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老和死亡相邻，作为一生的某个阶段，它被回避、掩盖和抛弃。如果你还没有衰老，你就从未思考过这个问题。只有陷入这一问题中时，你才会为人类世界的巨大的冷漠地带而惊惧。我试图从生理、社会、家庭、心理各个重要角度把这一阶段放置在面前，一睹衰老生活中的巨大挑战，以及正义在最重要时刻的极度匮乏。

这个世界向你敞开着，来看看你在地狱里的情况吧！

——地平线·陈湘鹏

衰老

文︱陈湘鹏

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日，没有志愿者的日子里，它是一个纯粹真实的老人的世界。它在早晨九点后的阳光里漂浮着、呻吟着、下坠着。它在日常生活之中占据着分量，共享着时间和空间，但它是一个隐形的世界。这个世界的核心，是无尽的孤独和苦楚。

集体舞

甘露园社区的一片操场上，老年人聚集在一起，在明媚的阳光下跳着一种改进的秧歌舞。60多人的方阵显示出一种步调一致的美感，音乐声在空气中缭绕，退休生活的安详令人动容。如今，遍布中国城镇的每块空地上都有这样的图画。这是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的直观景象。然而在歌舞声中，前景并不美好，老龄化将像洪水一样漫过中国经济的田地，有可能使这个庞大经济体的结构问题还未解决，就落入未富先衰结局。

这种集体秧歌舞并不是在展示乐观，而是人们为自我保健进行的努力，老人们保持健康，与接踵而至的慢性病作斗争，为避免吃药、住院，跳舞是最实际的选择，他们相信跳舞能为家庭省下一笔巨大的花销。集体活动也有助于保持精神健康，降低癌症的患病机率。因此，不能小觑这一中国特色的街头运动，集体舞成为中国老龄化问题的第一道防线，是一场人民战争。

在秧歌舞方阵之外的城市角落，是一些更为衰老的，体质更差的人。徐克茂坐在操场远角的一张石凳上，度过他的普通平静的一天，他像蜥蜴一样僵着脖子，老人斑落在粗糙的皮肤上，只有眼珠偶尔会转个方向。有人跟他搭话时，他突然就恢复了活力。他介绍说，40年前，这里是一片麦地。80年代初，农田被填埋并建起了水泥瓦厂。90年代，工厂倒闭，改成了社区。作为拆迁户，他花了几万块钱回到这里。5年前，他骑三轮时被撞倒，从此患有心脏衰竭，走起路来会感到呼吸困难、腿脚无力。天气好的时候，他坐在操场上看跳舞，中午回家为自己做一碗棒棒面，更大的花销是每天80元的药片儿。“每天吃药都吃饱了。”张谷源说“我是农民，这些钱报销不了。他们是居民，他们能报。”

这揭示了操场上的老人方阵的分裂。在社会巨变中，这些老人属于不同的阶层和角色。刘金健很胖，身体占满了一张轮椅，脸上定格着一种着急和疼痛的表情。“是中风。”他语速急促地说，“4年前，我倒在地上，站不起来了。”他19岁在水泥瓦厂工作，59岁病退，药费报85%。他身旁有一辆14000元的电动车用以代步。他和水泥瓦厂的熟人们打招呼，互相攀比病情，“我比他好点，他那是癌症。”或者“化疗算啥，神经疼起来才真要命。”“疼一点总比老年痴呆好吧？”

10点半，健身活动将近尾声，操场上的人数减少了。一位拄拐棍的老太太，手里拿着老年证和一张百元钞票，像踩在冰面上一样挪着脚步，过马路时颤抖得很厉害，她停下来站在路中间，一辆蓝色江铃在她后面无奈地等着。她刚从居委会领了养老金，想去买个发糕，但一条200米的路，要消耗她半个小时。她曾是幼儿园教师，十几年前，儿子得病死了，接着老伴也死了，她却孤零零地活到94岁。街坊里的“干女儿”会来帮她洗澡、做家务。“我对你说，干的还是不如亲的。”她狡黠地笑着，“我活够了，随时准备报销。”她终于买到发糕，像发条鸭子一样钻入一家单元楼。身后的广场上还在播放一曲节奏强劲的舞曲，一首凤凰传奇的《荷塘月色》，散布着狂乱与平静的冲突：

