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8年杰奎·巴纳钦斯基获得普利策特稿奖时，他所在的《圣保罗先驱报》这样一家小报不仅在三年内两夺普利策新闻奖中的特稿奖（此前九年还曾五次获得普利策奖的提名），而且这家中西部日报还是因为两篇最佳的特稿而赢得此奖——一篇报道了中西部农夫的困境，一篇报道了艾滋病患者的苦难，这一切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掌管普利策新闻奖评选的霍维尔，高度赞扬了杰奎·巴纳钦斯基关于艾滋病人迪克·汉森的三篇系列报道：”关于艾滋病人的报道已有很多，但我们还没有看到哪一篇能像《艾滋病在哈特兰》写得这样细腻动人，内容丰富，影响深刻。

本文为1988年普利策特稿奖作品，选自《普利策特稿卷》。

艾滋病在哈特兰（下）

Aids in the Hrartland

文︱杰奎·巴纳钦斯基

最后一部分

狄克•汉森死于7月25日，星期六，凌晨5点30分，在热闹的白天来临之前，他平静地走了。

在明尼苏达山格林沃德乡下，他的家乡，人们已经收拾好了仓库，准备收获早稻了。波普县的一些人在公园举行盛大的烤肉会，准备在明尼瓦斯卡湖边庆祝丰收。

汉森在格林沃德南部自家的农场里度过了37年时光，他极少错过丰收或湖边庆祝会。在人们庆祝丰收时，他就会摆个卖热狗的小货摊。

但今天他住在明尼波利斯的一家医院里。医院里暗枯桔色的墙跟外面强烈的阳光形成了鲜明对比。前一天的早上，他还突发中风。医生说他可能会无痛苦、无知觉地死去。

但那些熟悉他的人祈祷他能听见他们的话，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知道直到现在是什么时候。

“在夜里，他三次伸出双手，嘴唇嗫嚅着，你可以看出他在祷告。”明尼苏达艾滋病防护计划的官员乔尹•施密特这么说，他是汉森的老朋友，自昨晚起就一直陪着他。

汉森死时，握着两个至亲的人的手——他的姐姐玛丽•汉森—杰尼斯和他五年的伙伴伯特•汉宁森。

屋里一角的录音机里传出“优雅万分”这首歌。它是汉森最喜欢的圣歌，一年前在母亲的葬礼上他还唱过这支歌。

这是汉森的故事最后一部分。

他比预料多活了一年，跟病魔作斗争，已经搞得他十分虚弱，只能等死。死后，他被火化。悼念者来到教堂参加悼念活动，整个活动是典型的汉森风格——信封信奉传统宗教、但是政治上激进，有争议的。

汉宁森留在农场，接受人们的慰问，也在等待着死神。因为他得了获得性免疫缺乏综合症的早期症状。他刚为汉森悲伤，立刻又要开始为自己伤心了。

狄克•汉森在自己长大的农场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一周。在哪里，他与世界告别。

格兰特•汉森几个月来头一次去农场看他。在四个兄弟中，他跟汉森年纪最近，性格和爱好也最相仿。

格兰特一个人来。他的妻子还不能克服客服对艾滋病的恐惧，禁止格兰特与狄克有任何亲密的接触，担心那样做会把病毒带回家传染给五个孩子。

“我想格兰特一定很想拥抱我，”汉森说。“但他不能向乔茜撒谎，如果她认为他跟我太过亲近，她就会感到不安的。所以他坐在屋子里。

“但是我们谈了很多。他说如果要他从四个兄弟中选一个合住，他会选我。我知道他会这么做，但他亲口说出来，令我高兴。“

阿兰•汉森那个周末两次来农场看儿子。他们从不直接谈到死亡。

“爸爸每周五都来，做很长时间还不走，“汉森说。但是最后一次，他看上去有点特别。他不想谈起‘我快要死了’这个话题。我还没找到合适的词跟他谈这件事。我只能希望他看见我舒服安静的样子。

“我姐姐玛丽周末跟他一起来了。他看见我坐在轮椅里，走路有困难，这令她十分难过。我试过好几次，最后还是需要伯特搀着我才能走出去。她离开房间，出去哭了。这对她太残酷。伯特跟她谈过了，他告诉她，我还是以前的我。我的灵魂还在，但肉体快要里去了。就像人们变老一样，你得接受这个事实。

