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还没有发下来，但里面有一篇王岐山的文章《开启新时代，踏上新征程》，文章总计5000字。这篇文章可看作十九大卸任后王岐山的最新文章。

这篇文章都是讲了什么内容？综合有关资料透露的一些信息，文章里面有十句要害话：

第一句话：没有前提地搞党政分开弱化了党的领导

王岐山在文中批评一些人弱化党的领导：“一个时期以来，有的人在这个问题上讳莫如深、语焉不详甚至搞包装，没有前提地搞党政分开，结果弱化了党的领导，削弱了党的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对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从来都是充满自信、决不回避退让，系列重要讲话万变不离其宗，根本是坚持党的领导……澄清了模糊认识，夺回丢失的阵地，把走弯了的路调直，树立起党中央的权威，弱化党的领导的状况得到根本性扭转；无论哪个领域、哪方面工作，无一不是从加强党的领导抓起，最终落脚在强化党的建设上。”

“坚持党的领导是当代中国的最高政治原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所在”，“没有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领导，中华民族将是一盘散沙”。

第二句话：腐败失去民心侵蚀了党的执政基础

王岐山梳理了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是什么？

他的答案是：“为人民谋幸福是党始终不变的初心，国家发展的巨大成就、人民生活的持续改善以及由此积聚起的民心民意，是党执政最根本的政治基础”。

但现实中，在发展不平衡、差距拉大、主要矛盾产生变化的同时，“部分党员领导干部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严重，甚至违纪违法攫取利益，人民群众深恶痛绝，侵蚀了党的执政基础”。

第三句话：十八大校正了党和国家事业前进的航向

王岐山的文章，把全面从严治党称为“十八届党中央工作的最大亮点”——“实践充分证明，把全面从严治党摆上战略布局英明正确，在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校正了党和国家事业前进的航向，使党经历了革命性锻造”。

第四句话：得罪千百人、不负十三亿

反腐败是要得罪人的。

王岐山说：“全面从严治党从中央政治局立规矩开始，从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破题，总书记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党风为之一新，试出了民心向背”—“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党的观念淡漠、组织涣散、纪律松弛”，“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三亿’的使命担当，正风肃纪反腐，挽狂澜于既倒，逆转了多年形成的’四风’惯性……”

第五句话：惩治腐败“松一松就会出现’回头浪”

王岐山说：“全面从严治党推动破解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使党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

“1993年党中央就作出’反腐败斗争形势是严峻的’判断……要始终保持一份冷静清醒，深刻认识依然严峻复杂的形势是长期形成的、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惩治这一手任何时候都不能松，松一松就会出现’回头浪’”。

第六句话：政治腐败“是结成利益集团，妄图窃取党和国家权力”

在全面从严治党这里，王岐山还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政治腐败。

在一般人看来，腐败大多是经济腐败，行贿受贿，向“钱”看齐；但王岐山说，“政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这就扩大了腐败的内涵。

他列举了两种政治腐败的现象：“一是结成利益集团，妄图窃取党和国家权力；二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搞非组织活动，破坏党的集中统一”。在点名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孙政才、令计划等人之后，他将其定性为“铲除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相互交织的利益集团”。“坚决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也是写进十九大报告里的。

怎么办？“惩治腐败’打虎’、’拍蝇’冲着利益集团去，防止其攫取政治权力，改变党的性质；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冲着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去，消弭政治隐患”。

第七句话：将自我监督和人民监督结合起来

王岐山说：过去几年来全面从严治党，最终要破解的难题就是监督——

“我们党长期执政，面对的严峻挑战是权力容易被侵蚀、党的干部脱离群众。全面从严治党，最终目的是要解决一党长期执政条件下自我监督问题，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

在这里，王岐山提到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最终目的：一是解决一党长期执政下自我监督问题，二是跳出历史周期律。

一党执政能看好自己的权力吗？很多人并不乐观，因为“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在西方的政治实践和理论中，要防止腐败，必须要设计多主体的权力制衡，所以要多党竞争、三权分立等等。这个思路也影响了国内一些人，他们提出在中国发展第三方监督，甚至鼓吹多党制、三权分立。但实际上，西方的多主体权力制衡并没有消除腐败，金钱政治堂而皇之左右选举，而且成为合法手段。

在王岐山看来，这种模式当然不适合中国。怎么办？要将自我监督和人民监督结合起来。而且“在党和国家各项监督制度中，党内监督是第一位的，党内监督失灵，其他监督必然失效”。

第八句话：党内监督要扩展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监察全覆盖

王岐山说：作为长期执政党，如果本身自身监督失灵，制度队伍都成了花架子空摆设，那其他监督自然也是失效的。因此，过去几年的实践，着重是在“党内监督”方面进行探索，如“巡视一届全覆盖，利剑作用彰显；对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全面派驻纪检组，消除了监督空白”。

同时，党内监督也是与公众监督结合起来的，比如巡视组发现的问题线索很多来自群众来访来信、举报等；党内监督还要扩展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监察全覆盖：“国家监察委员会就是中国特色的国家反腐败机构，国家监察法就是反腐败国家立法”。

第九句话：通过全面从严治党，跳出王朝更替的宿命

王岐山说：五年来的实践证明，全面从严治党是可以解决问题的，而且是可以探索标本兼治的路径。这一路径的成功，无疑也会打破西方多党制下才能解决腐败的迷思，极大丰富人类的政治实践，为世界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同时，如果我们眼光往回溯，就会碰到经典的“跳出历史周期律”的问题。当年黄炎培问毛泽东，“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数千年来王朝宿命莫过如此，共产党怎么跳出历史周期律？其实是当代共产党人强烈的问题意识：要通过全面从严治党，跳出王朝更替的宿命。

“俾睨天下，舍我其谁”，共产党的这个格局和志向不可小觑。

第十句话：十九大后全面从严治党一刻不能松、半步不能退

当然，说到底，这条路能不能走通，关键还在于作为长期执政党的中共，能否永远保持初心。王岐山的文章里有这么一段话：

“十九大后全面从严治党一刻不能松、半步不能退。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党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只要始终把人民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作为检验工作的根本标准，我们党就必将无往而不胜。”

由于没有看到原文，这十句话是从资料中归纳出来的，不一定是原话，但意思是准确的。

这篇文章是王岐山卸任后的第一篇文章，第一个动向，可看作卸任时对反腐败的交待。

老王为啥不是被看望的老同志？

新华社北京2月13日电 春节前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看望或委托有关方面负责同志看望了江泽民、胡锦涛、李鹏、朱镕基、李瑞环、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宋平、李岚清、曾庆红、吴官正、李长春、罗干、贺国强、刘云山和田纪云、迟浩田、姜春云、王乐泉、王兆国、回良玉、刘淇、吴仪、曹刚川、曾培炎、王刚、孟建柱、郭金龙、王汉斌、何勇、赵洪祝、王丙乾、邹家华、王光英、铁木尔·达瓦买提、彭珮云、周光召、曹志、李铁映、司马义·艾买提、何鲁丽、丁石孙、许嘉璐、蒋正华、顾秀莲、热地、盛华仁、路甬祥、乌云其木格、华建敏、陈至立、周铁农、司马义·铁力瓦尔地、蒋树声、桑国卫、唐家璇、梁光烈、戴秉国、肖扬、韩杼滨、贾春旺、叶选平、杨汝岱、任建新、宋健、钱正英、孙孚凌、胡启立、赵南起、毛致用、王忠禹、李贵鲜、张思卿、张克辉、郝建秀、徐匡迪、张怀西、李蒙、廖晖、白立忱、陈奎元、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提、李兆焯、黄孟复、张梅颖、张榕明、钱运录、孙家正、李金华、郑万通、邓朴方、厉无畏、陈宗兴、王志珍等老同志，向老同志们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衷心祝愿老同志们新春愉快、健康长寿。 

