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法学家江平先生于2023年12月19日12时2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江老是中国著名法学家、教育家，被誉为“法学界良心”、中国政法大学“永远的校长”，一生为中国能实现法治而奔走呐喊、殚精极思。而那一年他对青年的保护，也让人永远感念、铭记。
下面这组文章，是江老生前若干自述，睹文思人，聊寄哀思。我在大连出生，北京长大，宁波只是老家。过去讲家庭出身和成分，我填“高级职员”。因为父亲是银行的职员，在东北的时候相当于中国银行会计室主任什么的。1937年，全家到了北京，我在英国教会学校崇德中学读书。当时北京有八所基督教教会学校，都属于思想比较自由的，而且和燕京大学关系密切，可以保送。所以中学毕业后我就读了燕京大学，学的是新闻，我想当记者，跟你一样采访提问（笑）。燕京大学有很多学生社团，政治、文艺、学术、社会性的都有，社会性社团就是现在的志愿者，做义工和社会服务工作。我什么社团都参加，还加入了民主青年同盟，算党的一个外围组织。也搞文艺演出。实际上大学没读半年就解放了。学校也不上课了，我们忙着做宣传工作，所以我算1949年3月参加工作的。当时对共产主义、共产党的主张倒谈不上很了解，但是从国民党的腐败来看，我们相当多的同学还是倾向于共产党的。最初我报名参加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手续都办好了，连行李都打好了，临出发前一天晚上，一个命令下来，把我留下来搞团市委的工作。北京当时组织青训班，成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北平市筹备委员会，我在团市委管过文工团，还有段时间在军体部搞体育工作。人生的第一个转机，是1951年，解放后国家第一次派人出国学习。当时根本没有自费留学一说，都是公派，去的人很少。华北局来选派人，整个北京就一个名额，挑中了我。我是“革命青年知识分子”，现在又是党的干部，在崇德学过英文，也读过大学，算有文化的，各方面条件都符合。很难得有这么个机会，也是非常光荣的事。去的时候就确定学法律，我自己对法律是一无所知。原来对新闻有感情，后来在团里搞体育，也想过如果学体育多好啊。但是这么想是不对的，一切都要服从组织分配和安排，国家派你学什么就学什么。我们一共才几个人，先去了喀山大学。喀山大学还是很有名的，列宁曾在那里读书，我们上课的教室里就保留了一个座位，上面刻着“列宁曾经坐过的座位”。高尔基也在那里待过很长时间。但我们更向往莫斯科，两年后就转到莫斯科大学了。莫斯科当然是非常的漂亮、非常现代化，生活条件跟我们比好得太多了。我们都很兴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未来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其实现在想起来也不怎么样，非常一般。毕竟苏联当时战后没多久，到处都有战后的痕迹。我们的好些老师都是断胳膊断腿的，因为副教授以下都要上战场打仗。不过当时觉得他们真发达，真先进。那段时间应该是很幸福的，我还认识了一个女同学，比我低一届的，年轻嘛，感情还是好的，只是在苏联不能结婚，后来回国结的婚。苏联的大学要读五年，我们加上还要先学一年俄语，一共六年，应该是1957年毕业。可我好强，原来就有英语的基础，在国内又学了点俄语，所以在苏联只学了半年语言就上学了。头半年的四门课，我后来陆续都补上了。就这样，1956年，我比所有的同学都提前一年毕业，提前一年回来，就这样紧赶慢赶，赶上了评为右派。这件事对我一辈子的影响太大了。不过，嘿，历史是不能假设，任何人和国家的命运都是如此，如果我没提前回来会怎么样？当然不是右派，不会断条腿，但也许文革又被冲击了。假设西安事变没发生，中国会怎么样？谁知道？谁都不能假设。历史就是各种不同的因果形成的锁链。我回来就到了北京政法学院，一辈子就在那儿了。我在国外五年，中间不能回国，《人民日报》要半个月后才到，还不能全看到，所以对国内的政治运动完全不了解，一点准备也没有，也没有任何运动的训练。回来时正在大搞帮助党整风，鼓励大家向党提意见，尤其我是从苏联回来的，更应该积极。