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博新见】陈晴：用主义解决问题 ——毛泽东对“问题与主义”的理论探索及其当代启示

用主义解决问题 ——毛泽东对“问题与主义”的理论探索及其当代启示

摘要：“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中国近代的重要论争，具有跨越时代的思想史意义。近年国内部分领域出现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的现象和“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声音。毛泽东青年时期也困惑于“问题与主义”的关系，在发现“多研究些问题”无法解决问题的悖论后，他敏锐地捕捉到，相较于其它“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最能为解决中国问题提供科学视角、理想前景并具有实践可操作性的“主义”，因此走上了“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的道路，并在运用“主义”中巧妙地贯彻了马克思主义之于中国的独特价值，既反对“从本本到本本”的书斋研究和“照搬本本到实际”的教条主义，以符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方法推动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又超越实用主义工具式主义观，强调“主义”作为集体信仰的特殊意义，追求马克思主义理想的实现。这一理论探索过程不仅与“问题与主义”论争形成跨时空对话，也为新时代提高马克思主义在问题研究中的领导权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问题与主义；毛泽东；问题导向；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

坚持问题导向，树立问题意识，攻关理论难题或现实问题，是任何国家学术研究的共同旨趣。然而，这是否意味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应该“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只负责关注专业问题？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实际工作中，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这种状况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1](p.10)1919年7月，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以下简称《一论》），指责舆论界疏忽于研究中国实际发生的具体问题，忙于空谈好听的、进口的、纸上的主义，开启了“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以下简称论争）。无论是这一论争的背景还是胡适的主张，都与当下具有一定相似性，而近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胡适诘难的回应与对“问题与主义”的思考可为今日提供一定借鉴。

改革开放以来，研究者对“问题与主义”的研究在论争的产生原因、性质、思想史意义及李大钊等主要人物的思想动态等层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代表性的观点有：“问题与主义”是朋友间的争论，两人的区别主要在革命还是改良。胡、李双方在论辩中取长补短，加深了对自我体系残缺的体悟。代表性的研究有：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 (节录) [J].中共党史研究, 2001, (3) .罗志田.因相近而区分:“问题与主义”之争再认识之一[J].近代史研究,2005(03).张宝明.“问题”与“主义”:两种思想谱系的历史演绎——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看《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衔接[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4,(2).王明生.“问题与主义”之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萌芽[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1)王汎森.“主义时代”的来临——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关键发展.[J].东亚观念史集刊，2013（4）.），但主要将视野集中在论争的发生时期，对于毛泽东在“问题与主义”的思考多集中于毛泽东在1919年9月1日写作《问题研究会章程》（以下简称《章程》）的有限文本上（例如探讨《章程》是问题派还是主义派、问题派和主义派是否对立）。另一些研究揭秘了论争对毛泽东后期思考的重要意义，结论不乏洞见，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以后期毛泽东思考拔高或比附青年毛泽东思想的嫌疑，有进一步论证的空间。关于毛泽东如何在具体的历史情境看待马克思主义相较于其它“主义”的特殊性，又如何在实践的波折中贯彻这一特殊性，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风格，还是重要但有待深入的议题。因此，本文拟就毛泽东对“问题与主义”的思想史作一讨论，旨在增进对近代马克思主义者“问题与主义”理解的角度，并尝试对新时代解决“问题”研究中“主义”失语的困局进行思考。

一、要不要主义：“多研究些问题”的悖论性困局

解决中国问题，有两条路径：一是逐一解决具体问题，集腋成裘逐步改良；二是用主义引领问题研究，通过根本改造推进具体解决。简言之，在某一“主义”的指导下，中国问题能不能进行根本解决？这是近代以来知识分子需要直面的问题。

（一）时代之问：问题堆积与主义争鸣

甲午一战唤醒“吾国四千余年大梦”，[2](p.1)沉疴已久的中国社会，大到制度创制与革命，小到家庭伦理和社会风尚的现代改良，几乎无处不存在问题、无处不需要革新。为解决问题，大量西方思潮未经学理研究就被走马灯式地引进，囫囵吞枣地接受，而后鱼龙混杂地涌现在报纸上，以至于后人调侃：“自从‘主义’两字来到中国以后，中国人无日不在‘主义’中颠倒……在今日的世界上，中国是一个最时髦的国家，中国国民是一群最时髦的国民。”(①参见周德之：《为迷信“主义”者进一言》，《晨报副刊》1926年11月4日。)

