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仙打仗——珍宝岛战事之前随谈

那时候，全国人民无一例外狂热着爱国。和现在部分中国人爱国，尤其以爱国作为安居美国的阶梯的国人比较，那时候的人民，在红旗下一篇讴歌的幸福幻觉里，全部深信苏修美帝身陷水深火热。

遇到千载难逢的领袖，过着千载难逢的正义的、幸福的生活，所以，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国人爱国之狂热、纯粹和磅礴的激情，足以笑傲史上最狂热的爱国运动义和团，成为不朽的历史。

珍宝岛中苏边境战争，就发生在那个背景下。

1964年2月25日，中苏两国为解决边界争端开始举行谈判。这个谈判，其实应该算作斯大林去世后，中苏两国在世界共运争夺世界共运领袖的竞争延续。所以，这个本该是两国政府程式外交谈判，因为中苏两党的党争，参杂太多的意识形态等务虚话题，终于，政治上背道而驰的双方，在政府边界谈判上，也不不欢而散。

两国边境争端，一旦脱离理性的双边政府谈判的轨道，战争，就会势必取代理性，成为两国边境争端的极端解决方式。

1964年5月下旬，北京，政治局常委会议。毛泽东也承认，战备问题是从我们同赫鲁晓夫多年的斗争中引出来的。几乎同期，前苏联赫鲁晓夫则对中国以意识形态分歧，牵涉进太多的两国邦交与世界外交，表示极大的愤怒。这位苏联若干最高领导人比较中，唯一对华报以最为憨厚的态度的赫鲁晓夫，在对盟友（东德、朝鲜），包括敌人（美国）抱怨中，多次表露对北京盛气凌人的不满和反感。

两个共运集权大国的一把手，正在较量。可谓神仙打仗。

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反对北京反对中国是当时的大趋势，战争在所难免。这个论断事实上，很快得到举国上下高度认同。由此，中国军队也开始“下大力气加强抵抗武装入侵的准备”。

而自苏共二十大后，被毛泽东穿着浴衣“接见”过的赫鲁晓夫，则回忆着毛泽东多年前关于世界大战的论断，内心充满烦躁。

在中苏论战引发的中苏边境谈判期间，中国文革虽然还没开始，但是，大跃进的失败引发的中国领导层对于未来的经济与体制发展，充满太多的困惑，已经成为诱发文革的导火索。

普遍存在于高级干部的这种困惑，必然也引发了毛泽东的困惑。怎么凝聚这些或者消灭这些不利于革命继续到底的，各式各样的“困惑”，成为中国最强者的思考。于是，经过思考，他的困惑很快就转化成斗争。消灭困惑，或者消灭一直困惑着的人们——可能这是文革起因一个微不足道的推测。

斗争，贯穿着1960年代到文革结束。对内，斗争那些动摇的伙伴。对外，斗争那个已经对“红旗插遍全球”失去信心的苏联，以及苏联那些赤胆忠心的红色卫星国。

强者的手里，其实不是权力，而是真理。只有牢牢抓住真理，权力就会成为真理的战士。

1964年7月和9月，毛泽东先后会见红色背景下的日本民间访华团和法国民间访华团。在那个时代，除开亚非拉，很多欧美和日本社会人员均喜欢组成红色背景的党派，然后访华，然后，获得北京热情点赞与巨额红包。这类访华，在高峰期，往往混杂着一些纯粹为红包到北京的外国友人。

在被美国、苏联两大阵营排斥的背景下，北京凭借这些外国友人，骄傲的做到了“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当然，这是闲话。

1964年7月和9月。毛泽东对日友人和对法友人的两次会谈，大致构建了毛泽东对苏联外交，中苏边境尤其珍宝岛等边境争端的成体系思路。这两个会谈，无意之间，备注了未来的珍宝岛战事和新疆铁里克冲突等边境争端的走向——所以，强者对未来，或许真有一定的把控能力。

在会见日本客人时，毛泽东首先挥来神笔，以:“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的牢骚开始，在日本友人魂不守舍的唯唯诺诺的点头里，掰着指头，列举100年来，沙俄和苏联鲸吞贝加尔湖以东，到海参崴、伯力、堪察加等土地的事实。然后，语气凝重，强调“我们还没有算这笔账”。

