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德：鼠疫围困的城市》是我正在写的《中日：没有结束的细菌战》一书的一章。

这本书目前设想的章节是十章，时间跨度上从1931年日本在东北选址建造细菌战实验工厂、进行人体实验开始，到1940年（也许还更早，不过因为隐密而不能得到确证）实行细菌战攻击，到战后日美联合隐瞒细菌战事实，到始于1980年代的日本和平力量的揭露，到1998年的中日细菌战诉讼，再到今年以王选为推动力的对细菌战炭疽菌受害的烂脚老人的救助，近80年。

之所以要在十章里写这一章，是因为中国作为一个农业社会，面对现代生化战争的细菌战，其受害情况从来没有被细致地描摹过，也没有被系统地研究过，当然也谈不上被深刻的、在更高层面上认识过。这远远不像广岛、长崎的原子弹被爆，广为世人所知，原子武器的威胁成为世人皆知常识。细菌战，生化武器杀戮的威力，其来自地狱恶魔般的邪恶，远不为世人所知，而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唯一一个被大面积（除少数西藏、青海、新疆等省、区外，大多数地方受到过细菌武器的攻击）、多菌种（已经有鼠疫、霍乱、伤寒、炭疽等数十种）攻击的国家。

之所以说细菌战没有被细致的描摹过，是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日美的掩盖、冷战的铁幕使了解当年的情景成为不可能；也因为在中日友好的氛围下，诉说被封闭、被搁置、被遗忘；还因为不了解、不知道而被轻易地当作普通的战争犯罪宽恕，一句放弃赔偿，便把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犯罪一把抹去，而无原则宽恕的直接后果，是人类难以从无数生命惨死中吸取教训、反思和引起警觉，就像对原子武器的反思最终生发出和平的力量一样。

始于上个世界80年代日本反战力量的揭露反思，一点又一点材料的发现、发掘、拼凑（这个过程至今还在继续，新的材料还在发现中），使事实慢慢地显现出来；1998年中国受害者的加入，他们从控诉自己亲人、自己家族的受害开始，成长为村庄、乡镇、城市受害历史的调查者，一沙一滴，最终汇成修补这一大块历史黑洞的民间行动，在国家行政力量、学界研究缺位的情况下，在当事者日日老去将历史带进坟墓的紧迫之中，他们在拣拾起那一颗颗珍珠般的细节，让今天的书写成为可能。

常德是诸多细菌战攻击地最典型的一处。它是中国西部的一个繁荣又安逸的小城，它受细菌战鼠疫的攻击事实最确实，它保留的史料独立而完整，加上受害者发起的调查遍及受害地区，使它成为生化武器受害研究的最好案例，它就是中国的广岛——生化武器的危害地，在从攻击那一天到今天长达74年的时间维度上，一直绵延不绝。

我努力还原一个被鼠疫围困的常德，我知道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明白我写出的连百分之一都不到，这里有能力的局限，更有其它诸多因素，比如，对战争与和平，对恶与善，对人类的过去和未来，我们真的了然了吗？

——地平线·南香红

常德：鼠疫围困的城市（上）

文/南香红

1942年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贺因病退居法国南部山区帕纳里埃。但是燃遍欧洲的战火追赶着他，当德军占领巴黎长驱法国南部时，阿尔贝·加缪的休养地便成了被战争围困的孤岛。四处是汹汹战火，千万人在死去。加缪开始了他的长篇小说《鼠疫》的创作。他需要找到了一个寓言体来言说法西斯这个人类自身的痼疾和人类面临的困境：

到处漫延的鼠疫病毒。

被鼠疫围困的城市。

在绝望中挣扎的人类。

于是一个虚构的法属阿尔及利亚的“相当丑陋”的奥兰城——“鼠疫之城”诞生了。

阿尔贝·加缪一点都不知道，在地球的另一端，中国浙江和湖南，有真正的鼠疫之城——海港城市宁波、四省通衢之地衢县、江南富庶之地金华和八百里洞庭湖之滨的常德。

黑色的死亡之神横扫城乡，随机地挑选着牺牲者。光天化日之下老鼠奇怪地踯躅着，死神悄然走进家门成为统治者，于是一家人被突然袭来的剧烈高烧和淋巴肿大攫住，痛苦而扭曲的身躯变成黑炭色。封城，一城人共处绝境，过去的家园变成死亡的墓园。亲情让人冒死也要把亲人弄出城，于是鼠疫翻墙而出，疫病如四溅的烈火点燃山野乡村……