老同志们对此表示感谢，高度评价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对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表示衷心拥护。老同志们希望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锐意进取，埋头苦干，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作出新的贡献。（完）

和2017年1月25日，丁酉鸡年春节前夕的看望名单相比，人数不变，都是95人。

但四进四出：

新增四位：刘云山、孟建柱、郭金龙、赵洪祝。

四位去世：钱其琛、布赫、万国权、罗豪才。

中央领导看望的老同志，是曾经担任过党和国家领导职务、退下来的领导人。党内职位包括：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家机关职务即常说的“四副两高”，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家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

十九大上，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5人卸任，离开了党中央领导岗位。

但张德江、俞正声、张高丽仍在国家机构担任职务，所以，还不能称之为老同志。

王岐山，前不久在湖南当选了新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有了新身份，也不在老同志之列。

而刘云山以及孟建柱、郭金龙、赵洪祝等同志，职务都是党内职务，十九大换届后，他们就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成为老同志。

延伸

阅读一

未来5年，王岐山有了新职务！

本文来源：决策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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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二

王岐山当选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南都讯 据红网消息，刚刚，湖南选举产生118名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本文原标题：王岐山当选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本文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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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三

胡春华这次跟王岐山共事

这几天，多个省份人代会相继选举产生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政知见注意到，一些中央领导陆续在省里当选：

1月27日，安徽省选出全国人大代表，尤权在列；

1月28日，江西省选出全国人大代表，栗战书在列；

1月29日，湖南省选出全国人大代表，王岐山、胡春华在列；黑龙江也选出全国人大代表，赵乐际在列；张春贤和黄坤明在湖北当选。

截至目前，七常委中已有三位新身份披露：栗战书当选全国人大代表，而汪洋则在全国政协委员的名单上。

还有赵乐际在黑龙江团当选全国人大代表。

从目前来看，数位中央领导都在家乡以外的地方当选。在安徽当选的尤权和在江西当选的栗战书，都是河北人；在黑龙江当选的赵乐际，籍贯陕西。

王岐山在本届全国人代会期间，是湖南团的代表；此次继续在湖南团当选新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对了，他祖籍是山西的。

此次一同在湖南团当选人大代表的胡春华，是湖北五峰人。

这是胡春华首次与王岐山同在一个代表团，按照高层的说法，在一个团里议事，都可以称之为同事了。

作为王岐山的新同事，胡春华这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与过去有着比较大的不同。

此前主政地方时，他是所在省份代表团选出的代表。除了在京工作，他先后在西藏、河北、内蒙古、广东多个省份任职。

根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胡春华把23个年头留给了西藏，他“在西藏工作期间很稳重，爱下基层；能说藏语、喝藏酒、跳藏舞，与藏族官民打成一片”。

2009年，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期间，媒体到河北代表团旁听全体会议。据记者报道，当天时任河北省省长的胡春华“持续着低调的风格，整个下午一言未发，只是倾听”。

两会闭幕后不久，胡春华即调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随后也成为内蒙古团的人大代表。

2012年的全国两会期间，他率团参加会议。据媒体报道，在会议讨论中，无论其托腮倾听代表发言，还是提笔记录，都会引来快门的“咔嚓”声。

中新社的文章描述了一个小插曲：

讨论过半，胡春华起身欲去卫生间，不明就里的记者以为他要提前退场，立刻蜂拥围堵。工作人员不得不大喊：“是去卫生间，还回来，还回来。”如此，胡春华才得以如愿。

此次会上，一些媒体留意到十八大后胡春华将到广东履职的传闻，胡春华笑着说：“首先感谢媒体对我的关注，但大家都看到，我现在还是内蒙古的书记、内蒙古代表团团长，我在这里只回答你们关于内蒙古的问题。”

这一年，胡春华南下广东任职。广东的反腐和扫黄引发全国关注。也是在两会期间，身为广东省委书记的胡春华回应“东莞扫黄”问题时明确表态，广东绝不允许黄赌毒泛滥而坐视不管。

十九大后，胡春华不再兼任广东省委书记，进京工作。此次，他在工作地以外的湖南当选全国人大代表。

对王岐山来说，是在湖南“继续”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对胡春华而言，则是首次与湖南籍代表共事。

同一天，张春贤和黄坤明则在胡春华的老家湖北当选全国人大代表。

张春贤主政过湖南和新疆两个省份，也曾是两地的全国人大代表；黄坤明在浙江工作时，也在该省当选过全国人大代表。

不过，这次在中央工作的两位领导，与胡春华一样，都在工作地以外当选，他们也成了新同事。

本文来源：政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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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四

致敬老王 | 他读过的书里，有他的气质、他的情怀、他的理想，以及对于“不想腐”的史鉴思考

王岐山爱读书，也爱荐书。王岐山读过的、荐过的书，单是被媒体报道过的就可以列一个长长的单子。书单上有严谨的政治、经济类书籍，也不乏小说、人物传记等轻松却不乏深意的作品。正如王岐山经历过历史、农业、金融、纪检等领域的跨界人生一样，他在读书上同样涉猎很广。清朝人张维屏说：“读书何所求？将以通事理。”虽然鲜有人知晓王岐山的读书心得，但通过他的书单以及人生经历，我们足以感受他的“学思悟践”，足以观察阅读给他留下了什么。

作为历史专业出身的领导，王岐山说过，学历史最重要的是联系实际。他的书单中，从不缺少历史类书籍。2007年底，王岐山辞去北京市长一职，即将调往中央工作。临别之际，他向同事们推荐了《大清相国》。当时，这部由王跃文创作的历史小说出版不久，正在热销，可以想见，王歧山的读书书单随时都在更新。

王跃文曾对《环球人物》记者说，《大清相国》写了清朝重臣陈廷敬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于官场上所做出的种种抉择。他这样评价陈廷敬：清官多酷，陈廷敬是清官，但宅心仁厚；好官多庸，陈廷敬是好官，但精明强干；能官多专，陈廷敬是能官，但从善如流；德官多懦，陈廷敬是德官，但不乏铁腕。

对某个文学形象的推崇，往往寄托着一个人内心深处的渴望。荐书之时，王岐山刚刚卸下市长一职，即将出任主管金融、商贸等领域的国务院副总理——离他成为中纪委书记，整肃官场，还很有些时日。时隔十年回头望去，从当初阅读陈廷敬已见其端倪：王岐山对不贪不腐能干事的干部、对清明的政治风气，推崇已久。

