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在哈特兰（上）
在1988年杰奎·巴纳钦斯基获得普利策特稿奖时，他所在的《圣保罗先驱报》这样一家小报不仅在三年内两夺普利策新闻奖中的特稿奖（此前九年还曾五次获得普利策奖的提名），而且这家中西部日报还是因为两篇最佳的特稿而赢得此奖——一篇报道了中西部农夫的困境，一篇报道了艾滋病患者的苦难，这一切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掌管普利策新闻奖评选的霍维尔，高度赞扬了杰奎·巴纳钦斯基关于艾滋病人迪克·汉森的三篇系列报道：”关于艾滋病人的报道已有很多，但我们还没有看到哪一篇能像《艾滋病在哈特兰》写得这样细腻动人，内容丰富，影响深刻。
本文为1988年普利策特稿奖作品，选自《普利策特稿卷》。
艾滋病在哈特兰（上）
Aids in the Hrartland
文︱杰奎·巴纳钦斯基
第一部分
对哈特兰来说，死亡一点也不陌生。它像季节更替一样自然，像农场机械化和农夫们因长年辛勤劳动而身体垮掉一样不可避免。
但当艾滋病的死亡威胁来临时，它却成了扰乱一切的不受欢迎的造访者，人们总以为这种死亡威胁发生在大城市里的同性恋者和吸毒者中，跟普通乡村的生活秩序没有关系。
这个造访者已经来到了明尼苏达州的乡下格林沃德。
狄克·汉森是当地一位有名的自由主义政治活跃分子，他们家族留下来的有几百年历史的农场就位于格林沃德。去年夏天，他被确诊患上“获得性免疫缺乏综合症”。与他交往长达五年的伙伴伯特·汉宁森也携带了艾滋病毒。
在于艾滋病同生共死的那一年里，他款待过一些歹毒的伴侣：失明性头痛，视力下降，恶心呕吐，疲乏无力，白血球减少，咳嗽，失眠，大汗淋漓的夜晚。
他已经在农场干了37年活，如今眼看着自己强壮的身体，一天天像个老头的身体一样衰退下去。他已经令家族蒙受耻辱，带来恐惧，偏见，受到非议。他已经从伙伴的眼中知道了实情，听到了医生对自己死期的宣判，看到了毫无希望的诊断结果。
但诊断结果只报告了故事的一个方面——死亡的那一方面。
诊断结果没能说明人所做的努力。汉森在农村生活，曾参与过旨在维护地球和平的运动，现在，尽管他被确诊为艾滋病，但他仍然没有放弃对未来的希望，不管这未来有多短。
事情的结果也没能表现出精心照顾菜园和刚出生的小猫的欢欣。没能体现出美丽绽放的花朵和唱歌的小鸟带给病入膏肓的人的欢乐，也无法体现出两个共患难的朋友共同所做的努力。
“谁又能断定一天、一星期还是一年的生命的价值？”汉森说。“我觉得生命的质量比生命的长度更重要。”
已经有很多文章写过逼近艾滋病人的死亡了，但少有文章提过他们在临死前的生活。汉森和汉宁森想改变这种局面。他们敞开心扉，向人们讲了从生到死的整个故事。
下面是第一部分
小小的快照已经有些模糊不清了，还沾上了墨水。照片上两个穿着T恤衫和灯芯绒裤的人站在围墙前，满是肌肉块的胳膊互相搂着对方的肩膀，远处田野里一头牛望着他们。照片曝光过度，但效果还不错，看上去好像1982年夏天的阳光太强了一些。
夏天过后，照片上的两个人又在一个仿哥特式的农舍门廊前照了一张相，一个有胡子，一个没有，一个高些，一个矮些。他们的长柄叉看上去平淡无奇，暗示他们正在积肥。他们力图摆出一副严肃的面孔，但酒窝却说明他们很快活。
