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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理论与批评】鲁太光 | 寻找“新时期”及其文艺的人——兼论柯岩在“新时期”文艺史上的评价问题
这当然是一个严苛的沙里淘金的标准，但只有通过这近乎无情的淘洗，我们才能对文艺家做出最接近公平的评价，看看哪些文艺家虽曾名噪一时，但由于他们的创作对民族精神成长出力甚少，甚至发挥的是反作用，因而也不过是一闪而过的过渡性人物；看看哪些文艺家虽曾相对低调，甚至不受待见，但其创作却为民族精神成长灌注了心血与光热，助其成长，促其强大，因而是值得长久纪念、学习的对象。柯岩就是一位对中华民族精神成长发挥了积极作用的文艺家，而且，她主要是在“新时期”以来中国在复杂的环境中重新锚定自己的航向、建立自己的主体位置、激活自己的国民精神的时候，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可以说，她是“新时期”文艺史上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
不过，这里就涉及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文艺家把握民族意识、时代精神的敏锐性与准确性。就像鲁迅谈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时所说的，“文学家是感觉灵敏了一点，许多观念，文学家早感到了，社会还没感到”2。的确，“感觉灵敏”是文艺家区别于一般人的重要标志之一，或者说，是文艺家的基本素质之一。正因为如此，文艺家往往在“感觉灵敏”方面进行着竞争，感觉越灵敏的文艺家往往越能走在社会前面，走在时代前面，走在同侪前面，甚至成为开一代风气的大家，至少能“独领风骚”一段时间，并且凭此确立自己在文艺界的影响与地位。我们上面提到的文艺家，都堪称这方面的标志性人物。笔者首先也是从这个角度出发，说柯岩是“新时期”文艺史上不容忽视的人物，也就是说，柯岩在感觉“新时期”的民族意识与时代精神方面，走在了社会前面，走在了时代前面，走在了绝大多数同行前面。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简要讨论一下“新时期”的民族意识与时代精神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应该在两个维度上展开：一个是物质的维度，即中国革命解决了“站起来”的问题之后，发展经济，“富起来”就是社会主义建设要达成的基本目标，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由于我们犯的一些错误，导致虽然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近三十年，但我们的物质生活仍然很不宽裕，许多地方甚至还很贫困，也就是说，革命所承诺的美好生活的愿景迟迟未能兑现，甚至还有落空的风险，因而“新时期”中国要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经济，其中的底线就是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与这一物质方面的要求相呼应，“新时期”中国要解决的另一个急迫的问题就是精神贫乏的问题，也就是说，打破种种过时的、落后的清规戒律，让人民过上相对丰富的精神生活，拥有相对敞亮的情感与思想空间，即解决民主与自由的问题。概言之，“新时期”中国的核心问题就是要找回中国革命承诺给中国人民而我们又在相当程度上遗忘了的美好世界。这恰恰是柯岩“新时期”以来文艺创作的核心主题，甚至是她唯一的主题。实际上，细读柯岩的作品就会发现，她的创作主旨就是她的一部长篇小说的标题：寻找回来的世界！是的，“寻找回来的世界”是理解柯岩创作的一个关键词，是打开其文艺世界的一把钥匙。更进一步，我们甚至可以说柯岩是用文艺的方式寻找“新时期”的人。而且，在这个方面，她的“感觉”比绝大多数文艺家都要敏锐，因而起动得也比绝大多数人早，取得的成绩也比绝大多数人大。柯岩最广为人知的作品应是政治抒情诗《周总理，你在哪里》。一看标题，就知道主题是“寻找”——寻找周总理以及他所代表的美好人格与世界。就像柯岩在回答自己为什么在诗中让周总理“永远居住在太阳升起的地方”时所说的，“因为太阳升起的地方最明亮，最壮观，最温暖……只要有太阳升起，就有高山河流，花就会开，草就会长，种子落地就会发芽……只要有太阳升起，人类就可以繁衍生息，创造历史文化……”3这段话给我们描述的，正是一个理想的世界！实际上，这首诗之所以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得到那么多人的响应，除了中国人民对周总理深厚感情外，还有更多深层次的原因，即周总理不仅象征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漫长的革命中形成的一种高尚人格与珍贵品德，而且还象征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漫长的革命中与中国人民形成的同心同德的鱼水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所内蕴的美好生活，因而寻找周总理就是寻找这种高尚人格与珍贵品德，寻找这种黄金关系，“寻找回来的世界”！我们知道，这首诗写于周总理逝世后不久，1976年10月青年艺术剧院就“以集体诗朗诵的形式，在大型晚会《英雄的十月》中首演。1977年1月8日公开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发表”4。