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同舫|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叙事结构及实现方式

作者：刘同舫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8期

[摘  要]  在把握马克思经典文本的基础上深入其思想的内在逻辑，揭示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叙事结构及实现方式，是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思想路径。作为一种科学的社会历史理论，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宏大精深的叙事结构涵涉历史唯物主义、多向度的解放形式和共产主义运动三大部分，全面地阐述了认识人类社会的根本方法、实现人类解放的根本路径和社会形态嬗变的根本目的，彰显了人类解放理论的彻底的革命性及其与社会现实生活的紧密关系。从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叙事结构的哲学高度，反思和检审西方马克思主义、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人类解放理论实现方式的学术探究与实践探索，有助于拓展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学术空间和创造性地探寻实现人类解放的具体方式。

[关键词]  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叙事结构；实现方式

如何推进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研究？如何解释现实社会主义运动面临的诸多矛盾？如何维持人类解放理论的理想性与具体实现方式的现实性之间的平衡，以达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在全球化已是“世界历史性存在”的今天，这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迫切地呈现在马克思思想研究者的面前。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体系作为科学的社会历史理论体系，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有支撑其理论叙事与论证的结构框架及结构元素，可称之为“叙事结构” 。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宏大而精深的叙事结构涵涉历史唯物主义、多向度的解放形式和共产主义运动三大部分，全面地阐述了认识人类社会的根本方法、实现人类解放的根本路径和社会形态嬗变的根本目的，充分地彰显了这一理论的彻底的革命性及其与社会现实生活的紧密关系，但这无疑也最容易受到其他学术思潮的挑战。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自诞生以来，就一直受到各种理论的追问、接受社会实践的检验，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延伸式的学术探讨，苏联模式和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建设，都是在寻求人类解放理论的继续发展和创新性的实现方式。因此，无论从学术探索还是从社会实践的角度来考虑，我们都必须厘清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叙事结构，思考其在当代所面临的学术挑战，反思人类解放诸多实现方式的优劣，从而才能在现实社会主义运动中不断拓展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学术空间和创造性地开辟人类解放的具体实现方式。

一、人类解放理论的叙事结构

就文本形式而言，马克思不曾将自身的学说体系化，但从实质内容上看，马克思的思想有极其严密的内在结构。文本研究作为探析马克思思想的一种基本途径与方法，是精准理解马克思学说的前提，但我们不能因此陷入文本的“迷宫”，满足于文本表层的耕犁，仅仅纠缠于细枝末节的语词考证和特定情境下的论断，更需要的是高屋建瓴的洞察能力和整体的驾驭能力，从而透过对经典文本的严密论证去把握马克思思想的内在结构和马克思学说的核心与精髓。马克思一生留下的文本纷繁复杂，论题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思想探索之路也曲折多变，但是，“人类解放”却始终是其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在其学说中占据提纲挈领的地位，甚至可将马克思的学说称为“人类解放理论”。研究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应该深入、全面地剖析这一理论的叙事结构，即支撑起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叙事与论证的结构框架及结构元素。

从马克思思想本身及人类解放的理论性质上看，人类解放理论不是一门具有独立意义的纯粹的学问，而是建立在社会实践基础上的科学的社会历史理论。其是在19世纪风起云涌的世界历史趋势下，回答资本主义向何处去、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人类社会的历史走向等根本性时代课题的基础上生长出来的。历史唯物主义是这一理论蕴涵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政治解放、劳动解放和社会解放等多向度的解放形式，是实践这一理论的根本途径，共产主义则是这一理论的根本目的。这三者构成了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叙事结构，而以这三者为核心的相关命题则构成了该理论的结构元素，它们之间相互渗透、相互补充，在理论上和逻辑上具有严密性、完整性与一贯性。

1．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现实的澄明与革命性改造

列宁曾深刻地指出，马克思特别强调“历史”的唯物主义，[1]它表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叙事结构之一的关键之处在于：历史唯物主义不只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也不只是一种历史哲学，而是一种揭示出人的历史实践性存在的唯物主义哲学，一种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历史”，强调的是“历史”作为唯物主义的理论根基和解释原则，而不是研究领域或解释对象。马克思将“历史”作为最高的范畴植入西方的唯物主义哲学传统中，摒弃了将人类社会归结为精神因素主导其发展的历史唯心主义的观念。人类社会不再被理解为某种抽象实体，而是被把握为由历史实践规定的存在关系和存在方式。时空中的一切感性存在物绝不是始终如一的抽象实体的显现，而是历史实践的产物。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自然也是历史性的，是“人化的自然”“历史的自然”，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2]历史是以“对象性的实践活动”来规定的，世界不过是人对象化的本质力量的展示，“对象性的实践活动”具有与理论相对的现实原初性，所以，历史成为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原点或自明性前提，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这一理论的根本方法论，是对现实世界的澄明显示。

历史唯物主义对现实世界的澄明显示，不仅解释了世界的存在内容、存在关系和存在方式，而且作为无产阶级的科学理论和意识形态，彰显了认识世界发展的向导性以及如何改变世界的实践革命性。