“伯特和爸爸在外面呆了一会儿，玛丽坐在沙发上跟我聊天，我说，‘你知道吗？我现在挺好的，下一个小时或明天，我就会好的。’我想她离开我时，她真的真地信了我的话。

“我感到在跟每个人道别。即使我再也不能见他们了，我还是很高兴能有个机会跟他们呆一小会儿。”

很汉森跟他另外三个兄弟在初春季节闹翻了，因为亚历山大电视台对他进行了系列报道。兄弟们很生气，也因为汉森把自己的事公诸于众而感到难堪，他们指责他给全家带来了羞辱。

比汉森小一岁的雷朗德•汉森虽然是个保守的基督教徒，但还是在汉森住院后给他打过电话。汉森最大的哥哥约翰几周前来农场看过他，只呆待了一小会儿就走了。汉森没有收到小弟弟汤姆的任何安慰，他只关心钓鱼。

汉森吐得很厉害，两天后，他就住进了医院。他预言这是最后一次住院，看上去他急于求死。他再也不是充满信心和欢欣的了。他偶尔谈起要增重和多活几个月，但现在希望越来越渺茫，好像从没想起过这些事。

“时间快了，”他对朋友乔尹•施密特说了这话，后者假装没听到。

“他要放弃了，”他的医生玛格丽特•辛普森说。“狄克一直很乐观，但近两个月来，他的态度大大改变了。……许多人对此已感到厌烦。他们说，‘我不想死，但也不想这么活着。’”

但是医院还在继续努力。糖水住注进他的血管，“好让我再唠叨几天，”他说。

很多人来到他的床边。他不得不用模糊的视力看着他们，或者让他的伙伴伯特•汉宁森来辨认。当他们哭了，他就会安慰他们，拉着他们的手，一起会回想起以前有意思的事。

他整个白天都在坚持一直坐着，为了接待来访者，不得不加大吗啡用量。汉宁森开玩笑说，汉森在测试人们“看他们是多么健谈多么有趣。”

一谈到政治，汉森就很兴奋。他反对纽约市保守的红衣主教被任命为反艾滋病协会主席。他很满意格林沃德一位老友带给她的消息，她说她在州议会里提到汉森的名字后，受到了人们普遍的关注，大家向她打听汉森的情况。

州长也来看他，这令他倍感骄傲。

“他赞扬我把自己公开的勇气，肯定我向人们挑战——我们应当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汉森说。“他问，他能否为我做些什么。”

第二天，在汉宁森的帮助下，汉森给州长写了一封两页的信，建议他改变州立法，同意家庭护理系统接受接收晚期艾滋病人。

汉森也一直在关注新闻媒介，分析它们是否做了足够的工作，是否增加了公众对艾滋病的了解。他向问汉宁森呢联邦政府用于艾滋病研究的资金投入，对病人的法律保护，以及使下一代免受灾难的医疗技术有无进步。

他对自己的病很清楚。他很震惊看到亚里山大电视台对自己的连续报道，那说明了两年间他外表上的变化如此令人吃惊。

就在《人民》杂志要把美国的艾滋病做作封面报道时，他死了。死后不久，《新闻周刊》登了他的大幅照片，并且配发文章题为“艾滋病的报道”该文详尽列出了过去一年中死于艾滋病的302位美国嗯，包括妇女和儿童。

汉森如果知道自己的照片被登在了杂志上，他一定会感到高兴的。

最后，汉森想死了。

自从1985年他染上艾滋病没，病毒就在塔体别他体内肆虐。他的皮肤不停地出疱疹。病毒侵入视神经，极大地损坏了他的视力。他常发高烧达华氏104度，或者在床上缩成一团，冷汗浸湿全身。有时他腹泻得很厉害，有时又会两三周不排便。他的体重也从160磅降到了112磅。

他一直在输血、眼部注射，甚至服下副作用很大的药和有机化合物，但他看上去很有信心，正努力活下去。去年8月和12月，他两次从死神手里逃走，当时他得了艾滋病人最常见的肺炎。

当他由于吃AZT而增加了体重和力气后，他还很高兴地去菜园里看了看，去乡下邻居家里串门子。

在所剩下不多的日子里，他到处活动，在各地旅行，为艾滋病人争取权益。几个月来，他感觉自己状态不错，甚至他梦想着自己成为第一个战胜艾滋病的人。他长期以来都从事为弱势群体争权益的事业，与艾滋病的斗争将会是他最大的成功。