这番讲话很快传到赫鲁晓夫桌面——原来这是通过日本友人，让赫鲁晓夫知道的，所谓隔山打牛的外交。

关于赫鲁晓夫，这是一个被中国历史边缘化和模糊化，甚至丑化了的另外一个苏联的强者。虽然在苏联最高领导人位置上，但是，和斯大林、金日成等强者区别最大的是，赫鲁晓夫其实是一个比较淡漠真理代言的强者——这使得他最后遭遇叛变，被夺权。当然，也使得他至今享誉于国际、国内。

淡漠真理，在苏联体制下，是强者最致命的政治缺陷。赫鲁晓夫就是这样一个有着政治缺陷的领袖。

在检讨二战基辅会战惨败时，赫鲁晓夫愧疚、不安，在苏共20大上，激情澎湃批评斯大林的同时，也充满自责批评自己当时的顺从。在执政上，赫鲁晓夫几乎一改领袖施政风格，随时调整着自己的一些政策失误。甚至，作为世界强国的领袖，居然为提升国民生活质量，厚颜无耻向西方伸手买粮——和斯大林传统的，正确要执行到底，错误也要执行到底的强者风范，相去甚远。也让适应了斯大林风格的苏联官僚们，困惑于传统的强者完美的认识。

他们和更多的苏联人民一起，虽然过上比斯大林时代更幸福的日子，却日愈体会到幸福的日子，真没有完美的强者重要。失去真理代言人，吃喝拉撒，真不是日子。

其实，即便到今天，很多为吃喝拉撒困惑的国人，也如此。他们最为关注的，不是吃喝拉撒的生活，而是中国是否能够出现一位带领中国强国、强军的强者。

在古巴导弹危机的应急处理上，以“一对一”模式，赫鲁晓夫完美得到美国撤销土耳其针对苏联本土的导弹基地。由斯大林时代开始被美国导弹威胁着的苏联终于得到一次喘息的机会。此外，赫鲁晓夫逼迫美国承诺，永不侵犯古巴——直到现在，一个巴掌大小的古巴在美国床边，耗子一般叽叽喳喳，美国始终坚守诺言，没有任何动武意思。

然而，古巴导弹危机成为赫鲁晓夫自坏金身，破除强权者代言真理的又一个具体事件。苏共内部强硬派开始对赫鲁晓夫轻易妥协美国开始不满。这也是后拉苏联军方支持政变的一个原因。更激进的北京，则指责赫鲁晓夫“投降”了美国。

两国外交的你来我往的妥协，基础在理性，互惠和信用。一旦无视理性，互惠和信用，光想占别人的便宜，自己从一个胜利走向另外一个胜利，显然，这是荒唐。

当时，苏联和中国，都有非常多的这样的荒唐的人。

得悉毛泽东强调“我们还没有算这笔账”后，身陷古巴导弹危机事件处理非议的赫鲁晓夫，顿时头皮发紧。对美国那么有利苏联的妥协，都遭遇苏联军方强烈的不满。现在，面临中国“算账”，赫鲁晓夫于理性，互惠和信用基础上，去妥协中国，实现外交解决争端，几乎无法实现。

当时的中苏邦交，因为中苏双边神仙的猜忌，基本没有理性，互惠和信用的基础。正常外交，无从谈起。为此，就“中国可能算账”这个事情，有着把原子弹图纸和其他尖端武器图纸援助中国的前科的赫鲁晓夫，在军方强硬派炯炯有神的审视下，不得不妥协军方强硬派的提议，加大了中苏边境驻军和导弹部署。

所谓苏修在北方边境陈兵百万的由来，这仅仅是开始。

虽然开始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在赫鲁晓夫时期，包括中苏边境谈判破裂的紧张时期，苏军在西伯利亚军区，远东军区，外贝加尔军区以及蒙古驻军，在1000万平方公里战略纵深上，仅不到40万野战军。

显然，这是典型的外交式的军队部署。虽然表示戒备，但也侧面告知，我们，还不想和你们发生战争。然而，军队出身的北京高层们没有解读这个信息，那个时代，不仅是高层，经历两党论战、交恶的中国人民，几乎无人例外，集体反感赫鲁晓夫对华态度。

