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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理论与批评】课题组 | 2021年度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科发展研究报告
摘要：2021年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科发展中有几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一是由于疫情持续冲击，全球面临严峻的经济、政治、文化挑战，既有的理论框架已无法有效回应剧变中的现实，在此背景下，作为克服现代危机状态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再次引起关注，在文艺理论界亦然，其表征是重回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寻找理论资源。二是与建党百年相呼应，出现了一些回顾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历程、总结经验的文章，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学科体系、教材体系建设。三是在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之间，特别是前两者之间，产生了互相观照的自觉。此外，在文化批判理论、学术谱系梳理、文艺批评建设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有意义的成果。认真解读这些现象，可初窥本年度学科发展的基本样貌。
关键词：重读马克思；马工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文化批判；马克思主义批判哲学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与学科体系建设
一边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一边发展与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相契合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新形态，是百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一个特点。中国共产党不是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视为一般性的国外思潮或流派之一种，而是将其作为自己文艺宗旨和价值目标的根本依据，纵观百年历程会发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出现，是由中国共产党人引进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实施，是由中国共产党人推动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中国革命文艺实际的结合，是由中国共产党人实现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进程，是由中国共产党人推进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21世纪的新形态，是由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10因此，一些学者在建党百年的历史坐标中考镜源流，辨章学术，提炼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历程中形成的核心价值与关键议题。谭好哲的《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价值观的思想谱系与理论积淀》就“从价值中心变迁的历时性角度纵观”，将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价值观的嬗变划分为四个阶段，在对每一阶段的主导价值进行总结后指出，“四个阶段的发展对不同文艺价值的侧重又凸显出了文艺价值观建构的应有要素，合力共构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价值观共时性理论结构的完整理论图谱”11。刘亚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多种形式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背后的理论性问题进行思考，对其历史演变进行考梳，概要呈现出中国共产党文艺理论对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批评理论演变的作用与意义。12本年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以下简称“马工程”）教材《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该教材自2009年启动编撰，历时12年完成，可谓学科体系建设中的一件大事，在建党百年之际出版，更被赋予一种特殊的象征意义，值得关注。以制度化、组织化的形式推动文艺创作及理论研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思想文化工作的一个重要途径。13作为“马工程”系列教材之一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是这种工作方式之成果。“马工程”启动于2004年，是中央面对世界总体格局的变化，立足我国改革发展的“新任务、新情况、新课题”，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重大举措。14作为“马工程”的教材，“不仅仅要向大学生提供有关各学科的基本知识，更重要的是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思想上去武装我们的大学生，以造就和培育一代又一代马克思主义者”15。