两个月前，他又腹泻了，这使他不能吃固态食物，体重急剧下降，身高5英尺10英寸的他好像在萎缩，头、脚和守手因此看上去变大了。

他外出需要轮椅，如果他要走路，就只能在屋里绕着家具和门口处溜达。有一次他一个人时摔倒了，背部着地，几乎一个小时都不能动。

他迅速地变老了。他试图做坐起来，但当他这么做时，就会全身发抖，而此时外面正是闷热的夏季高温天气。他的脸有时看上去像原始人，前额突出，头盖骨上没有肉、突出的颧骨、肿胀的双眼。

但就是这张脸也有年轻的一面。前额上的皱纹少了，皮肤更紧凑紧绷了，还出现了酒窝。

粗金丝框的眼镜再也不适合他的脸，戴着时老向下滑。他的眼睛时常看不清楚和模糊，好想像一个孩子迷失在幻境中。

去世前一周，他止不住地腹泻。他只吃了一小口邻居做的小胡瓜面包，结果就病了，一点固态食物都吃不下。当他当夜开始腹泻时，什么都止不住他的病，包括药物也不起作用。

三天后，他被送入医院抢救，严重脱水。体重只有107磅，皮肤像羊皮纸一样干，摸上去冷冰冰的。

他拒绝插上食物管，要求不要抢救他。他力图拒绝一切药物，甚至包括镇痛剂，所以死神来的更快了。辛普森坚持不断地安慰他，同情他想死的愿望。

“她感到这还是我经历过的可怕的时间，自从12月起，我已经做了很多，”汉森死前两天说。“她说我不必为拒绝做任何延长生命的企图而感到内疚。”

最后四天，他靠碎冰来维持生命。他的姐姐玛丽•汉森—杰尼斯和汉宁森轮流日日夜夜守护着他，用小勺喂他食物，帮他擦脸，换病人服。

随着临近死亡，他开始拒绝每八小时注射的吗啡。

“这是我们能为他做的一切。”辛普森说。

住院第三天，汉森突然中风，当时汉宁森正在给他洗澡。

这是医院的例行仪式之一，早上洗澡，隔一天洗头。这是两个人唯一的亲密行为。

洗澡时，汉宁森跟汉森聊起了其他事。他说他前天一夜未睡，为的是看成是了城市里百年不遇的大暴雨，汉森没看上，因为他的身体因腹泻而极度虚弱，而且医院为保护玻璃也要求放下窗帘。

汉宁森还告诉汉森最新的政治新闻，这是他们每天必做的事。因为汉森视力下降，他的头痛加剧，所以需要汉宁森每天向他转述新闻。

汉宁森告诉了他关于伊朗的一些报道，告诉他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如何从中斡旋，突然间他又昏倒了。

“我正在说，‘咱们先回去吧，等会儿我再告诉你更多的事’，”汉宁森说，“突然问他就重重地倒在我身上。我只好叫护士来帮忙。

“现在，他什么反应也没有。他能听见我们说话，但听不进去。但如果他听不见我们的话，那他就真的真地离我们而去了。将会毫无痛苦，毫无损失。哦，我希望会这样。”

医生说汉森的身体还强健，但他的心肺处于昏迷状态之中。这种状态下他只能活两个星期，他的眼睛张开着，但是不眨一下，他的四肢都蜷缩着，像婴儿一般，头偏向一侧。

但是其他人不这么认为。

汉宁森引开了探视者，自己回到在南明尼苏达州的公寓休息。凌晨3点，他醒了，一会儿哭，一会儿为他祷告，只能等待。

玛丽•汉森—杰明思那天拒绝回格林沃德的家，一夜未眠，她坐在弟弟床边，穿着三天未换的衣服，看着他深陷的胸膛随呼吸一起一伏。整整一夜，她都在为他祷告。

汉森的老朋友和政治伙伴爱丽丝•托普艾丽丝•托普和玛丽一起来到明尼波利斯。托普在郊区女儿家中的客房中睡觉，凌晨4时，她被惊醒了。直到天亮都没有再睡着，一直在回想曾跟她在1978年的政治运动中并肩作战的那个年轻人，当时他鼓励她和许多明尼苏达州的妇女们相信，自己能做出作出成绩。

詹妮•艾尔兰是汉尼县医疗中心的神职人员，那天凌晨4点也醒了。她想给汉森的病房打电话，但为了某种原因，没有打。她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身上，以致后来电话铃声真的想地响了起来，他也没有听到。