领导当然是动员我，我也觉得自己应该配合，表现积极进步，就写了一个大字报，提了五个内容，大概是成立整风促进委员会、中层干部要揭发、工会要自下而上搞选举之类的，五点。大字报贴出来，开始学校还认为写得很好，后来就看作是向党进攻。1957年定了我的右派。冤不冤不好说，又不光我一个人，全国有五十多万呢，多少人没活到摘帽的一天，多少人活到后来摘不摘帽都没意义了。我不算惨的。右派分六类，一二三类是极右，在校外劳动，四五六类在校内劳动，我是第五类，降一级，处理还算轻的。说起来，学校对我真的是比较从宽。划右派时还专门开会讨论，说我这样的青年怎么会成为右派。因为我在历史上跟共产党没有任何仇恨，还是革命青年，是党派出国学习的，怎么也反动？最后讨论的结果是，我受了美国等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影响。就这么定的性。我一划右派，很快就离婚了。两人的感情当然很好啦，完全是因为政治原因。就在那一年，我被派到北京郊区参加劳动，抬钢管过铁路，不知道怎么就是没听到声音，结果被火车撞了，整个人被卷到火车底下。出事那地儿离门头沟还有两个钟头，马上拉到最近的门头沟医院，也来不及，就这样一条腿没了。很不错了，一条命是捡回来了。那一年我27岁，从参加工作以来一直很顺利，党派去苏联学习，突然一下，政治上划成敌人，离了婚，腿又断了。都在一年中发生的。感觉整个世界全变了，人生也变了。刺激非常大。1959年我就摘帽了，但即使摘了帽，仍然不能重用，摘帽右派要低人一等。而且人生的巨变已经形成，无可更改了。断了腿后1963年我就开始教书，教俄语。接着就到了文革。长期以来，虽然这样那样的运动不断，但我一直还是相信国家能变好，还是有希望的，但到了文革，是真的比较失望了，当时已经到了中国政治上极左的地步，看不到未来。文革期间主要不是斗我们，我只是陪着斗，轻轻挨几下打是正常的，坐飞机也坐过，但是死老虎嘛，没什么斗的价值。然后就下放到安徽的“五七干校”劳动。北京政法学院文革一开始1966年就不招生了，闹了几年，1972年，学校正式宣布解散，我们就地分配。可是当地不欢迎我们，要我们自己找落脚的地方，我就回北京，找到了延庆一所中学教书。这样一直到了1978年。我第二次组织家庭，是别人介绍的，在1967年。她老爸也是划右派的，算同病相怜。我到延庆时，孩子已经六岁，我带着他在延庆上学。她另外还有一个孩子，还有别的事。就这样过了六年半。在延庆那一段其实还是很愉快的。生活当然很差，但精神愉快，没有什么压力。下面没有太多政治歧视，更认可你的为人，你的水平。文革以前我教书，只能教俄语，不让教马列课程。可在延庆，学校让我教政治课，周总理逝世，我还能在全校作报告，这算是政治上的荣誉了。我人生的低谷，从1956年划右派算起，整整二十二年。能挺过来，无非就是两个东西在支撑着：从大的方面说，我们国家确实多灾多难，我觉得自己还是应该为国家做一点什么，让它好起来。从个人来说，自强不息，不能成为弱者。我当时最喜欢的一句话，刻在桌上的座右铭，是“困难只对于怯儒者存在”。无论如何，我要做生活中的强者，不能让人耻笑，即使因为划右派、断腿受歧视，在业务上人家总还是认可的，认为我有学问、有能力。我从小喜欢古诗词，在最困难的时候，写些旧体诗，其中有“千语万言满胸臆，欲诉欲泣无从。长吁三声问天公：为何射日手，不许弯大弓”这样的句子，现在看当然有些太狂妄了。但那时候，我自认为还是有能力，但是一点都用不上，我就是这样激励自己的，天生我材必有用。精神苦闷的时候，我就想想卷到火车底下的那一幕，我这条命就是捡来的，赚了！连这事都经过了，人生还有什么可怕的？还有什么过不去的？人各种磨难都经过了之后，就不感觉痛苦了。我自己认为对待这件事还是乐观的。装上假肢，就要跟正常人一样。1978年下半年，北京政法决定复校，我就回来了。文革这一段，所有人都荒芜了。一旦改革开放，急需法律人才，我就算有用武之地了，因为一上来就能讲《罗马法》和《西方国家民商法》两门课。终究过去还是正规科班出身，又有英语和俄语两门外语的优势。终于能够发挥自己的才能和智慧，我很高兴。也许是一个不重要的细节，这么几十年，我从苏联带回国的法律专业书一直都保存着，也没怎么想，那时候也不可能有什么想法，根本不敢想象国家还有什么法治，只觉得这些书还有资料价值，舍不得丢，偷着还看看，现在都派上用场了。1983年，院里组织新的领导班子，我当了副院长。1984年，学校改成中国政法大学，我是副校长，以后是校长，就这样。