我们还知道，刘心武的《班主任》和卢新华的《伤痕》是“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并通常被看作“新时期文学”开端的标志，但这两篇作品，前者发表于1977年第11期的《人民文学》，后者发表于1978年8月11日的《文汇报》（上海）。我们并无扬此抑彼之意，只是想提醒大家，柯岩在对“新时期”民族意识和时代精神的感觉、表现方面，是远远走在前边的，甚至早于被视为“新时期文学”开端的代表作。而且，这首诗无论在思想性还是艺术性方面，水准都相当高。从这个角度看，《周总理，你在哪里》在“新时期”文艺史上应有一席之地。不止如此，柯岩在寻找“新时期”的过程中对许多问题的认识，比同时期的一些文艺家要辩证、深刻得多，表现也细腻、生动得多。《寻找回来的世界》是柯岩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发表于1983年10月出版的《十月》长篇小说专刊第1期，群众出版社1984年8月推出了单行本。客观地看，这应该是“新时期”文艺的一个重要收获，如果考虑到当时长篇小说创作数量有限的情况，则这部作品的重要性就进一步凸显了出来。不过，与当时大多数作品主要反思“伤痕”不同，这部作品既以极大的力度在深广的社会空间中反思“伤痕”，又上下求索、倾情寻找——为失足少年寻找回来的世界，在更宽广的意义上，就是寻找未来。仅此一点，这部作品的见识就高出同类题材作品一筹。但笔者重点要谈的不是这个问题，而是作品为我们塑造了一些在当时应该不常见而后来却不能说是少见的人物，即谢悦的母亲、继父和于倩倩的前男友。前者是一对政治投机主义者，在“文革”的极端年代，一个出卖了自己的丈夫、抛弃了自己的孩子，一个出卖了自己的老师——谢悦的父亲，走到了一起，当造反派，写大批判文章，呼风唤雨，风光无限，也害人不浅；可等到风向一转变，他们又迅速以新派人物自居，鼓吹极端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以继续呼唤风雨，立于时代潮头。好像无论时代怎么变，他们永远都是弄潮儿，永远拨弄别人的命运。对这样的人物，柯岩的认识很清楚。2000年5月接受吴其南电话采访时，她提到一个有意味的词语——“油花子”。她说：“每一次运动，都有些来得快的人。我对这些人本来就有些看法，那时我经常下乡，常听老乡说，漂在水面上的都是油花子，每一次运动来时，最先涌现出来的都不是积极分子，而是这些油花子。”5访谈中，柯岩是在谈自己对大跃进运动的认识过程时谈到的这个问题，但考虑到具体访谈时间，柯岩已久经考验，是个“老运动员”了，因而她这个反思就更有意味了。说到底，我们这个国家、社会之所以经历那么多挫折、磨难，原因有很多，但在笔者看来，在每次挫折、磨难中，这些“油花子”都发挥了极坏的作用——就是今天，我们的生活中，恐怕也不乏这样的“油花子”吧？而柯岩1983年就在小说中塑造了这样的“油花子”的典型形象，虽然所占篇幅不多，而且多是侧面呈现，但给人的启示无疑是深刻的，这比一般的反思要深刻得多。于倩倩的男朋友是一个极端的物质主义者、享乐主义者。因为于倩倩去工读学校工作，与他一味腾达的人生设计不同，就逐渐疏远、背弃于倩倩，很快投入人生的投机之中。为了满足自己的欲念，他不仅背着于倩倩与另外有背景的女性谈起了恋爱，而且还偷偷地引诱于倩倩的学生宋小丽——一位正在“寻找回来的世界”中彷徨的美丽女生。当事情败露后，他竟然将怀孕了的宋小丽诱骗到城郊一处在建的楼房中，告诉她自己将带她到乡下去成家立业，而实际上是想等风头过去后骗她去打胎，在最坏的情况下，甚至铤而走险，杀人灭口。这是一种多么卑劣的人格！作家很会写细节，通过细节让我们见识人物的内心。当他移情别恋被于倩倩发现后，他很快就把于倩倩交给他准备结婚用品的存折给送了回来，还附着一张账单。于倩倩和妈妈看后禁不住惊怒交加，“原来，他不但把他们共同买的那些物件，统统算在了倩倩账上，而且没有忘记他们几次因为赶不回来吃饭，在外边用餐的账目，没有忘记倩倩多吃的几个冰激凌，甚至，还有那套打碎了的茶具”6。我们再通过于倩倩的眼睛看看他的衣柜：“一个彩色缤纷的世界骤然闯入眼帘，打翻了的调色盘不足以形容其色彩的斑驳：红的，绿的，紫的，蓝的，鲜黄，碧翠，乳白，银灰……互相交错叠印，而且夹金镶银。”7这些衣服，“还都是成套的：套服，套裙，旗袍，连衣裙，睡衣，寝服，晨装，晚服，甚至还有两套猎装……如果不是在电影上看过，小说里读过，倩倩简直会叫不出它们的名称”8。可怜于倩倩还以为这些衣服是给自己买的，其实那是他买给新欢的。读着这样的情节禁不住想：这也是用于倩倩存折上的钱买的吗？略微想想就知道，作家写这些五彩斑驳的衣物，是为了写人物油腻的内心。“新时期”伊始，生活相对宽松，适度追求消费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但像于倩倩前男友这样极端利己、油腻的物质主义者应该不很多见，可这样的人对社会的危害却不容小觑，因为这是心灵腐败的开始，而一旦心灵腐败必然会带来社会腐败。后来柯岩又写了一部中篇小说《道是无情》9集中讨论这个问题。小说写一位聪明美丽的女大学生玉凤（上大学后因为“追求像风一样自由自在、轻松愉快的心态”10而改为“如风”了）因为过度追求物质享受，被一帮活跃于海关的倒爷挽了个圈套陷在里边，帮他们倒卖物资，差点做了他们的替死鬼。这就是说，当极端利己主义才刚刚露出苗头的时候，柯岩就已经敏锐地感觉到了，并用批判的笔触揭示出来，以引起疗救的注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柯岩敏锐地认识到，如果不注意、解决这些问题，或许，我们永远也找不到回来的世界，即永远无法建设好“新时期”。正是对于建设“新时期”的强烈愿望，对于寻找回来的世界的高度责任感，使柯岩比绝大多数文艺家都看得远，看得深，看得细，看到了许多人看不到或者视而不见的人与事。比如，《他乡明月》中婚姻失意的紫薇被在美国创业的台湾富商精心设计圈套包养的故事，在1990年代末以来的一个时期，在中国，特别是在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被以各种版本拷贝、上演、蔓延。在笔者看来，柯岩之所以写得那么痛心，那么焦灼，那么伤感，或许是因为她意识到了，如果不注意，这样的圈养人生一定会到处发生，带来种种悲剧、滑稽剧。想一想，这部小说构思于1986年，定稿于1990年，她的感觉是何其敏锐！而现在，当像于倩倩前男友那样的油腻男女穿行于大街小巷，当紫薇笼中鸟般的故事不时见诸信息时，在我们的文艺作品中，这样的人物与故事反而不多见了，这更反衬出柯岩文艺感觉的敏锐与超前。