首先，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3]是探索历史发展真理的方法。摒弃主观的道德诉求和价值理念，通过对作为对象化实践结构的生产方式范畴的阐述，透彻地把握复杂的社会现实，客观地描述人类的历史运动，是在人类解放理论体系的视野下展开对各种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的科学叙事的基本路径，换言之，历史唯物主义是以“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去研究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4]从而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5]

其次，历史唯物主义“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6]是无产阶级积极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人类通过社会实践活动改变历史、创造历史，在整体的历史中获得自身的解放。马克思曾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 hominem]。”[7]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最彻底的理论，也只有它才能够说服无产阶级，成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确立无产阶级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从而阐明历史进程中主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揭示作为历史主体性力量的无产阶级与作为历史客体性力量的生产方式之间的相互作用。

然而，科学理论与意识形态的双重属性使得历史唯物主义备受误解：或过分地强调主体自身的理性力量，最终陷入历史唯心主义；或被理解成机械唯物主义、庸俗唯物主义。作为支撑人类解放理论叙事结构根本方法的历史唯物主义，在对社会现实的澄明和革命改造中所凸显出来的科学理论与意识形态的双重性质，是其内在逻辑和张力的充分表现。通过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将科学的真理性与哲学的价值性统一起来，既从描述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进程的角度说明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又从论述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角度达到对整体社会发展的科学阐明。一方面，马克思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的真理性”批驳了忽视历史发展的科学客观性、只强调社会现实的伦理特性的历史唯心主义，论证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特性；另一方面，马克思运用“哲学的价值性”拒斥将历史的发展完全描述为经济运行规律或宿命论的机械唯物主义，保留了价值性是对认识与改造社会现实的规约性这一伦理原则。可见，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方法论不是纯粹的社会认识工具，它还强调无产阶级对社会现实的革命改造负有价值理性责任。“科学的真理性”是历史唯物主义对世界的实然描述，而“哲学的价值性”是其对世界的应然论断。所以，无产阶级在认识与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不仅要通过对社会现实的澄明显示来审慎地预测可能的结果、谋划实现目的的手段，而且必须彻底地贯彻其追求人类解放的意志。历史唯物主义既是关于社会现实的知识或思想体系，同时在对人类解放进程的叙事中确立了无产阶级的绝对价值性，从而使对世界的实然描述与应然论断在整体的历史运动中达致统一，论证了人类解放的真理性与价值性的辩证统一，显示了人类解放理论叙事结构的科学理性与人文品质。

2．多向度的解放：人类解放的路径阐述与历史转换

历史唯物主义奠定了人类解放理论叙事结构的方法论根基，使马克思能够据此解剖和分析社会历史的内在结构及发展进程，并在市民社会的阶级矛盾与阶级冲突中寻找人类解放的根本路径。在马克思看来，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人类解放并不是能够一蹴而就的历史活动，它需要经历不同层次与阶段的历史发展，因此人类解放将具体地内化为政治解放、社会解放和劳动解放等向度的解放形式。这些解放形式作为人类解放理论叙事结构的元素，受到马克思的充分重视。在马克思对社会现实的唯物史观考察中，他既没有脱离政治解放、社会解放和劳动解放的时代要求，也没有囿于政治解放、社会解放和劳动解放的叙事框架，而是着眼于从多向度的解放到人类解放的路径阐述，辩证地审视多向度的解放与人类解放之间的内在张力与历史转换，从而把推进社会现实向前发展的出发点和基本思路合理地纳入到人类解放的价值目标中，并通过政治解放、社会解放和劳动解放的具体实践路径来为人类解放的实现奠定基础、创造条件，最终达到人类解放。

对马克思来说，着眼于从多向度的解放到人类解放的路径阐述，必须对政治解放、社会解放和劳动解放的内涵与局限做出严谨客观的阐明。

在1843年的《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在批判鲍威尔的基础上，就系统地阐述了政治解放的本质与局限。政治解放是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即市民社会革命的结果，是“同人民相异化的国家制度即统治者的权力所依据的旧社会的解体”。[8]旧的市民社会是封建主义性质的社会形态，直接具有政治性质，它的生活要素以各种形式上升为国家的生活要素，并以这种形式规定了单一的个体对国家整体的关系。但是，政治革命消灭了旧的市民社会这一政治性质，政治解放促使了封建专制制度的灭亡，使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分离，重新确立了个体与国家的关系。马克思肯定了这一解放形式的历史意义：“政治解放当然是一大进步；尽管它不是普通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但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内，它是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不言而喻，我们这里指的是现实的、实际的解放。”[9]同时，马克思也尖锐地指出政治解放的历史局限：尽管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分离却无法压制自己的前提——市民社会及其要素，政治国家的建立仍然需要重新承认、恢复和服从市民社会的统治。政治国家“只有同自己的生活条件发生暴力矛盾，只有宣布革命是不间断的，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正像战争以和平告终一样，政治剧必然要以宗教、私有财产和市民社会一切要素的恢复而告终”。[10]对政治解放路径局限性的揭示必将转向对市民社会的批判，这就客观要求实现社会解放。