我还是七届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这一段时间，我最兴奋的一件事，是“依法治国”真正写进了宪法。对我们搞法律的人来说，靠法律能混碗饭吃还在其次，真正能实现依法治国才是最重要的。共产党敢于把“依法治国”四个字写进宪法，标明自己的言行活动也要在法律的范围内，这个了不得，是进了一大步。这样写了，人们就可以以这个作为检验的标准，也是我们说话的理由。我一直有这样的观念：中国社会必须前进，所谓前进、发展，其实不过就是两条，一个是国家富强，一个是民主自由，经济要发展，政治要进步。另外，中国不能大乱，我们从民国建立到军阀混战，蒋介石国民革命军刚刚稳定，日本人又打进来了。始终不稳定。中国如果无人来管理，乱起来就不知道要倒退多少年。理智地考虑应该是这样的。这几点是我坚持的。1989年，你说我主动辞职也好，被免职也好。我从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岗位上下来了，做个普通教授，一直到现在。当天我带团在国外。美国教授都劝我先别回来，看看再说，但我自己主动回国来。这大概也是我罪过不太大的原因，我率团回来了。学校党委扩大会议上，书记说完要校长说话，我就说了三句。当时我想明白了，大不了这个校长不当了，不相信会把我抓起来，我还是教授，还是人大常委会委员呢。我知道后果。但自己的政治态度要明确，见解要表达，否则没法跟自己、跟历史交代。这个跟1957年反右不同。57年我思想上没有太大的对抗，因为还没有完全独立的政治见解，更多的还是确实觉得自已做得不对。这之后我的态度一度比较对立。后来到小平同志南巡讲话，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我的态度才缓和下来。坚持改革开放是对的。拨乱反正后，我的两个大的思想变化，这是一个，依法治国写进宪法是另一个。你说到新一代身份证问题，正面是“公民”，背面是“居民”身份证，这当然是个问题。身份证要表明的什么，这一点不明确。“公民”是宪法的概念，身份证本来就应该是“居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身份证？这个牵涉到一个复杂的背景。过去讲伟大的光荣的公民，判刑的人就不算公民，是剥夺了公民权的，但判刑不能剥夺居民的身份，从这一点来说，身份证明还应该是从居民来说更合适。公民教育是另一个问题。中国的老百姓从臣民、到国民、到人民、到公民，是一个逐渐法制化的过程，现在有些人提倡公民教育是很好的。至于物权法……它保护私有财产。私人财产这个概念的范围很宽泛，个人储蓄、生活资料、个人房产、民营企业家的企业、农民的土地都算，承包经营权归农民了。制定物权法的意义当然很大啦，民主推进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私权。民主、自由、人权这三个东西是密不可分的。财产权是人权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人权不仅是政治权，还有经济权。如果一个人的财产都得不到保障，随时都会被剥夺的话，就失去了在社会上立足、存在的基础。我们长期以来，私有财产任何时候都可以随便被剥夺。我喜欢说私法精神。原来我说“罗马法在中国的复兴”，后来修改为“罗马法精神在中国的复兴”。所谓罗马法的精神，其实就是私法的精神。罗马的私法是最发达的。所以后来罗马法的影响下，有了大陆法国家，民法典，德国民法典，就是这个道理。所谓私法，就是民法，就是每个人的地位平等，对于自己个人的私事（家庭、婚姻、经济生活）能自治，完全由自己来决定，国家根本不干预，或者是最小限度干预、尽可能少地干预。新中国建立以来，国家无孔不入地干预：个人生活、住房、结婚离婚生孩子，都要领导批准，一段时间吃饭都要国家管，必须吃大食堂。而要建立民主社会，就要给予私法自治。对，就是你说的消极自由。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提倡罗马法精神的复兴。提倡市场经济就是减少国家干预。中国现在的市场经济相对来说国家还是管得太多。我们要处理好“国家”这只手和“市场”这只手的关系，就是经济领域的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的关系。市场这只手失灵了，国家这只手要干预，这就是凯恩斯主义。但在中国，市场这只手还是比较软。