陈廷敬所处的时代，已是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末期——康熙一朝虽有盛世之名，也无法避免官场的种种积弊。“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说法流传甚广，各级官员层层盘剥、奢靡成风。在这种风气下，陈廷敬成了一股清流。他出身山西泽州（今山西晋城）的巨富之家，如今位于山西省阳城县的皇城相府就是陈氏家族的祖宅；几十载政治生涯，他做过工、户、刑、吏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尽管如此，陈廷敬却能严于律己——家世显赫，一日只求三餐；浸淫官场，从未随波逐流。

若论自律，不论生活还是为官，身为山西天镇人的王岐山和山西老乡陈廷敬颇有几分相似。王岐山的老相识黄江南对他的简朴印象深刻：“王岐山的生活朴素到近乎苛刻。这么多年了，我从来没见过王岐山戴名表、穿名牌。年轻那会儿，他只穿最简单的棉布衣服。1980年，我去日本学习，回来时给他带了一条呢绒裤子，被他挤对了半天，说这裤子太时髦了，不穿。”此后，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时，王岐山已经结婚，岳父是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虽然工作的地方离岳父家只有几步路，但他从没在工作日到岳父家吃过一顿午饭，而是排队在食堂打饭。这一吃食堂的习惯保持到数十年之后。王岐山在北京市政府工作期间，有记者在一次会议上亲耳听到他批评官场上的跑饭局。“有些干部一到饭点就不见人，跑去参加各种饭局，最后只剩我一个人在食堂吃饭！”

自律者亦律人。30多年前，王岐山有一次到河南出差，黄江南当时任河南省经贸委副主任，两人结伴到某县考察。在接待的饭桌上，一名当地干部看中央干部来了，头顶酒杯跪在地上对王岐山说：“按规矩，您要喝了这杯酒，否则我不能起来的。”王岐山当即说：“我不喝。”黄江南见气氛尴尬，解围说道：“我来喝。”王岐山一摆手：“你也不要喝，他愿意跪就跪着吧。”

这些早年经历让人联想到，王岐山主持中纪委工作后，中央很快出台八项规定，对干部作风做出了严格要求。人与历史，总是互相选择，互相成就的。当年陈廷敬也曾在国家逐渐富裕、社会奢靡之风盛行时提出过整顿礼仪制度的建议。

2007年，王岐山荐书时，出版社也想过蹭蹭热度，被王跃文制止了。几年后王岐山出任中纪委书记，有报道重提此事，导致《大清相国》一度在网购平台上卖到断货。王跃文说：“我知道书中陈廷敬的形象影响了很多公职人员，还有干部找我探讨这个人物的一些历史情况。尽管新时代对官员有新的要求，但历史中总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可以让我们发掘、吸收。”

2012年11月30日，王岐山出任中纪委书记刚刚半个月，就与国内廉政、法治等领域的专家开了一次座谈会。会议大约持续了100分钟，涉及的话题很广。讨论结束后，王岐山向专家们推荐了一本书：“我们现在很多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是王岐山第二次公开推荐此书，上一次正是他从北京市政府离任时，连同《大清相国》一起推荐给同事的。

《旧制度与大革命》由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所著，是一部有关法国大革命的著作。托克维尔自述写作目的时说：“我发表的这部书绝非一部法国大革命史，这样的历史已经有人绘声绘色地写过，我不想再写。本书是一部关于这场大革命的研究。”既是研究，便注定不是一本通俗畅销读物，但这本书在知识界已久负盛名。

在讲到大革命发生的原因时，“特权”是托克维尔反复提到的一个词。法国贵族在丧失了其古老的政治权力后，仍然占据着高官显爵，保持着种种令人憎恶的特权。他们对人民漠不关心，顽固地维护着封闭性的既得利益，加剧了社会不公。有媒体分析王岐山之所以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是因为“书中内容与当下中国的关联性”。中国共产党自执政以来，一直保持着对“特权”的警惕。1956年，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说：“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权贵阶层。”同年，8岁的王岐山从青岛转学，来到了北京。1979年，邓小平在向党内的高级干部讲话时，也提出了干部特殊化的问题：“最近一个时期，人民群众当中主要议论之一，就是反对干部特殊化……人民群众对干部特殊化是很不满意的。”那一年，31岁的王岐山结束了在陕西的10年岁月，进入中国社科院工作。或许是历史的巧合，在党内反对特权的两个重要时间节点上，王岐山都在北京，可以近距离感触当时的政治热度与政治决心。

30多年后，2013年1月，习近平提出“反腐倡廉建设，还必须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群众对我们一些干部搞特殊、耍特权意见很大”。此时，王岐山已是中纪委书记，反对特权的责任直接落在他的肩上。仅以用房、用车两项特权为例，当年底，中纪委网站发文宣布，要开展对领导干部住房、办公用房、办公用车的专项清理工作，对违规多占超配的，一律清退。2014年，干部的超标住房成了中央各巡视组工作的重点，辽宁多占住房的几名省级干部完成腾退移交，住房超标较多的干部补交购房款。当年7月，公车改革方案出炉，副部级以下的领导干部用车被取消，一般公务用车也被取消。不少厅局级干部因违规使用公车，或办公用房严重超标而受处分。中纪委一名人士曾透露：“以前几十个文件管不好住房和用车，现在我们把一条条要求抓住不放，就管住了。”

托克维尔在书中还提出一个现象：大革命并没有发生在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恰恰相反，法国的这些现象相对较轻。他给出的理由是，桎梏不太重的地方，它反而显得更加无法忍受，废除了部分特权，“就使剩下的那些令人厌恶百倍”。

按照托克维尔这一逻辑，更能理解这5年高歌猛进的反腐态势——坊间每一次出现“反腐到上限了，足够了”的流言，都以更高级别的官员落马、更严厉制度的出台而终结。“刑不上常委”的传言被打破，纪委自除“灯下黑”，凡此种种，都是要把“残留的特权”挤压出去。

在某网站的读书平台上，对《旧制度与大革命》有一段评价：“这本书学术性很强，要读懂它还是需要有点世界近代史、法国革命史的知识准备。”王岐山本是历史学科班出身，而且王岐山那一代人，本身就是中国剧烈而复杂的变革时代的参与者、探索者、推动者。他们在青少年时有过上山下乡的知青经历，工作之后又逢改革开放的大潮，不少人走上领导岗位，成为中国持续变革的直接参与者、决策者。因而王岐山在读这本书时，必然加入了对改革路上的中国命运的思考。

王岐山所经历的，首先是经济和金融的变革。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肆虐，王岐山受命南下，出任广东省常务副省长。当时，“广国投”和“粤海”的巨额债务是对他的考验。在激烈争论中，王岐山拿出了重组方案，并妥善处置地方中小金融机构，使广东在改革开放道路上保持平稳前行。

此后，王岐山为人们所熟知，是他在公共突发事件应急处理过程中推动的历史性变革。2003年4月，非典肆虐，海南省委书记任上的王岐山紧急赴京，出任市委副书记，随后被任命为代市长。当时，因瞒报疫情，他的前任孟学农引咎辞职，卫生部长张文康被免职，临危受命的王岐山召开中外记者见面会；向市民公开最新最准确的疑似感染人数；对疑似感染的人员、场所采取隔离；小汤山医院迅速开工……王岐山上任几十天后，北京从疫区中除名。以此为契机，中国逐步建立了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制度。