咋在格林沃德，皮尔•布洛斯维克睡得也不踏实。她在空旷的农场房屋中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在这幢房子里，她照顾过瘫痪的丈夫长达20年之久；在这幢房子里，她的教子狄克•汉森在下雨的下午，和其他农场里的年轻人一起玩，他是布洛斯维克唯一的孩子。

在凌晨最暗的时候，汉森的气息很急促。他的姐姐要求护士给他加氧气——这样做能使他呼吸平稳下来，却不能使他活下来。她用录音机放了些轻松的音乐，好让汉森能听见。

汉宁森准时回到了医院。他安静地呆在一边，心想也许他该走了。

早上5点20分，他来到汉森床边。十分钟后，汉森死了。

“我想他在等着我。”汉宁森说。

汉宁森的声音回荡在南明尼波利斯的明尼苏达火化场空阔的地下室里。他一个人陪着汉森的尸体，等着火化开始。

汉森曾经是个出色的歌手，他清脆明亮的嗓音将民歌唱得非常动听，此时汉宁森就会跟他合声。

但今早，没人听见汉宁森唱起汉森最喜欢的圣歌“优雅万分”和“乔•希尔”，后者是一首关于殉道者的民歌。

“最后几周，我一直给他唱‘乔•希尔’，因为歌词中说到‘他说，我永不会死’，“”汉宁森后来告诉在肃穆的殡仪馆里等他的六个人，他们都是汉森的好朋友。

汉宁森最初坚持火化，他收到受到了汉森亲戚的批评。他们愿意选择传统的葬礼。另一些人则想让尸体保存以供参观。

但是汉宁森决心遵从汉森的心愿，坚持艾滋病人的尸体应该火化。

“古希腊和古印度人，在灵魂离开之后，都有火化的传荣，”汉宁森说。

“我们土葬他，那样对环境不利，狄克是个环保主义者，很在乎环境……我不想把身上携有艾滋病毒的汉森埋入地下。他的尸体会分解掉，但病毒还在。燃烧能杀死病毒。”

汉宁森不知道火化的程序是什么。在护理了汉森八个月后，汉宁森突然感到害怕和恐惧了。汉森之死带来的绝望抓住了他。当他进入大厅时，他的手是冰的，开始唱歌时，嗓子也是发颤的。

“过了一会儿，我感到平静多了，”他说。“我抬起头，张开嘴，我感到比这些天以来更有力量。我感到他的灵魂跟我在一起，他只是肉体离开了，但他跟我在一起。”

“人们常说，灵魂会使我们不分开。但我想，‘我将与你共享。’接着我就大声地笑了，因为实情事情本来就是那个样子，我总是跟狄克一起度过时间。现在有很多人想分享他的精神。”

第二天汉宁森到达农场时，天已经黑了。他已经很疲倦，但还有许多事要做。他要准备周六的纪念会，彻底清扫房里数不清的药瓶、脏床单、被汗浸湿的床垫和其他东西。

但那些事都得等一等。汉宁森径直上了楼，透过走廊向外注视着房屋前的湿地。他发现靠近中间窗户的小桌上放着半截蜡烛头，点燃它，把汉森的《圣经》和骨灰盒放在一起。汉宁森坐在一张简易床上，注视着蜡烛的火光，陷入了沉思之中。

“我们在1984年的夏天清理了走廊，从此就能用它，”他后来说。“窗帘被小孩或者其他人撕破了，我们把它补上，狄克的妈妈带了些简易床和一张桌子来。”

“那个夏天很干燥，一点也不湿润。草莓长的尤其好，我发明了一种旧式的脆蛋糕的做法作法。一到晚上，我们就坐在走廊里。我们一天都在干活，晚上闲下来了，就会上来坐在这里吃饼干。草莓和冰淇淋。这里有美好的回忆。”

“那年正是选举年，狄克正竞选国会议员。当他出去竞选时，我会点起蜡烛，等他回来。对他来说，开车回来，见到蜡烛光，是一个温馨的信号。”

今夜，汉宁森又一次点起了蜡烛。但他的回忆很快为现实所打断。他睡了一会，感到自己不断地陷入床垫里去。

看护汉森的最后八个月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压力使艾滋病毒活动起来，它们已经在汉宁森体内潜伏了很长时间，现在加速活跃起来了。