因此，体现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和中国具体国情与文艺实践相结合过程中产生的理论成就，是“马工程”教材《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在这方面，该教材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教材将中国共产党人的文艺理论创新作为重要内容，“系统地勾勒出了从毛泽东、邓小平到习近平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述的逻辑关系”16，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百年来在坚持、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方面所作的贡献。教材出版后，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举办论坛进行专题研讨，来自教学一线、科研机构、学术期刊的多位专家学者对教材的结构特点、体系创新、篇幅体量、文献引用、语言风格等做了全面探讨。其中，特别肯定了该教材在体系化建设方面的尝试。有参与“马工程”的专家指出，改革开放初期曾出现教材编写的繁荣期，产生了一批精品。但随后很长一段时间，“新教材的编写和老教材的修订都呈现滞后乃至阙如的状态，不仅教材体系不够完备系统、缺乏权威规范，而且知识更新和知识创新严重不足”17。具体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教材，虽然新的教材不断出现，但在体系性、规范性和知识性方面，确实也存在类似问题。尤其是体系建设方面，始终存在一个较为突出的难题，那就是体系如何统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上不同国家、地区所产生的不同的理论形态。近年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教材在结构上，或以体系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主体，兼及历史的梳理；或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的选本和讲解为主体，兼及体系化的阐述和历史的梳理；或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史为主体，采取经典为体、中国与国外（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为翼这种“一体两翼”的形式。18应该说，学界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化方面做了不少尝试，但整体来看，效果不是很理想。体系构建的困难，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历经12年方才面世的原因之一。19从最后的文本实际来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采取“一脉相承”的体例，即“依据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统一的原则，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内容组织在连贯、系统的框架里”20。从具体章节安排和逻辑框架来说，在开篇阐释文艺本质的时候，首先确定文艺是作为观念形态的上层建筑，把文艺放在社会结构的位置当中去看。以此为抓手组织相关命题，全书逻辑框架得以依次展开。21总体来说，该教材努力构建一种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学科体系，这为马克思主义文论课程教学、学科建设以及人才培养提供了较为适用的文本，是近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重要成果。不过，参照近年来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现状的考察及所做的相关调研，可以预料，教材在后续的使用中会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首先，高校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教学有较长一段时间都处于边缘化的状态，这为教材的推广使用带来困难。根据2016年对高校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教学现状的抽样调研，较多高校未开设马克思主义文论课；在开设的高校里面，则存在教材不固定、教学内容不统一、师资力量不足等问题。22另一方面，新时期以来主流文论观念往往以所谓“工具论”“文艺政治学”的名义看待马克思主义文论，毋庸讳言，这导致一些学生对马克思主义文论印象不佳。此外，也有学生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论距现实较远，故缺少兴趣。鉴此，如何恢复课程设置，形成有效的教学方法，调动学生兴趣，都是教材使用中需解决的问题。其次是如何处理好“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具体到教学中，有教师坦言在教学实践中发现，一些青年学生具有较强的实践意识，希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更加富有活力，能够为他们提供理解、研判当下文化、文艺现象的工具。23那么，如何处理好“知识”和“方法”的关系，将体系化的理论与鲜活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勾连、贯穿，既展现课程不可缺少的体系性，又赋予理论以介入现实的力道，是考验授课教师的一个现实问题。这也是需要本学科的研究者持续关注的问题。文化批判的研究图景在2020年度的报告中，我们指出，近年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一个主要特征是核心理论对象从文学转向文化”24，这一特征在今年的研究成果中也体现得十分明显。这一方面是因为近年来中国学界持续追踪当前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最新发展，另一方面，在长期反思一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机械使用、“经济决定论”的过程中，学界开始更多地关注意识形态在社会中的运作方式及其复杂表现形式，推动了对内涵更丰富的“文化”的重视，尝试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二元结构中搭建更多元的理论中介，以此解释、批判当前社会中复杂的文化现象。