于是，北京通过加大宣传分贝，使得每一个中国人都更加坚定以为，苏修枕戈待旦，忘我之心不死。

（长按添加，更多精彩与友分享）

            人性崇尚自由，欢迎评论

这个宣传，赫鲁晓夫本人似乎毫不关心，他正兴致勃勃着修正斯大林在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等方面的左得荒谬的政策。期间，赫鲁晓夫开始着手苏联的轻工业和农业的建设，并且，赫鲁晓夫还推出斯大林后，勃列日涅夫前的短暂的活跃的文化、文艺创作的高潮。

整个赫鲁晓夫时期，无一人因为文学、文艺创作而遭遇整肃。

信奉着和平共处、和平竞争、和平过渡的赫鲁晓夫，对后世，包括苏东剧变产深最深刻的影响，是他一手改革斯大林集权体制，在苏联实现了集体领导制度。这个制度一定限度改变了苏联的政治生态环境，但也使得军方强硬派能够借着集体领导，而在对华关系上，取代赫鲁晓夫的温和，以关注着北京“算账”讲话，以及“忘我之心不死”的声音，进行务实性对华军事威压。

因为军方强硬派的坚持，赫鲁晓夫同意了继续往中亚军区，远东军区，外贝加尔军区以及蒙古驻军部署军队和导弹的要求。

在推动中苏关系恶化的苏联军方强硬派里，就有后来中国人家喻户晓的另外一个修正主义大头目勃列日涅夫。到他执政期间，中苏边境的苏军超过百万，在靠近北京的蒙古境内，几乎所有的苏联机械化部队都是齐装满员的值班部队。

面对中国，苏联准备了数以万计的坦克、战机，无以计数的战术导弹，甚至指向北京和中国腹地战略要地的战略导弹。在靠近北京的蒙古境内，几乎所有的苏联机械化部队都是齐装满员的值班部队。这是1970年后，其时，赫鲁晓夫黯然被废，困坐斗室，长吁短叹。

即便如此，在苏联针对东北的远东军区，针对华北的后贝加尔军区、蒙古驻军，以及针对新疆的中亚军区，虽然苏军在坦克、战机和战术导弹处于绝对的压倒性优势，但是苏军担负战备值班的齐装满员部队，却不足番号部队的10%。由此可见，苏联一直以资本主义欧洲为核心，在当时更多是因为受累欧洲牵制，也忌惮共运一脉相残，所以多以震慑对待中国。

假设，苏联最高领袖一个豪气干云，一个酒后忘情，真要发动机械化部队突袭北京，其领先中国太多的机械化部队在战术核导弹准备后，以闪电战攻击北京，凭当时的中国军队战力，凭借抓急抢修建设，但质量却远逊日本关东军国防工事的那些简易战壕、防坦克土山，以及多以武装半自动步枪的军民去抵抗侵略，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然而，幸运。这场一触即发的大战，终于没有爆发。

中苏经历1960年代到1970年代长达10余年的武装对峙，却最终没有爆发战争，这不是苏修畏战。而是运气。

在赫鲁晓夫时期，中苏和平遇到了信奉和平共处、和平竞争、和平过渡的赫鲁晓夫。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中苏和平遇到了肯尼迪，这位执意要插手中苏矛盾的充满善意的美国总统的斡旋，使得中苏有惊无险，双双度过危机四伏的1970年代。

现在回首，不难看见，中苏两党论战交恶，随后，中苏两国政府开始把论战交恶导入边境争端谈判。在谈判破裂后，苏联以既得利益方而漠视中国的边境诉求，中国则传出对沙俄、斯大林时期的领土侵略进行“算账”讲话，由此，两国开始武装对峙。然而，以“算账讲话”表明态度的毛泽东，当年，确实是想把沙俄和斯大林鲸吞的领土夺回来吗？

一个多月后，毛泽东接见法国客人，谈笑风生对“算账讲话”进行了解释。他说，强调旧事重提，其实只不过是“采取攻势，说些空话”，使赫鲁晓夫“紧张一下”，并没有改变边界现状的意思。

在义正词严的“算账”讲话后，峰回路转，再来抑扬顿挫的“采取攻势，说些空话”，每每翻阅史书看到这段，是人，都得为这种大道似空的超凡脱俗的外交风格，掩卷赞叹。这大概就是现在家喻户晓的运筹帷幄的领袖外交风采吧。