针对这一现状，胡适认为，舆论谈的只是“好听的、进口的、纸上的主义”，并不能彻底解决中国问题。所谓“好听的”，即主义是“空空荡荡，没有具体的内容的全称名词”，用以包装式地贴标签；所谓“进口的”，即主义是针对外国问题的解决方案，不适合中国国情；所谓“纸上的”，即主义是思想家在书本上构建的乌托邦愿景，不能落地为现实。这三重陷阱下的谈主义“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①参见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每周评论》1919年7月20日。）因此，解决中国问题的正道是“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先从研究中国社会上，政治上种种具体问题下手；有什么病，下什么药”，再积少成多解决大问题。“主义”只能作学理参照（诊断问题时的“临症须知”和求解时的“验方新编”），（①参见胡适：《三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1919年8月24日。）不可替代对具体问题的研究。

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以下简称《再论》）与胡适商榷。他同意“多研究些问题”，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并许诺“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做”。但他认为，胡适所提及的弊端，错不在“主义”，而在空谈主义的方式。由于政治秩序崩坏的中国“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因此不能“少谈些主义”，而要“一面宣传我们的正义，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好去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中国存不存在根本问题、可不可能遵照某一“主义”进行根本解决，就此分歧，新文化阵营内部形成了两条渐行渐远的路径。（①参见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1919年8月7日。）

（二）悖论性困局：“多研究些问题”被实践证明无法解决问题

对于毛泽东而言，“要不要主义”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毛泽东自小就有求实的倾向，游学乡里的实践可视作笔记“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3](p.587)的写照。在《章程》中，毛泽东呈现出亲近于胡适的“问题研究”态度，即通过八大类144项具体问题研究中国问题。虽然《章程》称，“问题之研究须以学理为根据。因此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但文中列举的“主义”指的是“哲学上之主义”“政治上之主义”“法律上之主义”等抽象学理，如研究者指出，“实际上是那许多大大小小问题按学科的归类和概括，同李大钊心目中的有特定政治含义的主义，即马克思主义或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不同的”。[4](p.58)随后，毛泽东对社会上的女性问题、湖南问题、东西文明问题等若干问题进行了具体研究，并在《湘江评论》上提倡感化强权的改革。胡适在批评空谈流弊的同一时期赞扬了《湘江评论》的文章“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议论也很痛快”，(①参见胡适：《介绍新出版物》，《每周评论》1919年8月24日。张劲已注意此材料，认为这则材料说明毛泽东与胡适在“问题研究”观点上有默契的。但胡适夸赞的篇目与问题研究没有直接关系，理解为在改良主张的契合或许更为合理。参见张劲：《青年毛泽东的几个观点与胡适的影响——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6期。)可以说明，毛泽东这一时期反对“用了强权打倒了强权”的主张一定程度上契合了胡适研究中国问题的基本思路。

湖南政治运动的失败，意味着中国缺乏“逐步改良”的基本政治条件，使毛泽东转向用“主义”进行根本改造。1919年7月，毛泽东希望以“民众的大联合”实行“呼声革命”和“无血革命”，推行逐步争取民众权利的“忠告运动”，[5](p.41-42)遭到了张敬尧的封禁和围攻。1920年3月，毛泽东参与湖南改造促成会，宣传“废除督军，裁减军队”等商榷条件，[5](p.53)他认为，虽然这种与军阀商榷改良的方式不过是“支支节节的向老虎口里讨碎肉”，是没有多大益处的“次货”，但“坐定一个‘可以办到’”，更值得尝试。[3](p.470)张敬尧出走后，毛泽东趁热打铁，继续号召“废督裁兵”，发起“湖南自治运动”。[5](p.67-68)此时他仍然坚信：“中国如有彻底的总革命，我也赞成，但是不行”。[3](p.508)然而，一年政治运动下来，所希望争得的具体权利一个都没有解决，心灰意冷下，毛泽东领悟到中国缺乏改良道路所需的底线秩序，“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改造中国“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3](p.548)进而言之，中国不存在改革的基本政治秩序，而政治制度不改的前提下社会具体问题的解决也只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由此，毛泽东决心用“主义”进行根本解决，“虽然不反对零碎解决，但我不赞成没有主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解决”。[3](p.553)