虚构同样可以达到至高的真，从这一点来讲，想象中的奥兰和真实的常德，完全高度一致。

但是，即便是世上最伟大的作家也无法虚构：中国的鼠疫来自于死亡工厂的人工制造，来自于阴谋的投放，是一次次滥杀无辜的战争谋略。

羔羊

“蔡桃儿是个不出十二岁的女孩

她的梦里有鸟儿 轻盈翻飞。”

今天的常德城，找不到这个叫蔡桃儿的女孩，如果想找她，需要到常德的沅江江堤上，那上面的一侧3公里的长度，刻着8000多首文人骚客书写常德的诗，其中的一首，叫《蔡桃儿》。

就像诗里写的，她来不及长大成人，注定做不了妻子和母亲。

1941年11月12日，12岁的少女蔡桃儿，由母亲背着来到的常德教会医院广德医院，她在前一天的夜里出现高烧恶寒、头痛恶心，全身或局部淋巴肿痛，“一夜呻吟不止，烦躁不安”。

广德医院的副院长谭学华医生检查了她的体温：“105°（40.5°C），脉搏115，看上去她患有急症，处于神志不清状态”。

蔡桃儿家住在常德关庙前街，家里开着一家蔡宏盛木炭店。蔡桃儿并不是第一个死于鼠疫的患者，但她是第一个被确诊，第一个被解剖，并留下珍贵的病理报告的患者。现在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伦敦国家档案馆里还能查到她的尸体解剖记录。

蔡桃儿被留在医院，“当时我因其来自死鼠较多的关庙街，故疑为鼠疫。但必须先除去恶性疟疾，所以当时要化验员汪正宇作白血球计算及查找疟原虫。检验结果，她的白血球计数在一万以上而中性细胞亦增高，并未发现疟原虫，但却在涂片上发现有少数两极染色较深的类似鼠疫杆菌，和日机所投下的谷粒检验时的发现极相似，因此我们初步诊断为鼠疫，并收入隔离病室治疗。”

这是当年的常德教会医院广德医院副院长谭学华做出的诊断。今年5月，我在浙江临安市，找到了他的年近80岁的儿子谭家麟，他收集到了父亲写于当年的论文和一份1972年写于劳改农场的材料。这些材料对当年的诊断过程有详细和科学的描述。

到了深夜，蔡桃儿的体温飙升到106度（41℃），脉搏116次。一夜的艰难煎熬之后，到第二天的早晨，“蔡桃儿的皮肤开始发绀，全面陷于危急。”谭学华写道。

冬天的太阳沉重地爬上位于常德东城门外的广德医院二楼时，蔡桃儿没有看到。

8时，医生报告了死亡的消息。从发病到死亡，鼠疫留给蔡桃儿和医生的时间只有36小时。

1941年常德奢侈地拥有这座有近100张床位的西式广德医院，医院里拥有一台极为珍贵的从美国带来博士伦牌显微镜，这台显微镜被认为是中国第一台。这也是鼠疫菌被观察到，蔡桃儿的病被诊断被纪录的原因。

早在1897年9月，美国长老会向中国派出了罗感恩医生，主要目的是传教，当时在中国内陆城市，传教并不是容易的事，而办医院救治病人，往往能够让人看到“神迹”而利于传教，于是边行医边传教的模式就此形成。每周内有两个晚上，开堂传教并开诊行医。此后的继任者是巴天民牧师和涂德乐医生，他们经历并见证的常德的鼠疫。巴天民牧师的女儿巴玉华将这段写成了《家在常德——从清末到新中国1909－1951》一书，从中可以看到一个世纪前的中国西南小城常德的世俗景象。

1899年2月常德东门外一所破旧的房子被装饰一新，一间作小教堂，一间作诊所。开业当天，诊所里爆满，药品免费发放，但从来没有见过西医的常德人并没有把药品带回家，而是把它们扔到了大街上。

