接搬过来也无法产生实效，一些东西已经被历史所淘汰，总去感叹留恋它们曾经发挥的作用，人为强调它们的当代意义、重大价值，只会是一厢情愿、于事无补。

看到今天不如人意的文化状况，就想象过去的传统社会美好，就想用传统文化来解决今天的问题，这种理解本身是有问题的。传统文化归根到底是在以特权与等级主导的统治秩序中形成的，传统社会对人的剥削和压迫就是在稳定的道德秩序、价值体系下进行的。看到传统社会所留下的典籍，留下的为人处世、修身正心的名句，也不能认为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实际情况也是如此，道德上的言论不代表就是道德上的实际行动，书本描述的人生境界不代表以前的人就真做到了。对传统文化的过度推崇、过度渲染，会让我们误以为存在着曾经的“精神饱满时期”“道德黄金时代”，而更加质疑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文化境遇、道德状况，导致越是对传统文化自信就越对今天文化状况失望、对社会主义文化不自信局面的出现。而且，一部分过度推崇传统文化的人，本身也是对革命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的不自信者，甚至是批判者，他们扮演的恰恰不是助推而是阻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角色。

与之相反的一种观念，将传统文化一概视为封建主义的或解放前的东西，对提倡学国学、讲传统文化礼仪、背《三字经》《弟子规》等现象表示出忧心忡忡，总认为这是一种倒退。这种观念认定，改革开放引入资本运作，搞市场经济，没有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没有走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原则指导的正确道路上，导致了两极分化与社会不公，共同富裕难以实现，也进而导致了中国社会的风气不正、道德沦丧、利己主义盛行、精神萎靡等问题。这是没有将革命进行到底、没有进行真正的社会主义事业带来的结果，他们因此怀念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甚至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认为当时中国人的精神状态是高尚的、纯粹的、充满斗志的。

这种观念呼吁革命理想和革命精神的回归，重提消灭私有制、开展阶级斗争、剥夺资产阶级的话题，追求纯之又纯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来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文化问题。它所强调的虽然是“革命”的文化，但其内含的思维不是具有建设性的社会革命的思维，而是解构性的、摧毁性的政治革命的思维，一种对抗的、对立的思维。这种革命的文化或思维观念一旦转化成实际行动，只会割裂社会，带来社会的对立、分化、动荡，无助于文化自信的坚定和现实问题的解决。

还有一种明显体现出综合性追求的观念，主张将中国传统文化与以马克思主义为主线的社会主义文化结合起来，以应对现在的文化困境，这当然是应该值得追求的方向。但错误也可能在这里出现，那就是这种综合是建立在将两者进行截然区分的基础上，它强调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一个是源自中国本土的文化，一个是外来传入的文化；一个是传统社会的文化，一个是现代社会的文化；一个是修身正心之文化，一个是治国理政之文化；一个落实在微观个体，一个作用在宏观社会。以“内”“外”之别、“古”“今”之分、“修身”与“治国”之用区分两者，强调以传统文化修身养性，以社会主义文化治国理政，这种理解看似有道理，实际上忽略了两者的相通性、关联性、传承性，否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在统一性。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立足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形态，是与中国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相匹配的文化，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主体性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首先与革命文化不能完全切分，革命文化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也应包括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形成的优秀文化、精神气质，那段历史已经过去，但那段历史所生成的革命文化保留了下来，融入到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中。从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进行的社会主义事业的角度来看，革命文化也是整体性的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部分，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起点的文化形态。单独提出革命文化，是对那段客观历史进程的尊重和强调。但是割裂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内在传承性，否认革命文化的现代转化，反而就会让革命文化失去了生命力。