二、要什么主义：马克思主义在解决中国问题上的独特性

马克思明确提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6](p.11)毛泽东在总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生作用的原因时，第一点就提到“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7](p.1515)从《章程》可以看出，毛泽东思考过胡适的主张，也意识到“主义”可能存在的弊病。那么，马克思主义相较于其它主义有哪些独特性，使毛泽东相信马克思主义不会成为“好听的、进口的、纸上的主义”，最终解决中国问题？

（一）实践检验的抉择：俄式革命为中国救亡图存提供现实范本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7](p.1471)十月革命的成功，宣示了社会主义从理想变为现实、弱后民族从被压迫走向自由的可能性，这对于改造中国处处碰壁的毛泽东有着至关重要的吸引力。相较英美，沙俄的革命背景与国情和中国更为相似，如瞿秋白所指出的，“是一部很好的参考书”。[8](p.223)早在信仰其他主义时，毛泽东就肯定俄式革命的先进性。让他心存顾虑的，是整体改造方案在中国落地的现实性与暴力手段的合法性。在现实性维度上，毛泽东先后接受过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工读主义”等“主义”，但自己和同龄人的实践表明，这些主义“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5](p.73)另一方面，《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承诺放弃“沙皇政府从中国攫取的满洲和其他地区”等此前不平等条款，[9](pp.361-362)在标榜“十四点原则”“威大炮”的鲜明对比下，国内舆论“不胜欢喜”“无限感谢”“无任欢喜”，[9](pp.373-377)将苏联看作“博爱、自由、民主”和“公理战胜强权”的代表。[9](pp.379)即便在以“拿证据来”为中心口号的实验心态下，[10](p.57)种种证据都指向了马克思主义是最有可能改造中国的主义。

在对暴力革命的态度上，毛泽东基于改造中国的现实性考虑，经历了从反对到支持的转向。《湘江评论》时期的他认为，暴力革命是“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但这种“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而且毫无效力”，所以不主张“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3](p.293)这一态度也受到胡适赏识。但在湖南政治运动受挫陷入“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的困局后，毛泽东意思到非暴力革命不得开启新世界。1920年8月，蔡和森与毛泽东讨论俄国道路时指出，没有阶级战争，就推翻不了统治阶级，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压不动反动势力，劝毛泽东“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11](pp.56-58)随后，毛泽东对走俄式道路表示明确赞成，指出“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12](p.5)，“只此方法（指俄式革命——引者注）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13](p.1)可以说，为了“主义”落地解决中国问题，毛泽东选择了暴力革命。

（二）理论武器的魅力：马克思主义是分析历史与现实的“望远镜”和“显微镜”

除了可实践性外，马克思主义相较于当时的其它主义（如无政府主义、三民主义），具有一系列更成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分析革命问题和整合实践经验时更有广度和深度。这一理论魅力是毛泽东选择马克思主义不可忽略的因素。梳理毛泽东文章不难发现一个现象：随着毛泽东依靠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自觉调整运思方式，他对中国问题的认识比同辈人更为深刻。用毛泽东自己的语言归纳马克思主义认识方法的意义，即是“我们的眼力不够，应该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14](p.212)

一方面，“望远镜”意味着战略性地预见历史发展的方向，为未来趋向提供合理的解释。恩格斯称，马克思对法国大革命的分析“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对事变有这样透彻的洞察”，“以致后来每一次新的揭露，都只是提供出新的证据，证明这幅图画是多么忠实地反映了实际”。[6](p.666)这正是对唯物史观把握历史发展趋势能力最为生动的评价，也可以恰如其分地形容唯物史观对毛泽东的影响。《关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清晰说明了革命的敌友，革命的基本路线图已有轮廓；当土地革命陷入低潮时，毛泽东指出低潮只是暂时的，“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从而作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预测。[14](p.99)当抗日战争被失败氛围笼罩时，毛泽东坚定否定“灭亡论”和“速胜论”，在山沟沟里写就《论持久战》的鸿篇巨著。相反，离开了“望远镜”的经验主义者，局限在一得之功与一孔之见，“……不能洞察运动的远大前途，不能分析复杂的发展过程，不能捉住重要的政治关节，不能处理各方面的革命工作”，(①参见毛泽东：《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八路军军政杂志出版社1937年版，第41页。)在判断方向性问题上捉襟见肘。