他吹灭蜡烛，垫了两个枕头，把表上到凌晨3点，那时他要吃下一片延长自己生命的AZT。

葬礼在汉森死后一周开始，送葬的人穿过大草原，来到小小的路德教堂。当他们进入圣坛时，他们要经过一张堆满汉森遗物的桌子，汉宁森称它为“伟大的展示”。

这里有他在明尼苏达-莫里斯大学的学位证书，有他钓到大鱼的照片和在他姐姐婚礼上的全家福，有他参选1984年国会议员时的标准照，有他的钓鱼证书和他过去常在明尼瓦斯卡湖钓鱼时用的鱼竿和线圈。

他的《圣经》也在其中，旁边放着一把沾有泥巴的国艺铲和用来盛粮食的罐子。他参加政治抗议活动穿过的T恤衫整整齐齐的叠放着，上面盖着绿玻璃和金属碎片——这些东西是他在抗议活动中遗留下来的。

还有几个衣扣，是从他多次因政治活动而入狱留下的纪念，但是汉森已经把大部分捐赠了。一条破的红丝巾，他在农场抵押权示威中把它缠在胳膊上——这表明他宁愿被捕坐牢。

展品用一束束的剑兰装饰，这些花是汉森在屋旁的菜园里种下的。

朋友们摸着这些小玩意，想起了往事，他们的笑中有泪。

“我们失去了一位真正的朋友，一个有勇气的人，一个有远见的人，他点起过我们的希望，”明尼苏达州农业局的助理文员安妮•卡顿说，她应汉森的要求，为他写了悼词。“他坚定鼓舞着我们，他的勇气是使我们敢于直面死亡。我们纪念他最好的方式就是继续斗争。我们必须要前进，要改变需要变革的体系。那就是狄克•汉森留给我们的。”

但是汉森的所作所为跟他的生活一样，也找招来了反对和争论。一些朋友和亲属反对他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行为，拒绝出席悼念活动。

在桌子中间，放着一本黄封面的《平等时代》。这本明尼波利斯当地出的同性恋刊物把汉森与艾滋病斗争的故事放在了头条。上面别着一个小衣扣，图案是黑底上有个红三角——这在纳粹德国是同性恋的记号，现在则成了同性恋者公开使用的标志。

保守的教徒没有看这些，因为他们反对同性恋。其他人则跟此事无关——一名记者和一名摄影师一直在报道汉森德斯的死，一辆大篷车满载明尼波利斯同性恋团体。另一些人就是那些怕被染上艾滋病毒的人了。

“教堂里的人说来的同性恋者太多了，”汉宁森说，。“但那是汉森生命力生命里重要的一个部分，是他最后一年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我们怎能拒绝他们呢？”

最大的发反对派来自汉森家族内部，他们是一大家子——五个兄弟，三对夫妻和数为位侄子侄女，当问到汉森的死时，他们都保持低调。阿兰•汉森最终还是参加了悼念会，同去的只有他的女儿玛丽和儿子格兰特。为汉森家里其他人预留的作为一直空着。

雷朗德•汉森带着妻子来到教堂，但在悼念活动开始之前就离开了。他拒绝发表任何意见，但家里人说他很不满有摄影记者在现场拍照。

直到其他人都坐定了，汤姆•汉森才从教堂的小门进来。他一个人坐在唱诗班的座位上，告诉哥哥，他不愿坐到在充满同性恋者的教堂里。在悼念活动结束前，他就走了，拒绝招呼其他悼念者，也不参加在教堂地下室举办的午餐招待会。

约翰•汉森带着两个成年的女儿，一言不发，坐在教堂前排。但他的妻子凯西和他们未成年的儿子没有参加。凯西•汉森说她跟狄克•汉森一点关系也没有，他们的儿子在学校里受到嘲笑，拒绝承认跟汉森叔叔有任何关系。

格兰特•汉森的妻子和五个孩子留在家里。在悼念会前，她给汉宁森打电话表示慰问，但她说自己还是不能克服对艾滋病的恐惧。

“我真的真地挺喜欢狄克，”她说。“可能我该去。可能只有我一个人时我该去，但我还得替孩子们着想。”

