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不断认识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实质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先后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重大理论成果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包括：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真切了解中国具体实际，批判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意吸收人类文明进步成果，善于集中党和人民集体智慧。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不断认识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在今天，我们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其中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全面回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认真总结其历史经验，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实际，进一步研究和解决我们面临的新问题，稳步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不断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胜利实现。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提出和思想内涵
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史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本身是一个历史过程，是一个由浅到深、由感性到理性的认识过程，一个由少数人认识到最终形成全党共识的发展过程。在党的历史上，先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后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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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思想到命题的提出
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信仰者和传播者，他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就同时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定要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早在1919年8月，他就指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这是关于马克思主义要中国化思想的最初表达。
1922年，李大钊在《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的理论“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1924年5月，他在《这一周》中又指出：“应该细细的研考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详细一点说，就是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以研究怎样成了中国今日政治经济的情状，我们应该怎样去作民族独立的运动，把中国从列强压迫之下救济出来。”他在这里把马克思主义要中国化的思想表述得更加明确。
△ 李大钊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
在李大钊的影响下，我们党的一批早期领导人当年也陆续表达了马克思主义要中国化的思想。比如，恽代英在1920年12月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们的任务，在寻求一个适合国情，而又合于共产主义的方针来。”蔡和森在1926年提出：“要在自己的争斗中把列宁主义形成自己的理论的武器，即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精神来定出适合客观情形的策略和组织才行。”他们当年的这些表述虽然没有后来那样准确，特别是还没有能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但是从思想发展史的角度看，这应该是我们党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阶段的认识。
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也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1920年，他在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信仰的时候，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之间的关系有了初步的认识。一方面，他十分重视“主义”的学习和研究，认为“主义譬如一面旗帜，旗帜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另一方面，他又十分强调要了解中国的国情，认为“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在这里，他已经初步表达了马克思主义要中国化的思想。
△ 《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手稿
最有标志性的是毛泽东1930年5月为反对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调查工作》（后改为《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在这篇著作中，毛泽东阐述了调查研究与人们的认识之间的关系，响亮地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等重要思想。
1935年12月，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尖锐批评了党内关门主义的思想倾向，指出这些人不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活泼地运用到中国的特殊的具体环境中去，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变成了死的教条，这些人幼稚地认为“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1936年12月，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特别谈到列宁的一个观点，即：“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在这篇著作中，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认真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进而科学概括了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规律”，或叫“行动规律”。
1937年，毛泽东又通过《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特别是其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详细阐述了认识与实践、理论与实际、知与行的辩证关系，深刻阐述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对抗性矛盾与非对抗性矛盾之间的关系，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种主观主义，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
正是经过了一个长期的认识过程，毛泽东于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题为《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并且阐述了这个命题的科学内涵。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这个命题的提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标志着我们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从感性升华到了理性，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之间关系认识的一次重大飞跃。1945年，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理论上作了进一步阐述，从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全党成为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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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内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实质，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1943年5月，毛泽东在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中提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
这段话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分解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革命实践、同中国的历史传统、同中国的民族文化相结合这样三个基本方面、三条基本途径：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这是指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中国各个历史时期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总结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制定符合中国实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创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实践取得成功。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天主教堂举行。在全会上作《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报告时，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概念。图为1938年9月，参加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与会代表合影。
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的历史传统相结合。中国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在中华民族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涌现了很多民族英雄，而且也形成了独特的民族风格，积淀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我们把这些历史经验加以概括、提炼和批判性继承，赋予马克思主义以中国的民族风格，使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华民族的发展之中，逐渐成为中国历史传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的民族文化相结合。历史经验证明，外来文化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要想发挥作用，它必须和中国的本土文化相结合，并逐渐融入本土文化发展潮流中，最终以本土文化的形式存在。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通过一定的中国优秀民族文化形式表现出来。这样做，就使马克思主义这种原本由欧洲人创立、主要用欧洲文字表达、具体说到中国的事情并不多的思想，通过中国化而使其融入中国优秀民族文化的发展之中，使之如毛泽东提出的那样，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变成中国人民所能理解和接受的东西。这样也就使马克思主义从此扎根于中国优秀民族文化的土壤而得以生长和繁荣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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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
在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时，我们注意到毛泽东1942年3月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在这里，一是要“解决中国问题”，二是要“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相互关联的目标。毛泽东1941年9月在《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讲话中还提出过一个似乎是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对的命题，叫作“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他说：“我们反对主观主义，是为着提高理论，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在一般理论与具体实际之间是一种双向的运动。将一般理论结合具体实际解决实际问题并创造些新东西；又将丰富的实际经验进行理论概括和总结以形成理论。从广义上说，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化的工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先后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两次伟大的历史性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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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胜利，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思想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与经验总结。这个理论体系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革命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的理论、政策和策略的理论、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理论、党的建设的理论，以及关于国际战略和外交工作的理论，关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理论，等等。贯彻在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中的活的灵魂有三个，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以毛泽东哲学著作为标志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在中国共产党的哲学思想体系中具有原创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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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邓小平理论是一个新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包括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以及关于现代化发展战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军队和国防建设、祖国完全统一、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战略、党的建设等方面的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内容是提出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内容是强调发展是第一要义，核心思想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深刻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坚持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性认识。