另一方面，“显微镜”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可以解剖复杂的社会现象，提纲挈领式地梳理出关键线索，见微知著地把握事情动态，从而找到推动革命发展与解决当前问题的主要矛盾。（①关于青年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重视阶级理论的原因与其所接纳理论在阶级理论谱系中的特殊性，参见陈晴：《<共产党宣言><阶级争斗><社会主义史>对毛泽东阶级理论的影响》，《毛泽东思想研究》2020年第6期。）例如，仅掌握初步阶级理论的毛泽东在对军阀的认识上，在转向共产主义前后有天壤之别。在转向之前，毛泽东对“开明”军阀心存幻想，相信“强权者都是人，都是我们的同类。滥用强权，是他们不自觉的误谬与不幸，是旧社会旧思想传染他们遗害他们”，[3](p.293)对军阀的批判也停留于个人品质的批判，并没有溯源到“类”的批判。[3](p.504)在用阶级理论重构世界观的过程后，毛泽东洞察到军阀存在的社会根源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需要和中国落后的社会经济，因此与帝国主义势力同属于革命的敌人，[13](pp.10-12)厘清了革命的明确目标。在“望远镜”和“显微镜”的效果之下，古往今来的社会历史与现实的革命斗争都能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内得到解释，在与实践的互动中推进问题的解决。(①除了这两处之外，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中国古代的朴素辩证法有契合之处，这也是唯物辩证法被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快速接受的原因。但辩证唯物主义是在毛泽东转向马克思主义后相当长时间才开始普及的，因此不在此赘述。具体可参见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和李泽厚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三）价值理想的传承：社会主义的蓝图与集体主义的实现方式符合中国知识分子的致思进路

马克思主义建立在理性反思之上对未来社会的蓝图，既承接了传统儒学对大同社会的期盼（传统儒学作为传统的国家信仰已无法凝聚人心），又涵盖了启蒙理想，而集体主义的整体式改造方式，更符合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进路。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在接受儒学或启蒙主义后 Good bye.昨天啊，昨。。转向马列主义。(①关于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会吸引当时的青年，可参照王汎森的相关研究。王汎森：《“主义时代”的来临——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关键发展》，《东亚观念史集刊》2013年第4期。王汎森：《“烦闷”的本质是什么——“主义”与中国近代私人领域的政治化》，许纪霖，刘擎主编：《新天下主义在当代世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63-303页。)

“问题与主义”论争呈现出两种改造中国的愿景：一是通过群体改造达成社会主义，二是通过个体启蒙达成改良版的“民主”社会。就当时知识分子的理解和想象而言，启蒙主义的价值理想已经被包括在马克思主义对现实社会的改造目标和对未来社会的许诺之中，即便马克思主义在建构这些价值原则的方式上与资产阶级思想家迥然有别。当时困扰中国舆论界的，不是自由民主价值主张不好，而是它们空有形式、毫无实效——迁移制度的结果是“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呼吁自由的结果是“强权战胜公理”“先生总是侵略学生”。毛泽东在自述中，回忆起新民学会游行遭警察镇压，仍记得“示威者们当即指出，根据（当时的）宪法第十二条，人民有集会、结社和言论自由的权利，警察不听，并且回答说，他们不是来听宪法课，而是来执行省长赵恒惕的命令的”。[15](p.39)这说明，启蒙价值的空有形式为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可以说，向往启蒙价值，将共产主义革命视作实现美好社会理想的更佳方式或落实理想的“下一站”，是不少知识分子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心理。而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追求更是建立在科学的理论推演与实践导向上，是不同于宗教信仰的理智认识的信仰，更为符合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结构。[16](pp.155-158)