相比之下，汉宁森家里人都来了。他的父母从临近的大石县开车而来。几个叔叔也来了，两个哥哥携其全家。他的姐姐从波特兰打来电话，说她会在整个悼念会期间为他祷告。

“我们家不会抛弃你的，“”艾利斯•汉宁森对儿子这么说。

除了这两家人外，小小教堂里坐满了大约150名参加悼念会的人——政府官员，激进分子，农夫和肩并肩坐在一起的同性恋者。

“我们有一点很相似，”厄尔•霍治这么说，他是前州议会会员，代替休假的莱斯塔克牧师主持悼念会。“我们都跟狄克有一点关系。”

“有好几次，我们想放弃我们的事业，但他总是鼓励我们继续下去。他对自己要求很严。如果你不能接受他，那么想想吧，他花了大约10年的时间才接受自己的与众不同，包括自己是同性恋。”

州议员格林•安德森和格雷•德克瑞曼也来了。鲁迪•波普和妻子一起向祭坛送了一束红白玫瑰话花。其他人也发来了唁电。明尼苏达艾滋病防护计划和明尼苏达卫生局的代表也出席了悼念会。

但是来的人大多还是妇女，许多已年过半百，这些妇女曾跟汉森都是政治激进分子，她们认可他的个人私生活。

汉森生前挑了十个人作他的名誉扶棺者。他们是他的政治同党：艾丽丝•特普，和他一起反对修建高压电线；来自格林沃德的玛丽•斯泰克普尔，去年在汉森支持下竞选国会议员；路•安妮•克林，来自明尼苏达西南部，参加过护农场运动；南茜•巴斯纳斯，汉森支持她在孩子成人以后重返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

“狄克很清楚，负面的社会压力迫使妇女放弃追求积极的的社会角色，”汉宁森在追悼会上发表正是正式答谢词时这样说道。“生前他曾陪她们走了很长一段路，当他要去一条无尽头的路时，他又请求这些女性陪他一程。”

其他的女性太老了，或者没什么名气，但对汉森，她们也很重要。她们是巴斯纳斯妇女互助协会的成员，汉森的妈妈参加过这个组织，这个组织一直很尊重他、接纳他。

每人在追悼会上表示对他的尊重，另一些人则在厨房里准备三明治和蛋糕。汉森收到最精致的卡片是妇女互助协会在他被诊断出患上艾滋病时送给他的，这张卡片一直成为他最珍贵的收藏。

“这张卡第一次表明。这里的人不会抛弃他，而会把他也当成上帝的孩子一样看待，”汉宁森在发言中说到道。“狄克是个坚强的人，很有礼貌，总想挑战权威，为正义而战。但他也是有感情的人，不想离开这里的朋友，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在他与艾滋病抗争时，给过他莫大的力量和勇气。”

关于汉宁森的流言四起，一个钓鱼者在当地一间咖啡店里说到，如果汉森的骨灰洒入明尼瓦斯卡湖，湖水就会被艾滋病污染。

对汉宁森而言，正是这样的流言引起了他的愤怒，使他摆脱沮丧。他已经用了几周时间来争取他的合法权利，作为汉森的伙伴和遗嘱执行人，处理汉森的后事。官员们质疑他处理后事、执行火化和处置骨灰的决定权，坚持应由具有血缘的人来执行。

“看来在他死后，阻力仍很大，他们要割断我们之间的关系，”汉宁森说。

他们两个在1982年一次政治集会里相逢。汉森当时可能已感染上艾滋病毒，但现在没法肯定这一点——当时还没有病毒检查的方法。

汉森此前已有三年同性恋行为，他形容自己是“处于矛盾之中”，15年来一直否认自己的同性恋倾向。平时她他独自一人在农场干活，偶尔会去明尼波利斯、圣弗朗西斯科或纽约参加政治集会或同性恋聚会。

“我不想指责匿名性交不安全，”汉森死前几个月说。“我患上艾滋病的可能性是因为性活动次数太多了。但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事的后果。”

“我想了很久。你努力回忆过去，想回想起为什么当时会那么做。这里面有社会因素。周末我去市里进行性活动非常方便。只呆在农场里不利于发展长期的人际关系。如果我把一些重要的人带回家，家里人会怎么想？所以，在社会的压力下，我采取了匿名和秘密的方式。”

“在衣阿华等地也有很多人都这么干。他们是农夫，商人，教师，还有牧师。我们有很多共同之处，住在一个不认可我们的环境中。除了性以外，还有很多事。每次我去那里都像是接受了一次治疗。我视每一个人为特殊的具体的人，我试着去逐渐了解他们。有很多人是我逐渐才了解的，但我们之间没有性行为。”