现在看来，柯岩对“伤痕文学”的认识当然有其深刻的一面，但在当时这不仅是石破天惊之语，甚至是违逆潮流、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言行。因此，有必要就此多说几句。正如人体一样，社会也可视为有机体，经历了一路的跋涉，备受挫折、磨难，特别是经历了“文革”的严酷伤害之后，中国社会犹如任何一个正常人一样，需要正视自己的伤口，舔舐自己的伤口，需要颤栗，需要哭泣，需要抚摸，甚至需要挣扎，需要嘶叫，以缓解疲劳、疼痛，特别是纠正这疲劳、疼痛带来的心灵的扭结，对这样的行为当然不能简单地批评为“缺德”16。但我们同样也不要忘记，一个人受了伤，如果不是在哭喊后尽快包扎伤口，积极疗救，而是一味地哭喊，这对他的身心肯定也没什么好处。人是这样，社会也是这样。明白了这个道理，就能理解柯岩的苦心：她是要用自己的报告文学创作为中国的“新时期”寻找最需要的人！没有这样的人，中国的“新时期”恐怕仍会遥遥无期，甚至半途而废。这清楚地体现在她的报告文学所选择的对象身上。《奇异的书简》写的是“文革”期间，两位科学家陆琰与罗辽复为了祖国的科技发展，冲破障碍，鸿雁传书，探讨科技问题，前前后后共写了两千多封信。看着这些“奇异的书简”，我们不能不反思“文革”给我们带来的“伤痕”，但我们却同样不能不为这两位科学家的顽强意志和科学精神所感动，想像他们一样，迅速投入“新时期”的科技事业中去。《船长》写的是远洋航行的“汉川号”船长贝汉廷，他是多么的可敬呀！是他带领自己的团队以严谨的工作精神、高超的业务能力使一向有条不紊、按部就班、如乐队演奏般稳定的汉堡港改变了自己的节奏。大家都来参观“汉川号”，因为他们的装载技术国际一流，堪称艺术。是他用诚意和产品质量说服、打动了伦敦港的工人，使他们改变规定，“凡是挂着五星红旗的船上的滑石粉，只要包装不破，伦敦港一律管卸”17。是他发现了我们从国外购买的船质量有问题，并找出症结所在，使卖方返修，而且不止返修他使用的这条船，而是一同购买的四条船……但就是这样“第一流的头脑，外加一副铁腕”18的人物，“文革”期间也难逃厄运。读着这样的文字，我们不能不反思“文革”给我们带来的“伤痕”，但我们却同样不能不为贝汉廷的人格和精神所感动、所振奋。《美的追求者》写的是画家韩美林的故事，“文革”期间他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呀，腿被压断了，筋被勒折了，被关了四年零七个月，可即使如此，他仍然相信未来，就是在监狱里也没有忘记“回想他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没有忘记“追求任何一个美好的形象”19。大概就是因为这样，他才能够一恢复自由就能继续从事美的事业吧。看了这样的遭际，我们不能不反思“文革”给我们带来的“伤痕”，但我们却同样不能不为韩美林对美的执念、对美的固守所感动，想与他一样，创造美、捍卫美，让我们的生活变得美一些，再美一些。《葡萄承认》写的是从1950年代就扎根吐鲁番的农业科技工作者王惠珠，她走到哪里哪里的葡萄就增产，“乡亲们传说这个姑娘有魔法呢，只要这姑娘的手指一指，葡萄就会增产”20。可即使在偏远的边疆地区，她也没能逃脱批斗的厄运，而且由于生性耿直，在柯岩采访她的1984年，她的状况仍然不怎么好，可当柯岩劝她跟人搞好团结时，她竟然回答说：其实我也并不是非要他们承认不可，我要求很少，只要“葡萄承认就行了”21。多么朴素的人物，多么朴素的道理！想着这句话，我们不能不反思“文革”给我们带来的“伤痕”，但我们却同样不能不为王惠珠所感动——是呀，只要“葡萄承认”，只要我们的事业承认，只要人民承认，就足够了，因为这才是最平凡也最伟大的承认。但很快，报告文学这一文艺的“轻骑兵”也无法满足柯岩的需要了，无法容纳柯岩面对、思考的现实了，她必须选择新的文艺形式：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在回答读者对自己第一部长篇小说《寻找回来的世界》所涉时空过于宽广，特别是涉及“文革”后路线斗争的内容是否妥当的疑问时，柯岩明确地回答说，这不仅不是这部小说的缺点，反而是这部小说的优点，“恰恰因为它没有囿于学校这一个小圈子，就学校写学校，就教育写教育”，“这本书之所以还有一点与众不同之处，还有一点深度的话，就因为它把青少年犯罪放在了一个世界性问题的高度和广度上，指出了它的规律性。这当然就不可能离开产生这些故事、人物、情景、情节的时代和大环境，不可能脱离整个社会和党内的斗争了”。22柯岩这是夫子自道，个中缘由，她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我们上文已约略提及，“新时期”伊始，人们主要在对“极左”政策，特别是在对“文革”的反思中纠正偏向，寻找未来，但很快反思范围就进一步扩大，不仅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就是中国革命乃至辛亥革命也都被纳入反思之中，与之相对应，革命文艺也成为应该被反思甚至抛弃的东西，因为它们是非文艺乃至反文艺的，而且到后来，连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艺，特别是“左翼文艺”也成为被反思的对象。这种反思并未局限在文艺界，而是成为一种社会思潮，影响很大，以至于诸如理想、信仰、道德之类的正向价值也成为被鄙夷、抛弃的对象。客观地讲，忽视人的多样性，忽视人的需求的多样性，忽视人对于自由、民主的需求，过于整齐划一，过于强求一律，甚至以理想、信仰、道德等的名义进行思想和情感控制，必然会使理想、信仰、道德（其实是伪理想、信仰、道德）贬值，必然会引起强烈的反感、反拨、反弹。