从改造模式考察，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改造方案，即通过先锋队（精英）领导群体（阶级）改造社会，在集体中赋予个体价值，与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及思维方式更相契合。胡适所倡导的启蒙方案是自由主义的，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是理性反思下的个人自由。在这一预设中，人首先是个体，通过契约形成社会，通过每一个人都为自己的权利负责，个体善汇合成为总体善。这种思维方式与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中要求的从“小联合”到“大联合”路径是一致的。然而，这一改造显而易见地失败了——因为中国既不存在原子化个体契约联合的市民社会，更不存在发达市民社会基础上的个人主义与契约观，零碎分散的力量不靠组织转化，很难成为集体的力量。在儒家传统中，家庭与社会以超越个体的共同意识为个体赋予价值，通过制造文化秩序和情感联结为个体提供归属感和安全感。脱离共同体的个人主义，只能使个体被孤立而更受命运的宰制。正如有学者指出，国家命运危在旦夕、个人前程走投无路是相当一部分五四青年的烦恼，而马克思主义为这些青年提供了通过集体行动同时解决个人遭际与国家命运的蓝图，将困惑的人生汇聚成有意义的集体行动。[17](pp.104-112)进而言之，相较于自由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实现社会主义蓝图的方案自始至终存在个体与集体的互动，无产阶级政党的目标许诺终极关怀的未来理想，在党组织及实现共产主义的洪流中赋予了个体党员意义，并且通过领导群众的方式实现人民意志，这与传统中国人的存在方式与价值坐标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理解毛泽东在在1921年10月欢送同学赴俄时对“主义”的评价，“从前学校是没主义的，所标的主义又不正确，结果是盲撞瞎说，闹不出什么名堂。我们总要为有主义的进行”。[18](p.171)

三、如何用主义：将马克思主义的独特性贯彻于问题解决

选择马克思主义只是问题解决的起点，毕竟“主义”本身只提供基本的价值目标和方法论准则，在具体情境中，有数种运用和演绎的可能性，而且极易流于空谈，变为“好听的”“纸上的”“进口的”主义。毛泽东在转向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捕捉到马克思主义有别于实用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其它“主义”对中国革命的特殊意义。在运用主义的过程中，毛泽东自觉地贯彻这些特殊要素，从而使毛泽东运用下的马克思主义在解决中国问题的各个“主义”中脱颖而出，也在理论上以某种方式间接回应了胡适对“空谈主义”的诘难。

（一）反对“从文本到文本”的纯粹抽象推演，“走出孔夫子式的共产主义学者书斋”

胡适指出，“主义”使用的第一重陷阱是“好听的主义”，即把“主义”空洞化、标签化，粘贴在任何需要包装的语境中，“同用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开七八个世纪，也许隔开两三万里路”。(①参见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每周评论》1919年7月20日。)胡适对此的解决方法是对“主义”进行“从书本到书本”的学理研究，（①参见胡适：《四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1919年8月31日。）他甚至认为，李大钊主张的“主义”用法越轨了，因为“他所考虑的一些问题，根本不是我所考虑的问题；我考虑的是‘主义’（这个问题）。他所说的一个社会的解决必须依赖该特殊社会里的大多数人民所支持的群众运动。”[19](p.361)这种将鲜活的理论武器变成经院哲学式概念推演的解决方式被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讽刺为“回头攒向旧字纸篓里来”。[10](p.60)李大钊忧虑地指出，“你尽管研究你的社会问题，社会上多数人却一点不生关系。那个社会问题，是仍然永没有解决的希望；那个社会问题的研究，也仍然是不能影响于实际”。(①参见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1919年8月7日。)事实也证明，胡适此后不曾研究对于中国社会而言刻不容缓的社会问题而转向艰深的、阳春白雪的学术问题，（①参见周策纵：《五四运动史》，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6年版，第219-220页。）理论也被视作空想，被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定性为“苍白的，没有现实的血流贯注着的空理论，基本上也就是一种观念论”。[20](p.489)然而，“重理论而轻实践”是知识分子实用主义的弊病，早期共产党的知识分子也存在以书斋研究代替现实斗争的问题。