在资本主义性质的市民社会中，私有财产天然不可侵犯，社会生产关系采取了物的形式，人和人在劳动中的关系表现为物与物、物与人之间的关系。于是，生产关系的物化导致整个社会关系的物化。在市民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这种社会力量是异己的、在人们之外的强制力量，不是人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社会解放就是在实现政治解放的历史前提下消除这一市民社会的异化力量，这取决于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消灭。私有制的消灭，有赖于“劳动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抗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市民社会；从此再不会有原来意义的政权了。因为政权正是市民社会内部阶级对抗的正式表现”。[11]资本主义政权的消亡表征公共权力失去了政治性质，也不再作为异己的社会力量制约人，但这并不代表人类解放的最终实现。因为，即便无产阶级在革命实践中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12]社会解放还只是客体向度的社会力量的解放形式，真正的人类解放还需要进一步实现主体向度的主体性解放，即立足于劳动活动来理解社会历史发展的劳动解放。

“劳动是人在外化范围之内的或者作为外化的人的自为的生成”，[13]劳动对人而言，不仅仅是客观中性的事实规定，而且是人的自我生成、人的个性以及人的类本质的价值性体现。马克思认为，劳动作为人类生活的全面的和本质的因素，本应是自由自觉的、创造性的活动，但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甚至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由于社会生产力的限制，劳动带有异化的、强制性的消极特性。劳动解放要求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消灭剥削和实现劳动联合，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为个人生产力全面的、普遍的发展创造和建立充分的物质条件。“无产者，为了实现自己的个性，就应当消灭他们迄今面临的生存条件，消灭这个同时也是整个迄今为止的社会的生存条件，即消灭劳动。”[14]“消灭劳动”就是要消灭阻碍人的全面发展、奴役人的异化劳动。对于人类解放来说，自由自觉的劳动是目的，不是手段，是个人的生命和个性特点的直接表现，是对人的本质和社会的本质的证实和实现。就此而言，劳动解放作为人类主体向度的解放及崇高价值性的体现与人类解放高度一致。

总之，在实现政治解放的历史前提下，人类解放的路径呈现出社会解放和劳动解放两个向度，社会解放侧重于从社会历史的客体向度即社会力量的角度寻求人类解放的路径，而劳动解放则具有直接的主体人文关怀意味，强调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基础上的自由个性。辩证地审视多向度的解放形式与人类解放之间的关系必须明确，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中，社会历史的发展具有客观性、规律性和阶段性，经济的社会形态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政治形态的发展，都包含了不可取消的、合乎规律的、不可超越的各个历史阶段，政治解放、社会解放和劳动解放作为实现人类解放的具体化路径，是人类从“物的依赖性”到“自由个性”的历史转换，是一种经由社会现实的变迁凸显出来的人类自然史道路，它们作为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叙事结构的元素，反映了人类解放的阶段性和层次性，并与历史唯物主义一起，将历史的科学叙事指向共产主义。

3．共产主义运动：自由个性的物质保障与理论构想

共产主义作为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叙事结构的指向，是由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属性（科学理论和意识形态）与多重维度的解放形式共同支撑的，这三者相互渗透、相互贯穿地架构起马克思的人类解放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叙事结构的根本指向和根本目的，共产主义是一场总体性的历史转变运动，不仅在生产方式和制度组织等物质形态层面将发生颠覆性的改变，而且在价值理念和心性结构等精神气质层面也将焕发出全新的面貌。马克思对共产主义这一社会和心灵全方位秩序转变运动的阐发集中凝聚在对“自由个性”的物质保障分析和理论构想之上。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运动所要实现的“自由个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三大形态的表征，是人类最大的历史转变，即从纯粹自发的发展阶段转变到自觉的完善阶段，从物对人的统治阶段转变到人对物的自由支配阶段，从“必然王国”转变到“自由王国”。

“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看作是否定社会生活所有异化和对抗形式的一个历史过程，根本没有把它同某种绝对的、更加完备的社会发展体制联系在一起。”[15]而过去和现在的许多空想家的缺点恰恰就是静态地看待共产主义。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叙事结构所指向的终极目的——共产主义不是某种僵化的、死板的制度组织，而是不断变化革新的历史过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共产主义作为科学性的社会理想，是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社会结构安排；共产主义作为伦理性的道德理想，是合乎人性的“自由个性”模式。其中，前者是后者的物质保障，后者是前者的理论构想。这个转变过程既具有科学真理性，又富含价值理想性；既需要客观的物质生产的飞跃，也需要主观的心性气质的革新。

在马克思看来，“自由个性”作为共产主义运动的目标，只能以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为基础，并且这种生产力的发达不是地区和民族的现象，而是具有世界历史性的现象，否则，“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16]资本主义是处于“必然王国”阶段的社会形态，在其社会关系中，机遇和竞争占绝对的统治地位，大多数人与生产方式的关系是异化的关系，从事的劳动是外在目的规定性的劳动，“现实的个人”的自由联合还未能进入人类的实践视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世界历史性发展、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彻底否定以及共产主义所有制的确立，生产力作为人类的社会力量，将不再是个人压迫、剥削和奴役他人的手段，而是成为社会的人的自身力量。“这种无情的社会劳动生产力才能构成自由人类社会的物质基础”，[17]从而奠定人类社会向“自由王国”飞跃的可能性。