他们经常在一起照相，有时是他们在政治集会中系着黄丝带，有时是逗他们金色的爱犬奈尔，更多的是在富饶的地里耕作。
1985年后，这些照片都变了。一张是高个子的那个人在母亲的坟墓前摘下牵牛花。现在他很瘦，就像一位朋友说的那样：“好像长期绝食后的甘地。”他那有光泽的头发已经变得暗淡无光，褐色的皮肤已经变得苍白。他的身体看上去很松弛。
这些照片表现了狄克·汉森的身体完全垮掉了，但他说：“当你失去身体，你就离灵魂更近了。精神更重要，我们人并不仅只是由皮肤和骨头构成的。”
1986年4月8日，汉森和他的伙伴伯特·汉宁森坐在明尼阿波利斯门诊所，等待汉森艾滋病检测报告出来。
他已经想不起近来自己有多累了。在打短工的格林沃德工厂，他曾经能很轻松地扛起干草包，但现在连拖马铃薯口袋都吃力了。他瘦了10磅，一直腹泻不见好，整个下午都犯困。当汉宁森从明尼苏达—马利斯大学教完课回来时，发现盘子丢在洗碗池里，晚饭还没做。
一定是太紧张了。他的父母曾把农场抵押出去，现在他和哥哥为了还抵押贷款而努力。两位叔叔也病了。他跟汉宁森为农场的事吵过多次，有时也因为汉森心情不好吵架。
他拖了几个月才做艾滋病检查，汉宁森也不急。他们都不想知道结果。
现在，护士带着检查结果走进房子，汉森一个劲地劝自己一切都太平无事。四年来，通常每个周末他都去明尼阿波利斯的同性恋浴池，就是在那儿，他跟汉宁森认识的。除了他们之间的性关系外，其他性关系都是很少的和“安全的”，没有精液或血液的交流。他对自己照顾得也很好，吃自产的食物，直到现在，他的身体都一向富有活力，很有劲。
“我朝好的方面想，觉得自己没得病，”汉森说，“但是我看见了红叉。”
事实重重打击了他。他因震惊倒在椅子上，汉宁森理智地让护士准备另一支针头。他也要接受检查。
汉宁森把汉森搂在怀里，说：“狄克，我不会离开你的。”
截止1981年，美国已经确诊了36000例艾滋病患者，明尼苏达有210名，汉森就是其中之一。一多半的患者已经去世，医生认为对其他人来说，死亡只是个时间的问题。统计数字表明80—90%的艾滋病患者在确诊后两年内死去；第一次发作到去世的平均存活期是14个月。
“长期以来，我就是那些统计数字中的一个”，汉森说。“我很沮丧。我想死。”
在接到检查结果两周内，他瘦了20多磅。他的一位叔叔死亡，在葬礼的当天上午，他的母亲又意外去世。吉耐维芙·汉森已经75岁，性格温和，身体健康，跟狄克关系很好，狄克在六个孩子中排行老三。他安排料理了一切后事，为她唱福音赞美诗，从她的朋友中选出八位作名誉护棺者——在当地教堂里这还是历史上头一次。
但是汉森不能参加母亲的葬礼。下葬那一天，他因筋疲力尽而累倒，还发烧了。当晚，汉宁森送他到格林沃德，住了42天医院，这也是他在1986年三次住院中的第一次。
“去年夏天，狄克一直在胡思乱想，”汉宁森说：“他给别人放烟幕弹，像演戏一样。我们都充满了希望，但是好像有什么东西抓住了他的灵魂，使他一周周地消沉下去。”
汉森已经放弃了，但汉宁森不。他疯狂地工作，再燃起了希望和生活的火花。他给汉森读关于治疗艾滋病药物的最新文章，还有晚期癌症患者挑战命运的故事。他带回家的磁带涉及积极思考力的内容，他给汉森喂有助于健康的食物。他跟他不断谈论现在发生的政治和其他运动。
他强迫自己，有时还有汉森，在花园里修剪草木，使花园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他们在一块肥沃的土地上种下58种蔬菜，给它取名为“希望花园”。