我像只鱼儿在你的荷塘

只为和你守候那皎白月光

游过了四季 荷花依然香

等你宛在水中央

衰老日程

余庆祥爬不动香山了，事实上他已经不知不觉取消了这项爱好。工作上也开始吃力，上午参加半天会议后，他就会推掉下午的会议和晚上的饭局。三五年前，他一晚上还能看半本书，如今两三页就让他感到入睡困难。熬夜之后，第二天就得躺半天来恢复体力。他到医院里检查，胆上有一个小息肉，肾上又有个小囊肿。让他吃惊的不是检查结果，而是别人的态度。

“医生跟你谈话的时候，说你有点毛病是正常的。”他回味着这里的潜台词，“你好好的反而不正常。”

这意味着一件事，欢迎来到一个“新”世界。

一副老花镜出现了。“看书的时候，还戴近视镜。开车的时候要换另一副了。”余庆祥在55岁那年遇到了另一个自己，“我不认为我就是那样，我想再锻炼一下，再挑战它一下，但最后我得承认，50而知天命，我的天命到来了。”

“从医学角度上，这个进程很早就开始了。”瑞健国际护理中心王萍女士介绍说，“这就像一个时间表，到点就闹铃。”

女性25岁就开始慢慢长出皱纹，而男性35岁时，脸部皮肤开始干燥、粗糙、松弛、面部轮廓不再清晰。

肺活量从20岁起开始缓慢下降，到了40岁，一些人就开始气喘吁吁。30岁时，男性每次呼吸会吸入946毫升空气，70岁，这一数字降至473毫升。

大脑中的神经细胞在22岁开始慢慢减少。40岁后，神经细胞将以每天1万个的速度递减，从而对记忆力及大脑功能造成影响。

男性头发30岁后开始变白，女性则从35岁左右开始。

30岁后，肌肉衰竭速度大于生长速度。过了40岁，人们的肌肉开始以每年0.5%到2%的速度减少。

35岁骨质开始流失，进入自然老化过程。80岁时身高会降低5厘米。

40岁时心脏开始衰老。随着身体日益变老，心脏向全身输送血液的效率也开始降低。

眼睛在40岁开始衰老。近距离观察事物会非常费劲。接着，眼睛适应不同强度光的能力降低，对闪耀光更敏感。

肾于50岁开始衰老。肾滤过率从50岁开始减少，后果是人失去了夜间憋尿的功能，需要多次跑卫生间。

50岁时，前列腺增生困扰着半数以上男子。正常的前列腺大小有如一个胡桃，增生的前列腺有一个橘子那么大。

55岁左右听力开始衰老。60多岁以上的人耳道壁变薄、耳膜增厚、听高频度声音变得吃力，所以在人多嘈杂的地方，交流十分困难，半数以上患有老年性耳聋。肠道在55岁开始衰老。人体消化功能下降，肠道疾病风险增大。

60岁后味觉和嗅觉逐渐衰退。65岁后，我们的声音会变得轻声细气，且越来越沙哑。女人的声音变得越来越沙哑，音质越来越低，而男人的声音越来越弱，音质越来越高。

59岁的余庆祥在同学聚会时，就看到这样一群声音嗡嗡的老人。大家的头发都白了，没白发的人只是一群更可怜的秃头。大家的兴趣都跟炎症，糖尿病、心血管有关，癌症话题则是一项讳忌。聚会上酒量也没了，饭量也小了，开车离去时，心情更糟糕。作为一家基金公司的总裁，他感到自己的信息处理能力也在老化，现在面临两个选择，“死死抓住权力，或是“明智地退休？”是否应该把上亿的基金降到一千万级以下的规模。这也是一个衰老的标志，调低风险偏好度。

大家庭

3月15日下午，在张承咏80岁生日的小型party上，陪伴他的不是儿女、同事，而是七、八个20岁的志愿者和老年医院的护工。他们吹熄了一只大蛋糕上的八根蜡烛，唱起了生日歌。清华大学的学生献上了一段相声和一组合唱。赢得了养老院居民的掌声。

下午5点多，学生们离开了。张承咏回到一间8张床的房间里，睁着眼睛想事。在安静的房间里还睁着七双眼睛，其中五位无法下床，有两位必须在护工帮助下翻身。这里300多名老人们，大多骨瘦如柴，在松堂老年关怀医院度过人生的最后一站。白色的房间里有一股发甘的药水味。晨雾般的寂静，有时会被一声痛苦的嚎叫划破。

“这不影响我，北京人老说精气神，我就活个精气神。”张承咏说。每个周末，都有些志愿者来这里陪伴老人，清华学生、义工联、萤火虫志愿者协会都和张承咏交情很深，周六上午他就坐在大堂的凳子上迎接他们，布兜里放着相册和剪报本。