“采取攻势，说些空话”，虽然确实使得赫鲁晓夫“紧张一下”。然而，这却成为苏联军方强硬派挤压赫鲁晓夫的借口。1964年，钻了赫鲁晓夫改革倡导集体领导的空子的勃列日涅夫，很快在军方强硬派支持下，正是利用在远东和欧洲之间的频繁调兵，找到了发动政变，继而上台。

随后，在习惯和追忆领袖即真理的官僚们和苏联人民的呼声中，对华更为强硬的强者勃列日涅夫，顺理成章终结了集体领导。这位浑身挂满勋章和荣誉的伟人，以带领苏联人们走向强盛的自信，挥手走向代言真理的神台，成为苏联又一位头顶光辉的大独裁者。

苏联人民在终结斯大林专制后，由赫鲁晓夫带来的短暂，稍微安详和吃喝拉撒的小日子，至此结束。不仅如此，赫鲁晓夫雷声大雨点小的对华态度，也被勃列日涅夫等军方强硬派的雷声大，雨点也大的对华态度取代。

上位后，勃列日涅夫一方面频繁出没苏联电视、电台、报纸头条，逐步废弃赫鲁晓夫改革的集体领导，最终成为苏联领袖。一方面，为在派系林立、山头众多的苏联军政高层巩固权力，开始甩开膀子一阵大干快上。

扩军，加大核武器等军备竞争，发展重工业，疯狂挖掘和出口资源，勃列日涅夫很快带来苏联走向红色帝国的最巅峰。进入1970年代，苏联重工业、军备、军力与美国并驾齐驱着，成为两极世界的一极。

随着苏联这艘革命的大船一路起航，享受着世界首屈一指军事强国，在国际影响巨大的大国待遇的全体苏联人民，则不得不告别了安详的吃喝拉撒的，属于自己的小日子，陪伴着勃列日涅夫这位气魄光棍，一起在看不到岸的航线上，不断呕吐、晕船，当着世界最优大国幸福的人民，直到后来苏联解体。

可能，这就是苏联军民当年抛弃苏联的一个主要原因。经历过世界最强国的国民，才知道国家的强盛，不一定就意味着吃喝拉撒的生活的好过。有经历，才会有感触，有感想。

在这位真理代言人搞政变上台的第一时间，周恩来率北京党政军高层代表团来到莫斯科。在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逻辑下，周恩来试图和勃列日涅夫握手，解决两党论战引发的中苏边境争端，实现中苏缓和。

然而，他却不知道，或者更大可能也不愿意知道，真正导致中苏紧张的推手，是“算账讲话”及“忘我之心不死”的宣传，以及抓住这个小辫子，一直不松手，借以部署重兵，压制中国的，其实不是赫鲁晓夫，而是苏联军方强硬派。

勃列日涅夫，则是他们的领头人。

于是，庆祝酒宴上，苏联军人端着酒杯，嬉笑着，劝随团军方元帅贺龙像搞掉赫鲁晓夫一样，“搞掉”毛泽东。随后，勃列日涅夫更为强硬表示，苏联对华态度不会变化。于是，中国代表团愤怒、哗然——这次不远万里主动贴到冷屁股上的热脸，激发起中国人民的爱国热忱。

有着主辱臣死高尚传统的中国军民，在这个党政军高级代表团受辱事件中，深受刺激着满腔愤怒，准备一战。由此，东北军区和北京军区若干担负苏联方向的军队开始摩拳擦掌，两国政府正常的边境谈判处于无限期搁置。

而代表着苏联强硬的军方上台的勃列日涅夫，在执政后，以加大武备，提振苏联国威军威为国策。不仅坚持以欧洲为重点，但也持续往中苏边境边境增派重兵，在蒙古驻军和设立导弹基地。

1969年开春，中苏边境，珍宝岛边境摩擦战爆发。

往期精彩，点击可见：

一、越战系列：

  《撤退，1979，中越战争非专业检讨》（上）（完成）

   《撤退，1979，中越战争非专业检讨》（下）

   《空军，1979，中越战争非专业检讨》

   《高平战事，1979，中越战争非专业检讨》（完成）

   《战殇，448团，1979年，中越战争非专业检讨》

二、塔山系列等。更多精彩，请点击公众号历史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