西医在常德不断传出奇迹。一个瞎眼的乞丐经过治疗摇身一变成为走街串巷的货郎；一个农妇从身体里切出几十斤重的大肿瘤。最传奇是，有一次行刑砍杀两名土匪。刽子手挥刀下去，第一人身首分离。但是第二个头却没有完全掉下来，人们把他送到了医院，外科医生缝了很多针把他头和身体缝起来。多个月后，这个人神奇地走在街上，脑袋在脖子上牢牢长着！

1939年，常德遭到日军疯狂的轰炸，死伤成百上千，已经有55张床位的广德医院另辟地方建立100张床位救治伤者。

从简陋的诊所，到可收治男女病人的病房，教会培养的中国医生谭学华已经担任主要的医疗工作，40多年过去，广德医院成为设施和水平超过当时国民政府卫生机构设置的常德卫生院，卫生院只有门诊而无病房。广德医院，也是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西医医院。

蔡桃儿应该是在广德医院二楼那座全玻璃顶的手术室里被解剖的。这座手术室是广德医院的骄傲，它建得又大又漂亮，手术室里特地升起一个高台，这是为了让病人家属在门外能观看到手术进行的整个过程。不知道蔡桃儿的妈妈有没有从这里看到自己的女儿，尽管医生们反复做工作，她坚决不同意对女儿进行开胸解剖，只同意开腹。这一天一向创造奇迹的手术室，不再是起死回生之地，而是让人难以接受的对死者身体的解剖。

解剖由谭学华医生和红十字救护第二中队长钱保康共同执刀：

“解剖时，腹腔内没有积液。肝脏肿大，少部分有出血。肠内有若干出血脾脏相当于正常大小的两倍，有出血部分。肾脏呈红色，骨盆有出血部分。心脏和肺未经检查。脾脏标本呈现革兰氏阴性，两极有着色细菌。两人均诊断为鼠疫，同时向重庆的卫生署发出电报”。①

蔡桃儿死前，再次进行了血液涂片检查，此时的涂片上，“布满了鼠疫细菌”。②

常德发生鼠疫死者的消息被传递了出去。

蔡桃儿是第一个被纪录的鼠疫死者。第二个是25岁的工人徐老三，第三个是58岁的聂述生、第四个是27岁的蔡玉贞。蔡玉贞家住东门外常清街，11号发高烧，13号死亡。此时，广德医院将死者开肚剖肠的消息想必已经在城内传开，蔡玉贞的家人准备将她运出城悄悄埋掉。在去乡下的路上，中国红十安会医生肯特拦住了棺材，询问死因后一定要开棺检查。死者后被强行抬到广德医院解剖，结果是肝脏和脾脏的涂片上都发现鼠疫菌。

四份尸体解剖报告被纪录下来，谭学华将其写成论文，1942年3月1日发表在他的母校国立湘雅医院院刊第一卷第五期上，题目为《湖南常德发现鼠疫经过》，这是最早的学术论文，是自1940年以来日军在中国浙江、湖南等地投放由东北731工厂生产的鼠疫细菌造成鼠疫大流行的首次最完整的学术纪录。

蔡桃儿死亡后的一张黑白照片被留在了档案里。她侧躺在医院白色的床单上，没有长大的小脸上一副极度疲倦的表情，看得出来她经过了非常的折磨，她闭着眼睛，似乎深深地睡着了。

谭学华儿子谭家麟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说，谭学华在解放后被错判为贪污犯劳改了十年。他在1972年写于劳改农场写的材料中说，蔡桃儿的死是他的终身的遗憾。当时对蔡桃儿的病只用了支持疗法及强心剂和呼吸兴奋剂，注射葡萄糖等，因当时未有磺胺噻唑和连霉素。“而且我对鼠疫更无经验，以前从未见过”。

1945年，东京审判首席战犯检察官约瑟夫•B•基南的主要助手，美国托马斯•H•莫罗上校发现日军在华使用细菌战，特地飞往中国调查，收集证据。谭学华是他主要的接触的调查对象。谭家麟说，父亲当年应莫罗之约，作好了亲自出庭作证的准备，但此后再无消息。尽管莫罗会见谭学华后认为他找到了日军进行细菌战的直接证据，并认为石井四郞等人的行为构成了相当于“A级战犯的罪行”，但他很快被调回美国。

