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8年杰奎·巴纳钦斯基获得普利策特稿奖时，他所在的《圣保罗先驱报》这样一家小报不仅在三年内两夺普利策新闻奖中的特稿奖（此前九年还曾五次获得普利策奖的提名），而且这家中西部日报还是因为两篇最佳的特稿而赢得此奖——一篇报道了中西部农夫的困境，一篇报道了艾滋病患者的苦难，这一切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掌管普利策新闻奖评选的霍维尔，高度赞扬了杰奎·巴纳钦斯基关于艾滋病人迪克·汉森的三篇系列报道：”关于艾滋病人的报道已有很多，但我们还没有看到哪一篇能像《艾滋病在哈特兰》写得这样细腻动人，内容丰富，影响深刻。

本文为1988年普利策特稿奖作品，选自《普利策特稿卷》。

艾滋病在哈特兰（中）

Aids in the Hrartland

文︱杰奎·巴纳钦斯基

第二部分

狄克•汉森曾说自己要做作第一名战胜艾滋病的人；但现在他只说如何才能多活一个星期。

在与获得性免疫缺乏综合症搏斗一年后，这位农夫的健康极大地损坏了。

“我们一直说要坚持下去，”伯特•汉宁森说，他是汉森五年来的伙伴，也携带有艾滋病毒。“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现实，面对现实。”

葬礼的程序已经一审再审。亲属和朋友们更频繁地看望他。汉森和汉宁森独处的时间很宝贵。汉森曾经积极参加激进政治运动，但现在他只能保存体力。

汉森把它与艾滋病搏斗的是事公诸于众，把他的梦想和失望告诉公众，让别人感到不那么孤立。他想让其他人从中得到教训。但汉森身上的斑点很明显，有时会引起那些抱着恻隐之心来看他的亲戚、那些因与他有关系而感到气愤或难堪的人的注意。

“整个治疗过程也是场任性人性的测试，测试我们怎样对待自己的同类，”汉森说。“如果我们抛弃了他们、隔离了他们，这是一种选择。但我们也可以进尽自己所能给予他们安慰和治愈的希望，这也是一种选择。”

汉森的故事的第二部分就是关于人性的测试。

兄弟两人越长越像双胞胎。狄克•汉森只比哥哥格兰特小一岁。他们一起收拾农场杂物；狄克挤牛奶，对动物很和蔼，而格兰特维护机器。

他们长的得很像，都有金色的头发，在阳光下颜色显得浅一些。

“现在他看上去完全不同，”格兰特•汉森说。

格兰特•汉森38 岁，长年在农场从事体力劳动。夏天，他的头发和胡子变浅了，脸上皮肤被晒成了健康的黄褐色。

但是，37岁的狄克•汉森正在受艾滋病的折磨。他虚弱的身体已泛白，皮肤看上去半透明，头发和胡子稀疏。看上去他一点也不像在“全家福”里，站在格兰特旁边，面色红润的那个人了。

外表还不是艾滋病带来的一切变化。

虽然格兰特•汉森仍接近他的弟弟，不时过问他的病情，但是艾滋病还是在他们之间制造了一道屏障。

“对艾滋病有偏见，”，格兰特•汉森说。“一些人认为艾滋病毒会在门把手上存活数日，或者以为蚊子能传染艾滋病。我的妻子对这种病很害怕。”

因为她害怕，格兰特•汉森的五个从2岁到12岁的孩子不能和狄克叔叔在一起玩了，这自去年狄克病重时就开始了。最近几个月来，全家只来农场看过一次狄克，孩子们呆在车里，狄克•汉森只能通过一扇打开的窗户跟他们聊天。

狄克•汉森很少谈起这些。他宁肯多想一下亲友们对他的关心，忘掉不愉快的事，认为他们是由于无知而不是由于偏见才这么做。

但他在最近的一次艾滋病教育讨论会上提起了这些，当时有人引用了一名大夫的话，他认为艾滋病能通过日常接触传染。

“因为这些，我不能见自己的五个侄子侄女，他们过去很爱来农场，喜欢伯特和我，喜欢跟我们玩，”汉森说。“一年来，他们再也没这么做过了。这是过去一年中我失去最多的东西，它深深伤害了我。我只希望这一切会改变。”