透过马克思对“自由个性”物质基础的分析可以发现，其根本的指向是劳动者的解放。“自由个性”物质基础的积累过程也是社会结构的转变过程与人的精神气质等内在结构的历史性生成过程。马克思认为，“必然王国”的社会形态中，个人是原子式的分散个体，个人的劳动是自发的、被迫的，个体之间的自发交往与联系所产生的社会力量对人来说是一种异己的力量并与人自身相对立。而社会生产力发展到极高程度，物质资料充分涌流，“自由时间”就会出现，在这种客观条件下，从前被异化的个体将得到解放，自主的活动将成为人类生命的自由自觉的本质，人们将在全新的社会形态中转变为完整的和全面发展的人。正如马克思所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18]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转变过程，不仅是生产方式、制度组织的转化，更是人自身的焕然一新，是人的精神气质等内在结构的革新。在“必然王国”的国度里，由于资源的有限性、资源分配的多元性与复杂性，利己主义成为“偶然的个人”即原子式的异化的人无法克服的缺陷。他们为了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利益需要，竞争成为其核心价值理念；在“自由王国”的国度里，个人得到全面发展从而成为有“自由个性的个人”，他们是社会化的人，是以人为核心价值理念联合起来的劳动者，“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一理论构想成为真正的社会现实，“偶然的个人”向着有“自由个性的个人”转化的历史过程，是一个历史事实。因此，共产主义不仅是全新的社会结构的生成，更是全新的人的历史性生成。

综上所述，历史唯物主义、多向度的解放形式和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叙事结构的核心元素，三者环环相扣，构成了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科学叙事。离开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就无法明确多向度解放的阶段性和层次性，对共产主义的认识也会蜕变为乌托邦式的幻想；如果不承认多向度的解放形式是人类社会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中不可逾越的阶段，就会坠入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潭，产生躁动冒进的平均共产主义运动；无视共产主义这一社会实践根本目的指引，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和多向度的解放形式的探索与践行就会失去科学的目标与方向，“遗失”其崇高的意义和价值。将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叙事结构中的任何一个元素割裂和分离，都会使它丧失自身原有的性质，导致对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体系的曲解，也必定不可避免地对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实现方式带来深刻影响。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实现人类解放的“实践的旨趣”

20世纪初期以来，西方社会发生了各种各样的政治和社会变革运动，社会发展呈现出急剧转型的态势，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法国1968年的“造反运动”为起点，西方发达工业社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后现代主义、新社会运动、苏东社会主义国家解体、全球化浪潮、全球生态危机等等一系列社会新景观接踵而至，标志着“晚期资本主义”“后工业社会”“后危机时代”的来临。面对新的社会发展现象，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怀抱着实现人类解放的理想，号召“回到马克思”，要求“复兴”和“重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以求解释和解决新时代的社会问题。就此而言，以卢卡奇、葛兰西等人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研究与探讨绝不仅仅是出于学术上的兴趣，而是始终抱有并保持试图改变社会生活、实现人类解放的“实践的旨趣”。他们对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研究与探讨，无论是肯定或是否定，支持或是诋毁，都是在思考和探索马克思所创立的人类解放理论的不同实现方式。

自卢卡奇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始终秉持着批判的品质，既批判西方发达工业社会又批判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试图探求一条既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又不同于现实社会主义模式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他们在深入地研究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的特征和批判地反思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弊端的基础上，从理论上改造了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叙事结构，从而提出了独到别样的实现方式，大致呈现出以下方式取向：从革命实践到文化政治、从无产阶级到多元主体以及从科学社会主义到现代乌托邦精神。

1．从革命实践到文化政治

在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叙事结构中，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表明，工人阶级的革命实践运动是实现人类解放的主体力量和必要条件，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是通过革命实践夺取资本主义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从而实现社会使命与自身解放。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及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改善，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和崩溃逻辑并没有如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骤然来临，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革命实践不断遭遇失败，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逐渐衰退，通过革命夺取政权的问题也不断向后推延。对这一社会发展现象，西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从经济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特质的视角来反思与考察，而是将批判的矛头从经济基础转向上层建筑，从文化政治的角度来思考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卢卡奇的无产阶级意识、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开创了这一“先河”，其后法兰克福学派的工具理性批判、詹姆逊的文化政治学、拉克劳和墨菲的激进民主理论都是对“先河”传统的承续。

西方马克思主义看来，资本主义制度实行的是总体性的统治，它对工人阶级的统治不仅表现在经济政治上，而且表现在价值理念、思想文化等意识形态上，甚至遍及日常生活的每一方面。因此，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注重从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角度为无产阶级革命与政权模式定位，认为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实行以意识形态革命、哲学文化革命为先导的总体性革命。在他们看来，西方发达国家不可能像俄国那样实行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而只能采取渐进的思想文化革命、微观技术革命或社会批判斗争。后马克思主义的新的历史叙事则将传统的以革命实践、阶级斗争为主轴的对抗性社会叙事完全掩盖与抹杀，取而代之的是文化意识形态的话语革命。西方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叙事结构所诉求的革命实践运动改造成为一种只是满足于对革命策略的逻辑论证、告别阶级政治的纯粹知识学问题，割裂了理论探究与现实运动的深刻关联。法国哲学家雷蒙·阿隆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使哲学教师资格获得者能在这种学说中同时找到一种革命憧憬的实现和一种纯属精神上的满足”。[19]