相册首页是他的母亲，其余大部分照片是他的孙女和志愿者们。这位中石油管道局的高级经济师，自己得了帕金森综合症，老伴患有三期糖尿病。老伴由大女儿看护，自己由二女儿照顾。但女儿都有自己的事儿要忙，“她应付不来，就把我领到这儿来了。”

松堂医院是京通高速路边的一幢四层苏式建筑，顶部覆盖着仿古的四角大飞檐，前院里修有凉亭和假山，院落东侧设有一间东林寺的佛堂。大厅里的宣传墙上，贴满了老人与志愿者的照片。老年关怀医院的主要顾客是失能老人、久治难愈和家庭无力照顾的老人。医院配置有医生、护士和十几名穿着红套头衫的护工。护工们和老人同室吃住，以保证二十四小时的照料。从早上7点开始，他们要为病人擦澡、喂饭、推出去散步、服侍大小便、洗衣物、陪聊天。这些工作从早到晚重复着，到半夜三点，还有要求翻身、大小便或是其他各种意识错乱的要求。

“像我这种病一般医院不收，现在治不好的病，医院都不收了。最后我从报纸上听说有这么个医院，就来了。”张承咏说，“一个月一千九，住在八人间里，不包括吃，不包括买药什么的。”

首次参观松堂医院的志愿者，尽管小心翼翼地走入一个衰老的人类世界中，仍会长久地被这里的景象紧紧地揪住内脏。病房内是一副副瘦骨嶙峋的人类肢体，躯体上面安装着空洞的眼睛，扭曲的嘴巴犹如被大风吹去声波的嚎叫。一个人通过鼻管进食，另一个却正在护工的帮助下排便，走廊里站立着一位老太婆，在一头蓬乱的白发里，斜睨着眼睛。每个人走进时，她就凑上来问：“你把我的信带来了吗？”

一个衰退的世界里，感情和思维都受到了扭曲。据瑞健国际护理中心介绍，岁月变化和疲劳导致大脑器质性变化，引起脑功能降低和脑功能丧失；因为高龄，生成在脑神经内、外的物质进一步引起脑神经细胞功能降低和丧失。老人会滑入一个充满幻觉、妄想、徘徊、无兴趣和易兴奋怪诞的世界里。3年前40岁的曹凤霞从山西来到松堂做护工。第一个晚上，一位老人半夜起床告诉她“儿媳妇偷钱了”，要采取行动。另一位老人每天都会叫嚷“我的饭里放毒了。”还有人会忘记已经进食，再三要求进餐。一些老人望着窗外的空地，认为“有人在那里”，并且与窗外的人开始谈话。还有一些老人则具有攻击性行为，会踢打自己的亲人。张承咏老人在2013年开始患有帕金森症的一种新表现，他会无目的地来回行走。反复想起却又忘记行动的目的。

老龄化全景图

2013年，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将过2亿，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一。把松堂医院扩大一百万倍，就是中国社会即将呈现的巨幅画面。从微观上看，家庭结构普遍成为“421”，30岁的独生子女要负担赡养父亲、母亲、爷爷、奶奶四位老人。正值为事业忙碌的子女，几乎没有时间照顾老人。探究个人压力的背后，是更为深层的问题：养老政策步调错乱；养老产业利益扭曲；社会养老金准备不足。三种力量叠加，使养老问题正在激变成一个困局。

1949年建国后，城市居民养老由全民企业包揽。农村的公社制度则被设计为农民的集体保障，实际上两种路线纷纷陷入了破产。这一时期的养老双轨制却遗留了下来；20世纪80年代，农村打回原形，归零为家庭养老；90年代初，国有企业破产淡出，养老被推向社会，由国家、企业和个人按比例分担； 21世纪初，企业与个人的比例逐步加重，而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养老政策开始产生分化。民营企业和养老政策一并被推向市场，潮涨潮落，使得一部分居民养老处于破产境地；农村养老几经呼唤，于2009年，推出全国性农村养老保险制度，3.25亿的中国农民60岁以后可以得到国家的基本养老金，每月55块钱。这只算是用一种尴尬，代替了另一种尴尬。到2013年，人们终于算出了一笔帐：现在30岁的人，223万才够养老。这个结论，使年轻一代的养老计划整体覆没。

目前亟待解决的三个问题是：

一、农村养老仍处于自我了结状态：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会长李宝库称“中国农村老人的自杀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到5倍。”在湖北京山地区,甚至出现了自杀屋、自杀洞。相当多一部分老人因为患病,不愿拖累子女,选择老屋或荒坡、树林、河沟,安静地自我了结。据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调研,农村自杀人数比例占中国自杀人数的90%。