但是汉森在8月又不得不再次住院，因为致命的肺炎，他的情况很危险。他的体重从通常的160磅降至112磅。他看上去像个老头，走路时也是。
“在医院里，我曾有过一次死去的经历，”他说。“四周一片安静，一切都很平静，我想‘这真好’。我想跟另一个世界发生某种联系。接着我跟上帝聊了起来，他说我的时间还没到，于是把我送了回来。“
汉森从医院出来，及时赶上了收获，他把收获的食物冷冻起来，作成罐头。他又赢回了以前的某些勇气，对周围世界重又发生了兴趣。
“我陪他坐在躺椅上，握着他的手，有时他的脸上会浮现出一个浅浅的微笑，或者点点头，”汉宁森说。“一小束生命之光重又显现了。”
一个月后，汉森在一次大型招待会上受到表彰，这使他的精神状态更好了。这次招待会的发起人包括许多名人，有鲁迪·波佩奇，马里兰·约翰逊，圣保罗市长乔治·拉特美，明尼阿波利斯市长唐·傅拉斯特和国会议员布鲁斯·凡特及马丁·沙伯等人，汉森曾是激进的政治活动家，参加过农夫们争取取消农场抵押的运动，妇女们还记着妇女运动早期对她们的支持，对同性恋社群和其他艾滋病人的支持。
这个告别会以一曲颂词开始，高度赞扬了汉森。民间音乐歌手拉里·朗用印第安长笛奏了一曲。朋友们满怀信心地聚集在一起，增强了汉森的信心。许多人跟汉森和汉宁森热烈拥抱。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是第一次接触艾滋病人。
“人们为了共同的目的而来，非常好心，”汉森说。“我们发现在这场斗争中，各条战线上的人都跟我们站在一起。……这种行动本身很有价值。”
所以，当肺炎于12月又一次发作时，这一次，汉森的信心更足，准备击退它。
“医生没有给他额外的治疗，”汉宁森说。汉森被装上了氧气瓶，亲友们已经在为他准备葬礼，远房亲戚也来拜会他。
“他给我写了一张条子，”汉宁森说。“上面写着‘什么时候能出院？’我们之间从来不撒谎，这一次我也不想说谎。我说：‘你可能两三天后就能出院，但也可能会去见上帝。希望虽然渺茫，但如果你坚持的话……’”
支持汉森抵抗艾滋病的人们自发地来到医院，跟他谈话，在他处于昏迷状态中时握住他的手。朋友们把圣诞节带进了暗淡阴森的病房：圣诞卡装饰了墙面，汉森农场里一株圣诞树的照片挂在墙上。
还有其他人支持汉森。
“我得到了上帝的爱心，创造了我的奇观，”他说，“我把这叫做我的圣诞节奇观。”
平安夜，他可以除掉特别治疗装备了，因为他已经用自己的行动为其他艾滋病人带来了希望，给他们——也给自己——一个活下去的理由。
“我常想，上帝特别关照我，”他说。瘦削胡子下的微笑有些腼腆，但很自信。
“我不想作口头上的巨人，但……我想上帝能创造奇迹，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可能我会是诸多奇迹中的一个，证明医生专家们错了。”
汉森生命中绝大部分是为了替弱势群体争取权益而斗争，他总是自由主义者、经常是革命者，有时也不受主流欢迎。
“狄克有时关心社会问题，教给我们如何创造成效。”玛丽·斯泰克普尔说，她也是一名政治活动家。“那就是狄克一直追求的——一个人的行为也能收到效果。”
汉森用朴素的话说：“农夫能成为彻底的乐观主义者。每年收获的东西都比播种的多。……我总是在努力使一切更好。”