蔡桃儿的死亡报告从此沉寂于历史档案馆中。

附：湖南文理学院细菌战研究所陈致远、柳毅对蔡桃儿的弟弟蔡正明的调查

时间：2003年11月23日上午。（蔡桃儿死63年之后　作者注）

地点：金海宾馆1505房。

调查人：陈致远（湖南文理学院政史系教师文理学院政史系教师））柳毅（湖南文理学院政史系教师）

蔡正明：男，生于1943年农历2月25日。小学文化，现为个体

商业经营者，住在鼎城区武陵镇常沅居委会2组123号。

蔡正明受害陈述：

我的姐姐是常德细菌战的第一个受害者蔡桃儿，我家祖居常德，1941年，我家住在常德城中心地带关庙街，那时我家4口人：父亲蔡德松（48岁）母亲高金秀的（38岁）、姐姐蔡桃儿（12岁）、哥哥蔡正法（8岁）。我当时还未出生。我父亲在关庙街开了一个炭铺，叫“蔡宏盛炭号”。

1941年11月4日，日军飞机在关庙街、鸡鹅巷一带投下许多鼠疫毒物。听我母亲说，11月4日之后的某一天，父亲在下南门码头进炭，我12岁时姐姐打着赤脚去给父亲送饭，结果沾染上了日机撒下的毒，11月11日我姐开始发病，到傍晚已病得很重，高烧，神智不清，遍身发红。我母亲赶快把她背到广德医院住院治疗，但只过了―天，次日早晨就死在医院。我姐死后，医院又不准我家把尸体运回来，而把我姐尸体在东门外駝古堤上火化了。我母亲为此哭得死去活来，很多书上都说，我姐是常德细菌战第一个受害死亡者，我真是非常悲痛愤怒，日本恶魔731部队，为什么要对我姐这样一个12岁的无辜女孩下毒手！

调查人按：1941年11月24日至12月2日，鼠疫专家陈文贵奉命率“湖南常德鼠疫调查队”到达常德进行鼠疫调查与防治，他在12月12日写成的《常德鼠疫调查报告书》中记载了蔡桃儿的患病与死亡情况：“第一病例蔡桃儿，病者女性，年11岁，住关庙街蔡鸿胜炭号内，据云，于11月 11日发病，于12日晨7时由警局送往常德广德医院诊治，入院时由谭学华医师检视，发现患者神志不清，体温升高至华氏105.7度，右耳有湿诊，淋巴腺未肿大，亦无触痛，肺听诊有少许水泡音，腹部正常。血液涂片检视，发现形态 上类似鼠疫杆菌，遂将患者隔离并与‘色芬里迈’药片治之；至13日晨患者皮肤出现溢血斑点，一般状况更剧，再作血液涂片染色，检视结果同前且更显明，至当日上午8时死亡”。③

那些个怪异的早晨

1941年11月4日，星期二，大雾笼罩着洞庭湖和湖畔的常德。

6：50，空袭的警报突然响起，毫无准备的人们拖儿带女，哭喊着往外跑时，飞机已经在常德的上空。

这是一次奇怪的空袭，从1938年就遭受空袭的常德人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空袭，以至于让人措手不及。

它来得太早了！

空袭一般是在早上9点至下午5点之间。经历3年不间断猛烈空袭的常德，人们的生活样态早已经被空袭塑造，一种新生活在常德城形成：做生意的在早上7点和9点之间开门，当第一声警报响起，就关门出城往乡下跑，下午5点警报解除后，再回城开门营业。

但是，今天它一大早就来了，人们甚至都来不及跑。

“当时没有拉疏散警报，而是敌机临空了才拉紧急警报，部份人来不及穿衣服和鞋袜，也来不及跑远，因为天还未亮，加上浓雾看不见有几架日机，只听得轰鸣声”。张礼忠老人说，当时他9岁。

大雾天它也来！

这是第二个异常之处。一般雨天雾天，空袭警报不会响起，因此整个常德城的人都盼望这样的天气，可以安心地呆在家里过生活，做生意。

更怪异的是只有一架飞机来！这在几年的空袭里绝无仅有。所有的空袭，日军飞机都是以编队进行。9架飞机为一个编队，通常是2组、3组，更甚时是64架飞机同时来袭。

而11月4日这一天更更怪异的是，这个飞机丢的居然不是炸弹！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清晨，日军驾飞机在常德上空撒投鼠疫细菌。