二、城市居民养老资源稀缺：在城里，65岁以上的老人每千人拥有的床位数不过23.5张。保守估计,养老机构的床位缺口数量在300万以上。北京一所普通街道养老院一般要等两年左右,才轮得上一张空床,“只有等走了一个,才能进来新的。”而价格低、条件好的公共养老资源，演变为权贵阶级的疗养院，需要“打招呼”才能入院。民间学者为之计算过，北京最火养老院要排100年，广州进公办养老院要等14年，入住青岛养老院需排14年。

三、养老资源分配不公正：中国养老群体，实际上被政策划为三辆列车，特快上的公务员、快车上的事业单位、慢车上的企业单位、以及徒步旅行的失业者和农民。

1993年我国引入了养老保险制度。由于改革遇到了较大的阻力，到1995年，机关和事业单位养老金没能纳入社保体系，继续由财政负担。这就造成了养老金的双轨制。

在“养老双轨制”的区别对待下，机关单位职工在长达30年的时间内，全部让纳税人为其缴纳养老保险。却能领取5倍到50倍左右的养老金。“只领不缴”和“身份差距”引起了相当大的不满情绪。

针对上述问题，国家出台了一份简单的令人诧异的政策，一份延长退休年龄的解决方案推向社会。

“在这种背景之下，延长退休年龄，把拿钱的人变成出钱的人，是一个自然的逻辑。”北京大学人口所穆光宗教授说，“发达国家生育率越来越低，人的寿命越来越长，人口老龄化越来越严重，导致退休金压力太大。”延长退休年龄可以大大减轻退休金的压力，政府是最大的受益者。

政府与民间利益博弈，引来一片埋怨：“三十年前你们宣传“计划生育好，政府来养老”，我们信了； 二十年前你们改为“计划生育好，政府帮养老”，我们依然可以接受， 十年前你们彻底颠覆了过去的承诺，改成了“养老不能靠政府，要求加社保”，我们交钱养老也认了！ 现在我们老了，又说适时推迟养老计划！

超现实主义

“北京的一床难求，其实是个伪命题。”王帅说，“最为明显的标志，是今年2012年床位增加了二十多万。”

王帅是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养老研究中心主任。他指出，一方面北京第一福利院门口的长队要排十年，一方面大量民办养老院的空置率很高。“这是个极不协调的一个现象。”

社会养老巨大的漏洞，推动了民间养老投资的热情。这种热情积蓄了十年之久，一直以来民营资本都在追问，养老问题是否可能转化为一个巨大的商机。

资本关注的问题是，成本和利润。房租在这十年变成了一个勒索各行各业的恶棍；而40年代出生的老年人，把为自己花钱也看作是罪恶。这个市场有需要，也有资本，却迟迟没有书写下文。王帅曾经投资了一个居家养老项目，在社区里办一个老年版的托儿所，对老人进行日间照料。两年下来他陪了400万。此后他转向养老事业的研究，发现亏损是普遍现象。北京民营养老院床位空置率常年达到30%以上。上海浦东65家民营的养老院的空置率也超过30%。“经营情况算好”的北京民办养老院年盈利不过在10万元左右。大部分民营养老院都在生死线上等待政府补贴。

英智养老院吸收了瑞典的经营模式，将康复治疗和生活照料相结合，吸引了一批社会地位和收入较高的老年人。它拥有双人间、单人间和vip房，每个房间都拥有卫生间，提供24小时热水，提出一种“女儿式护理”的服务水平。而全院工作人员30人，收护34位老人就达到饱和，这种较高水平的服务需要较高水平的收费，每人每月至少6000元。因此这里成了老干部、老教授、老艺术家、和香港、台湾亲属的“老上流社会”。2013年，出于某种考虑，英智养老院被北京国资委收购，性质一变也成了公立医院。

需要梳理的不但是高成本和低利润的矛盾，还有护理人才的收入和素质：护理人员从专业技术、工作强度和难度上，比普通家政人员高很多。实际上这个群体的收入水平却很低，由于民营养老院很难支付高工资，中国护理人员群体，反倒以专业技能和教育程度最低的农村劳动力组成。