如上所述，现实性（将理论落地为现实的可能性）是马克思主义相较于其它主义的重要特点，而这一特点只有在走出书斋、走向大众中才能实现。早在洋务运动之后，国内知识分子就有对马克思主义相关知识的引介，但仅是“学问”而非“主义”，更做不到解决问题。[21]党的一大上，李汉俊曾提出将党建立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组织，理由是中国的知识不够成熟。（①已有学者已经关注到，“问题与主义”论争与其后在党内“理论与实践”的议论在奠定“主义”的功效在于研究解决本国问题上有内在的联系。参见罗志田：《走向“行动的时代”：“问题与主义”争论后的一个倾向》，《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1期；周良书：《从“问题与主义”之争到“理论与实践”之争——关于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考》，《科学社会主义》2008年第3期。）对此，共产国际代表拉狄克形象地评论到，有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不干预实际的工人运动，却“把自己关在书斋里研究马克思和列宁，就像从前他们研究孔夫子一样”。（①参见孙武霞，许俊基编：《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19—1924）》，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0页。当然，笔者不否认共产国际在促使中共党员走出书斋的引领作用，但对于毛泽东而言，他本身就未将主要精力放于纯粹思辨中，这也是应该承认的底色。）毛泽东是第一批意识到，解决中国问题就不能等待理论纷争尘埃落定，而必须“走出孔夫子式的共产主义学者书斋”。[22](p.231)从早年学习顾炎武遇事穷源探本、进行实地考察的游学活动，[23](p.19)再到在不同“主义”间的尝试性实践重于理论梳理，都可以看出他的求实倾向。1921年，毛泽东还有“惟做事则不能兼读书”的感慨，[18](p.33)但到了1923年组建湖南大学的时候，他已经自觉地排斥缺乏问题导向的学理研究。他与李达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校刊在发刊词中指出，研究目的是“组织这个学问上的亡命之邦，努力研究致用的学术，实行社会改造的准备”，成果是为“国家如何改造，政治如何澄清，帝国主义如何打倒”等时代问题提供“根本的研究和具体的主张”[24](p.83)——根本研究区别于普通研究，说明要以“主义”为理论武器；“具体”主张区别于抽象主张，说明要关注“主义”落地的现实土壤。延安时期，毛泽东形成了改造知识分子的系统化思想，通过整风运动，与社会革命隔绝的研究被视作小资产阶级的真理观遭致彻底批判，“为个人获得马克思主义的书本知识而学习”“为个人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而学习”的动机成为反面案例，[25](p.169)也不以阅读著作的多少论党性（1945年只建议干部必读马列著作“只搞五本试试”），[26](p.418)但求要从“书本”指向实际，走向工农兵。在导向实践中，毛泽东尽可能避免了“主义”的空洞化和抽象化，让“主义”从“睡帽中的头脑风暴”变为解决问题的“批判的武器”。

（二）反对由文本照搬现实的教条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主义”使用的第二重陷阱是“进口的主义”。胡适认为，“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①参见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每周评论》1919年7月20日。)中国主义的迷信者不“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不“懂得现实社会的需要”，照搬外来药方导致药不对症。这一问题不仅发生在论争指向的空谈主义者，也发生在中国共产党内的教条主义者之中。教条主义者不查中国实情，“碰到实际问题，不先想实际情况而是先想马、恩、列、斯在什么地方怎样说过，或者在欧洲或俄国革命史上有过什么相关的情况，用过什么口号策略。并把它们原封不动地搬运到中国来”。（①参见博古在中共七大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5月3日。转引自金冲及：《五十年变迁》，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54页。）相较于书斋式研究的动机错误，教条主义者试图解决中国问题的动机是正确的，但方法上出现了偏差，“理论和实践分离的结果，是把实践变成一种无原则的经验论，把理论变成一种纯粹的、固定不变的知识”，[27](p.22)当具体问题的解答主要从书上的“主义”和苏式经验找依据时，马克思主义也就丧失了作为洞察现实理论武器的独特性。

