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3月，刚刚出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的朱镕基，随上海代表团赴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

在这次人大会议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位记者问：“听说你将出任上海市副市长，这消息可靠吗？”朱镕基毫不迟疑地回答：“我需要纠正你的是，国务院派我到上海去工作，是去当市长，而不是副市长。”

1987年冬天，接到调令的朱镕基一个人前往上海，出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

那时的上海，几乎大部分城市基础设施，还停留在30年代的旧模样，已经无法让人与昔日的繁华联系在一起；许多人生活在狭仄的石库门弄堂里，一路走过稍不小心，就会碰到挂在两边的拖把、畚箕；交通拥挤无序，却又乏人管理。

朱镕基到上海时，又正逢上海最困难的时候：

1988年4月，在上海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朱镕基顺利当选为中共第九任上海市长。那是上海人第一次在电视上见到朱镕基，并且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瘦削、又带些冷峻的脸，不苟言笑，显得很精干。

很多上海人都产生一种从未有过的新鲜感，因为这位新市长的风格，看上去和上海风格相差太远了。因为“镕基”在上海话里的谐音像“雄鸡”，所以，民间便有一说“雄鸡一唱天下白”，也有的说“雄鸡下不了蛋”。

上海有一句话叫“掏浆糊”，形容人做事回避利害冲突，讲求和气。而朱镕基的风格恰恰相反，做事果断、雷厉风行镕不得半点含糊。不少上海领导干部因此领教过朱镕基的“厉害”。

（图：1990年4月，朱镕基参加全市性的“爱国卫生运动”）

1988年初，位于浦东的浦东南路已经开修一年，但“破膛开肚”了一半的马路一直没有封起来，公交车只好走另一半。这种状况竟维持了一年无人过问。老百姓称“晴天是洋灰路，雨天是水泥路”。朱镕基当时刚到上海，不知细情。一日到浦东视察，始知这条路的糟糕状况，回去马上通知办公厅上午10点开会。

朱镕基刚任不久，很多人尚不了解他，好几个局长按以前的惯例姗姗来迟。

这件事后来演绎成这样一个小段子：市长办公室秘书通知一位上海市府领导10点半开会，该领导悠悠地说：“那我10点一刻走吧。”稍顷，又追问了一句：“今天是谁主持会议？”答曰：“朱镕基。”对方立刻改口：“那我10点就走！”

一个会议，让各局长们不再敢掉以轻心，纷纷派出各部门的精兵强将，挑灯夜战。

朱镕基从北京开完会回上海，下了虹桥机场，就直奔浦东南路。浦东南路终于在1989年9月27日完工。

上海人通常是不问政的，聊天时也很少谈及国事、大事，尤其是普通老人。但是，朱镕基在上海的时候，早晨在人民公园锻炼身体的老太太们，也会一边运动一边提到“朱市长”如何如何。

朱镕基这个地道的“外地人”，在上海市民中获得很高的评价，既跟他个人廉洁奉公的品性有关－－他到上海履新，刚下飞机就对前来迎接他的官员宣布自己的“三不”：不受礼、不剪彩、不题词；也跟他关心百姓、为民造福有关。

1989年10月，黄浦江决堤，水漫沪东造船厂，殃及周围千余户百姓。10月17日，朱镕基了解情况后，没有通知任何人，只和一两名随行人员前往视察。水漫过了他穿的高帮雨靴，灌进靴里，别人看他铁青着脸，谁也不敢劝。

上海老百姓提到朱市长，就好像是一种信用权威的象征。

我们从新闻资料库中，找出了一段朱镕基探访中山北路高架施工沿线棚户区居民的素材，一位居民和朱镕基的对话，至今让我们印象深刻。

对一个城市居民来说，最关心的莫过于吃、住、行这些生活条件的改善和提高。而上海规划成为一个经济、金融、贸易中心，基础设施建设一直是个很大的障碍。因此，朱镕基一上任，就提出抓菜篮子工程，搞住房改革，都是深得人心的。

（图：1991年1月24日，朱镕基到南市棚户区走访）

为开发浦东，他提出要造两座桥－－南浦大桥和杨浦大桥。当时南浦大桥由亚洲银行贷款，但钱一直没有到位。朱镕基便把修地铁的钱调出来，按时完成了大桥的修建。

造同样的斜拉桥（注：杨浦大桥），印度当时用了8年时间，而上海只用了两年。

一位工作人员回忆说，朱镕基当时的压力也很大，他在全市党政会议上说：“我有时感到压力特别大的时候，就到工地去。站在桥墩下看到工人忘我的工作精神，我就被他们所感染，对上海充满了信心。”

在朱镕基的努力下，上海的地铁工程在项目立项，几年后终于正式动工。另一项重大工程，则是上海苏州河污水治理。上海多年来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没有进展，也是和资金严重缺乏及官僚作风有关。为了完成这些大项目，朱镕基力排众议，多方筹集资金，保证了项目的落实。

朱镕基正是凭借他那种雷厉风行的作风，使上海的很多城市设想和规划成为现实；对上海人来说，对朱镕基的感情是特殊的，这个和上海人特性相去甚远的上海市长，真正为上海作了很多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