“我观察了那些人。他们都有同样的感情，同样需要爱、温情的拥抱和正常的人际关系。我很高兴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汉宁森的性史与众不同。他跟青梅竹马的妻子结婚又离婚，在明尼苏达大学教人类性行为课程。

但他很少有固定的同性恋伙伴。他不喜欢酒吧和浴池里的短暂性行为。在有过三次不愉快的同性恋经历后，他回到学校，一边教书，一边从事政治活动，就是在那里他碰见了汉森，在此之前他曾读过汉森的自传。

这两个人有惊人相似的背景。他们都在农场中长大，在他们还不明白同性恋是怎么回事时，他们就已觉出自己跟普通人不一样。他们都在高中加入了激进的全国农夫协会，都是反越战分子、自由的民主党人。他们都认为自己的根在农场。

但他们性格不一样。汉宁森易怒、敏捷，这很好的地平衡了汉森的过分热情。汉森喜欢成为公众注目的中心，汉宁森却宁愿默默无闻。当汉森感到不安全和自我怀疑时，他就会从汉宁森那里找到自信。汉森是说话者，汉宁森是读者和作者。

汉宁森被汉森的易受伤害所打动，他的家人和朋友都因为他公开自己是同性恋者而指责他。

汉宁森一声生都是乐于助人——不挂顾父亲的反对，把车借给朋友，为越战老兵提供服务，在温特市特温市护理中心义务服务。

当汉森病了后，汉宁森很自然地就承担起了一切——赚钱为他治病，洗脏衣服和床单，在死神降临时保持客观态度，不让汉森感到沮丧或自悲。

当汉森不愿意做什么事，他也会不愿意做什么事。他总能记得什么时候汉森该小睡一会儿了，什么时候该加外套了。有一次，汉森耐心的地向一个烦人的采访者解释自己的病时，汉宁森就过去切断了电话。

“我总认为我们的缘分前世注定，”汉宁森说。“可能在碰见我之前，狄克在1980年就得了艾滋病。如果让他去年一个人面对艾滋病的话，他会很无力的。所以我想这一切都是注定的。我应当遇上他，然后照顾他。”

“在这个过程中，我也付出了自己的生命。……放弃一个人的生命让另一个死的得有尊严……那是我生命的目的。”

汉宁森说他“可能”从汉森那里传染上了艾滋病毒。虽然五年前他们就发誓要长相思守厮守，但他们也可以各自参加同性恋团伙的活动，

“如果身体不错，我们会跟其他人有性交活动，”汉森说。“我鼓励这种做法，视它为信任关系的一部分。我觉得即使得了艾滋病，人也可以有性活动。”

汉宁森同意他的观点，知道他们“互相拥有对方生命”。他和汉森初次相遇时曾谈过艾滋病的危险，但认为他们值得冒险一试。

“我有一半丹麦血统，像斯堪的纳维亚人一样，我相信宿命。，”汉宁森说。“如果生命加给你不幸，你只有承受它，什么说做不了，因为生命就是那样子的。生命太短暂，没人想的艾滋病，没人想遭受这种痛苦，这只是发生了一些事情，而你不得不去面对它。”

初春时汉宁森开始腹泻。起初他并未在意，认为是汉森的小侄子传染给他流感。一年前他做过艾滋病检查，结果是阳性。因为他的性交次数很少，汉宁森觉得自己的得病的可能小。

“我的病史上没什么大病，没理由相信我会的得什么综合症，”他说。“所以，我从常理推论，我只是得了个小病。”

但是一年中，护理汉森的压力很大，汉宁森有时也免不了恶心。他有一切典型特征：腹泻，夜里出汗，咳嗽和发烧。他的体重垂直直线下降，这一切跟汉森一年前一模一样。

汉宁森个头不高，体重通常保持在130磅以下，偶有波动，到晚春季节，他就只有不足120磅了，裤子的腰围得收进去一些。初夏时，他减轻了5磅多，只好买小一号的裤子。仲夏时，他不足100磅，只能穿小号衣服。

几个月前他们诊断为艾滋病相关综合症，他拒绝公开讨论自己的病情。当时，他正申请各项贷款以保住农场，他说，“他们不会借钱给一个将死之人。”

农场的房子和周围40英亩的湿地现在属于汉宁森了，汉森一年前就给了他，他又给了联邦土地银行8000美元的购地款。汉森已死，他的健康正不断恶化，他意识到自己难以治理农场了。