但同样客观地讲，无论在什么时候，除了民主、自由外，人们也一定需要其他的理想、信仰、道德的光照。或者说，民主、自由在“新时期”那么迷人，成为潮流，就因为它们内蕴的理想、信仰、道德焕发出的绚烂光彩。但必须指出的是，进入1980年代中后期，我们的反思在取得了极大进展的同时，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犯了如鲁迅所说的泼洗澡水泼掉孩子的错误，而且随着改革开放大门打开，欧美的一些思想观念随着现代化商品一起进入中国，给人以五色目迷、五音乱耳之感，这让中国何去何从重新成为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柯岩要想寻找“新时期”可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她不仅要清理“极左”时代的遗存物——有时候影响还很强大，还要捡回来并照顾那些被泼洗澡水泼掉的孩子——这是多么可惜的事情呀，而且，更要观察这种种新思旧想发展的动态，窥察其走向——我们在上文分析《寻找回来的世界》时已经提到过，柯岩之所以塑造谢悦的母亲和继父、于倩倩的前男友等人物就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这样，柯岩就不得不面对社会主义文艺的核心理论命题——社会主义新人问题，以之回答新时期提出的新问题。这样，她就不得不在更加广阔的时空中思考这个问题。而这，就是柯岩的小说创作，特别是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意义之所在。《在寻找回来的世界》中，柯岩就是在比较宽广的时空中，因而也是在比较复杂的社会网络中，特别是在与迟威、薛人凤、谢悦的母亲和继父、于倩倩前男友等反面人物的反复较量中，塑造了徐问、黄树林、吴家驹、于倩倩这样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以及在他们教育、引导下正在回来的世界上或快或慢，但一律往前走着的谢悦、向秀儿等学生们。还是丁玲厉害！她给柯岩的通信虽然不长，却一下子就抓住了这部小说的本质，即这部小说是写社会主义新人的，而且明确指出什么样的人才是社会主义新人：“我听到有人曾经对某些作品评论，好像只要主人公勤于职守，毫无怨言，默默无闻，就认为是社会主义新人。我不以为然。我只认为那是正派人，是好人，是可以同情的人，是说明我们社会主义还有缺点，但这不是社会主义新人。社会主义新人是有自觉的人，并不只是能忍受一时痛苦，而是明知有牺牲也甘心愿意去受苦的人，是认为应该为人民服务，无所谓牺牲，不怕受委屈的人。”23而且正是因为《寻找回来的世界》塑造了一系列社会主义新人，丁玲才盛赞这是一本有“气派”的书。诚如丁玲所言，社会主义新人不一定是完美无缺的人，但一定得是自觉的人——自觉追求理想、信仰的人，自觉追求真理克服自身缺点的人，自觉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人。可以说，这是柯岩长篇小说创作一以贯之的主题，也是她对“新时期”及其文艺的最大贡献。她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CA俱乐部》由于关注癌症病人群体，特别是其主题、人物与其发表于《北京文学》1982年第7期的报告文学《癌症≠死亡》高度一致，因而一般读者往往在抗癌的意义上解读这部作品，但其实往深处看，这部小说之所以感动那么多人，发挥了那么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对癌症病人及其亲属而言，是因为作家将抗癌这一捍卫生命的行动与捍卫理想、信仰的行动紧密地联系了起来，或者说，正是因为信仰、理想的支撑才使那些病人能正确地面对疾病，捍卫生命。表面上看，抗癌明星柴禾和自美国归来向他求助的嫦娥之间的情感故事是这部小说的主线，但实际上，柴禾和发妻胜利的故事才是这部小说真正的主线，因为他们的爱情故事同时也是信仰故事。正是因为情感与信仰水乳交融，他们才能克服重重困难，走到一起，爱在一起，在一起的时候相濡以沫，而胜利去世前又希望柴禾对她能相忘于江湖，而柴禾却对她心心念念，始终不能忘怀。更重要的是，正因为他们是有信仰的人，是社会主义新人，他们才能把自己从生命中凝结的美好情感、生存经验，把自己的光和热传递给需要的人，甚至舍己为人。也因此，我们才能在柴禾身后看到丽月、小江、闵惠芬、小郭以及远在美国的小托尼（嫦娥的儿子）等抗癌先锋——这既是健康的传递，更是信仰的传递！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柴禾为什么最终拒绝了嫦娥的爱，尽管这是一份青梅竹马的感情，一份迟来的感情，因而格外弥足珍贵的感情——他要把美好的生活和情感，而不是痛苦留给她。我们也才能理解他留给嫦娥的遗言中的这句话：“而我，也不曾辜负你们对我的爱。因为我从小到大，无论处在何等境地，从未背叛过我的人生理想：为人类的彻底解放而奉献自己的一切。”24这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这不仅仅是爱的宣言，也是信仰的宣言呀！
这哪里是电视剧本，简直是世界上最美的抒情诗！而且，这简短的对话中包含着多么丰富的信息呀，似乎一切都在旋转、迷失、沉降，唯独这位“仅次于上帝的人”冷静、坚定、执着，虽千万人吾往矣！这段对话，是对柯岩创作主题最好的说明，也是对她人生的最佳注释。