汉森已成为明尼苏达州最出名的艾滋病人了，他向别人传输关于艾滋病的知识。他的努力为他带了了荣誉。

一些亲戚为流言蜚语而恼火，有人写信指责他宣传同性恋，一些家族成员不满于他让汉森这个名字持续出现在公众面前。

但总体来说，格林沃德和明尼苏达正在通过汉森的人性的测试。

“当面临这种情况时，你不能不应应付生活中的诸多方面，你一定会反对某些方面或忽略另一些，”汉森说。“确实有头脑简单的人，我不想跟他们浪费时间。但大部分人是乐于奉献、有同情心的人。”

汉森说他和汉宁森明知自己的情况一旦公诸于众，他们就有可能遭到反对，但他们还是这么做了。他们做过新闻报道中的特写人物，在明尼苏达议会宣传过艾滋病知识。

“朋友们告诉我们，我们疯了，我们应当被处死，我们太神经质了，”汉森说。“但我所看重的是事实。”

他们受到的指责比赞扬多。

他和汉宁森最近收到了陌生人寄来的50美元的支票，寄件人是明尼波利斯的两名同性恋男人，听了他们的故事，想帮他们一下。还有人送来面额较小的钞票——5元或10元，或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激励的话语。上周，一个朋友从格林沃德来，告诉汉宁森，如果需要钱，他会把积攒下来的钱全给他们。

邻居们有时帮他们修理草坪，或者帮他们把食物贮存起来。汉森的邻居和教母皮尔•布洛斯维克在周末送来大黄馅饼和自制的炸面圈，跟以前汉森的妈妈做的一样。

布洛斯维克已经73岁了，没有孩子，一个人住，去年冬天送给汉森一张便条，感谢他送她去教堂。2区居民刚刚才知道汉森的得了艾滋病。

“我对艾滋病所知甚少，”她说。“我也不支持同性恋。我不知他是否天生如此，能否变成异性恋。”

“但我们各行其是，不能用自己的标准去评判别人。”

几名当地官员冒着被批评的危险支持汉森。教堂神父维那•蒙恩鼓励参加艾滋病讨论会的人“把这些病人视为正常的孩子，跟他们交往。”马丁•约翰逊神父感谢汉森和汉宁森公开了自己的故事。

“你是否同意是否支持，这都无关紧要，”约翰逊说。“这是个大问题，你不能无视它的存在。如果上帝能从恶中找到美，那就让我们祝福这连两个人，感谢他们自愿公开自己的事。”

汉森很珍视这些话，这些小迹象表明人们正在听他们发言。

“我为乡村社区而骄傲，”他说。“我认为，大城市里，很容易就在含糊中迷了路，更多地考虑起非个人的因素来。而在弄那个村农村，如果你像我一样一生都在乡下度过，就会很幸福。如果农夫病了或仓库烧光了，邻居们就会来帮他或送来食物。”

“有些人不理解、不认可我的生活，但他们理解那种团结和那样的乡村。对我而言，那使我的生命更有价值。”

69岁的阿兰•汉森最近一个周末晚上，开车来探望自己的儿子。他们谈起了普通的事——家庭，衰退的农场经济，共同的梦想。

但当阿兰•汉森要走时，他讲了一个奇怪的故事，内容是当他的父亲因为癌症而濒临死亡时，一个游医来到镇上里，叫来了上帝，但最终医生们治好了他父亲。以前阿兰自己也曾病过，这名游医又一次召招呼上帝，而他最终痊愈了。

阿兰•汉森讲完了自己的故事，看着儿子，他正处于死亡的边缘。

“我想，如果我能找到那名游医，”他说，“他会帮助医生治好你的病。”

狄克•汉森站了起来，感到多日来未曾有过的力量，抓住父亲的双手。他们保持那样的姿势很久， 两个骄傲的农夫在以前的共同生活中很少握手。

在放手前，狄克•汉森告诉父亲，看见他有多高兴，他非常感谢他的关心。

这是阿兰•汉森第一次跟儿子谈起艾滋病，虽然有点转弯抹角。

“我们从不谈这些事，”老汉森说。“我也搞不清为什么。……哭并不能解决一切。你会渐渐体会到生命的喜与忧。”