他生于50年代生育高峰，经过60年代的社会动荡。他在五年级的老师激起了他对约翰·肯尼迪总统的狂热崇拜。13岁那年，他的父亲参加了激进的国家农夫协会，把全家定居在亚里山大附近的“土地和湖泊”种植园。他的父亲曾参加过臭名昭著的倒牛奶运动。
他后来参加过麦卡锡、乔治·麦卡文、马克·戴唐和杰西·杰克逊等人领导的政治运动。他参加过反越战抗议运动，他组织过反对建造贯穿西明尼苏达的高压电线的运动，最终阻止了这项建设。
他是农场活动家集团“土地”的早期成员，为争取农场抵押权而奋斗，这跟他的家庭把农场抵押出去了有关。占地473英亩的汉森农场因破产而减少至40英亩：汉森和汉宁森努力抢救农场的房屋和附近的湿地。
他五次入狱，曾用绝食以引起当局注意，在1980年一次集会上第一次公开宣布他是同性恋者。同年，他当选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几名公开的同性恋委员之一，1984年，未能获得党内对他国会议员的提名。1983年，他和汉宁森在田地里的照片被当年《新闻周刊》作为封面故事，这篇报道讲述同性恋者受到艾滋病威胁；他们俩都不知道就在同时，他们已感染上艾滋病毒。
“他投身于一项事业中，就会心无旁骛，”斯泰克普尔说。“他会用尽一切所能去达到目的。”
现在，他关注的事业是艾滋病。这场斗争更加个人化，面临的威胁也更直接。但对汉森而言，它仍是一个收到成效的机会。
“他对付艾滋病就好像他用了所有的精力、勇气和希望，”另一位好友、也是一位政治家阿米·李这么说。“如果他能够为患者们做些事，能用其他方法帮他们，能为他们说几句话——他会毫无犹豫地去干。”
汉森成了全国曝光率最高的艾滋病人。他和汉宁森常接受新闻媒体采访，最近还做了KCMT电视台（在亚里山大市）一部四集报道的主角，在全国的教堂里和学校里大谈艾滋病教育。上个月，汉森出席了参议院关于艾滋病的特别会议。
“我想揭掉统计数字上的面具，我们也是人，也有感情，我想说，艾滋病人一样也有生活。”他说。
汉森没有像许多艾滋病人那样，匿名生活在大城市里，他有很高的政治地位。他和汉宁森继续跟商人作生意，每周都去汉森童年时常去的巴丝耐丝·哈特兰教堂作祷告。
“我做惯了公共人物，一点也不遗憾，”汉森说。“我父亲经常强调的话就是：真诚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
汉森和汉宁森用他们的亲身事迹告诉公众，去除掉他们对艾滋病和患者的固定成见和偏见。他们也是养奶牛、养猪、割草的农夫，跟其他人没什么两样。只是他们的政治和性取向可能有些不同。但他们的话和价值比起都市里的某些人，要熟悉得多，也更易理解。
“他们使人们认识到这些事也能在这里发生。”沙农·拉森说，他是格林沃德的格拉—里奇医院的护士长。
真诚为他们带来了收益。格林沃德的一位保守的浸礼会教士在社区论坛和报纸专栏上批评他们的生活方式。汉森的一些亲属见了亚里山大电视台的节目后，很不满意，要求他对自己的病情保密。跟他同一个教堂作礼拜的教徒中已有人担心跟他来往会造成恶果，当他的侄女在格林沃德一所学校里就学时，该校爆发了一个小型的抗议。
但是他的行为仍具有冲击力。
“他使得同性恋跟控制国库的国会山更近了。”一位艾滋病人说。