柯岩创作最鲜明的特点，或者说，其最独特的品格，就在于其实践性。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文艺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无不强调这一点，比如，在谈到“绝对的批判”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明确强调，“想要站起来，仅仅在思想中站起来，而让用思想所无法摆脱的那种现实的、感性的枷锁依然套在现实的、感性的头上，那是不够的”29。这就是说，要想实现精神的解放，必须要经过物质的解放。这一要求，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来说尤为重要，文艺不仅要让人在精神世界、理念世界中站立起来，而且要在物质世界、感性世界中站立起来，即文艺不仅是认识世界的重要手段，也是改造世界的重要手段，至少，要让人认识到这种改造的必要性、重要性，萌生改造的冲动。这一理论在中国现代文艺，特别是革命文艺中得到了长足发展，或者说，虽然始终有“为人生”和“为艺术”的争论，但中国现代文艺的主潮却始终是“为人生”的，因而在改造人生、改良社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鲁迅坦陈自己从事新文艺，就是为了“听将令”，就是为了“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孩子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30这对于我们的启示是极深刻的。这一“为人生”的理念在革命文艺中得到普及、升华，文艺工作成为中国革命中极其重要的一翼，只要想一想《黄河大合唱》《白毛女》等经典作品在民族民主革命中产生的深远影响，这个问题就无须多论。然而，物极必反，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文艺工作时时遭遇来自政治乃至于具体政策的干扰，产生一些冤假错案，特别是经历了“文革”的严重挫伤之后，许多文艺工作者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与现实的关系，进而对文艺的实践功能心生疑惧，所以“新时期”之后不久，在愈演愈烈的现代、后现代转向中，去政治化、去现实化，进而回避文艺的实践功能在文艺领域渐成潮流，文艺的视域越来越收缩，功能越来越单一，力量越来越弱小，甚至成为文艺家的心灵独语。就在这样的过程中，文艺的实践性被让渡出去了。关于这个问题，有必要多说一句，即如果文艺为错误的观念所控制，其实践性往往带来伤害性后果，但如果文艺中活跃的是正确的观念，那它带给我们的自然也是有益的成果。可惜的是，由于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新时期”以来的文艺家很少有人思考这个问题，以为只要不想，这个问题就会自动消失了似的。实际上，这种让渡是极其片面的，或者说，是犬儒的表现——如果我们能够让正确的观念在文艺中开花结果，芬芳生活，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这样做呢？简言之，1990年代以后，我们的文艺——主要是以精英自居的“纯文艺”——越来越不及物了，慢说改良人生、改造社会，就连传统民间文艺中“劝善戒恶”的实践性也少之又少。但实践性问题却从未消失，而只是换了个舞台继续表演，且惟妙惟肖、活灵活现。是的，我说的是广告。现在的广告“文学性”可真强，“实践性”也是真强。不过，尽管千音万调，喊的却是同一个字：买！买！！买！！！换句话说，被文学主动让渡的“实践性”被资本当作宝贝捡去了，而且千方百计地给它穿上“文艺”的外衣，让它看起来千姿百态、千娇百媚，因而好把人内心各种各样的欲望呼唤出来，即使没有也要创造出来。想一想满大街满屏幕满眼帘的广告，想一想那满是艺术范儿的满满的诱惑，难道不是这样吗？值得一提的是，在“严肃文学”退化为“纯文学”的过程中，消费主义文艺趁机兴起，对人的感官、欲望、身体的调动也不无行动性，即使最低调的，也充满了各种花招、暗示、诱惑。在这样的现状面前，我们多么想念那有益于人生社会、世道人心的文艺！当然，这样的文艺一定要如浮士德所说的那样，有“发自心灵”的“真情实感”，并且“以充满原始力量的快意去打动所有听众的心”。31柯岩就是这么做的。当一批又一批文艺家从文艺的实践领域撤退时——里边有不少人，曾经是革命文艺的践行者，甚至是佼佼者，她却逆流而上，满腔热情地投入火热的生活中，投入实践中，从中汲取营养，创作出一部部充满生活实感、生命感悟，因而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作品。我们知道，《寻找回来的世界》就是柯岩深入生活的成果。早在1955年，北京成立第一所工读学校时，她便以“一个青年教师”的身份深入工读学校生活了将近两年时间。当她因工作需要返回原单位后，学生们还常常想念她，以为她出差了，或者调离了。可以说，那时她对这一生活已经很熟悉了，可她“苦思冥想，多次结构，却始终未能成书”32。“文革”结束后，工读学校恢复，她再次去深入生活，“那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那一段新旧杂陈、徘徊与奋进彼此交叉、互相渗透的日子”，这时，“新的生活，旧的记忆，人物命运的悲欢离合才以一种崭新的面貌呈现在我的眼前，才和我们整个的社会生活，和祖国的历史与前途紧密地结合起来，使我更清晰地听出历史的脚步，看见新时代的光辉”。33也就是说，只有到这时，她才真正地理解了这一生活的意义，因而才能够拿起笔，一气呵成，完成创作。通过这部小说的创作过程我们就可以看出，柯岩是为了推动“新时期”向前发展才“朝花夕拾”的，也正是因为她为这一题材贯注了鲜活的时代精神，才使这一题材焕发出了崭新的光彩，有力地推动了生活的前进。特别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学之窗”节目1983年播出和1986年被改编成12集电视连续剧在中央电视台展播后，这部作品更是插上了翅膀，飞入千家万户，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比如，贵州有机厂的魏德全就给“文学之窗”写信，说《寻找回来的世界》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教育史诗”，是“净化灵魂的东西”。