2．从无产阶级主体到多元主体

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号召“复兴”和“重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但自卢卡奇和葛兰西开始，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却隐含了对历史唯物主义关注方向的转移。作为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叙事结构的核心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彰显的是对社会现实的澄明显示和革命改造，它既揭示出人类解放的过程是一个自然历史进程，又指明了无产阶级在人类解放运动中的主体性作用。然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将人类解放的方向从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转移到文化政治斗争，使得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实现政治解放、社会解放和劳动解放的多向度解放形式也就被贬低为一套空洞过时的理论说辞，这就间接地否定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主体地位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属性。

在卢卡奇看来，马克思把人类解放置于人的主体意识与创造之中，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精神实质就是总体性的辩证法（历史发展中的所有问题都可归结为主体问题）。只要掌握总体性的辩证法，人们就能够洞悉社会历史过程中主客体的相互作用，确立人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主体性作用。虽然在卢卡奇的论述中“主体”依然是指无产阶级，但以内在意识的批判与构建来重塑无产阶级，其实已经暗含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在退化的论断。在卢卡奇之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看来，由于传统的工人阶级自身实际状况的改变以及社会分化的发展，工人阶级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他们已经不再是革命派或者革命的主体力量。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在反一元论、反本质主义的历史叙事中，确定性的标准被不断地消解，意味着统一、共同的标准是不存在的，差异性、多样性标准逐渐被正当化。哈贝马斯将当代西方社会变革现存制度的主体确定为“扩大了的工人阶级”——不是传统意义上以体力劳动为主的无产阶级，而是以知识分子、中间阶层与广大学生为主的阶级。在这种理论视野中，工人阶级的主体地位被彻底解构，文化政治斗争的主体是随机的、不确定的和不断变化的多元性主体，他们不是由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受物质生产过程中压迫力量束缚的“大写”的无产阶级革命主体，而是在多样性、差异性的文化政治斗争中所崛起的“小写”的革命主体。

3．从科学社会主义目标到现代乌托邦精神

在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叙事结构中，共产主义的来临与人类解放的实现是社会形态嬗变的必然结果，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社会现实，是通过多向度的解放路径得以实现的美好状态，也是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路予以证明的科学理论。它将新社会的来临奠立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性与必然性过程之中，所以被命名为“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是对共产主义的科学叙事，是对新的历史可能性的科学论证，并且，作为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叙事结构的根本指向，它能够引导革命并激发革命的巨大动力。革命需要未来社会目标来维系，目标也需要革命来改造社会和改造人性。“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20]

西方马克思主义怀疑甚至否定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叙事结构的科学性，将人类解放的方式从革命实践转变为文化政治斗争，将人类解放的历史主体从无产阶级消解为多元主体。在他们看来，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不应该过分强调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即不应该从客观规律性来论证科学社会主义实现的必然性和可能性，而应该从伦理、文化、个人心理结构等内在意识角度来阐发、谋划未来社会；科学社会主义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永远只能走在通向可望而不可及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路途上，“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可能性：走向社会主义之路是从科学到乌托邦，而不是从乌托邦到科学”。[21]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其实是实现方式取向——“从革命实践到文化政治”与“从无产阶级到多元主体”逻辑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的“总体性的统治”、多样性的革命主体，使得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压抑性反抗将是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常态，是每个人碎片化的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对多元主体的主观文化革命、日常生活中个体的反抗与解放的过分强调，致使宏观的、多向度的解放形式随之被消解于无形之中。于是，他们提出了替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各种“现代乌托邦”学说，力图撇开科学社会主义蕴涵的科学成分而赋予其乌托邦的成分。如布洛赫的“乌托邦本体论”（认为乌托邦就是世界的本质）、马尔库塞与弗洛姆的“乌托邦终结论”（认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终结）和哈贝马斯与高兹的“乌托邦替代论”（主张“交往社会的乌托邦”替代“劳动社会的乌托邦”及“后工业社会的乌托邦”替代“工业社会的乌托邦”），等等，大致都要求从多元主体的内在意识维度出发去论证社会主义的理想之路，希图呼吁、唤醒沉睡于人们内心深处的乌托邦精神。他们关于乌托邦精神渗透与论述并不排斥现实的斗争，而是充分肯定乌托邦精神在引导现实斗争中的力量，但他们已经不再赞同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叙事结构所要求的革命形式。