于是，他把有限的精力都用于照顾汉森了，以汉森为例，教育其他人认识艾滋病的危害。

“我意识到，让更多的人了解这种病的传染性、知道该怎么做，至关重要，”汉宁森说。“可能不是我，而是下一代艾滋病人会在一年左右发病，这对他们是项社会义务。”

汉宁森没有什么遗憾。他没有向上爬的野心，满足于在家用电脑上研究历史和哲学。他从不反对汉森的意见，不管它有无价值。从他们相逢的那一天起，汉宁森就知道他想跟汉森一起共度余生。

现在。，他要用剩下的时间去证明他们共同度过的时光多么有意义。

“就好像一起变老，”他说。“对我们而言，整个过程加速了。一对夫妇一般用一生的时间去变老。我们没那么多时间。我们只能补偿我们不能做的事。”

“上个月我们之间没发生性行为。这也是变老的迹象之一。我父母在厨房里有句口头禅：‘爱不能长久，但好食物会’。一切都变了，第一年你很有激情。伺候此后，你不能不或你一定要竭尽全力。”

“我们不接吻了。我不想把任何东西传染给他。单但上周二，在医院里，看上去他快要死了，那是时我们互吻了对方。此后每一次我离开或进入病房，我都会吻他。”

“我意识到，我失去的正是我们曾有过的省体身体的互相拥有。我想自己成了一个母亲式的安慰者了。我很忙，我没意识到自己失去了这些。我感到他的灵魂仍与我同在，每个早上我都会回想起最后几个月我们共处的日子。我们无法否认曾有过肉体的关系。”

汉宁森最后一年很疲倦，面色苍白。他的胸腔里长了致命的疱疹，可能会是一种卡波西疱疹，40%的艾滋病人因这种病而死亡。

但重担在肩，他有信心过下去。

“我见过死后的夫妻，他们看上去很安详，”他说。“可能他们接受了死亡，感到扔仍在一起。他们不需要找其他人来代替对方的空缺。他们的灵魂最近，生命仍在一起。”

“我一生都是个隐士。还是小孩子时，我就不合群了。我和狄克在一起很愉快。但如果现在让我又回到一个人独处的状态，我也能适应。我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过。”

他拿出最爱看的书——麦肯的散文和弗兰克•沃特斯的“与山对话”——在家里有时也搞一搞农业研究计划。明尼苏达大学医院已把他列为AZT药物的试验人群，所以他要常去明尼波利斯作检查，对他的检查是免费的，还提供食宿。

他在农场能呆多长时间就呆多长时间。汉森的朋友也成了他的，他们会常来看他。汉森的姐夫道格•杰尼斯来为他干重体力活、除草、犁地，因为汉宁森想让农舍整个冬天都干干净净。

自己的病，汉森的事，现在都不能使他烦心了。他说自己可能还能活几年，或者几个月吧。

“我哭了几乎整整一天，因为可能成为事实，“”他说。“但这只是暂时性的触景生情，只是过去的感觉。这些也是将来生活的一部分，当然这并不可怕。”

“活得长一些当然好。但也有东西吸引我离开。我们听见有东西在等我们，我们知道它是什么，想找出它。迟来不如早来。”

“而且，狄克还在那里等我，就在这里，此时，这令我倍感安慰。我知道，如果自己病情加重，前方会有人向我伸出手。我知道那人是谁，所以我并不孤单。”

当汉宁森把汉森的骨灰洒入乱石丛生的悬崖时，他感到有点心跳加速。他走过汉森小时候玩耍过的悬崖时，一顶巴拿马草帽帮他档去了照在眼睛上的阳光。山泉潺潺流动，最终将流到明尼苏达河，注入密西西比河。

“狄克在这里雕钓过很多鱼，并且吃了它们，所以把他的骨灰洒在这里当鱼食也是回报，”他说。“这是自然循环的一部分，从灰到灰。”

“听上有些古怪，但这是我的看法。”

一个下午，他和玛丽•哈森-汉森—杰尼斯在汉森母亲的墓旁种了一株牵牛花。几天后，园艺师修理墓地的草坪时，把离墓碑太近的一切植物都清除了。牵牛花也被修理掉了。

汉宁森很难过：“牵牛花的根扎得很深。它会长的很好的。”

本文原载于1987年8月9日《圣保罗先驱报》（St.Paul Pioneer Press），1988年获得了美国新闻界的最高荣誉普利策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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