34山东听众刘淑梅是一位22岁的少女，因高考失败，“心一下子凉了半截”，“从此不再幻想啦”，但柯岩的《寻找回来的世界》“就像一股春风温暖了我的心，点燃了我青春的火花，我决心从现在开始，把丢失的世界寻找回来”。35南昌听众吴可意刚刚从江西师范大学毕业，听了《寻找回来的世界》“得益匪浅”，因为从中“学到了很多处理一些后进生中出现的意外情况的办法”。36北京一〇一中学的沈健同学看了电视剧《寻找回来的世界》后写信说：“以前，我觉得社会是冷冰冰的，不会有大家庭般的温暖，可是从这里，我却幸福地同谢悦、向秀儿……他们共享了徐校长、黄老师、于老师的关怀之情。什么是新型的人际关系，什么是人的尊严，什么是人与人之间能体现的温暖，什么是真、善、美，这部剧都揭示得生动、具体而又不教条。”37北京丰盛中学高一学生黄然也说《寻找回来的世界》“教我更热爱生活，爱生活中善良的人们，它使我懂得珍惜我‘尚未失去的世界’”38。这样的来信还有很多。读着这些真情洋溢，发散着光和热的文字，笔者禁不住感慨：这是多么美好的力量呀！难怪有教育工作者将柯岩的作品称为“放心文学”，并呼吁中国的文艺家多为孩子们创作这样的作品，而非“拳头加枕头”的作品。39想想现在的一些所谓名家创作的作品里边充斥着声色与暴力，越来越多的读者不满，不禁发出了这些作家敢不敢把自己的作品给自己的孩子们看的追问，柯岩的创作是多么的独特，又是多么的可贵呀！柯岩另外两部充分体现其实践品格的代表作是报告文学《癌症≠死亡》和长篇小说《CA俱乐部》。这两部作品可以说是柯岩住院的“意外收获”：1981年，她身体不适，怀疑是癌症，在医院癌病区里待了一年，后来排除了，但就是这一年的经历，使她“接触到了很多生离和死别、痛苦与折磨”，使她“能进一步地透视人生”，使她有许多“无限感动的故事要向人们讲述”，用她自己更形象的说法来说就是，她在这些癌症病人中发现了无数精神英雄——中国的海伦·凯勒，她要把他们的事迹讲述出来，40用他们的事迹鼓舞癌症病人，鼓舞所有生病的人，甚至鼓舞所有的中国人，尤其是代表未来的年轻人，正确地面对生命、生活、生存，走好人生的每一步路。41正是由于这样的似火芳心，使她这两部作品一出来，就感动了无数读者的心，特别是给无数癌症患者点燃起了希望的火把，走上正确面对、治疗癌症的道路，并鼓舞许多癌症患者把这希望的火把传递下去，比如，李英伟就发愿带着《癌症≠死亡》和《CA俱乐部》这两本书和康复了的病友一起，“骑着自行车走遍胶东半岛、走遍山东的每一个角落，把这两本书送到正在病床上挣扎的癌症病友的手中，把柯岩老师这盏希望的‘灯’送到每一位病友心里，把郭林气功、把‘抗癌明星’们那不屈的精神、不死的信念，以及他们用生命总结出来的这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群体抗癌、综合治疗的道路，向更多的人、向更远的地方传播出去”42。且不谈柯岩教育、引领年轻人的宏愿，仅就这两部作品在病人中引起的反响来看，我们就可以说这是件功德无量的事。这给中国“新时期”文学，甚至给整个中国文学的启示也是极其深刻的：这是真正救苦救难的文学呀！43这样的文学真的是太少太少了，尤其是“新时期”以来。
与实践性相关，柯岩文艺创作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其公共性。这仍然与“新时期”以来的文艺转向有关，即由于担心政治等对于文艺的干预，“新时期”之后不久，文艺就开始“向内转”，开始对“传统的美学观念常常表现出一种不驯服的姿态”，开始“不屑于做时代精神的号筒，也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开始“回避去写那些我们习惯了的人物的经历、英勇的斗争和忘我的劳动的场景”，“不是直接去赞美生活，而是追求生活溶解在心灵中的秘密”。44这种“新的美学原则”流行之后，我们的文艺越来越远离现实，越来越远离公共问题，越来越变成情绪的自我表达，甚至变成内分泌的自我流淌。这个问题仍然需要一辩。当公共议题笼罩整个社会，笼罩文艺空间，变成了对个人情感、心灵空间的遮蔽乃至压抑时，个性话语的追求、个人的心灵呼喊、个体情绪的表达，乃至个人欲求的表现，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看似“个体”的话语其实已不再是“个体”的了，反而具有相当的公共性，甚至就是公共情绪的表达。说句实在话，当时“三个崛起”看似不那么严谨的表述之所以引起那么大的反响和同情，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站在了公共情绪一边。但问题在于，当个人主义盛行，成为流行情绪、潜意识之后，甚至遮蔽、压抑了公共空间，那么，特定情形下被公众所厌弃、远离的公共议题的重要性，特别是理想、信仰、道德等公共议题的重要性，换句话说，“外部空间”的重要性就会再次凸显。社会和文艺也如自然一样，就是在这样的风雨、阴晴中保持着自身的和谐与稳定的。况且，说到底，哪里又有泾渭分明的“外部空间”和“内部空间”呢？一切优秀的文艺作品无不是贯通内外两个世界的，无不是在这两个世界中给人以启迪，给人以感动，给人以升华的。否则，就难言优秀！柯岩的创作在“新时期”的独特性就这样凸显出来。当绝大多数文艺家告别宏大叙事，告别纷繁现实，告别理想信仰，一味追求“溶解在心灵中的秘密”时，她却毅然决然地关注公共议题，关注社会民生，为“新时期”文艺保留了一片难得的公共领地——想一想，如果几十年的“新时期”文艺史上都是个人情绪、欲望的呼唤与细语的话，又该是多么的单调、乏味呀，特别是我们的个人主义叙事佳作极少。而且，就像我们上文所说的，柯岩的创作绝非单纯地关注“外部世界”而不关注人的“内在世界”。她的《寻找回来的世界》之所以被誉为“教育诗”，不就是因为她在宏阔的社会时空中关注了人的心灵成长吗？