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现实的社会主义”模式背离马克思的人类解放理论，变成了僵化的体制。因为它们只注重政治社会的革命；只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从制度组织的角度去界定人类解放的实现形式；在革命实践中重视的是政治解放和社会解放，却相对忽视思想文化的解放，忽视心理人性的解放，因此是不完善的、片面的人类解放模式。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和全球化的不断发展，西方马克思主义甚至认为，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叙事结构中的某些元素已经不适合时代的特质，必须予以改变或重建。上述三方面的实现方式取向代表了对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叙事结构特色的改造，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其特有的细腻的理论探讨，丰富了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叙事结构，为人类解放实现方式提供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可能路径。

三、人类解放理论实现方式的苏联模式及其深刻教训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解体，使得“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遭受巨大的挫折。但是，苏联的解体并不代表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更不代表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在现实中走进了死胡同，毕竟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仅仅是实现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诸多方式中的一种。当然，我们也不能避而不谈、撇弃不顾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失败的历史事实。作为实现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一种方式——苏联模式对所有曾经执政、正在执政和尚未执政的共产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站在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叙事结构的哲学高度反思和检审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经验教训，全面认清和彻底克服这一模式的不足，是关系到科学社会主义能否实现、人类解放能否经历更少挫折的重大问题，因为“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22]只有这样，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现实的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创造出更加完善的人类解放理论的实现方式。

1．意识形态与宿命论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叙事结构的根本方法论，具有科学理论和意识形态的双重属性，它在澄明社会现实的基础上，指导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彻底改造现实世界。坚持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真精神和真品质，就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属性。但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却在社会实践中抛弃了马克思所开创的科学的革命精神。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虽然在理论和意识形态的宣传上，一直坚称自身所秉承的就是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所领会的是最本真的马克思精神，也着重承诺实现马克思一生所追求的人类解放和每个人的自由，并且认为“苏联模式”以外的其他对马克思不同的解读与解释，都是对马克思精神的歪曲。封闭、僵化、独断的解释传统与垄断、专制的意识形态传统，彻底背离了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精神，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品质。

在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叙事结构中，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具有奠基性地位，它所具有的双重属性是一体两面的，相互依赖也内在区别。历史唯物主义首先是科学理论，是在辩证地、历史地、具体地分析人类社会秩序中的对立和矛盾的基础上，对社会现实做出澄明的科学理论；其次才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历史唯物主义只有作为科学理论，才能成为正确的意识形态。[23]但是，在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中，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包括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共产主义理论等，都被“打磨”成“圆融”的哲学体系，在这种体系缜密的意识形态中，一切问题似乎都获得了“圆满”的解决，社会现实的任何发展都依据体系所阐述的历史进程来进行，现实社会中的不合理性都拿这一体系作为辩护工具。历史唯物主义不是揭示、批判或改造社会现实的工具，而是被“改造”成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所依据的“铁”的客观规律，这一规律就是苏联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在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历史唯物主义已经蜕变成机械的历史决定论，历史发展的多重可能性被抹去，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主体能动性也被忽视，任何革命事件都被当成是历史的必然现实。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已经不再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而是一种宿命论。正是这种缺乏科学性和革命性的意识形态使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违背了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叙事结构的根本路径。

2．政治革命与解放困境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中，人类解放是一个艰巨的历史进程，需要经历政治解放、社会解放、劳动解放等多向度的解放才能得以实现。任何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或许可以根据自身历史条件超越某种向度的解放，但在超越解放形式的同时，客观需要社会实现这种解放形式所要求达到的目标。然而，作为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实现方式之一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建设进程，在宿命论的意识形态指导下，却陷入到解放形式的困境。

苏联在斯大林掌权之后，提出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论断。斯大林认为，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政治夺权的成功，表明了一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的合理性。“谁否认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建成的可能性，谁也就一定要否认十月革命的合理性。”[24]斯大林的理解歪曲了列宁的思想表述，也混淆了多向度的解放形式之间的内在区别。

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都早已指明一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或者说共产主义的不可能性。列宁曾经指出：“我们单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能在一个国家内全部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即使这个国家远不像俄国这样落后，即使我们所处的条件比经过四年空前艰苦、破坏惨重的战争以后的条件要好得多。”[25]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26]虽然马克思和列宁否认“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观念，但他们并不否认社会主义政治革命可以在一国取得胜利的现实可能性。在《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就已断定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消灭以及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建立的可能性。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就是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预言的初步实现。在十月革命之后，列宁指出，社会主义政治革命胜利之后，无产阶级能够“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27]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实行带有社会革命性质的社会解放。

显然，斯大林所提出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忽视了这一社会解放形式的艰巨性和长期性。苏联虽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但却采取了高压的行政化手段和急剧的群众运动，忽视了人们“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28]在政治解放不充分、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对专制权力和专制制度摧毁力度有限的落后社会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又重新复活了庞大的官僚体系和特权制度，使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无论是在政治解放、社会解放还是在劳动解放上，最终都没能取得真正历史性的进步。