我常说，中国现在的法治建设是进两步退一步。比起反右、文革那个时期来说，中国民主和法制终究还是前进的，但这个进程很曲折。这个领导人出现可能快点，那个领导人时又慢一点，那个事情上表现有促进，这个事情出来了可能又倒退一点。这说明中国还没有实现真正的法治，真正的法治不应该是这个样子，从这一点说，又觉得中国民主法治的进程还是慢的，应该可以再快一点。我们只能寄希望于共产党自己能吸取教训，内部更开明，更清廉些。民主最好在于监督。我们现在老说完善监督机制，最好的监督机制就是新闻自由和舆论监督，就是你们现在做的工作（笑），你们有什么就能说，领导不能压下去。言论自由是根本的问题。我说过，我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学家，我是很多著名大学的名誉博士和客座教授，有很多社会兼职，但我没正经读过多少法学名著，也没写过正经像样的专著，这里当然有历史的原因。准确地说，我是个法学教育者，我更多的还是讲课，演讲，普及法律知识。你说到我的社交活动太多，这是事实，但这不是没有原因的，我是大学教授，但并不想限于自己的舞台。我也不是你说的启蒙思想者，不要这么说，但我想起这个作用，尽可能作法学的宣传，中国跟西方国家不同，在西方，法制知识已经普及人心，大家都有法律理念这么一个准绳，我国不同，从国家领导人、企业家到普通民众，对法律的基本理念、基本准则还不熟悉，缺乏基本的了解。在人们心中确立法治的理念很重要。比如制定物权法，就是对法律物权的一次大普及。我一生中真正能称得上是故友、至交的人几乎没有，这可能与我的人生信条"君子之交淡如水"有关吧!也许是因为自己年轻时被划成了"右派"，故友和至交逐渐离去，人情淡漠，我也不敢再奢求于故友和至交了!近三十年来我在学术领域有所成就，可能与两个人的启迪有密切关系：一位是李慎之先生。我与李慎之先生交往只有五年，那是七届全国人大（1988～1993年）法律委员会期间，他是法律委员会委员，我是法律委员会副主任，经常在一起开会。他那"右派"经历与燕京大学的学历和我相同，再加上我们对政治的看法完全相同，所以我们之间的谈话，可以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在我们去贵州视察工作的途中，他对我说:你们搞法治的，最终会发现法治的困惑在于政治，法治离不开政治，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你们是绕不开的。这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也促使我更关心国家的政治制度的改革。政治制度的改革，是中国改革的核心之核心。另一位是吴敬琏先生。我与吴敬琏先生交往和合作，从北戴河中央召开的社会科学专家座谈会算起，也快十年了。我和他是同龄人，在中国改革面临的问题和出路上，我们的见解是惊人的一致。他常常讲，中国的市场经济面临的主要危险是国家的过度干预，市场过度依赖于国家的公权力，就会造成"权贵市场经济"，所以他大声呼喊市场经济需要法治。我从经济学家那里得到了启示并得到了大力的支持，即中国现今私权的保障，仍是市场面临主要问题。从李慎之先生和吴敬琏先生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两个品质：一个是独立的精神，不屈服于任何政治压力，敢于独立思考；一个是批判的精神，以自己的学术良心，敢于批判现实。在人生已届80岁时，我唯一的希望是能切切实实地继受这两个品质，高举独立的旗帜，高举批判的旗帜。往时，曾参加过王铁崖教授80寿辰的纪念活动，那时，我是以晚辈身份去参加的。今天，人们以我的80寿辰做纪念活动，我是以长辈身份来参加的。从1956年从教以来，我的学生中已经退休的就难以计算；从1979年复校以来，我的学生中在政法岗位上的数以千计；从1991年我开始招博士生以来，将近20届的博士生也有近百名。我的弟子们总是劝我写一本回忆录，将我的经历留给后代。我一再犹豫之后，还是答应下来。起始是自己动手写的，把我参与立法活动的经历写了约十章近十万字左右，又彷徨起来了，这些破烂东西有谁去看呀？一停笔就是半年多。后来我的学生赵旭东和其他学生们结合我八十寿辰的纪念活动，给我配备一位助手，由我口述、他记录整理、我再修改的方式，形成了这本40多万字的自传。感谢陈夏红先生的辛勤努力，使我的自传在我80岁生日的2010年正式问世，也算是自己人生的回顾与总结吧!