人们习惯上认为，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是一种外来的学说，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则是其在中国历史实践中生成出来的文化，是外在于中国本土文化的。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虽然起源于19世纪的欧洲，但它早已经成为跨越时代的世界性的思想、学说，其之所以能在中国扎根，有当时中国革命实践的需要，但根本上还是因为其所内含的价值观念，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存在着契合之处，特别是两者的主导价值理念都是社会公平而非个体自由，两者都包含着治国理政的智慧，都有对未来理想社会（大同世界与共产主义）的共同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已经雄辩地说明了社会主义早就不是舶来品，也说明了社会主义文化不再是外来文化，而是在传统文化基础上生成的当代中国文化形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可以说，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本身也是对传统文化优秀部分的继承和发展。经过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的优秀传统文化就是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部分，传统优秀文化的当代表现形式也就是社会主义文化，我们不能只讲两者区别而不讲两者的统一性。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必然要求，而非或然选择，不可能因为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要建立新的政治经济制度，就可以创设出与过去完全割裂的全新文化。但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史业已表明，单单依靠传统文化并不能包治百病，也不能解决中国的文化发展问题，不进行自我革新的中国传统文化无法承担起救亡图存的历史重任，更无法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化，恰恰是从中国革命开始的。革命，不仅仅是革旧制度、旧社会、旧秩序的命，还要革掉旧文化、旧价值、旧观念的命。革命过程确实存在过激的地方，但总体趋势是抛弃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把好的东西留存下来，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也绝不只是对立的，革命文化则必然是传承了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革命文化的形成恰恰意味着传统文化的自我否定与新生。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也正是因为有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的内在滋养，才具有鲜明的中国风格和中国底气，有了更进一步深入人心的可能。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应该是有“分”有“和”的。“分”是基于历史时间线索的区分，三种文化的存在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道路在文化上的反映，也是中国文化发展本身的逻辑，只有从中国历史的进程来审视中国文化的时候，才会有三者的区分。“和”则是指三种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当代中国是一体化呈现的，是融合为一的，共同构成中国现代化的文化观念体系，这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贯通古今文化、兼容中西文明的文化观念体系。三种文化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不能人为指认一种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不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革命文化就不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也同样不能认为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革命文化就不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二、为何难以文化自信？

坚定文化自信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的现实环境，不能自说自话，必须客观全面把握当前中国文化状况，直面今天中国的文化难题，弄明白我们难以坚定自信的原因。所谓不破不立，不能只讲立，不讲破，不去分析应该破的对象、应该破的文化形态。如果我们只是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有多好，应该坚持、应该自信，而看不清其所处的文化境遇、其所要面对的对手，那么我们也永远建立不了真正的文化自信。

描述当前中国的文化境遇，我们想引入一个强调多元性、差异化的但可能会引起质疑的范畴——“后现代文化状况”。这个范畴，我们不是在任何一个思想家的语境里使用，纯粹是强调中国各种文化形态、多元文化价值观念并存而且都有一定受众认同的状态。需要回答的质疑是，一个追求现代化的国家有没有可能出现“后现代文化状况”？一个在经济、政治、社会领域都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文化超前地进入后现代是否可能？

我们并不认同“后现代”是超越现代之后的纯时代的概念，而将其理解为文化领域中与现代性相对的特质。现代性注重的是单一性、统一性、同质性，后现代性则强调的是多元性、差异性、兼容性，这里的“后现代”其实可以用“多元、多样、多变”这样的词来替换。中国近代以来被动与世界接轨，给中国后现代文化状况的出现提供了时代背景。一个赶超型的后发国家，要想在全球化进程中与西方发达国家交往而不被同化和吸收，必须既要保持自己的传统，又要借鉴先进的文明，注定其只能在同时保持自有传统和借鉴西方文明中进行社会现代化。也就是说，追求现代化的中国必然要在后现代化文化状况中，即在多元多样多变的文化状况中完成社会的现代化。

我们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的困惑都能在这里找到依据。后现代文化状况决定了任何一种文化都很难获得普遍性的认同，封建的、落伍的、怀旧的、虚无的、超前的、西方化的乃至迷信的、色情的文化都会有自己的立足之地，这就造成了琳琅满目的文化乱象。从另一个方面说，这也是中国社会进步的表现，如果一个社会只有一种文化形态，人们都信奉同一种观念，这个社会绝不是理想的社会，但如果无法解决让先进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问题，这样的社会也注定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社会。

透过当前中国的后现代文化状况，我们会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两大对手，第一个就是以特权和等级逻辑主导的文化价值观念，这与中国专制社会漫长的历史进程有关。中国传统社会立足自然经济，打造出非常有韧性的、超稳定的维护特权和等级的文化价值观念体系，形成了一个具有顽强生命力和恒久稳定性的、乃至被认为天然不可动摇的伦理秩序。近代中国进入现代文明的进程中，一直努力尝试打破这种文化价值观念的支配，无论是新文化运动还是“文化大革命”，实际上都是改造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从而实现思想、道德、文化重建的尝试，到今天我们也不能否定它们对于消除旧道德、旧文化价值观念桎梏，对于建立现代文化价值秩序所发挥的作用。只是这些尝试并没有彻底根除这种文化价值观念，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初还指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并提出要“肃清封建主义残余”的任务。