人民日报海外版曾刊文评价《旧制度与大革命》之于当代中国的意义：“可以说，经由改革达成代价最小的现代化道路，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问题在于改革怎样推进、制度怎样变革，《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能带给我们一些启示。”

上世纪60年代，王岐山还在读高中，偶然听老师提起哲学家艾思奇的观点，马上找来艾思奇的著作《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当时，这本书是一些大学哲学课的教材，王岐山读完后有自己的思考：“我赞成艾的观点，从哲学高度看，说一件事、一个人，百分之百好，似乎太绝对。如果雷锋还活着，他也不能说自己的世界观是百分之百正确的。活到老学到老才是正确的。”

1969年，王岐山21岁，来到延安插队。在“累了还吃不饱”的日子里，读书成了他最大的爱好和精神慰藉。有一次，同在延安插队的习近平到王岐山那里借宿，结果被王岐山“顺走”一本外国经济学书籍。有人质疑“外国的书，正确吗”，也有人不以为意地说“看这些书有用吗”，王岐山只回答道：“这个没学好，得再啃啃。”在动荡年代，知青的命运如浮萍一般，前途难料，而王岐山却沉下心，甘当一个“公社里的读书人”，为将来迎接时代的巨变储备能量。4年后，王岐山考入西北大学历史系，更是握紧手中的书本，读范文澜、读郭沫若……据他的同学吴永琪回忆，半夜上厕所经常看到王岐山屋里的灯还亮着。“有时我敲门说：‘岐山，怎么还不睡？’他说：‘我看会书。’”

当年在陕北康坪大队插队的北京知青合影，后排右一为王岐山。

31岁那年，在陕西省博物馆工作的王岐山被调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在那里他继续读书，也修书、编书，《辛亥武昌起义人物传》《民国人物传》等书籍中都留下了他的工作印记。同时，王岐山开始思索改革开放中的新现象。他曾和同事讨论：“你愿意每个月赚90块端泥饭碗，还是每个月赚60块端铁饭碗呢？”这样的问题让同事觉得“很新”，一时没人答得出来。

带着对国家命运的思考，王岐山来到国家农委，站在了改革开放第一线。成为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所长后，王岐山也没忘了读书，还喜欢给同事开书单。据他当时的同事回忆，王岐山推荐过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写的《激荡的百年史》，这本书讲述了从明治维新到二战之后的日本历史。彼时的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将近10年的关键时期，王岐山推荐这本书是希望提醒大家避免日本现代化过程中的某些弯路。

日后王岐山从政的履历，为人们所熟知：从金融干部，到主政一方，再到中央工作，最终执掌中纪委、位列国家领导人。数十年中，职位在变，他读书的习惯从未变过。2008年全国两会期间，王岐山已经辞去北京市长一职，暂未在政府系统中任职。他前往山东代表团参加讨论，有人问他“最近在忙啥”。他说：“读书学习，认真思考，待业上岗。”当时，王岐山的书单上有诸子百家的著作，也有《胡适：努力人生》。“离任北京后，我一直在‘充电’，以便‘再就业’。”王岐山笑言。

2013年初，有报道说王岐山正在读美国政治学家桑德尔的《公正》。桑德尔在谈及这本书时曾说：“在经济继续增长的情况下，发展和强化道德责任感以及社会凝聚力是很重要的。”王岐山那时履新中纪委书记不久，相关人士透露：“现在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两难的问题。王岐山读这本书，是在思考如何在两难之间找到一个选择点。”

一个人读过的书里，有他的气质、他的情怀、他的理想。13年前，王岐山在北京市长任上曾说过一段话：“我是学历史出身，站在历史长河的角度看，既然中央调你来了，既然历史给了你这样一个机会，那么你只能尽力去做。”13年后重读这番话，他已经完成了更艰巨、被寄予更大希望的历史使命，他留下的反腐成果达到了5年前人们难以想象的高度——“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笼子越扎越紧，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不想腐的自觉，终究源于人的内在世界，王岐山的书单，读的是史鉴，叩问的是漫漫历史长河中，人的价值取向如何安放。这，或许是王岐山留给中国当代历史的最深远的东西——不想腐，是史鉴不远，更是人生之最高价值。

延伸

阅读五

致敬老王 | 他打造了一支铁的队伍，执行了一套铁的纪律，留下“不能腐”的铁面风纪

现在流行直播，而王岐山早就有过这个想法。那是2003年，北京非典疫情严重，时任北京市代市长的王岐山频繁在媒体上露面。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时，他说：“我那天跟我的秘书长开玩笑，给我的办公室架一台直播电视吧，老百姓就踏实多了。你们的市长知道你们的事；反过来，你们的市长愿意把事告诉你们。”

14年后，参加完党的十九大，王岐山又写下一句话：“为人民谋幸福是党始终不变的初心，国家发展的巨大成就、人民生活的持续改善以及由此积聚起的民心民意，是党执政最根本的政治基础。”数十年来，王岐山一直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人民痛恨的害群之“虎”，他不放过；人民需要的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他孜孜以求。

政治清明，首先需要一支铁的执纪队伍。“我一上任，就看了《忠诚与背叛》，这部电影讲述的就是这段历史。在当时极端严峻、恶劣的环境下，我们党决定成立中央监委，就是为了严惩叛徒、纯洁队伍、严格党的纪律、保护党的组织。”2013年11月22日至23日，王岐山在湖北省调研。调研第一天，他就来到中央监察委员会旧址参观。

90年前的4月27日，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这就是中纪委的前身。成立后不久，监委主席王荷波被叛徒出卖，在狱中受尽酷刑，但始终坚守党的秘密，被军阀张作霖杀害于北京安定门外。在那个血淋淋的白色恐怖年代，面对生死抉择，这10位委员无一人叛变，其中8人相继牺牲，用生命诠释了何谓忠诚。“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王岐山说。

在反腐斗争中，纪检监察队伍中出现了背叛者。中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原主任魏健，第一次住进一名商人的别墅就“看傻了”。“他们得挣多少钱啊！后来，他们给我钱，我心里就想，你给我进贡，进吧！反正都是朋友，你也有实力，出得起。”魏健说。就这样，他一步步滑向深渊，四川等地的商人再送他钱财，他想都不想就收下了。

中纪委对魏健早有觉察。2012年7月，魏健由第五纪检监察室主任调任第二纪检监察室主任，不再联系西南片区。2014年3月，中纪委调整内设机构，纪检监察室由10个增加到12个，魏健改任第四纪检监察室主任；同时新设立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王岐山在当月召开的全国两会期间，参加了四川省代表团审议，专门谈到了这个新设立机构的作用：加强对纪检监察干部的执纪监督。仅1个多月之后，正在办公室上班的魏健被带走调查，成为十八大后中纪委机关首个被调查的厅局级干部。