她的《他乡明月》之所以那么感人，不就是因为她在中美文化比较中把朵拉和紫薇心灵成长的历程如心电图一样精细地描画出来吗？她的《CA俱乐部》之所以产生了那么大的感染力，不就是因为她把自己对祖国对未来的忧患与爱灌注到“抗癌明星”的事迹中吗？不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她的文字具有了穿越心灵壁垒的无形力量吗？最后，需要略微提及的是，柯岩“新时期”创作的独特性还表现在她辩证的叙事态度上。通读柯岩的作品，就会发现，她对“左”的错误的批判如果不是强于“新时期”以来的绝大多数文艺家的话，那至少也不比他们中的哪一位差，即使是“伤痕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但柯岩的辩证之处在于，她既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也没有丧失希望，或者说，正是因为对未来对社会主义抱有强烈的希望，她才更严肃地剖析问题。这一认识使她在批判与肯定之间保持了极其有益的平衡，也使她的叙事既情感饱满又态度辩证。比如，她的长篇小说《他乡明月》构思于1986年，定稿于1990年。这一时期，出国潮正在高涨，对于出国的认识，特别是对于欧美等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认识，也是社会热点。在这一背景下，相关题材作品也引发社会关注，成为热点。其中最著名的是曹桂林的长篇小说《北京人在纽约》。小说中有一句名言：“如果你爱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45这句话其实很能体现当时中国人对美国——纽约是其象征——的态度：爱它的，觉得那里是天堂；恨它的，觉得那里是地狱。基本上是两极分化。明了这一背景，就会发现柯岩的辩证平和之处。在柯岩笔下，美国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而是另一个与中国有很大不同的“人间”。在这个“人间”里，既有富商大卫与妻子奎恩尔虞我诈、彼此折磨的故事，也有看似风光实则满是暗疾的生活，比如与疯女儿住在一起的美丽的Rosie太太——她靠情夫供养生活，几乎天天歌舞，夜夜笙歌，但实际上就像张爱玲所精妙比喻的，她的生活是一袭华美的袍，但上面爬满了蚤子，她的女儿之所以疯了，就是因为被她的情夫侮辱所致；再如犹太富婆莎丽妲，她的生活是另一个版本的“阴谋与爱情”，看上去珠光宝气，实际上千疮百孔，因而她的举动才那么怪异。但这并不是美国的全部，朵拉的表哥一家虽然琐屑，但却平和，林达夫人一家则是和谐、欢乐、向上的，而且真心实意地帮助来自异国他乡的朵拉。在柯岩笔下，中国也是瑕瑜互见的“人间”。比如，如果没有省歌舞团团长“老狼”的打压，朵拉与紫薇怎么会走上充满血泪的“洋插队”之路，如果我们的经济体制灵活些，德才兼备的周峻怎么会在国企大厂压抑那么久？这样的形象比较，让我们意识到美国与中国只是社会制度不同、文化不同、习俗不同，各有优缺，本可取长补短、美美与共，但在当时，这却成了一个严峻的问题。现在，这早已是常识了，再也没有人为此纠结，而我们也更能理解柯岩创作的高明之处。这种辩证的态度体现在柯岩的所有创作中，限于篇幅，我们不再赘述。余论我们已经讨论了柯岩对“新时期”文艺的独特贡献及其地位问题，但遗憾的是，在当时的主流评论中，特别是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中，柯岩却是一个近乎无名的存在，或者说，是一个文学史上的“失踪者”。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是当时的一些研究者往往从具体作品或某个角度切入评论柯岩的创作，缺乏整体的文学史视野，但更重要的却是当时的主流评论家及文学史研究、书写者，与柯岩对文艺的理解很不相同，甚至势如冰炭，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柯岩是被有意识地给“遗忘”了的。对此，柯岩心知肚明，她在接受吴其南采访时就曾直言“北京的评论界”对她的作品关注是不多，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文学界在多元化思潮的冲击下，有些评论家转向了‘新潮’”，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北京是个相当前卫的地方，那会儿‘告别革命’啊，‘躲避崇高’啊闹得正凶”。46应该说，柯岩的这个认识还是很清醒、客观的。而且，不止对柯岩一人如此，对当时坚持社会主义文艺、人民文艺的作家、艺术家——大多是老同志，主流评论界、学术界大都持漠视的态度。实际上，早在1980年丁玲就意识到“现在对老作家的作品，不都是很公正的”，这“不正常”。47究其原因，就在于此。对于这些主流的观点、做法，柯岩肯定关注、重视，但也绝对不会把这当作评价自己的唯一标准，甚至是重要标准。在更高级的意义上，可以说柯岩等坚持社会主义文艺的作家、艺术家不仅仅是在纸上写作，而是在中国的大地上、在人民的生活中写作，因而他们更看重人民的反映和评价。不过，尽管有很大的主观性，但文艺评论，特别是文艺史写作毕竟是一门学科，是讲究科学、客观的——尽最大努力追求科学、客观。要求当时处于具体情势中的人完全抛弃个人情感，“零度写作”，在文艺史写作中对柯岩等进行客观评价，也过于乡愿。现在，已时过境迁，理性亦应回归。我们这些后来的评论家、研究者是不是应该补上这一课，对柯岩等文艺家进行全面研究、准确评价？或许，这也是文学评论、文学史研究的科学性得以体现的方式之一。 2021年11月15日初稿2021年11月19日修改
1 陆华、童欣编：《柯岩研究文集》下，大众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891—1939页。