一晚上，他都坐在格林沃德乡下一座中等别墅的起居室里，他在失去了家传祖传农场的抵押权后，他就搬到了这里，把农场剩下的土地卖给了儿子，想让他们保存祖业。

他和两个儿子雷朗德和汤姆住在一起，还有雷朗德的妻子和女儿。阿兰•汉森唯一的女儿玛丽•汉森—杰尼斯住在自己的公寓里。长子约翰跟自己家人住在25里以外的布鲁顿。

对阿兰•汉森来说，这是个令人不舒服的夜晚。他很高兴见到儿子，但谈话时又忧心忡忡。他说自己被三儿子狄克那种奇怪的、吓人的病搞糊涂了，他的病也给全家很大的打击。

阿兰•汉森说从未想过自己的儿子是同性恋，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他也不介意汉森把跟艾滋病抗争的过程公诸于众。镇上没人向他提起这些，如果他们真的说了，他一定会跟他们吵起来。

作为最早定居在此地的农夫，他一直受“可能喝醉了”的保守派的嘲笑。他是激进的国家农夫协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那属于保守的农民局的邻居关系很疏远。但这些问题超出了阿兰的理解或控制范围，跟以往不同。“我一直坐在这里向想，我究竟在哪一环节上出了错，”他说。“去年我失去了一切……农场，妻子，一切东西。”

他并没有没完没了地为狄克感到遗憾。但他在腿上摊开家庭家族的相簿，指出过去的黄金岁月和有意义的瞬间。他不说这个儿子是同性恋、正在死于艾滋病，而是说，这个儿子跟他一样，是个出色的农夫和钓鱼爱好者。

“这些照片说明多年前，他真的很棒，”他说。“他身体健壮，他能轻而易举地扛起那些包，胳膊很有劲。”

“我总是回想起可爱的狄克跟我一起去钓鱼的情景。我们在那里钓了一些鱼，我告诉你……狄克和我已经两年没额、一起去钓鱼了。”

他想起杰西•杰克逊曾参观过格林沃德，喝下他妻子熬制的咖啡；他提起自己驾着WCCO电视台的直升飞机遨游在天空。他拿出女儿的结婚照，以及自己年轻时拿的许多奖，这一切令谈话在平静和谐的气氛中进行下去。

“你不能理解这对我们全家来说意味着什么，”汤姆•汉森说。“我们肝肠欲断。”

狄克•汉森的四个兄弟和一个姐姐勉勉强强地讲了些自己的事。

他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接触过艾滋病，这取决于跟狄克的亲密联系而定。在亚历山大电视台4月份播放了汉森的故事，以及最近特温市报纸和电视台也报道了此事后，他们成为关注的焦点。在汉森竭力进行艾滋病知识的宣传与小镇简单的生活之间，他们被夺去了个人感情表达的权利。

所以，他们有人对前来探视的其他家庭抱怨，有人表达对自己兄弟的支持，有人则跟他保持一定距离，有人气愤他给自己造成了伤害。

狄克•汉森十分明白家里人的态度，但他包容下一切批评和反对意见。

“我不能让人们脱离现实，“”他说。“即使最爱的人，有时也不得不伤害他们。我只做我认为是对的事。”

28岁的汤姆•汉森是狄克•汉森最小的弟弟，个子很高，举止粗鲁，家里人说他常常发脾气。他住在乡下父亲的房子里，每天把政府收购的肉类送上门去。他还种了190英亩庄稼。

“狄克帮我种下庄稼，这是我一直想做的，”他说。“我的感情很复杂，一方面他帮过我很多，我很感谢他，但是另一方面，每个人都做过一些好事……每天都有事情发生，我都要发疯了。”