2016年12月，王岐山在江苏召开部分省（区）纪委书记座谈会时说：以坚决的态度清理门户。中纪委法规室原副局级纪律检查员、监察专员曹立新，曾在他联系的山西办过不少大案要案。山西省交通厅高速公路管理局原纪委书记冯朝辉通过饭局认识曹立新后，想用钱收买他。“当时他也是死活不要，但是禁不住我硬劝，给他扔到车上我就走了。”曹立新此后多次收受冯朝辉的变相贿赂。广东省化州市纪委原书记陈重光想讨好广东省纪委原书记朱明国，得知这位领导每年清明节都回海南五指山家乡扫墓，就借这个机会去看望他，“有时候50万，有时候100万这样地送”。纪检监察队伍中的这些违纪干部一一被查处。2016年底，王岐山公布了“清理门户”成绩单：十八大以来，中纪委机关共处理38人，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共处分7200余人。

正人先正己，严管就是厚爱，这是王岐山对纪检队伍常说的话。一直以来，他也是这么做的。1998年8月，时任广东省常务副省长的王岐山参加一次工作会议。会场不时传来移动电话和BP机的铃声，还有人在座位上接听电话。王岐山发火了：“我敢断定，上午这么多电话多数是没有什么正经事的。”此事之后，广东省的干部再开会，会场上安静了许多。

2003年非典期间，时任北京代市长的王岐山在天坛公园与晨练的北京市民亲切交谈。

2003年4月22日，王岐山在非典疫情肆虐之际出任北京市代市长。此前不久，解放军总医院一位退休外科医生披露北京瞒报非典疫情，引起国际舆论哗然。上任第三天，王岐山就主持召开了第一次政府常务会议。这次会议开了半小时，王岐山对在场的各级领导干部严厉强调“我就要求你们汇报的时候，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军中无戏言。”“谁也不允许‘贪污’信息。”

在地方上屡担重任，为王岐山赢得“救火队长”的称号。担任中纪委书记后，这种雷厉风行的风格也影响着中纪委的工作队伍。某年夏天，中纪委机关正在举行篮球比赛，比赛还没结束，一名场上球员突然下场——他接到通知，马上要赶火车去外地办案。一名接近地方纪委的人士告诉《环球人物》记者：“我有个朋友在某省纪委工作。有一次到外地办案，只带了当季的衣服，没想到一去就是两个月。没办法，他爱人只好带着换季的衣服，坐火车给他送了过去。类似的事情，这几年在各级纪委不算新鲜。”

2017年9月，在十八届中纪委即将完成使命之际，全国纪检监察系统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97个单位获“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先进集体”荣誉，50人获“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先进工作者”荣誉。受到表彰的北京市纪委纪检监察员亓光森，曾连续1年多坚守在工作一线，无暇顾及家庭，圆满完成了6个大案要案的纪律审查任务，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4.9亿余元。王岐山为“亓光森们”颁发证书，并告诉他们：建设让党放心、人民信赖的队伍，用担当诠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这是每次召开中纪委全会时，王岐山都会强调的一句话。

2013年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制定实施切实可行的责任追究制度。此后，王岐山多次强调落实“两个责任”，密集时1个月之内为此召开了6次专题座谈会。特别是主体责任，王岐山称之为“牛鼻子”。“为什么叫‘牛鼻子’？放牛的时候只要牵住了牛鼻子，小孩子牵着牛绳就能让水牛这个庞然大物跟着自己走。主体责任再简单不过了，党委书记只要看看党章就明白了，这是使命，要竭尽全力。”王岐山说。

主体责任没有落实怎么办？那就问责。2016年元旦前后，中纪委网站陆续公布各地落实“两个责任”不力的典型案例。至少40名党委、纪委书记被点名曝光。例如，青岛日报社原党委副书记王海涛严重违纪问题，已于2015年11月26日在中纪委网站曝光。2016年1月8日，中纪委网站对其进行二次曝光，除王海涛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外，负有主体责任的青岛日报社时任党委书记、负有监督责任的青岛日报社时任纪委书记，也分别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和党内警告处分。

在2016年1月的中纪委全会上，王岐山提出，要研究制定《中国共产党党内问责条例》，把问责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此后不到两个月，辽宁省委原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王珉接受组织调查。他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作为省委书记，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未按照中央要求履行换届工作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对此前发生的辽宁省大面积贿选案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和直接责任。

2013年11月，王岐山在湖北省调研，并参观中央监察委员会旧址。

2016年6月，王岐山专门到辽宁调研，召开座谈会，就制定《问责条例》征求意见。在会上，他说了一句后来流传很广的话——“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当月，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该条例。王珉先是在当年10月召开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被开除党籍，后被判处无期徒刑。

犯了错就要追责，这是王岐山一贯的作风。他还曾检讨过自己的错责。2004年底，北京库存天然气只剩4.7亿立方米。时任北京市长的王岐山考虑，这些气要一直用到2005年全国两会，太紧张，于是在一周之内将天然气用量从2200万立方米—2400万立方米/天减少到1700万立方米/天。结果，市民冬季供暖出了问题，个别居民区出现短暂的停气。王岐山后来意识到这个问题，多次在公开场合检讨北京气荒。他说：“刚开始供暖投诉在历年来是最少的，老百姓满意。但这一下忘乎所以了，打盹了，忘了这天然气是死数。”“我有错，魔鬼就在细节之中。”

如果说，在没有《问责条例》之前，追责主要看官员的自觉，是随机性、偶然性的事件，那么有了《问责条例》之后，追责就成了刚性的制度力量。如王岐山所说：“做不到的宁可不写，写上的就要管用。”《问责条例》自2016年7月8日施行以来，有责必问、问责必严正在成为常态。2016年8月，山西省大同市天镇县纪委对该县民政局职工石海全涉嫌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这事本身并不特殊，但其处理情况引起了广泛关注——天镇县纪委对县民政局前后4任局长及两任纪检组长，共6名领导进行问责。这源于《问责条例》的一条规定：实行终身问责，对失职失责性质恶劣、后果严重的，不论其责任人是否调离转岗、提拔或者退休，都应当严肃问责。

十八届中纪委执纪审查的案件中，超过60%的线索来自巡视，巡视的作用可见一斑。2017年7月14日，中央印发的《关于修改〈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的决定》和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向社会公布。不少人问：2015年8月不是刚修改过吗，怎么不到两年的时间又改了？这源于巡视工作实践在不断积累经验和成果。

2013年5月17日，王岐山出席十八届中央首轮巡视工作动员会。彼时，八项规定刚刚出台不久。王岐山对中央巡视组的要求是，当好党的“千里眼”，找出“老虎”和“苍蝇”，对违法违纪问题要早发现、早报告。此后几年，他多次出席中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从突出监督一把手，到细化“四个着力”重点，到强调检查执行党纪情况，再到第十二轮即最后一轮巡视强调提高政治站位和政治觉悟……巡视重点随着形势发展不断变化。

2014年10月，中央巡视组对上海反馈巡视情况：少数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在其管辖范围内经商办企业，群众对个别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倚仗其权力谋取巨额利益反映强烈。8个月后，这个意见得到了制度性反馈：上海市委公布了《关于进一步规范本市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的规定（试行）》，引发广泛关注。这是巡视制度剑指问题、助推制度完善的一个生动范例。