汉森和汉宁森常讨论各种话题：医疗保险需要保证同样的治疗，政治的残酷迫使艾滋病人在得到治疗前就陷入绝境，艾滋病人需要弹性工作时间以便能继续为社会作贡献，等等。
他们也强调疾病的个人方面：要跟病人接触而不是回避他，家庭、朋友的支持的重要，对汉森而言最重要的是，希望的力量。
“我知道有人因为自己放弃治疗而死亡，”他说。“他们没有希望，没有抵抗疾病的原因。他们面对的每一件事都如此令人绝望和不可能。……我相信，对我们这些患上艾滋病或感染上艾滋病的人来说，最大的障碍就是抛弃对疾病的恐惧和焦虑。每一个积极的行动，每一点希望，都是有用的。”
下个月，汉森和汉宁森将庆祝相处五周年，可能会请朋友，还会交换戒指。在相识的第一个夏天，他们坐着车，在大草原的夜空下，曾私下交换过誓言。
“我们祈求上帝的保佑，”汉森说，“这是最后一件。”
但是，他们看上去并不像一对。
“伯特是学者，狄克是活动家……有时他们像两个绝然分开的世界，”斯泰克普尔说，“但是政治使他们结合，现在他们因为差别和对方的优点而高兴。他们比许多夫妻的关系还要亲密。”
汉宁森爱读书，心细，得过国际贸易博士学位，是教授和散文家。他是实干家和组织者。他在苹果电脑上列出每月的家庭收支预算，从还贷款到猫食。他喜待客，并且在最后一点食物被吃光后仍能保持桌面洁净。平时他拼命工作，周末就像个隐士般地回到农场，多年来一直竭力控制自己的火爆脾气。
汉森更喜欢社交活动，易跟人相处，一旦兴趣被激起，说话就会滔滔不绝。他踏入社会12年后，才得到了大学莫利斯分校的政治科学学士学位。他能轻易记住姓名、日期和事件，热衷商业，能很快摆脱疲劳，继承了母亲对食物的嗜好。
但他们也有许多共同之处。
40多的汉宁森在一个农场长大。他的生活跟汉森在许多方面相似：激进的农场运动，反战抗议，自由主义政治运动。
他们都直到30岁才表现出同性恋态度。汉森积极从事政治活动，关心农场，以至于他没有时间从事社交活动。在明确了自己的同性恋倾向后，每周末他都去特温市同性恋浴池参加匿名集会。
“我要尝遍果园里的果子”，他说，“我有一些真正的特殊关系，但如果他们要把这种关系只限于我们之间的话，我就会感到不快，因为那样离我太近了。”
汉宁森一直上到博士，结过婚，在华盛顿工作过。离婚后，他回到明尼苏达，在明尼苏达大学教“人类性行为”课程。在碰见汉森前他有三个同性恋伙伴。
“环境中有一些主要力量推动我们走到一起，”汉宁森说。“我不知道怎么说这些。我相信缘分，但我想缘分也得有其他相助条件。所以我没有坐等狄克跟我说话——我主动跟他说话。”
汉森曾担心母亲会对他们的关系不满。一个周日的早上，她带着新烤的焦糖面包来农场看儿子，那里她正巧撞见他们两个在床上。汉宁森很快就成为家中一员，正式搬到农场，最后还成了农场运作的财政来源。
“一起工作，一起焦躁不安，一起帮母猪生小猪，这些都令人愉快。”汉宁森说。“我们真地从早干到晚。”
这种简单但又宜人的生活被艾滋病改变了。汉森做了自己能做的一切活儿，如烤蛋糕或收拾房间。但是，赚钱维持农场和照顾汉森的重担还是落在汉宁森身上。
汉森的医疗费已超过5万美元，由社会保险来付。汉森在州农业部有份临时工作，能收入一些钱，用来付他们在特温市的房租，那里他们租了套公寓，汉森平时住在那里，离医院较近。
“狄克十分乐观，”汉宁森说。“但乐观是要有条件的。我一个人做所有的事情。因此我有些埋怨，常指责他。”