汤姆•汉森很生气狄克•汉森要把这种见不得人的病公诸于众，他也很生气姐姐玛丽站在狄克一边，哥哥格兰特不说同性恋不对，当地教堂拒绝把同性恋者赶下讲坛，他不满媒介对自己家的过分报道。“我觉得狄克说这些是为了帮助公众，”他说。“但他可以不把自己的名字、照片或住址公开。他对全家人所做的一切不公平……。一个人要克服他带来的影响很不容易，我听见女孩子们从我身边经过，说‘他哥哥是同性恋，得了艾滋病。他也是同性恋吗？’”

“至少我还很客气地叫他们为‘同性恋者’。我仍旧尊敬狄克是我的哥哥，即使我发现他是同性恋，多年以来，我也一直尊重他。我对狄克很好。一次他出院后，说想去冰上钓鱼。我就去取了锯冰机，钻了八个洞，陪他钓鱼。但是我收到的报答却是他不考虑全家热人的感受就径直走上电视，不考虑在一个小镇里这种事会造成什么后果。他从来不想一下，那些因他的出名而遭罪的无辜的人。”

他的话被姐姐打断了。他们已经几星期没说过话了，由于她支持狄克，他们的关系中止了。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玛丽•汉森—杰尼斯带着哭腔说，她的声音压得很低。“你想过没有狄克生活将会是什么样？他死了以后你还能抱怨什么？”

32岁的她获得过圣克劳德州立大学的心理学学位，在格林沃德看护中心做作一名社会服务人员。婚前，她曾在狄克•汉森的农场中住过一段时间，结婚后，她和丈夫还常拜访狄克，现在女儿已经两岁了。

孩子再也不去农场了，因为但会担心会受到舅舅的传染。汉森—杰尼斯全家人常为伟狄克做蛋糕，按她母亲的配方做肉，做汉森能消化的软米饭和牛奶蛋糊。

“我支持汉森，因为手动啊此受到家里一些人的反对。”她说。“如果他不把自己公诸于众，可能我会感到好受一些，因为我只是个小人物。我也担心人们会怎么想怎么说我们，因为我也是这种人。但我以狄克是弟弟而骄傲，。我有勇气站在他一边，支持他所做的一切。”

“在家里，我是第一个知道他的病情的。当他告诉我时，我很伤心，哭啊哭啊。我敢说那是我碰到过的最难过的事情。三周后，妈妈就去世了。”

“曾有一阵，大概是两个月，我不能接受妈妈的死，我也很生气狄克得了艾滋病。我刚失去妈妈，现在世界上第二个最重要的人也要离开我了。我想格兰特心里也一定像我一样很伤心。”

格兰特•汉森平静地观察家里其他人的反应，自己不动神色声色，拒绝加入争论中。“在这个关键时刻，每个人都在竭尽所能。”他说。“发疯并不改变什么。”

格兰特是一名海军里的机械师和老兵了，每年接受两次艾滋病检查。他说，在他看来，艾滋病不是人们的性别喜好。

“狄克对男人有兴趣跟我对女人有兴趣一样，我能理解他。”他说。

格兰特•汉森小心翼翼地不肯多说；他想尽可能地保护家庭的隐私。但他承认因为妻子害怕艾滋病，他对狄克•汉森的感情很复杂，五个孩子夹在中间。

“我希望，当他们在家里听了一些情况和在学校里听了一些情况后，他们能作出明智的选择，”他说。“这涉及到你在多大程度上对他们放手，这涉及到你不能控制他们所做的一切。你只能希望他们按你教的方式来行为。”

“你为艾滋病人祈祷。他们说没有治愈的可能，至少本世纪内不可能，所以，你只能祈祷。”

雷朗德•汉森今年35岁，一直失业。他的妻子是一名医务秘书，他们是桑伯刻克的路德教派教徒。他说自己刚戒酒；既然他能戒掉自己对酒精的嗜好，那么他相信哥哥能戒掉同性恋。

“你看，在那里同性恋在大街上走，《圣经》里说你会死，你的血会涌遍全身，”他说。“艾滋病毒现在正在血液里。上帝会慢慢带走它。他的病情现在仍处于控制之中，病毒正慢慢被消灭，我们对此不应批评。”