王珉的问题线索就是在巡视中发现的。2014年第一次巡视辽宁时，他已经担心起来。他后来承认，当时“千方百计地打听巡视组的一些动向，比如找一些什么人谈话”。巡视组发现了辽宁省委常委换届选举和人大代表选举中存在的问题，但没有发现王珉与选举乱象有关。王珉心想：“从政治上考虑不会抓一个省的，只会抓一个地级市的，抓一个县级市的。我也觉得我老书记了，在两个省当过省委书记。”于是，王珉主导辽宁省方面对调查整改采取敷衍态度，让中央感到问题可能更严重。2016年2月，王岐山出席中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强调要对已巡视过的地方杀个“回马枪”，开展“回头看”。辽宁列入4个首次“回头看”的省份之一，王珉成为重点“照顾”的人，随后他的问题暴露无遗。王岐山让“王珉们”明白：不是躲过一次巡视就万事大吉了，巡视要常态化。

5年中，以王岐山为组长的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了115次会议，组织开展了12轮巡视，共巡视了277个党组织，完成了对省区市、中央和国家机关、中管企事业单位和金融机构、中管高校等的巡视，在党的历史上首次实现一届任期内巡视全覆盖；对16个省区市开展“回头看”，对4个中央单位进行“机动式”巡视。这些数字和成绩，被写入十八届中纪委向十九大提交的工作报告中。

完成一届任期内巡视全覆盖不是终点，只有每一届任期内巡视均完成全覆盖目标，才能保证步伐不变、力度不减、震慑常在。为此，2017年新修订的《巡视条例》明确规定：“党的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实行巡视制度，建立专职巡视机构，在一届任期内对所管理的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党组织全面巡视。”

2013年3月，王岐山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基辛格问我：‘你到底管什么了？’我说，我管8300万中共党员的纪律问题。基辛格说：‘这是伟大的工作。’我理解他的话是在调侃我——伟大的工作，是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做不到，管不住……我的观点就是从严管党，从严治党，这就是我的信条。”王岐山后来回忆说。

怎么管、怎么治？抓一个“老虎”或许不难，而破除“腐败文化”的积弊绝不容易。王岐山的办法是，从小事突破，以小制度瓦解经年陋习。

早在2004年2月，时任北京市长的王岐山就曾在北京市政府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痛斥了社会上的种种腐败现象，把它们概括为“挡不住的风情”“禁不住的诱惑”。“现在在家做主的领导干部不多了，一切权力归配偶，但领导干部的耳根一定不能太软。子女本来就不好管，独生子女更不好管，有些领导干部的子女不懂事，不知道社会上有人为什么对他好，还以为自己长得俊、有魅力呢。”他现场承诺：“从我做起，从市政府领导班子做起，时刻警惕和防止权力的蜕变，不仅要管好自己，还要管好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在思想上筑起坚强防线。”

王岐山曾在多地任职，故旧友人多，偶尔偷得闲暇也与老友相聚。出任中纪委书记后不一样了，几乎所有饭局，王岐山一概不赴。《环球人物》记者曾采访过王岐山的大学同学，前不久，同学们想着王岐山卸任中纪委书记了，总算可以参加同学聚会了，但这个计划至今仍未实现。

1983年，王岐山(右)与同事在湖北赤壁。

中秋节期间，朋友们送来的月饼，王岐山也坚决不收。他的妻子也将朋友妻子相赠的月饼退回去了。总是如此，难免让老友间生疏。王岐山夫妇想出两全之策：可以适当邀请朋友们到家里做客，开伙煮饭。这样一来，既遵守了中央的规定，挡住了一些应酬，又能和朋友们正常交往。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除非出了问题被革职，否则当官就像上保险，只会升不会降。如今这种思维惯例已经被打破。2014年7月16日，中纪委网站发布消息：云南省委原常委、昆明市委原书记张田欣因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取消其副省级待遇，降为副处级非领导职务。当时就有人说：老王又有新招了。媒体将之命名为“断崖式降级”。此后，一个个高级干部被“断崖式降级”。截至2017年5月，共有22名省部级干部“享受”了这种待遇，其中3人被降为科员。

正如王岐山13年前所言：魔鬼就在细节之中。制度的“笼子”有没有效，就看它编得够不够细。以《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表》为例，一名中直机关的中层干部在填写时忍不住感慨：“这种表格以前也有，但是好填，婚姻状况有无变化？有和无，画钩就行。房产情况有无变化？还是有和无，画钩就行。但现在，变化详情、变化时间、变化原因……不花半天都填不清楚，太细了！”

就是在这些小事上下功夫，王岐山剥离了人情和面子，敲碎了所谓的“腐败文化”。他以铁腕编织制度的“笼子”，是要让领导干部不能腐。如果说惊心动魄的大案要案只是不敢腐的震慑力量，那么越扎越紧的制度的“笼子”就是不能腐的刚性制约力量。

考量一个政治家，固然有成就、口碑、品格等诸多指标，而能否建立一套运转不息的制度，更是一个重要指标。王岐山在反腐败的制度建设方面，有很多思考和实践。2016年12月，王岐山再次会见了基辛格，话题触及他对制度问题的更深思考：“完善国家监督，就是要对包括党的机关和各类政府机关在内的广义政府进行监督。”这就是正在推进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2016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拉开序幕。当月，王岐山出任新成立的中央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甫一上任，他就马不停蹄地到3个试点地区调研。他说，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监察委员会与纪委合署办公，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改革后，北京、山西、浙江的监察对象分别增加了78.7万人、53万人、31.8万人。

2017年11月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决定：在全国各地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3天后，中纪委同全国人大常委会密切配合研究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草案）》，在全国人大网公布，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与此同时，王岐山发表了十九大之后的第一篇文章，文中写道：“全面从严治党是一场自我革命，推动破解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解决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带有全局性、根本性、方向性的问题，使党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确保承载着13亿多中国人民实现伟大梦想的航船行稳致远。”这既是对党和国家事业的肯定，也是百姓心中对王岐山和中纪委的肯定。

本文来源：环球人物  

作者：田亮

延伸

阅读六

致敬老王 | 他露最少的面、开最少的会、发最少的文，却留下了“不敢腐”的雷霆震慑

5年时间，不长也不短，足够养成一种习惯，足够塑造一个时代。比如办公室里、地铁上、街道上，手机弹窗突然蹦出了一条消息，告诉你，在中国的某一个角落，又有一个官员因贪腐而接受组织调查，你的反应从起初的屡屡震惊，到后来的逐渐习以为常。

贪官落马由重大新闻变成常态新闻，仅此一点，就足以佐证十九大报告中的那句小结：“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

有人说，王岐山露最少的面、开最少的会、发最少的文，却管住了这么多年管不住的党风。在今天，系统梳理老王露面是件有意思的事。他有过一段露面高频期，那是在2014年的前5个月——主持召开了两次中央纪委常委会议，召开了6场与部分中央国家机关和央企、国有金融机构负责同志的座谈会，出席了一个“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专题研讨班，两次到山东调研，还参加了全国两会多个代表团的审议并谈及很多反腐观点……与反腐相关的公开露面共有20次之多。