1938年10月，国民党政府火烧长沙，放弃了这座城市，之后，常德便成了日军的新目标。11月12月间，猛烈的空袭到来，炸弹和燃烧弹在城市的居民密集区炸响，对于四处逃窜的人们，日军飞机则低空对其扫射。仅12月的一次空袭，就超过1500人死亡或受伤。

1939年6月19日、23、24日更猛烈的空袭来到常德。“我躲在路旁的篱笆里，看到炸弹在常德的主要商业中心爆炸了。燃烧弹和烈性炸药纷纷投掷而下，常德城瞬即变成了一片火海。当时正吹着猛烈的南风，而且因为这片区域的消防员——数量太少——形势变得无法掌控。炸弹投掷的时间大约是下午6：45，而火势一直持续到次日中午。人们迅速挖了一条穿越常德主干道的防火带，长约1.6公里，宽从180米到360米不等。死亡人数达约200人，另有的60人受伤……上个星期，常德又再次受到火的洗礼，这次死亡数量更多，当然房屋也损毁严重。23日，一大群飞机，没有人知道确切数目，但是我想有27架——再次造访常德。”时任美国长老会教长的巴天民在他的日记里写道。④

对于空袭，常德是一个无处可躲的城市。这个城市到处被水环绕，没办法挖防空洞，一挖，地下水就会冒上来，空袭来时，人们只有往乡下跑，或者躲在树下，于是现在80岁以上的老人嘴里有一个词，叫做“跑日本”。

跑日本时家家都准备一个“警报袋”，张礼忠老人说那是一种用蓝、灰、黑色布料做成的简易布袋，每家都备几个，放好钱财、衣服、食物、必需品在里面，警报一响，背起就跑。

“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常德遭轰炸时的情景。警报一般拉两次。首先黑山嘴的观察所发现敌机后，会拉响长短相间的警报，这是“空袭警报”；接下来在德山乡的观察所发现敌机后，会拉响连续短促的“紧急警报”。老人和孩子基本上听到“空袭警报”就开始往城外跑，年轻人和男人们多是听到“紧急警报”响起后才往城外跑。有时候遇到下雨天等天气不好的时候，观察所没能发现敌机入侵，等飞机接近了才直接拉响紧急警报，想出城也来不及了。”生于1927年的李光中说。

“1939年端午节后的初七初八，日军飞机分6批来轰炸，还丢了燃烧弹。初七这天，我父母抱着半岁的五弟国成和徒弟2人一起去天主教堂防空洞躲警报，洞里人已满，只好躲到一小砖房内。一颗炸弹正中防空洞，洞内200多人全部遇难。”张礼忠说， 1941年秋，他和父亲一起跑警报，“一颗炸弹飞到“长沙毛笔店”爆炸了，老板和家人全被炸死。我亲眼看到毛笔店老板的头被炸弹削去了半边。我的左小脚也被弹片炸伤，血流不止。我几乎吓破了胆，拔腿就跑，跑出后门，冲到街上，一边哭一边跑，一直跑到城门外7～8里地的姻缘桥，见到祖母母亲等人，又大哭一场。”

“下午警报解除回城后，看到墙上粘有人血人肉，电线上挂着人的五脏、手、脚残片，街上到处是残缺的尸体，防空洞内外死了不少人，可怕极了。我腿上的伤口在乡下搞了一些烟丝包扎，后来感染化脓，双腿都烂了，臭不可闻，直到1950年才好。”1933年出生的张礼忠，当时只是个8、9岁的孩子，留在他记忆中的来自空中的袭击，是炸弹、机枪扫射和燃烧弹。

但这一次完全和以往不同。

大雾天一大早，一架飞机独自飞临常德，它飞得很低，低到离地面只有20多米，它从西边进入城市，沿着繁华的法院街、关庙街、鸡鹅巷、到东门外五铺街、水庙街，然后又折回，在中心区低空盘旋了三周，扔下些什么东西，就飞走了。

在常德的文美莉牧师“这天早上正坐在一辆重型水运驳船的露天甲板上，她最近从桃源带了一位患有伤寒的小女孩到长老会医院进行诊治，不料小女孩医治无效而亡。这天，文牧师正等待着乘坐快艇回桃源。她和同伴循着声音往上空看去，能清楚地看见两个人，身着白色服装，坐在飞机的驾驶舱里。这架飞机在东门附近贫民区盘旋，之后，扔下了什么东西就飞走了。这显得非常之神秘。”