曹凤霞已经在松堂医院里干了3年，她在119房间里照顾4名老人，是这里一名资深护理人员。第一天来松堂医院的时候，她弟弟和她打赌，说她干不完一周就会辞职。她的工作包括给老人喂饭、洗衣服、擦身子、伺候大小便、聊天和散步、处理紧急情况。然而实际内容都比字面意义复杂一百倍，喂饭的时候，老人会像喷泉一样往外喷食，像电击一样全身抖动。喂完两名老人后，曹凤霞胳膊都酸了。帮助老人排便时，她戴上一幅薄膜手套，把手指探入老人的肛门里抠拽。夜生活更热闹。1床老人大声说梦话、2床老人要换尿布；3床老人要喝水；4床老人要上厕所……在松堂的第一个晚上，曹凤霞一夜都没闲着。但曹凤霞和弟弟赌气，干了半年后才辞职。在劳动力市场上，她曾经去过积水潭医院当护工，“那里工资高，但管得太严。”她说，“在松堂，还可以自由些。我在这里信奉了基督教，很多姐妹们干这个实际上就是发善心。”她离开过三次，回来了三次，在松堂已经累计干了3年。

曹凤霞照顾4个人，每月拿1900元。其中基础工资是1600元，包含一个老人的照顾费，多照看一个老人多拿100元。选择照顾8人间，就能拿到2300元的最高工资。由于“年轻人不爱，中年人不屑，护工沦落到只有中老年人才肯干的境地”，护工从业人员年龄逐渐走向了高龄化，最高的竟达到了68岁。

目前缺乏自理能力的3300万老人，按3比1比例配备，需要护理员1000多万名，但实际上从业人员不足百万，其中约一半还是文盲。专业的护理人员更是奇缺。全国所有机构的护理人员仅有20余万人。

2012年的养老资本仍旧推波助澜，意欲把养老市场推向一个金光灿灿的豪门产业。记者参观了泰康人寿在昌平的养老项目，泰康人寿在北京昌平购入一块30万平方米的土地建设养老社区，这一项目计划2015年入住。在泰康的设计里，一个养老特色的房地产项目周边有医院、公园、商场。大楼和大楼之间有遮风避雨的玻璃走廊，走廊里安装着隐蔽的扶手，巧妙地回避老人的自我弱化心理。浴盆无需抬腿，可以侧面打开。墙上的颜色柔和而有生机。陈东升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作为最大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现在正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这个迈进是中产阶级的崛起，而中产阶级对于养老具有很高的需求。”

这项养老计划每年需缴费250万元。在享有保险利益的同时，可以享受到“入住养老社区资格”。保险合同产生的利益，可以用于支付社区每月的房屋租金和居家费用。

大量的民营资本正在宣传一种贵族化的养老方式。有些定位为医养结合，有些宣传为皇家护理，有些噱头是女儿式照料，最没创意的叫国际先进。琳琅满目的老年生活，似乎总有一款适合您。大家摩拳擦掌，准备迎接老龄化中国的到来。养老产业普遍有这样的乐观态度“再有五年，等50年代人到了70岁，全面进入养老市场，养老产业就会有一个飞升。大地上传颂着一个故事，就是所有人的努力，只为打造一个老头和老太太的迪斯尼乐园，这听起来是如此超现实。

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日，没有志愿者的日子里，它是一个纯粹真实的老人的世界。它在早晨九点后的阳光里漂浮着、呻吟着、下坠着。它在日常生活之中占据着分量，共享着时间和空间，但它是一个隐形的世界。这个世界的核心，是无尽的孤独和苦楚。

在松堂的前厅里，张承咏讲述着故事的黑暗版本。1952年从石油学院大学毕业，进入石油部做了4年企业管理。五十年代，他作为专家坐飞机去出差，飞机在四川的路上，出了机械故障掉下去了，而因为病患延误的张承咏侥幸躲过一劫。1957年，张承咏被打成右派，差点饿死在夹边沟。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关了一年半。有很多人没放出来，关下去的，有的病死了，有的自杀了。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震区需要雷管和炸药。他开着一辆车，满拉着雷管和炸药，独行在河北省坑坑洼洼的路面上，再次走向一条死路。

“十八大那几天，我一直想代表老人反映一个要求。”他颤抖着从布袋里拿出一个笔记本，笔记本里夹着几张报纸简报，“我给你读读这个，这是报纸上登的一个新闻。”

报纸上记录着一则短小的故事。北京通州的一个母亲，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她哀求了3年，儿子终于答应了，他给母亲买了一瓶老鼠药，妈妈喝死了。儿子被法院判了两年徒刑。张承咏伸出变形的食指,在那一段文字上划着：“老人应该有安乐死，有时候活着是个痛苦。她妈妈活得太痛苦了，才让儿子给她买老鼠药，儿子被判刑，这个不人性。把老年人最后的权利都剥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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