老王的频繁露面与舆论的反腐期待相伴而生。就在那5个月里，《环球人物》记者和其他同行开始密集调查一个案子的线索——随着“神秘富商”周滨的故事传开，其父周永康涉嫌违纪的说法愈传愈炽。在其老家江苏无锡厚桥镇西前头村，《环球人物》记者发现，周氏父子权力的痕迹依旧存在——周家老宅是村中最显眼的所在，白墙灰瓦的院落外，居高临下的摄像头仍“虎视眈眈”。

在周家墓园外，虽然多年来络绎不绝前来祭扫的官商已绝迹，但他们叮嘱周家人“跟首长说一声，我们来过了”的殷切模样仍留在乡邻记忆中。墓碑上的名字则暗藏玄机：4座1995年前后立的旧碑上刻有周元根（周永康旧名）、王淑华夫妻俩的名字，2011年立的新碑上，王淑华的名字已被贾晓晔取代。这印证了当时传闻已久的说法：周永康在北京石油学院（现中国石油大学）的女同学王淑华是其第一任妻子，在她车祸身亡后，周永康娶了小自己26岁的央视记者贾晓晔为妻。

周家乡邻告诉记者，上世纪90年代，仕途已进入“快车道”的周永康曾请一个老和尚看相，老和尚称其做干部后都是副职，是祖坟有问题。于是他数次打电话叮嘱弟弟修坟。1995年前后，厚桥镇派人为周家扩坟，同年6月，立好了墓碑。

当记者带着周氏父子的涉案疑云回到北京时，王岐山的公开活动转而逐步减少。人们隐隐感觉到，看似回归平静的水面下，正在酝酿更大的波澜。最终，2014年7月29日17时59分，这是一个值得中国反腐史铭记的时刻，一条官方通告打破了数日的平静：“鉴于周永康涉嫌严重违纪，中共中央决定，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的有关规定，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其立案审查。”

如今回想那一刻，堪称全国上下翘首以盼的“靴子”终于落地，瞬间引发了媒体对周永康案报道的井喷。在那一个夜晚，中国媒体共同见证和记录了中国反腐进程的史诗性时刻，而王岐山，则是亲手刻下这一里程碑的人。

随着周永康被开除党籍、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这个曾官至正国级的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名字前多了许多新的定语：“中共历史上因腐败受审的最高官员”“粉碎四人帮以来中国即将被起诉的最高官员”“本届领导层掀起反腐风暴以来落马的最大老虎”……

2014年8月，周永康落马后不到一个月，王岐山来到全国政协与委员们交流，有委员问：“打完周永康这只‘大老虎’后，还有没有更大的？”王岐山起先没有说话，于是有人追问：“是不是‘你懂的’？”王岐山笑了：“以后你就慢慢懂。”

有些人似乎没有懂，郭正钢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名字第一次进入公众视野是在2014年。这年6月30日，与他父亲郭伯雄同级的同事——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徐才厚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随后，郭正钢落马的消息流传开来，但形势又变得扑朔迷离。1个月后，郭正钢出席活动的消息在《杭州日报》上刊发。2015年1月，他还佩戴少将军衔、以浙江省军区党委常委的身份露面，跻身“最年轻少将”的行列。

此时，周永康落马已有数月，省部级高官落马的数量相比之前开始变少，少部分人开始传说“反腐到头了”甚至“反腐过头了”。就在此时，王岐山有一次关键性的露面，他在中南海会见了来访的泰国改革大会代表团，“表情略显凝重”地说道：“要有静气、不刮风，不搞运动、不是一阵子。踩着不变步伐，把握力度和节奏，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一步步引向深入。

此后，媒体再次聚焦郭正钢。在浙江军区的任上，郭正钢行事“任性”，常行踪不定，就算开会也是念完稿子就走。第二任妻子吴芳芳凭借他的关系，租地建商贸城，入主杭州四季青市场，用5年半时间卷走了15亿元人民币，只留下几栋烂尾楼。《环球人物》记者曾目睹上百名商户聚集在省军区大门外，高喊：“郭正钢还钱！”

满城风雨也不能让郭正钢忌惮。商户们告诉记者，郭正钢的朋友曾称“聚会时聊起中央反腐的事，郭正钢挺不以为意地说，反腐，搞一搞，意思意思就得了”。郭正钢想得很美，那时候和他一样想的人也不少，但中纪委老王绝不同意。

2015年全国两会开幕前夕，郭正钢落马。这并不是结束。7月11日，王岐山“消失”在公众视野，他的“消失”常被看作“高官落马风暴”来临的前兆。这一次人们的期待并未落空。7月30日，中央军委原副主席郭伯雄被宣布开除党籍，并移送军事检察机关处理。继苏荣、徐才厚、令计划之后，郭伯雄成为十八大后第四个落马的副国级高官。加上此前落马的正国级的周永康，在王岐山主政中纪委期间，落马的副国级以上官员数量至此已超过了十八大前30余年的数量（此前的4人是北京市委原书记陈希同、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上海市委原书记陈良宇、重庆市委原书记薄熙来）。2017年7月24日，十九大召开前夕，中央政治局原委员、重庆市委原书记孙政才落马，将王岐山打落的副国级以上高官的数量定格到了6个。在王岐山手下，再无“刑不上常委”，再无“退休进入保险箱”，再无“盛会不打虎”，真正形成了不敢腐的雷霆威慑。

老王执掌中纪委期间，《环球人物》记者跟着反腐的节奏跑了不少地方，其中有一个地方，去的频率很高，那就是山西。

早在2013年，媒体人罗昌平就在连载文章《打铁记》中描述了一个勾连政商关系的组织“西山会”——其出现不晚于2007年，成员主要是山西籍高官，还包括个别身份获得认可的山西籍商人。他们至少三个月聚会一次，每次都有豪车负责接送，手机、秘书、情人必须隔离，而“西山会”的“执牛耳者”被罗昌平以“大内管家”代称。此文激起了人们对于山西政治生态的高度关注。

这年10月23日，王岐山在中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上露面并强调，严肃认真开展好今年第二轮巡视，要突出发现问题，强化震慑作用，不能让有问题的人心存侥幸，不能让腐败分子有立足之地。他特别指出，巡视纪律就是政治纪律，绝不允许跑风漏气。这年底，中央巡视组进驻山西，由此揭开了山西“系统性、塌方式腐败”的盖子，隐藏在“西山会”内外的人被逐一推上前台——时任吕梁市长丁雪峰，时任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金道铭，时任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申维辰，时任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杜善学，时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时任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陈川平，时任山西省委常委、秘书长聂春玉……级别上至省级下至县处级，地理上从各地市到省会，“倒下一个牵出一串”。2014年10月25日，在十八届中纪委四次全会上，王岐山首次提出了“塌方式腐败”这一概念。