毛泽东认为，用主义解决实践问题时，不能将马列主义当作“句句真理”，而要当作解决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批判解决革命问题“不从需要上实际上去估量，单从形式上去估量”[13](p.72)的情况，并明确提出，信仰马克思主义“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14](p.111)进而言之，教条主义者的“句句真理”和胡适追溯的“前因后果”实际上都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割裂为零碎论断，势必会导致对马克思主义的扭曲理解和运用中的变形变质。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与问题之间不是“抽象形式”和“具体内容”的关系，而是“解决问题的世界观、方法论”与“问题”之间的关系。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字母，而是学习他们观察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立场与方法”。[28](p.657)评价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看他们是不是教授马克思主义的好老师，而是看他们能不能避免成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好学生，“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29](p.815)简言之，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方法，为解决问题而学主义，在解决问题中学主义。

“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14](p.284)马克思主义本身不仅有极强的现实导向，也有在与现实互动过程中发展自身的张力空间和理论诉求，这一特点被毛泽东把握并贯彻在解决本土化问题的过程中。中国革命的农村问题、半殖民地问题、革命道路问题等，呈现出远比马恩经典理论更为复杂的情形。通过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30](p.691)新的理论增长点蕴含在问题解决之中。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任务。在讲话中，毛泽东提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运用它……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28](pp.658-659)具体到问题研究而言，就是要“号召我们的同志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29](pp.814-815)这样的研究发挥了马克思主义既能对具体问题进行理论上的宏观把握，又能将抽象概念落实在解决具体问题中的独特性，达到了用马克思主义解决问题，用问题解决推进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效果。

（三）反对实用主义工具论主义观，用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仰引领现实斗争

胡适提出“主义”使用的第三重陷阱是“纸上的主义”，即“主义”勾勒的未来社会在理想上是毫无缺憾的乌托邦，但不一定适用于实际。已有学者注意到，胡适只将“主义”理解为可供裁剪以解决问题的理论工具，而李大钊更重视“主义”作为“共同理想”内含的价值取向，起到动员群众推进革命的作用。（①参见张汝伦：《从哲学观点看“问题与主义”之争》，《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林毓生的观点更进一步，将李大钊的“主义”更理解为发动革命的工具和手段，认为存在背离原“主义”理想的可能性。参见林毓生：《“问题与主义”论辩的历史意义》，《二十一世纪》1991年第8期。）

毛泽东在这一理解上遵循的是李大钊的路径。虽然毛泽东一直强调在中国运用马克思主义要依据中国具体国情，但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可被功利裁剪的实用主义工具，而具有共产主义超越性信仰和基本的价值倾向。早年毛泽东看书，批注有“宗教可无，信仰不可少”，[3](p.263)意思为即便没有宗教，也得有信仰作为人生目标。改造中国，必须要以“大本大源”的学说“动天下之心”，求“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3](p.86)才能进行彻底改造。在选择马克思主义后，毛泽东注重主义在凝聚同志与统一共同体思想上的重要作用，“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指望，才知所趋赴”，[3](p.554)并在新民学会的会议上提出“‘各做各事’的办法，毫无效力，极不经济”，[18](p.32)建议成员们在共同确认的事业（即“主义”）下各分担一部分，以便合拢。可以看出，对于此时的毛泽东而言，“主义”不仅提供了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更成为凝聚集体的方式。在此后的革命过程中，“主义”更进一步重写了无产阶级道德伦理，重新赋予个体生命的意义，并由此重塑了革命共同体的忠诚。例如，在延安对鲁艺学员的讲话中，毛泽东指出，“你们不应当是只能简单地记述社会生活的艺术工作者，而应当有为新中国奋斗的远大理想。这就是说，不但要抗日，还要在抗战过程中为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而努力，不但要为民主共和国，还要有实现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的理想”。[31](p.132)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赋予信仰者双重身份：一是（依照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具体的业务执行者，二是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如果说前者增进了解决实际问题的具体能力，后者则赋予每一个革命者的生命在历史坐标轴内的意义，是凝聚人心攻坚根本难题必不可少的要素。