3．官僚主义与自由个性的压制

“一般的革命——推翻现政权和废除旧关系——是政治行动。但是，社会主义不通过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社会主义需要这种政治行动，因为它需要破坏和废除旧的东西。但是，只要它的有组织的活动在哪里开始，它的自我目的，即它的灵魂在哪里显露出来，它，社会主义，也就在哪里抛弃政治的外壳。”[29]社会主义革命作为人民群众改变自身历史处境的最终手段，只是在推翻现政权和废除旧关系的政治革命阶段具有政治性质，一旦政治革命结束，社会主义生产的组织开始，社会主义就会抛弃掉“政治的外壳”。“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30]马克思认为，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之前，人自身“固有的力量”被凝结、异化为“政治力量”，这种力量对人来说是异己的，它束缚人、压迫人、统治人；要想摆脱“洞穴”般的状态，必须将政治力量吸纳到社会力量中去，从而消解政治力量对人的压迫。只有消灭人类社会的政治性质，消灭统治与被统治、奴役与被奴役的异化关系，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所追求的每个人的自由个性才有可能实现。

而社会主义政治革命完成以后，无产阶级如何捍卫自身建立的政权？如何管理社会的每一个方面？苏联社会主义在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时，从斯大林时代开始，就已经偏离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叙事结构所阐明的走向多向度的解放形式来实现多向度的解放与人类解放之间的历史转换的解放路径，并激活封建主义的残余力量，使之越来越官僚化、特权化和腐败化；使社会主义公有制逐渐沦为官僚群体的私有产业；使国家意识形态理论上构想着每个人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未来世界，而实践上却实行政治高压手段，压制人们的创造自由，对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都实行全面的意识形态监督，完全忽视和背离了人民群众。这种根本没有抛弃“政治的外壳”、将政治手段运用到了极致的官僚主义的社会治理方式，结果只能如马克思所讥讽的“封建的社会主义”那样：“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31]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也由此成为历史的必然。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作为一种“现实的社会主义”模式，在取得过举世瞩目的辉煌成果的同时，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崩溃也使得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遭受了巨大的非议和诋毁，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失败。在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中，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叙事结构所阐述的一些基本原理，并没有得到正确的理解和切实的遵循，甚至出现了将马克思主义实用化、庸俗化和简单化的错误倾向。从历史的、辩证的角度察看苏联模式的失败，更有力地证明了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科学性。事实上，苏联模式的失败着实没有使人类解放的理想从此消失。重新领会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叙事结构，从而寻求实现人类解放的现实途径，依然是向往共产主义世界的人们孜孜不倦的奋斗动力。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实现人类解放新途径的探寻

对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阐释、实践与创新，最受关注、影响最为深远的莫过于苏联模式和中国模式。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延伸式的探究不断提出重新理解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叙事取向和实现方式，但它始终没有超越学术思想探讨的范围。只有苏联和中国是切切实实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不断地拓展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学术空间并努力开辟全新的实现方式。然而，苏东剧变这一人类历史和国际共运史上的悲剧性事件，使得整个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历史终结”的声音甚嚣尘上。在这种历史境遇下，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屹立不倒，既不放弃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科学社会主义理想，又坚持走自己的道路，探寻实现人类解放的新途径、新方式，成为当代最具说服力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都是在不断地理解、阐释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叙事结构，并从实践上开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类解放理论实现模式与道路。近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现实化的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逐渐凸显了其所获得的伟大成就，历史地证明和演绎了自身道路的科学性与真理性。

1．初级阶段作为本真的社会现实

社会主义并没有像马克思所预想的那样，首先在西方发达的工业国家获得胜利，而是在东方落后的农业国家取得成功，这使得“现实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的经典论述之间存有不一致之处：一方面，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农业国家，并没有发生马克思设想的高度社会化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间矛盾对立被消解后所达至的理想社会主义状态；另一方面，由于大多数发达的工业国家尚是资本主义国家，使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得不与这些国家处于共生与竞争的历史情境之中。基于此，寻求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实现方式，既需要实事求是地认清和把握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所处的历史阶段，又需要解放思想，创造出符合本国国情、具有本国特色的现实性的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以指导当下的社会主义建设。只有充分洞察现实的社会主义建设所处的历史阶段，才能规避不切实际地人为“拉近”人类解放的理想与现实的建设之间的客观距离的错误倾向，也才能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与时俱进，在生产实践中采取合理又合目的的手段来改造社会现实。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中，认识国家的发展阶段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都是整个国家迷失于探索之路的表现。这些运动无视中国的具体国情，无视东方落后农业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不同于马克思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工业国家为标准所论述的人类解放进程，使得国家一度陷入严重的混乱和崩溃的边缘。当然，国家民族的自我认识不仅要靠在自身建设过程中摸索，也要借助“世界历史”之镜。改革开放之后，正是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对世界历史发展总体把握的基础上，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处的社会现实做出了最彻底的揭示，中国社会主义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所面临的最本真的社会现实，只有认清和把握这一社会现实，我们才能明确自己的建设方向、目标，才能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从而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对社会现实进行最合理的改造，不断逼近马克思人类解放的理想。