一连串的“塌方”又集中指向了一个线索。金道铭长期担任煤焦反腐小组的组长，和山西省不断爆出的贪腐大案多有牵涉；丁雪峰曾是令政策弟媳的校友，在吕梁时曾与聂春玉、杜善学共事；聂春玉、杜善学先后担任过吕梁市委书记，杜善学从省委秘书长调任副省长时，聂春玉是其继任者；陈川平与令政策是山西平陆县的老乡，私交颇佳，后接替申维辰担任太原市委书记……沿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往上，目标呼之欲出：令政策的三弟，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曾任中办主任的令计划，身居副国级。

曾在令计划早年工作单位平陆印刷厂工作过，后涉足山西官场的阎平（化名）以陈川平为例，向《环球人物》记者描述令计划的人事布局：2008年，46岁的陈川平在令家的帮助下升任副省级干部，随后继续安排平陆老乡进入官场，而这些老乡就成了“陈川平的人”。借由一个个陈川平式的角色，令计划的势力从北京的“西山会”一直延伸到山西各地，布置了一条条从省级到市县的权力链条，结成了一张精心编织的网络。

而这张似乎牢不可破的令氏家族权力网络，只在1年间，就被王岐山打破。

在十八届中纪委四次全会上，王岐山罕见地用3个惊叹号表达从严治党的决心，而最后1个惊叹号是：“党中央横下一条心，一定要遏制住腐败蔓延势头。在如此高压态势下，仍有一些党员干部不收手、甚至变本加厉，有些地方甚至出现‘塌方式腐败’，令人触目惊心！”两个月后的12月22日，令计划应声落马，其权力网络终被连根拔起。

至今，对“塌方式腐败”的清理仍未结束。2017年11月，有媒体报道乐视网在IPO过程中涉嫌造假，已有多个涉及乐视IPO的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委员被查。事实上，乐视网早期发展时的重要投资方汇金立方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其董事长王诚正是令计划弟弟令完成的化名。

2017年10月19日，《环球人物》记者参加了十九大新闻中心举办的首场记者招待会，中纪委副书记杨晓渡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我们坚决铲除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相交织的利益集团”，并点名提到周永康、郭伯雄、令计划等案。

在一次全国政协常委会的会议上，王岐山郑重说道：“总书记说，我们八项规定的落实，应该是作为一个名片，是本届中央委员会向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的一个交代。总书记说完之后，我听明白了，这事儿我得抓5年。”

2013年5月，中央纪委决定在全国纪检监查系统开展会员卡专项清退活动，并明确要求全系统在职干部职工要在6月20日前自行清退所收受的会员卡，做到“零持有、零报告”。王岐山强调道：“会员卡虽小，折射出的却是作风建设的大问题，反映的是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次活动标准并不高，既属必要，又具可行，应是大家都能做到的。”

同年9月24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通报了全国第一起因违规购买月饼而被处理并通报的案例——海南省卫生学校使用公款购买月饼券，相关责任人正面临追责。在这一案例披露前21天，中央纪委和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发出了《关于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刹住中秋国庆期间公款送礼等不正之风的通知》。

与月饼一起被禁止的，还有贺年卡。10月31日，中纪委发出《关于严禁公款购买印制寄送贺年卡等物品的通知》，要求严禁用公款购买、印制、邮寄、赠送贺年卡、明信片、年历等物品。原本红火的年历市场，犹如投入了一枚重磅炸弹。仅5天后，一家规模较大的挂历台历公司负责人就感慨：“我们的订单现在全部都取消了。”

更难抓的是吃喝。河北省委原书记周本顺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对严抓“八项规定”的不满：“抓得太细了太严了，没有必要。酒该喝还是要喝的，喝点酒有什么不好？喝点酒多有气氛！”此外，在公务接待、个人住房、出国考察等方面，他也严重违反相关规定。在他任省委书记期间，河北省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十分不力。2015年7月，周本顺终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

“各地反映说，这些规定太快、太宽、太严。我问他们：你们做得到吗？坚持得了吗？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这还是一阵风、刮过去就算完了，没有认识到这是关乎人心向背、是作风根本转变的宝贵机会。”2014年8月25日，王岐山回应了吃喝、送节礼等“小问题”，强调指出八项规定的落实是“关乎到党的生死存亡的大事”。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一个人腐败堕落，往往是从贪占‘小便宜’开始的”“作风问题有的看起来不大，几顿饭，几杯酒，几张卡，但都与公私问题有联系，都与公款、公权有关系”。官员如果处理不好公与私的关系，就很危险，很多官员从清正到贪腐的演变过程就是印证。

“我现在下去，或者省、市委领导到我这儿来，跟我称兄道弟，唱赞歌，说现在是（吃喝）真不想了。我说你们真不想了？也不想吃了，也不想喝了，真的不想了？哪儿那么简单啊！我还想吃想喝呢！”王岐山知道，他要做的就是“抓住不放，一抓到底，抓到全体党员习以为常”。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对此深有体会：“这5年来，党内风气有了明显改观，过去的公款吃喝、公款消费、公款旅游，得到了明显遏制。”他告诉《环球人物》记者：“过去我回老家，不论是在党政机关工作的同学，还是开办民营企业的熟人，都跟我说请客送礼的事情弄得他们很疲惫。这几年好多了，有个朋友说自己过去请客送礼一年下来动辄几十万，现在就是他想送也没人敢收，负担轻多了。”

5年来，这样的变化正被每个中国人深切感知着。在十九大首场记者招待会上，中纪委副书记杨晓渡说，十八届中纪委“刹住了许多人认为不可能刹住的歪风”，在场的中外记者无不认同。

2017年10月9日，十八届中纪委开完了第八次全会，王岐山接近完成任期。此前一天，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上的“学思践悟”专栏宣布，“要同大家作别”，专栏的告别语字字千钧：“记录并见证了波澜壮阔的征程。”是的，这个波澜壮阔的征程，是王岐山亲手参与开启的。今后，老王可以不见，但人民始终期待，从严治党能天天见。

本文来源：环球人物

作者：郑心仪

王岐山同志简历

王岐山，男，汉族，1948年7月生，山西天镇人，1969年1月参加工作，1983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西北大学历史系历史专业毕业，大学普通班学历，高级经济师。

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1969－1971年 陕西省延安县冯庄公社知青

1971－1973年 陕西省博物馆工作

1973－1976年 西北大学历史系历史专业学习

1976－1979年 陕西省博物馆工作

1979－1982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历史研究所实习研究员

1982－1986年 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处长、副局级研究员、联络室副主任

1986－1988年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正局级研究员、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联络室主任兼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代所长、所长

1988－1989年 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

1989－1993年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副行长、党组成员（其间：1992.09－1992.11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

1993－1994年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党组成员

1994－1996年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行长、党组书记

1996－1997年 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党组书记

1997－1998年 广东省委常委

1998－2000年 广东省委常委、副省长

2000－2002年 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

2002－2003年 海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2003－2004年 北京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北京奥运会组委会执行主席、党组副书记

2004－2007年 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北京奥运会组委会执行主席、党组副书记

2007－2008年 中央政治局委员

2008－2011年 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党组成员，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

2011－2012年 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党组成员

2012－2017年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党组成员（至2013年3月）

第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十六届、十七届、十八届中央委员，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第十八届中央纪委委员、常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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