直至今日，特权与等级逻辑还弥漫在许多中国人的意识深处，自觉不自觉地体现在为人处世的方方面面。究其原因在于，文化发展有其自身的特性与规律，文化价值观念沉淀在人的心灵深处，并且代代传承，具有强大的稳固性和隐蔽性。不是建立一种新制度，就能够自然破除人的旧观念，不是建立了新制度，就能树立起新价值理念。特权、尊卑、宗法、官本位、官崇拜等观念在中国人意识中扎根太深，并不会伴随着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革就自然消亡。官僚主义作为中国社会的一种恶疾，与国人对于特权的推崇有极大的关系，腐败的官员迷恋特权，而普通人自身对特权和等级的崇拜更为官僚主义提供了舒适的环境。而一个头脑中充满特权等级观念却生活在现代的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特权与等级主导的文化价值观念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大阻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要战胜的一个对手。

改革开放引入资本运作、市场经济，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以特权和等级主导的文化价值观念，但也衍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另一个对手——资本和市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念。资本和市场的运作，给中国带来了巨大进步，但也同样带来了诸多问题；它冲击了政治权力的特权，又带来了新的特权——资本的特权；它解决了一些问题，又制造了新的更大的问题。资本和市场本身似乎就是个矛盾的统一体，去批评它和去赞扬它，都能找到很多的理由。

对中国文化发展来说更为根本性的是，人类社会缔造出资本和市场，资本和市场反过来重塑了人。资本和市场都是人们创造出来用于服务人的，但它们一旦生成，就可能会支配人本身。合理的逻辑是，人们有需要，按一定的生产方式组织起来，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技术的出技术，有管理的出管理，生产出东西来满足人的需要；但资本逻辑所要求的却是以资为本，而不是以人为本，人的需要必须作为资本扩张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你没需要，也得刺激出来需要，而且得刺激出来更多的需要、无止境的需要，才能进一步进行资本的扩大再生产。

到头来，人们有可能会忘记资本是为人服务的工具，而陷入到对商品、货币、资本的盲目崇拜和追逐中。利润交换的原则渗透到所有领域，世上的一切都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用金钱来换取，如果换取不到，只是因为没有付出足够多的金钱。因为“凡是我作为人不能做到的，也就是我个人的一切本质力量所不能做到的，我凭借货币都能做到”。我们可以用“资本人”来形容受资本逻辑支配的社会主体，他们看待社会现实、社会问题乃至做任何事情，往往是从有没有利润、有没有利益、有没有好处、有多少金钱作为标准来思考，忙碌于占有更多的钱，用更多的钱再生更多的钱。永远没有钱多的时候，成为人的日常生活方式。“一切向钱看”不仅是时髦的口号，而且还是很多人信奉的至理名言与自觉的行为准则，它所蕴含的“深意”是为了赚钱可以置道德于不顾，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今天我们所感叹的许多文化价值观念问题都能从这里找到根源。当前中国功利主义、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拜物主义、消费主义、实用主义等各种思潮、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并不少见。在资本、利益、财富面前，诚信、理想、信念、尊严乃至亲情、友情、爱情会被狠狠地踩在脚下。任何道德言论都是苍白无力的，道德要服务于资本，如果讲道德不利于资本和财富的积聚，那当然就不需要讲道德，如果道德被接受，那也是因为讲道德有利于资本，道德本身构成资本的要素，变成了“道德资本”。一些人把商品、货币、资本当做了幸福的必要条件乃至幸福本身，让真正带来幸福的真、善、美、爱甚至生命变成了资本的殉葬品。改革开放后生成的资本与市场逻辑主导的文化价值观念，确实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沉重的文化困境和道德代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主体是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内含的基本价值理念是以社会为本、以社会中的人为本、以社会中的人与人的和谐关系为本，它必然要破除以资为本、以货币为本、以占有更多为本的资本与市场文化，也必然要破除以特权为本、以等级为本、以官位和级别为本的特权和等级文化。它反对特权，既反对权力的特权，也反对资本的特权，它要破除人们因为拥有权力和资本就高人一等的价值观念，让人们牢固树立差异的、个性的、平等的存在的价值观念。特权和等级主导的文化价值观念、资本和市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念只要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念的确立，就依然是需要努力的方向。

三、文化自信的前景展望

面对改革开放带来的如此的文化状况，面对如此强劲的对手，我们如何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真正自信？或者说，文化自信有可能进入到大多数人的内心之中吗？我们有可能获得实质性意义的自信吗？答案是肯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前景光明，我们应该保持乐观的态度。我们要往前看，而不是看到问题就往回走，就假想用传统文化的复归来解决今天的问题，就想当然地认定坚持所谓的纯粹的社会主义、坚持当初革命的理想就不会出现今天的问题，从而形成一种貌似经济社会在进步、唯独文化价值观念在倒退的虚假观念。当前中国文化的发展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一样，不能说没有问题，但其总体上是进步的，是符合人类历史潮流的，看到问题就试图往回走的思维方式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也就无法真正解决问题。