2 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十二月二十一日在上海暨南大学讲》，《鲁迅全集》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9页。
3 柯岩：《关于〈周总理，你在哪里〉——在中南五省优秀教师会议上的讲话》，陆华、童欣编：《柯岩研究文集》中，第693页。
4 柯岩：《关于〈周总理，你在哪里〉——在中南五省优秀教师会议上的讲话》，陆华、童欣编：《柯岩研究文集》中，第694页。
5 吴其南：《柯岩访谈录》，陆华、童欣编：《柯岩研究文集》下，第1678页。
6 柯岩：《寻找回来的世界》，《柯岩文集·第一卷·小说》，四川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00页。
7 同上，第192页。
8 同上。
9 柯岩1989年冬完成初稿，1992年夏天定稿。写作时间横跨两三年，可见柯岩对这个问题的重视。
10 柯岩：《道是无情》，《柯岩文集·第四卷·小说》，第171页。
11 柯岩：《在中美作家会议上的发言》，陆华、童欣编：《柯岩研究文集》中，第1164—1165页。
12 田心整理：《生命之树——柯岩答客问》，顾志成、陆华、童欣编：《柯岩研究文集》上，第623页。
13 吴其南：《柯岩访谈录》，陆华、童欣编：《柯岩研究文集》下，第1682页。
14 同上，第1684页。
15 吴其南：《柯岩访谈录》，陆华、童欣编：《柯岩研究文集》下，第1682页。
16 “伤痕文学”出现后，就有争论，其中李剑的文章《“歌德”与“缺德”》（《河北文艺》1979年第6期）因为批评“伤痕文学”“缺德”，且用语过激，曾引起极大的争议，甚至成为社会关注的公共事件。
17 柯岩：《船长》，《柯岩文集·第六卷·报告文学 散文》，第44页。
18 同上，第47页。
19 柯岩：《美的追求者》，《柯岩文集·第六卷·报告文学 散文》，第89、90页。
20 柯岩：《葡萄承认》，同上书，第152页。
21 同上，第156页。
22 吴其南：《柯岩访谈录》，陆华、童欣编：《柯岩研究文集》下，第1687页。
23 《丁玲致柯岩》，陆华、童欣编：《柯岩研究文集》中，第767页。
24 柯岩：《CA俱乐部》，《柯岩文集·第三卷·小说》，第360页。
25 柯岩：《他乡明月》，《柯岩文集·第二卷·小说》，第294—295页。
26 同上，第406页。
27 柯岩：《仅次于上帝的人》，《柯岩文集·第九卷·戏剧 影视》，第2—3页。
28 别林斯基：《文学的幻想》，《别林斯基选集》第一卷，满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36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 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节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8页。
30 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5页。
31 歌德：《浮士德》，绿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页。结合上下文看，这里“充满原始力量的快意”应指不要粘贴拼凑别人的观点，而是要诚心诚意地对待读者，用诚实、正确、朴素的见解打动人。
32 柯岩：《失落与追求》，《柯岩文集·第一卷·小说》，第364、365页。
33 同上，第365页。
34 叶子：《文学之窗》，陆华、童欣编：《柯岩研究文集》中，第697页。
35 叶子：《文学之窗》，陆华、童欣编：《柯岩研究文集》中，第698页。
36 同上，第701页。
37 《北京观众来信谈〈寻找回来的世界〉》，同上书，第720页。
38 同上，第724页。
39 参见冉乃彦：《呼唤放心文学》，顾志成、陆华、童欣编：《柯岩研究文集》上，第49—53页。
40 陈潇：《与抗癌勇士并肩作战的女作家柯岩》，陆华、童欣编：《柯岩研究文集》中，第988页。
41 参见柯岩：《我写〈CA俱乐部〉》，《柯岩文集·第三卷·小说》，第417—418页。在这篇创作谈中，在回答自己为什么写作这部作品、是为了谁写作这部作品时，柯岩直言：“也许，你们想不到的，我是为了你们，我的广大的年轻的朋友们”，“因为看一个国家的未来是什么样子，很重要的一点是要看她青年一代的精神面貌是什么样子，看她年长一代在用什么意识形态教育他们”，因此，“如果这本小书里凄美的爱情故事能吸引你们的目光，故事里主人公们曲折的生活道路，面对艰难险阻一往无前的勇气，享受痛苦并超越痛苦的智慧，临终前还要用自己最后的生命之火，为后来者点燃指路明灯的博大胸襟……能令你们动容，愿意把他们当作自己人生的参照系，从而也能找到快乐生活下去的秘密的话，那才是我写作《CA俱乐部》的初衷；也才是我，一个写书人，无与伦比的幸福啊！”考虑到柯岩写作《CA俱乐部》时，已是76岁高龄，且诸病缠身，她的这段话可谓杜鹃啼血，至真至善，句句动情，字字感人。
42 李英伟：《一篇不死的宣言》，陆华、童欣编：《柯岩研究文集》中，第1010页。
43 祝东力于2021年10月21日在“柯岩逝世十周年追思暨学术座谈会”上的发言中的观点。
44 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中国作家协会、诗刊社编：《中国新诗百年志理论卷·下》，中国工人出版社2017年版，第22—23页。
45 曹桂林：《北京人在纽约》，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小说封面和扉页上都印着这句话。
46 吴其南：《柯岩访谈录》，陆华、童欣编：《柯岩研究文集》下，第1689页。
47 丁玲：《生活·创作·时代灵魂》，《丁玲全集》第8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