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顺应时代变化，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8个明确”、“14个坚持”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8个明确”侧重于理论层面，“14个坚持”侧重于实践层面，两者相互融合、有机统一，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凝结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体现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认识论和方法论相统一的鲜明特色，使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达到了新境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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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历史性飞跃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两次历史性飞跃是一种既与时俱进又一脉相承的过程。首先，它们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过程。每次历史性飞跃的中间，都呈现出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一个大的理论体系中间的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这种发展阶段的区分，反映了形势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而理论创新则提供了更为现实的大政方针和指导思想。其次，它们又具有一脉相承的特点。我们在界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历史地位时，总是强调，它们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历史性飞跃所形成的理论成果，虽然作为相对独立的几个理论体系，它们有着各自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条件、各自的针对性、各自的理论侧重点以及各自具有时代特征的内容，但它们都贯穿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都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都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它们是一脉相承的科学思想体系。从党的十七大开始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概念来看，它充分体现了与时俱进和一脉相承二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在我们比较多地注意了党在改革开放以来先后形成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几个重大理论成果之间的区别的同时，也需要注意它们之间具有深刻的内在统一性。比较来说，我们在分别使用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几大理论成果概念的时候，人们往往从直观上注意它们之间的区别，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概念则要求人们更多地注意几大理论成果之间历史的和逻辑的联系。当我们相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来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时，我们需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几大理论成果整合起来，用一个统一的概念来表述，那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因为取得成功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因为遭受挫折形成了一些教训，教训又称为反面经验。认真总结建党百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不仅有利于科学地对待历史，更重要的是有利于科学地把握现在和未来，有利于在新时代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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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普遍适用的，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它。但这里说的坚持基本原理，并不是把它们当作教条，而是把它们作为行动的指南。我们要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去创造性地运用，结合变化了的实际情况去灵活地实行。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概括，它主要包括：其一，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切理论和奋斗，都应致力于实现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政治立场；其三，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其四，实现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是马克思主义最崇高的社会理想。这四个方面，包括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领会和把握。如果把这几个方面集中起来，从更高层次上去概括，实事求是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最核心、最重要、最基本的观点。毛泽东曾经说过：“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里讲的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实质。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后反复强调：“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在一定意义上，把握了实事求是这个精髓，就把握了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各个理论成果之间的历史联系，就把握了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最本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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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切了解中国具体实际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开展中国具体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毛泽东对于这个问题是十分重视的。早在1930年，他就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主张。1943年，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 1963年，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一封信》中又进一步指出：“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
△1943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参会者大合影，毛泽东和朱德等领导人在前排
真切了解中国的具体实际就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这里讲的从实际出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坚持从中国的客观事实出发。这种实际情况是客观存在的，不是虚假的，不是人为编造的，必须是客观事实，这才能够成为研究问题的出发点。二是从中国具体的实际出发。实际这个概念，通常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指真实的情况，即客观事实；一种是指人们的行动，即实践。从实际出发就包括有从实践出发的意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不断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的实践，又在总结中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并且通过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提炼，实现“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三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基本国情是最大的实际，能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键的问题就在于能不能认清中国的国情。毛泽东说过：“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依据。”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重大成果，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深刻认清了我国的国情。
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一方面是不断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过程，另一方面又是调查研究中国的具体实际的过程。一个是我们认识问题的指导，一个是我们认识问题的基础，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双向互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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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既是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解决中国经济社会问题的过程，也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这种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更具有深刻性、艰巨性和持久性。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过程，不仅给中国带来先进的政治、经济理念，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同中国传统文化发生激烈的碰撞。这一过程，是用马克思主义不断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并逐渐融入中国文化的过程。可以说，没有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时期的广泛传播，没有五四运动所进行的彻底反帝反封建文化的运动，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形成了一种互动的关系。我们既要坚定不移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文化，又要结合中国实际，继承民族文化传统中优秀的成分。
△参加五四运动的北京高师学生
应该承认，我们在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关系的问题上走过一些弯路，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简单的随意抛弃的态度，是有过教训的。这也是严重干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能够不断推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重新重视了先辈留下来的宝贵文化遗产。继续清理这项遗产对于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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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吸收人类文明进步成果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要立足中国实际，批判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要吸收借鉴人类创造的有益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我们对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都要取学习和借鉴的态度，积极吸收其中的有益成分。要坚持从本国本民族的实际出发，取长补短、择善而从、兼收并蓄，在不断汲取各种文明养分中丰富和发展中华文化，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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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于集中党和人民集体智慧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党的领袖人物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由此，我们一般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用领导人的名字来命名，如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尽管党的十七大把邓小平理论和以后形成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合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但是依然强调邓小平理论在这个理论体系中具有原创性地位）。党的十九大又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用习近平总书记的名字来命名，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那就是当我们给这些理论成果下定义的时候总有一句特别的话，那就是它们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不是一句无足轻重的客气话，而是具有深刻用意的表达。
首先，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的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人民群众的实践要靠党来领导，但党又永远只能是人民群众的一个部分，党的力量只能来源于人民群众。党本身是为人民谋利益而存在的，如果离开了人民群众的实践，党的一切理论和实际工作不但都会落空，而且都会变得毫无意义。
其次，党的领导集体的众多成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作出了贡献。我们党实行集体领导制度，每一个成员都是这个领导集体中的一分子。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领导集体中各个成员按照工作分工有可能在自己熟悉的领域推动实践和理论的发展，特别是很多思想又是通过会议集体讨论通过的。离开了领导集体，很多思想形成不了，也不可能达成共识，而没有达成共识的思想不可能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和大政方针。毛泽东针对“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就说过：“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思想，是千百万先烈用鲜血写出来的，是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邓小平也说过：“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报告中讲我的功绩，一定要放在集体领导范围内。可以体现以我为主体，但绝不是一个人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党的主要领导人需要注意吸收来自群众和领导集体其他成员的思想，也要把那些正确的思想加以提炼、加工和升华，变成党的指导理论，变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这是对主要领导者的一种要求，也是一种责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至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今后的路程更长，还会遇到更多的艰险。但是，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把前面的路走得更好、更扎实。我们要及时总结党领导人民创造的新经验，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耀眼的真理光芒。
原文载于《思想理论教育》2021年5月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
本期编辑：佰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