“如果我要死了，我因自己犯下得罪而死，上帝会给我另一个活下去的机会，我会尽力呼喊，这是一个错。但那不是他所做的。上帝不会给他有一次机会，因为他把自己的名字登在了报纸上。”

“我去教堂，碰见的头两个人问我，‘狄克•汉森是你哥哥吗？’我走开了。我真的受够了。”

43岁的约翰•汉森是长子，因为他住在另一个镇子里，所以对家里的事不大关心。他从其他农夫那里买来干草和草杆，送到牛奶场和养兔场。每隔几周，他就来看一次狄克•汉森，带着两个儿子。

“我为他而遗憾。他看上去是个很好的人。他对我们全家都很好。”

“但我希望他别太把自己的事公开了。我们有孩子在上学，总有其他孩子欺负他们，这是个理由。在城市里，同性恋不算什么。但在这个很小的社区里，这是个大问题。”

“有人会问：‘你跟那个格林沃德的同性恋有没有关系？’我儿子告诉他们，我们没有什么关系。”

谈话仍在继续。在一个像格林沃德这样拥有2500人的小镇，一定会有各种说法。

流言和无根据的谣言很多，都是关于艾滋病如何传染，人们害怕它。

一次，玛丽•汉森—杰尼斯跟一个家庭看护官员聊天，他来自另一个县。他想到另一个县去年冬天死了一名艾滋病人。他说的正是狄克•汉森。

又有一次，同事问汉森—杰尼斯，她是否做作过艾滋病检查。她大吃一惊，没有回答。但当第二个人问她同一个问题时，她已有了准备了。

“不，我没做过，”她说。“但我跟弟弟没有发生过性行为或共用一个针头。”

各种说法仍在满天飞。

“狄克的问题并不是一个社区中的大话题，””，约翰•斯通说，他是《波普县论坛报》的所有人和编辑。该报一次也没有报道过汉森的病或他的公开演讲。

“汉森已经多年未在本地活动了，很多人都不认识他，”斯通说。“我不敢确定人们理解他这么一个人，他把自己的个人生活展现给公众。他是个战士。”

“社区的兴趣很广，”格利•温施拉格同意他的说法，他是格林沃德高中校长。“大部分人认为他是个古怪的人，他们并不想理他的事。大家仍旧呆在自己家里，修理草坪，过自己的日子。”

温施拉格4月份时对一群高中生大讲特讲艾滋病，当时汉森17岁的侄女请了半天假，因为她受到嘲笑。

“孩子们嘲笑她得了艾滋病，说她叔叔是性变态，诸如此类的话，”他说。“大家谈的中心在性而非艾滋病上。”

“所以我告诉他们好好想一想——可能你有一个叔叔、哥哥或其他一个人也得了这种病。我想搞清问题。他有个同性恋的叔叔；那是事实。他得了艾滋病；那也是事实。当她一进入到九年级，他可能会死掉。听起来残酷，但事实如此，我们需要面对它。”

汉森的出现爱你令其他居民也开始面对艾滋病了。即使医院里的医护人给他看病时也戴着手套和口罩，在以往很少这么做。

“最初有人有点担心，但没人拒绝给他看病，”沙农•拉森说，他是医院的护士长。

汉森的家庭牙医公开了去年他为汉森做的几次治疗记录，避免跟其他病人混起来。他一直检查汉森的牙齿，如果必要的话，还在周六给他动手术。但他要求不公开姓名，因为他担心如果镇子里的人知道他在给艾滋病人看病的话，他会失去好多生意。

当地卫生局官员利用在格林沃德及附近地区组织艾滋病教育讨论会的机会，请汉森和汉宁森到会讲他们的故事。

在格林沃德讨论会上，一名浸礼会牧师对同性恋持反对态度，但当一名基督教牧师把话题转移到艾滋病上时，他沉默了。

路德教派的一些群众，自从汉森出生就一直在当地生活，他们对他十分关心。卡尔•莱斯塔克送给汉森一个塑料杯。从那以后，汉森在教堂里受到了热烈欢迎，当他感到不错时就会唱一首圣歌。