中国文化发展的前景乐观，首先是因为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历程，使得中国物质财富迅速积累，人们的经济生活水平大幅度提升，中国社会各领域取得飞速进步，这为文化自信奠定了坚实基础。文化和经济、政治、社会是不能分割的，生产的发展、经济的繁荣是文化进步的前提，也是文化自信的保障，这是人类社会从古至今已经证明的铁律。连吃穿住用行等基本物质生活需要都无法满足，谈文化自信就是空洞的、形式的。我们有些人文化自卑，原因也是认为中国经济、政治、社会落后，达不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而这一点正在不断被改变。当然，这个改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想要一次性解决中国所有问题，一口气吃个大胖子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也是对中国发展的一种苛责。把握、预见中国发展的大趋势和发展带来的最终成果，就是建立文化自信的基础，而并非要等到中国经济、政治、社会面貌全然改变后才敢谈、才能谈自信。

中国文化发展的前景乐观，还在于改革开放使中国人的理性精神、理性素养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为文化自信提供了智力支撑。这是资本与市场运行带来的好的结果，是资本与市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念善的一面。在市场经济中，市场主体必须要有理性，有独立思考能力，否则就无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生存和发展，这势必形成倒逼机制，促使人们成为理性的主体，树立自主意识、竞争意识、效益意识、开拓意识，以保证个人正当利益的实现。正是市场经济的运行，改变了人的封闭性、依附性、顺从性特征，促成了有理性、有个性、有独立思考能力、自由的多元主体的生成。这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需要的独立性人格，是重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德、文化、价值秩序必须具备的前提，具有不可质疑的进步意义。虽然这一进步伴随着自私、贪婪等附带品，但我们应该相信，这些坏的方面将随着制度的健全而被消除，而理性、平等、自由、民主意识等好的方面将会发扬光大。

我们之所以最终会形成实质意义上的文化自信，归根结底是对人本身的自信。权力与资本都是人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创造的、服务于人的生产和生活的，本来应该为人服务，但权力和资本却日益制度化，围绕它们形成的价值观念秩序迫使人去遵守、去服从，使人的劳动和生活受到压制。但这只是人类历史进程的特定阶段，不是最终的阶段，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随着制度设计的不断完善，人们的素质与眼界必将进一步提升，必将摆脱对于自己创造物的迷恋，从而战胜并驾驭资本、权力等创造物，使劳动和生活获得解放。这正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追求的目标，是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念的核心。如果说专制社会体现的是权力的傲慢，资本主义体现的是资本的力量，那么社会主义体现的则必然是劳动的尊严、人本的价值。我们对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正是因为它张扬劳动的价值，主张以劳动的逻辑代替资本的逻辑、特权的逻辑，正是因为它相信人的力量，相信人一定可以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我们对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信，也建立在对历史规律深刻把握、对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科学洞见的基础上。应该看到，社会主义代表着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社会主义文化代表着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方向。今天令很多人忧虑的价值观念紊乱、诚信道德、信仰信念缺失的现象，不是社会主义文化本身有问题，而恰恰是因为社会主义文化还没有能够占据主导地位，资本和市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念仍然强势。如果我们承认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资本的力量大于一切，或者说如果不加规制资本即将主宰一切的社会现实，看到资本文化、市场文化的负面效应，看到众多的文化问题、道德难题，就更应该坚定社会主义文化形成的现实必要性。只有社会主义文化是资本与市场文化价值观念的规制力量，它一定也是解决今天中国面对的文化价值观念困境的最终方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本身兼容并包的特质也值得我们自信，它不是在讲“中国特色”的时候，与人类已创造的文化形态划清界限，恰恰相反，它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明以及其他文明优秀成果的兼容并包，这种特质是适应多元多样多变的、后现代文化状况的，如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单一性的一种颜色，它只会让自己受到孤立的冷遇，根本无法适应这种状况，也谈不上引领各种文化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吸收中国传统文化、资本文化中好的东西，又祛除它们落后的地方，再经过不断的现代化发展、创造性发展，也才能最终完成对特权与等级主导的文化价值观念和资本与市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念的双重超越。只有让自己立足于人类一切已有文化文明基础上、又经过自身发展扬弃已有文化文明的文化，才值得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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