“但是我把自己放在他的处境下一想，气又消了。如果我是他，我能战胜病魔吗？我可能会去地里钻个洞，时候一到就钻进洞去，把自己埋了。我想我没有他那样的勇气。”
他们互相提携，尤其当一起面对危机时更是友爱。
“当你得知有人站在你一边，当他们证明他们愿帮你，当他们像伯特一样帮助我，……你就会明白，这是你最宝贵的。”汉森说。
汉森每周都在汉尼县医疗中心接受艾滋病检查。每周一，他都和汉宁森一道开三个小时车到明尼波利斯，在特温市度过一周五天。汉尼森整个6月都在农业部工作。而汉森全力对付的是艾滋病。
他要作血栓，看白细胞数量——白细胞是人身体的天然防线。他的常数不到1000，而正常人是5000左右。
他还要检查身体，和两三位大夫聊天，鼓励其他病人，跟看护人员拥抱。他在社会工作者中很受欢迎，大家开玩笑，说他对每周聚在检查室门外等着看他的女性毫无兴趣。
每周，他都要吸入抗菌素，击退致命的肺炎病菌。然后开车去圣保罗市，拜访几位致力于艾滋病研究的专家。
周四上午他在明尼苏达大学医院作眼部治疗。医生直接向他的眼球注入药物，以抵抗眼部的病菌。有时针头碰到血管，给汉森的眼中留下了红点点。
周四晚上，他和汉宁森参加艾滋病支持团体的聚会，大约有30位病人、亲戚或朋友在这里交换信息，互相安慰。
八个月以来，汉森一直在吃AZT，这是一种据说能延长艾滋病人生命的药物。他也服其他药以减轻AZT带来的呕吐副作用。他用尽各种偏方。他用针刺激皮肤，以激起免疫系统的反应；他在面包上抹自制的胆固醇清除剂，希望它能反映出病毒已被杀死。
他严格控制饮食以免腹泻，四处寻找各种药方。
他的业余时间要么是在等车，要么是慢慢走着去赴各种约会。他常小睡一会儿以保持精力充沛，整夜都在特温市看电视。阅读已变得吃力，使他头晕。
“我已多次问过自己，这就是我全部的生活？疾病使我的生活除了艾滋病以外，难道就没有其他东西？”他说。
汉森在农场度周末，经常跪在他的花床前。玫瑰花甜美的香味漂在四周空气中，这些花是为今年夏天特地种的；汉森特别想见到农场里老房子的石头地基上被粉色和红色的花缀满。每天他坚持来赏花，对蒲公英和蓟类也不放过。一次，在教堂作祈祷时，有人开玩笑把牡丹花枝掰断，汉森就把折下的花苞带回家，把它们放在房屋周围的浅盘中，让它漂着。
有时他也在空房子里唱歌，练习周日教堂的圣歌。他的嗓音甜蜜又自然，音域宽广。他说这遗传自母亲，当她还怀着他时，就为他唱歌；在襁褓中，让他听收音机里传来的歌剧。他在哥哥的婚礼上唱过歌，但他说，在葬礼上他唱得更好。
炎热的夏夜，他和汉宁森睡在门廊楼梯上的一张双人床上。房间因为有了树荫而凉快，不断有微风吹过房前。他们能看见邻居们进进出出：白鹭、苍鹭、加拿大鹅，它们在池塘里嬉戏。附近树上有猫头鹰，一只猎鹰在屋檐下搭了个窝，黑夜中，有小鸟为他们唱歌。
如果天气不错，汉森的身体也很好的话，他就会去明尼瓦斯卡湖划船。他是个钓鱼老手，曾有一次钓回200磅的鱼，拿回家让母亲烤了吃。
“我发现走出农场也是走出忧郁的一种好方法，钓鱼，或者串门聊天，都很不错，”他说。“我不想让自己的生活中全是艾滋病。”
一天早上，汉森在明尼波利斯的公寓中醒来，听见了妈妈的声音。
“这不是梦，”他说。“确实是她的声音，非常清楚。”
他已经发了几天高烧，头也很痛。白细胞狂降。通常他都很开心，但这次，有点害怕了。