“这里有些人，生在教堂，长在教堂，”莱斯塔克说。“我们不想仅仅因为他是同性恋者和艾滋病人，就批评他，不帮助他。这些已是过去了。”

赖斯特克牧师已经作了18年的路德教堂的牧师，很熟悉汉森全家——知道他们家有人出生、有人结婚、有人下葬。他的住宅就在狄克•汉森的农场不远处。汉森过去常给教堂的“星期日学校”上课，当汉森说要坚决法反对越南战争时，他是个安静的听众。

所以，当去年汉森因艾滋病第一次住院时，莱斯塔克专程去看他。

“当离开医院时，我意识到我没同他握手，”他说。莱斯塔克不愿碰汉森，这说明了他自己很害怕艾滋病。

“最终我摆脱了恐惧，我不能因为害怕而不同不向狄克布道。”

第二次莱斯塔克来到汉森窗床前时，他碰了碰这个将死病人的手。

从那时起，这位牧师发起了教堂组织的关于艾滋病的同性恋的讨论会，从中尽量多学知识，这样他就能向教徒宣传艾滋病防护常识了。他曾在布道时讲到艾滋病，鼓励人们接受艾滋病人。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牧师应做的事，但这并不能表示我支持同性他的生活，”莱斯塔克说，。“只不过布道时提到了患有艾滋病的XX迪克。”

对那些不认可汉森的同性恋行为，不认可他把自己的事公开的人，牧师就用圣经里的话来解释，尤其是用到了《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第7章里说‘判断不是判断你所不能断定的X事（图片上看不太清楚这个字），”他说。“在第9章和第10章，约伯正在吃果子，冒着跟所有人决裂的危险。”

“所以，如果有人要求狄克别再曝光或别进教堂了，我会说，‘你想让我放弃他？我们都是有罪的，他也需要安慰’。”

莱斯塔克的观点跟格林沃德第一浸会教堂的牧师马里尔•奥尔松显然不一样。

“《圣经》上说，同性恋不对，有悖常理，”奥尔松说。“所以同性恋者和艾滋病人要意识要行为的后果，要改正这种行为。”

“许多教堂和牧师都忽略了这一点。他们说，‘我们要爱他们，不管他们做过什么。’但如果我们说我们爱他们，不管她们他们做过什么，我们都接受，那就大错特错了。”

奥尔松说汉森在自己的教堂里可以作祷告，但只有他放弃了同性恋罪才能允许进入其他教堂。

奥尔松在《波普县论坛报》上发表自己的观点，在格林沃德的艾滋病讨论会上反对汉森的同性恋。他在反艾滋病的运动中，反对提倡避孕套和安全性交，说这是“善待罪恶”而不是制止它。

“只要行为不变，艾滋病、婚前性行为、同性恋和各种不道德行为都会发生。”奥尔松说。

莱斯塔克知道奥尔松的观点，也知道其他的反对意见，也知道艾滋病引起的道德两难的境地。

但他又一次提到《马太福音》，这一次在自己的布道中详细解释了一下。这一章提到一个衣衫褴褛、全身脏兮兮的挨饿的儿童：“我正在挨饿，而你对我大讲道德问题。”

“我们要进行一次道德问题上的学术争论，而不是关心面前的这个人，”莱斯塔克说。

菜园已经挤得太满，长久没得到照顾了。野草丛生，枯枝乱扔。花已开败，汉宁森还没来地及收获它们。另一些职务植物在潮湿的夏日眼光阳光下很快成熟了，有卷心菜、花椰菜、豌豆和草莓。黑草莓很快要成熟了，西红柿不久也要变红了。

“我发现，我把一年的时间都花在摆弄菜园上，没时间干其他事了，”汉宁森说。“所以我放弃了菜园。上周日艾丽丝和约翰在这里，给自己装了满满一袋黑草莓，我给了玛丽一些花椰菜。”

他坐在旧房子的水泥台阶上，看着眼前的菜园，他曾跟汉森一起在这里度过五年的时光，既骄傲又快乐。去年夏天，汉森病了后，他们把它叫作“希望之园”，把它看成汉森病情好转的象征。