四、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引领中国问题研究

毛泽东对“问题与主义”的思考启示我们：问题导向并不意味着主义的退场，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是最能引领中国问题研究的主义，用马克思主义才能解决中国问题。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与现实问题紧密结合的“主义”，要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和解决当代问题。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尽管诞生在一个半多世纪之前，但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它是科学的理论，迄今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1](p.8)19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开始暴露，在诸多解决问题的“主义”中，只有马克思主义把握了时代潮流，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引起了世界革命，改变了中国的命运，时至今日仍广泛影响着整个世界。当前，虽然当代资本主义有了新发展，中国的世情、国情和时情也有了一定变化，但在整体上，人类社会仍处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世界仍处在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发展变化时期，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主义矛盾没有改变，资本主义产生危机的基本逻辑也没有变，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主义危机在当代具有新形式，并没有完全消失。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关切的问题，仍比其它“主义”更加契合时代命题，指引着时代发展方向和重大问题的解决。

习近平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落到研究我国发展和我们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来，落到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和有效办法上来”。[1](p.14)当前，中国的实际情况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变化，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结论不适用了，但这并不能说明马克思主义不切合实际了，而只能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也在解决问题中发展自身。如今马克思主义理论相较于马克思创建之初，有了令人难以想象的丰富和发展。这些发展，无论是列宁主义，还是是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诞生都说明，在诸多“主义”中，马克思主义对于时代问题解决是开放的、与时俱进的，发展自身理论与解决现实问题是一体两面的。因此，马克思主义是解决当代重大问题，尤其是大趋势大方向问题最重要的钥匙，进而也引领与指导着其它问题的解决。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具有理论价值的“主义”，要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对问题的解释力。习近平提出，“在我国，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最终也不能发挥应有作用。”[1](p.9)马克思主义是具有极高理论价值的“主义”，近代以来，任何一个思想流派都没能像马克思主义一样有如此丰富的理论发展轨迹和如此庞大且深远持久的现实影响力。这说明，无论从理论意义，还是从实践意义出发，马克思主义都是一座富矿，是可以引领理论研究的“主义”。任何一个国家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研究都是以问题为导向的。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

如何“引领”则是一个更为重要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不少学科都是仿照着西方发达国家的体系建立的，学生也接受着西式学术话语与学科训练，难免带上西式学术范式的色彩。用马克思主义引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与马克思主义学院是头阵。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需要做到既能深入掌握和贯通理解马克思主义，又能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从而提高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能力，解释西方理论范式难以解释和理解的现实，引领人文社科领域的发展。1992年，全国第一家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成立，目标一是在社会主义处于低潮期时加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二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改革开放的新问题提供理论指导。[32]2005年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提出了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任务。[33]一级学科的设立为推动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教育教学中的指导地位，培养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增强思想政治教学中的科研含量提供了有力支撑。[34]党的十八大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学院进入迅猛发展态势，是发展马克思主义最好的时期。然而，我们仍不能忽视“对马克思主义认识不深、理解不透,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上功力不足、高水平成果不多”“在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上功力不足、高水平成果不多”[1](p.10)等问题，循环论证和新瓶旧酒式的研究仍然存在，与实际问题有一定程度的隔阂与空缺。在最好的时期，研究最伟大的“主义”，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具有其它学科所不具有的得天独厚优势。因此，研究者更需要“在马言马”“一身二任”，为学术问题和现实问题提供更多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研究，让更多人的理想信念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认同与深刻理解之上。

马克思主义是经历史选择的人民的信仰，我们要打好意识形态阵地战，用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新世界。马克思主义的最高价值追求是人的解放，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之于中国，与其它理论之于中国不同，它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的人民信仰，结束了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的混乱状态，推动了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不断发展。当下的中国仍有诸多问题，只有打好意识形态的阵地战，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才能凝聚人心、团结力量，共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作者简介：陈晴，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1年第3期。本文系山东省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重大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领袖气质与毛泽东政治管理研究”[SDQDSKL38]阶段性成果。本文在由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学科建设专业委员会、北京师范大学“张静如中共党史研究基金会”主办的第33届全国中共党史党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位点会议征文中获博士组特等奖。因篇幅原因，本文在发表时在注释上有所删减。

排版 | 瞿杨

审核 | 陈培永 曲建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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