“我很感动，”他说。“但伯特抓着我的手说：‘别害怕，努力一些。’我记得一年前，我也是这种病，她来到我身边，我却因为惊恐，几乎把她推到了。伯特说别放弃，让妈妈来安慰我，即使我们处于两个世界……”
“有好几天我都以为自己要死了，我将投胎重生，再找一份工作，再活一次。但很快地，我又回到现实中，面对严峻的事实了。”
汉森很少谈及死。当他的健康很稳定时，看上去没什么要紧。他说，他曾经并且将来也会同命运抗争。
“有时候，他会拒绝合作，”他的医生玛格丽特·辛普森说，她是汉尼县医疗中心的部门主任。“那一点也不奇怪。当你感到身体极佳时，便会认为医生的话不对。”
“但他很快又沮丧了，情况令人担忧。我不想作任何预言，但我要说，这一次他只能活几周或几个月了。而不是上次的几个月或几年。”汉森也感到了病情严重。但他仍在努力。他说自己不是持一种自欺欺人的态度，而是努力抗争。
“我想我知道什么时候该死，”他说。“如果真那样，我会去见上帝。但我不会放弃，仍有存活的希望。”
一周以后，汉森住院了。头更加痛，医生们对于他的脊柱进行检查，以便确认艾滋病毒是否进入了大脑。他的白细胞出奇地低，而输血又太危险了。
这是他六个月中第一次住院，只待了一夜，但它勾起了对过去的痛苦记忆和对未来的恐惧。
汉宁森给汉森的姐姐打了电话。
“我告诉玛丽，他可能只能活三四个月了，我们要根据他的情况作些事，”他说。“别把他当作垂死的人，给他时间和关心。我们不能说：‘下周见’。这是不能确定的事。”
汉森这晚很平静，看上去心烦意乱。病房电视机里放棒球比赛，他喜欢的投球手丢了分，但他一点也不感兴趣。夜里他起过一次，吐得很凶。但他闭口不提呕吐、头痛的事。
汉宁森坐在他的床边，翻着他们的影集，回忆起愉快的往事。
突然，汉森摆了摆手；“我会记得这一切，我会记住所有好心的人。”
接着，他和汉宁森心平气和地谈论起了后事。他的尸体要放在太平间里吗？如果他再次昏迷，要不要对他进行抢救？他要不要把尸体捐给研究用？
整个谈话都以事实为基调，好像在抚慰汉森。
“谈谈这些事会让你明白人生必死，迟早都会死，”汉宁森说。“这会让你不再害怕。狄克的恐惧与其说是为了他自己，不如说是为了我。我会不会一个人离开这里？会不会又找上另一个人？我说‘别担心，这超出了你管的范围了’。”
但是汉宁森自己也有些怕。他坐在汉森病床里的窗户下，握着他的手。最终他止不住地哭了起来。他担心失去农场，担心合约期满后找不到一份工作，担心没时间陪汉森。
他忍不住为自己体内的艾滋病毒和自己的健康前景担起心来。虽然他对自己保护得很严密，对艾滋病的前景抱乐观态度，但他仍担心护理汉森将损害他的健康。他注视着汉森，一边想着他是否也在想着他们的未来。
接着他用希望来安慰自己。
“我想火葬 ，骨灰撒入大石湖。从那里，我会流入明尼苏达河，直到密西西比河，一直到大海。我会随洋流周游世界。”
“我告诉狄克，如果他也愿火葬的话，人们将把他的骨灰洒入明尼瓦斯卡湖，他会流到明尼苏达河和密西西比河，直到大海，周游世界。那样，我们又相见了，并将永远在一起。”
他停住了，有点难过。
“人不能控制自己死后的事，”他说。“但即使这些希望不能实现，这至少也是一个可爱的、安慰人的想法。”
本文原载于1987年6月21日《圣保罗先驱报》（St.Paul Pioneer Press），1988年获得了美国新闻界的最高荣誉普利策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