“我只是很喜欢看着它，”汉宁森说。“我将不得不告诉狄克路上有鲜红的剑兰。他在生日那天收到了剑兰。两个人送给他一袋剑兰花种，两个人送给他秋海棠。”

汉森在屋里睡着了。气候凉快，经过一天都市的喧嚣，已经十分安静了，平时汉宁森在城里上班，汉森接受治疗。

一个月后汉森才能有机会回到农场。6月份，他在汉尼县医疗中心住了三次院，共13天。

对他而言，去菜园已成为一种奢侈。看电视会令他头晕。他身体如此虚弱，以致不能参加在附近湖泊边上举行的每年一度的7月4日集会。

十几位朋友都会去参加那个集会，他们曾跟他一起反对建设西部中心高压线，一起参加自由主义者的民主党候选人集会，一起因抗议活动而被捕入狱。

今年的集会还有特殊的意义：这是汉森和汉宁森发誓要长厮守的当夜的第五个周年纪念日，上帝可以作证。

但是汉森和汉宁森呆在家里。“我身体太差了，不能跟人打招呼，也不能说再见，”汉森说。汉宁森当天早上送他两朵玫瑰，庆祝他们在一起，这使他稍觉得好受些。汉森把它们放在身边，当他一丛从小睡中醒来，就会看到它们。

总有痛苦折磨他。6月份他承受莫名的头痛。医生用尽了镇痛药缓痛药，但那只引起腹泻和体重下降。他们最后用了美沙酮疗法，头痛有点减轻了，但汉森仍旧不能吃固体食物。

两周前，一颗牙要拔掉。麻醉剂不起作用，但医生还是切开了牙床，拔掉了这颗牙，担心汉森虚弱的免疫系统可能不能抵抗坏牙所引起的感染。汉宁森离开房间，不想听汉森痛苦的呻吟。汉森只是说：“这是我一年半来跟艾滋病抗争中，最令人不快的事。”

但是狄克•汉森仍为了保持体重而努力，现在他的体重已降至120磅一下以下，他吃速食早餐和富含巧克力及蛋白质的饮料。他还喜欢农场里的新鲜空气和宁静。由于长期从事政治运动，他对政治保有兴趣，每晚都看新闻。他记下自己取得的小小成功，如一个人上楼梯去洗澡，坐在台阶上几分钟看菜园。

“我真的真地感谢我有最后六个月，”汉森说。“医生六个月前放弃了我，我的情况很糟糕。所以我真的感谢我能做的一切，所有话语上的支持，所有教堂里的讨论。可能这就是目的，可能我额外地得到了12月一个月的时间，使我能鼓动立法局和通过媒介向公众演说。”

“在医院的最后几天，现在又在家，我好像感到了房间里的意义。现在是如此真实，当我睁开眼，我能看见他们，可能……我也见到了一些人空洞的框架。”

“看上去他们在那里安慰我，看上去我跟周围人处得不错。妈妈是他们中间的一个，我知道。其他人我不认识。但我从未见过祖母和外祖母。她们在我出生前就死了。所以家谱上有一些我不认识的人也在关心我。”

“过去一想起这些我就怕。但这次这种感觉真好，除了它意味着我离开世界的时间越来越近了之外，我离去会引起悲伤的眼泪，我会怀念伯特、家里人和朋友的。但我想知道这个警告或迹象也是好的，如果在离去之前我想说什么或想做什么的话……我想告诉伯特我有多爱他。”

“我和伯特昨晚谈了一次。当他明白我想谈话时，就好心地满足我的愿望。我们谈到了剩下的时间，他察觉出了我的想法。他想知道，我是否改变了以前我们曾谈过的打算。”

他转向汉宁森，努力想记住这一切。“顺便问一下，我都说了些写什么？”

“你给我留了些话，”汉宁森回答。

汉森摇了摇头。“我给你留话，”他说。“这是我行事的方式……当要做出作出果断的选择时，我总是给伯特留些话。”

接着，汉森笑了，一个令人惊讶的深深的和健康的笑。

本文原载于1987年7月12日《圣保罗先驱报》（St.Paul Pioneer Press），1988年获得了美国新闻界的最高荣誉普利策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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