居住在常德城内五铺街的杨志惠和母亲、弟弟没来得及跑，母亲听到飞机响，二话不说拉一张桌子到房中，又抱几床棉被铺在桌上，三人躲在桌子下面。“不久，听见由远而近又由近而远的飞机声，在空中盘旋。接着听见的是飞机尖利的俯冲啸声，似乎是什么东西落在屋上、街道上。这时，母亲面色沉重而紧张，不说一句话。”

“飞机去后，我们看到在五舖街一带的大街小巷乃屋顶上到处是谷、高粱、麦粒、破布、烂巾等东西。”⑤

“当时是秋天，阴历九月十六日，日照时间短，六点半钟后天才亮，因此正大街上投下的物品天亮后才被清道夫随同垃圾扫走了大部分，小巷子遗留最多，时间最长，清道夫摇铃铛收每家的垃圾，大家都围着这些东西看，猜测日机扔下的是什么东西，议论纷纷”。张礼忠老人说。

一位充满好奇心的男子很有头脑，他在这些东西被清扫完之前，留了满满一簸箕，并把这些东西带到教会医院。

“我们用无菌生理盐水洗涤这些谷子，用离心沉淀，取其沉渣作涂片染色，在显微镜下（油镜头）发现有许多杂菌，其中亦有少数两极染色较深的革兰氏阴性杆菌，类似鼠疫细菌”。1972年谭学华在劳改农场写道。

当时的送检物里，并没有跳蚤。为了排除敌人“使用精神恐怖战术”谭学华决定进行细菌培养。

但是，当时条件有限，很难找到培养细菌的培养基，谭学华和技师汪正宇从住院的肝硬化病人腹中抽取了30CC腹水，在无菌的状态下分别装入3个试管，在2个试管中装入收集来的粮食，在另一个里装入粮店里粮食，经过24小时的培养，再做涂片观察。

24小时后，三个试管从外观上看有明显不同，粮店粮食的试管很清，收集来的粮食很浊。“取此种浊液再做涂片，在显微镜下发现多数革兰氏阴性两极着色之杆菌，及用测微器测量大小，平均为1.5×0.5兆分……因此我们的疑虑更深”。汪正宇技师回忆当年的情景。⑥

“日军飞机撒下的粮食里有类似鼠疫细菌的存在，而粮店取来的粮食对照，则无此等细菌发现。”谭学华1972年回忆。

为了进一步确定其致病力，在没有试验用小豚鼠的情况下，“故只好以现有白兔两头，供作实验。虽知其对于鼠疫不易感染，然姑一试之”。于是，一头注射了浊液，一头注射了清液。

第二天上午，由市防空指挥部出面召开警察局、卫生院、县政府等人员的座谈会上，谭学华提出此次空投极为可疑，鉴于曾经有日军在浙江金华、衢县等地空投物引起鼠疫暴发的消息，提出四点建议：1、由警察所负责组织居民收集、打扫空投物并用火焚之；2、在报刊上宣传鼠疫症状及防御方法，并开展灭鼠；3、立即打电话给湖南卫生处，要其派鼠疫专家来；4、找一合适房子做防疫医院，一旦流行，可作为隔离处。

谭医生的建议在事后只得到了部份落实。省里迟迟没有回电，到了8号再报，则只要求“切实查明据报”，没有派专员来。实际上省里将消息报往国民政府，但得到的回电是：“事关国际信誉，不得谎报疫情”。防疫医院由常德卫生院落实，但因为“该院院长怕负责任，未能及时做到”。谭学华说。

注释

①② 谭学华1972年写于劳改农场的回忆材料

③ 《常德城区细菌战受害者口述历史调查12例》陈致远、柳毅，刊于《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1卷第2期

④ 《家在常德——从清末到新中国（1909—1951）》美　菲利斯·班南·伍德沃斯（中文名巴玉华）李楠芳译

⑤ 杨志惠常德细菌战受害陈述书

⑥ 汪正宇：《敌机于常德首次投掷物品检验经过》，原载重庆医药技术专科学校《医技通讯》194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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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平线非虚构写作俱乐部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