出版成书后，叫个什么名字呢？我自己诗词集中最喜爱的一首是《临江仙·悲歌》："千言万语满胸臆，欲诉欲泣无从。长吁三声问天公，为何射日手，不许弯大弓。翻云覆雨人间事，过耳过目无穷。谁主沉浮与枯荣?欲平心中愤，唯唱大江东。"于是，从中选择了"沉浮与枯荣"作为书名，讲述了自己80年的"沉浮与枯荣"。剩下的日子不多了，也不那么重要了，希望这本书能够给法学界的后辈们有所启迪，那就不辜负写这本书的初衷了。1956年，我跨进了我校前身——北京政法学院的大门。今天，我执教生涯整整四十年了。四十年中却有一半以上的时间不是从事我所学的法学专业，而当我再度走上法学讲坛时，已是年近半百。近年来常与国外学者接触，40多岁的教授，已是著作满案，无端的政治运动，误我黄金学术年华。缺乏扎实深厚的学术功底，是教师的最大不足。自己看的书还不如青年学子读的多，又何以教人，何以指导他人。四十年执教之最大遗憾，莫过于此。我记得读过的一篇文章写道：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战战兢兢，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懂；在大学毕业的时候，踌躇满志，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了；在快要退出历史舞台时，饱经风霜，却又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懂了。这种人生心态当然说的绝对了一些，但不失为一种轨迹。我起先总不明白为什么古人教训我们的美德“礼义廉耻”中有这么一个“耻”字，耻算什么美德!后来才懂得耻者，不足也，知耻而后勇。美德中不写“勇”而写“耻”，大概是因为勇可以是匹夫之勇，而知耻之勇才是最大的勇。人的动力正在于此，不忘国耻者，才能拼搏报效祖国；不忘己耻者，才能拼搏完善自我，执教更是如此执教有如人生，总离不开追求真、善、美。真，就是真理，追求真理，只服从真理，只向真理低头!真理是没有阶级性的，不能说无产阶级必然掌握真理。下级可以服从上级，但并不能说真理必然掌握在上级手中，少数服从多数也不等于真理必然是在多数人一边。真理不能盲从，只有经过比较、分析、思考、辨别的过程，才能更接近真理，一种声音、一种思维是得不出真理的。真是真情，纯真之情，不加虚伪，不加矫揉造作。文字能表达真情，语言更能表达真情。一篇文章可能比一堂课更精练，更富于真理，但学生听一堂课成效可能要比看一篇文章更有收获，原因就在于教师是以情感在讲授，若如播音员般宣读，又何异于作文章呢!教师之讲课犹为真热情之进发，内心渲泄，传之以真理，感之以真情!善，是完善，一堂课犹为一件艺术作品，艺术作品是要精雕细刻的，力求无一败笔，无一赘笔；一堂课也要力求不要讲套话、废话、多余的话!教师犹为艺术家一样，每堂课，每件艺术作品都维系着社会对他自身的评价。工人制造的伪劣产品，影响的是商标、产品的信誉，而教师制造的伪劣产品，影响的是他自己的信誉。善就是风格，文章要有自己的风格，讲课也有自己的风格，没有风格就是千篇一律，就是等同他人，就是“嚼别人嚼过的馍”。而嚼别人嚼过的馍是不香的!美，是师德，师德之最主要的是热爱自己的教师职业，可现今以在高校作教师为第一志愿者太少了。我的博士生中有来自台湾的。一天各自谈自己的毕业后的志愿，不少大陆的博士生以毕业后从事政府机关、公司工作为目的，而台湾的博士生却多以能在大学任教为第一志愿。事实上一个正要毕业的台湾博士生也已经努力在东海大学谋得了一个教席，只有热爱自己职业的人才会真正拥有自己职业的道德。只有以教师为光荣的人才会倾注其心血于盲人。美，也是气，大学是最高学府，我在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一些号称常青藤大学里看到的校园文化气质，学生的文明气质，尤其是教授的优美气质，确实是一般市民阶层、商人阶层所不可比拟的。只有教师高度文明才能带来学生的文明，校园的文明，大学教授应是文明的表率，知识的化身，有他应当具有的气质与风度!四十年的执教，行将划上句号，当然经历了风风雨雨，磨磨难难，但对于我所选择的道路，此生不悔!如果让我来世重新选择职业的话，我仍将以作一个大学教授为第一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