2．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实现充足的政治解放

在马克思的论述中，人类解放的进程必然内化为政治解放、社会解放和劳动解放等诸多解放形式，而不是只通过一场无产阶级政治革命便可获得成功，人类解放也必定会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然而，马克思的这一人类解放思想却一直以来没有受到“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视。“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几乎都是从封建或半封建的落后农业国家直接进入到社会主义发展形态的，没有经历过完整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政治解放（马克思所追求的人类解放是在政治解放基本完成的基础上进行的）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进入社会主义之后，这些国家不顾国家具体现实直接照搬马克思文本中对社会主义的设想，企图彻底废除私有制，并采取高度集中的公有制形式和计划经济手段，盲目排斥市场经济和私有制。苏东剧变的爆发历史性地证实了这种实现方式的错误：没有充分的生产力发展，没有市场经济对落后社会关系的摧毁，没有政治解放的充足发展过程，最终只会造成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停滞，带来消极的甚至灾难性的社会后果。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表达过对此的忧虑。他们认为，私有制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的交往形式，这种交往形式在私有制成为阻碍生产力的桎梏以前是不可能被摒弃的，是直接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所不可缺少的。而在回答“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废除？”这一问题时，恩格斯表达得更加清楚：“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实行财产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因此，很可能就要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现今社会，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32]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完全废除私有制的长期性与条件性的认识，对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而言，是在人类解放理论的高度上肯定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建设方略。市场经济不一定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所特有的，但市场经济的发展却要求社会各种经济成分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要求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完善市场经济的同时推进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核心的政治解放，并在此基础上向社会解放、劳动解放迈进，最终为人类解放奠定全面的历史条件，实现向人类解放的历史转换。如果不经过政治解放，我们也不可能获得对现代民主政治的内涵与意义的真正认识。只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实现充分的政治解放，个人才能成为独立的个体、自主的个体，并参与到整个社会的管理实践中去，也只有融入社会、成为社会化的人，才可能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充分发展出每一个体的“自由个性”。

3．以人为本作为“人的本质的现实的生成”[33]

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叙事结构的根本指向是共产主义，实现马克思人类解放理想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既是全新的、最终的社会形态，又是“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34]共产主义不仅要产生全新的社会制度，更重要的是要在运动的过程中产生全新的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是对在经济上、政治上和精神上全面压迫人的个性自由发展的资本主义的辩证否定和扬弃，是对“有个性的个人”自由发展的最开阔的展望。“现实的个人”的自由活动和自由交往，即“人的本质的现实生成”是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另一种真切表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过程中所提出的“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正是对马克思所阐述的“人的本质的现实生成”这一解放旨趣的复归。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本真的社会现实中，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社会主义政治民主的发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道路，而市场经济的发展所必然引发的社会生活的消极现象，如人与劳动、人与人以及人的个性发生严重异化等现象都会阻碍人的解放。因此，人的解放与自由发展何以可能的问题将构成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最真实的内容。“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是属人的发展、为人的发展、依靠人的发展，它秉承马克思“人的本质的现实生成”精神，既坚持人民群众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主体地位，又坚持发展为了人民群众、发展依靠人民群众、发展成果由人民群众共享，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这一发展理念的指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将人置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主题的价值核心地位，确保社会发展内在的人本主义精神坐标，从实质上保证了人的权利的落实，尊重和保障了人权。“以人为本”以追求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核心与目的，以最终实现人的解放与全面发展，达至人类美好的社会状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是对马克思的“人的本质的现实生成”的复归，是对每个人的“自由个性”发展的追求。在历史实践中贯彻“以人为本”的价值原则和发展理念，本质上就是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实现方式。“以人为本”的解放指向与解放目标牢固地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中，并将社会发展与人类解放紧密关联起来，真正实现了社会发展与人类解放之间的历史生成逻辑。从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叙事逻辑中审视“以人为本”，更显示出“以人为本”宽广的理论图景，展现了人类解放理论的宏大视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实践探索中的伟大理论创新，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深刻领会和把握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叙事结构的基础上，立足本国国情，研究前人的学术探究和借鉴他国的实践经验创造性地开辟出来的实现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全新方式。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既坚持人类解放这一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价值目标，将其作为改造社会现实的根本尺度，又辩证地看待最高理想与当前现实的差距，稳健地采取合理性和合目的性的建设方略，通过具体的现实实践活动不断实现“人的本质的现实生成”。人类社会的发展作为自然历史过程既不会因为资本主义在世界历史中的确立而宣告结束，也不会因为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失败而宣告“历史的终结”，而是必将沿着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毅然地走向人类解放的新境界。

参考文献:

[1]   参见《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5—116页。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3页。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5页。

[4]  《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6页。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

[6]  《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5页。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页。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55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4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5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3页。

[15]   [俄]  鲍·斯拉文：《被无知侮辱的思想——马克思社会理想的当代解读》，孙凌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50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8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9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

[19]  [法] 雷蒙·阿隆：《想象的马克思主义：从一个神圣家族到另一个神圣家族》，姜志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100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3页。

[21]  [美] 马尔库塞：《五篇讲演》，1970年波士顿版，第63页。转引自徐崇温：《“当代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要由科学到乌托邦”评论》，《科学社会主义》2006年第2期。

[2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10页。

[23]   [德] 卡尔·洛维特：《从黑格尔到尼采》，李秋零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27页

[24]  《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41页。

[25]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47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9页。

[27]  《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4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95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页。

[3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5页。

[3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7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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