此外，还有一个或许更为关键的因素，即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未及论述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文化问题，而近十年来以互联网新兴媒介为基础的消费主义社会发展出令人眼花缭乱的文化现象，使这一问题以更为复杂的面貌呈现出来。因而，如何观察、分析中国文化在全球社会结构剧烈变动中所面临的根本性的挑战（现实的、理论的），理解我们身处的生活世界的总体问题，重新发现、获得理论武器就变得格外迫切。这推动了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关注，或者说，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化”面向的重视。中国学界对“西马”文化批判理论的关注可分为三个领域：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欧陆的文化批判理论、以美国为代表的后现代文化理论。2021年是英国文化研究奠基人之一雷蒙·威廉斯25诞辰一百周年，有多篇文章专门研究其理论思想。其中，多数文章以“文化唯物主义”作为主要论述对象。比如，盛立民的两篇文章均以“文化唯物主义”作为切入点，提炼出“共同文化”来解析“作为整体生活方式的文化”这一概念，阐释威廉斯对精英文化的批判与对大众文化的关注，呈现其以历史唯物主义对“文化”概念的再造和其中的问题。26在另一篇文章中，盛立民进一步阐释了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传统之间的对话与融合，分析了威廉斯在“文化”的经验领域应用、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实践。27此外，向玉乔、沈莹整体阐释了威廉斯“文化”概念及其理论分析的不同层次，评析其文化分析理论对反思当下文化观的启示意义。28曹成竹将威廉斯的文化研究理论放回英国文学批评的细读传统，分析威廉斯对其的扬弃，以及如何立足马克思主义立场，将之应用于我们自己的文学分析之中。29丁尔苏则更具体地聚焦于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悲剧理论，借助对悲剧作品的分析来解读威廉斯对悲剧的历史变革的阐释，指出“威廉斯主张从历史的角度考察悲剧艺术的演变，在其不同的表现形态中找出与之对应的情感结构”，同时，威廉斯批判传统悲剧理论，强调悲剧的现实功用，它是“现代人对人生苦难所做出的反应”，是作者积极“将普通人的苦难经历与重大的社会伦理意义相连接”的成果。30总体来看，威廉斯作为英国文化研究著名的理论家之一，学界对其有着长期、广泛的关注，但研究视角却相对单一。研究者往往整体阐释其“文化唯物主义”“文化”概念的基本面貌，缺乏对某一理论问题的深入阐释，也缺乏对威廉斯理论不同面向、其理论与批评及创作间的互动等方面的研究，导致今年的研究相比已有成果推进得不够深。比较而言，丁尔苏对威廉斯悲剧理论的解读在今年的威廉斯研究中显得独树一帜。我们期待有更丰富、更深入的威廉斯研究的出现。在今年对欧陆的文化批判理论的研究中，段吉方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整体性与连贯性。在《资本现代性批判—马克思视域中的文化资本问题及其审美阐释价值》一文中，段吉方指出，唯物辩证法的应用与资本规律的结合使马克思的资本研究展现出可扩展的批判性力量，社会生产中“资本的积累、变化规律与社会文化发展的总体性融为一体，成为更深入阐释批判资本主义文化的积极的思想源头”，而马克思之后的理论家，对作为“社会范畴”的资本的研究充分融入社会生活，“体现了一种关于资本研究的‘再生产’视角”。他以阿尔都塞为例，分析了阿尔都塞通过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中引入意识形态的“再生产”观念，从而实现了对《资本论》思想图式的重构。31在这篇文章中，段吉方在生产是“社会的”这一总体性视野下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理论的吸收、丰富与拓展，分析他们将其应用于社会文化领域的批判方法。而这条线索，也成为段吉方在其他文章中考察阿尔都塞学派诸批评家、卢卡奇、朗西埃等人的基本问题意识，帮助其对他们的理论予以批判性地梳理与审视。32此外，颜芳也阐释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考察其上层建筑“保障”说对“文化”作用于经济基础的“及物性”的揭示作用。33赵勇从西方“批判”概念的不同语义，以及阿多诺所面对的历史语境出发，定位并分析其“内在批评”对文学与文化批评的反思。34从今年的欧陆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研究的整体来看，研究者的问题指向比较明确，即力求理论能够对社会现实发挥更能动的批判性作用，更注重对资本主义社会运转方式这一物质性问题的考察，以此支撑文化批判的有效性。这一研究倾向值得持续深入推进。第三方面，学界对后现代文化理论的关注以詹姆逊研究为主。多数研究者都认为，相似于詹姆逊所论的复杂、多元、混乱的后现代文化状况，他的理论也十分驳杂且艰深，可算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集大成者，如何把握其理论的主线成为一个重要问题。李艳丰认为在多重异质理论的互文性中，詹姆逊是以马克思主义来对各种西方理论进行对话与耦合，呈现出一种开放性的总体性，从这一文化批判内核出发，詹姆逊的批评实践寓言式地阐释出叙事形式背后的“政治”。35与之不同，章朋认为，詹姆逊更多地承袭了黑格尔的辩证模式，冲淡了其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成分，在辩证法中引入“空间”因素，使其文化批评变得形式化。36“空间”是詹姆逊讨论后现代文化的重要概念。胡建从20世纪后期西方理论的空间转向出发，切入詹姆逊对后现代文化的关键判断：“后现代就是空间化的文化”。后现代主义不热衷于现代主义的“时间感”，历史被淡化，只有永恒的现在，历史感的消失带来“一种缺乏深度的浅薄”。而这样一种平面化的文化空间，其“经济基础”是资本全球扩张所产生的全球化流动空间，这种后现代空间结构超出了人的感知能力，需以“认知图绘”在总体性中动态定位个体，实现后现代主义历史分析。37通过上文引述可知，詹姆逊是一位极其高产、思想又十分艰深的理论家，如何把握他对后现代文化“形式”的分析及其理论分析自身的“形式”，成为研究者进入詹姆逊理论的一大难题。从今年的研究成果来看，还较为缺乏从詹姆逊的问题意识出发整体把握其理论内在脉络的分析。从某一理论形式特点出发，很容易偏离詹姆逊的“问题”，而对其后现代文化理论，也需同时放置于全球化的后工业社会状况，以及西方对后现代文化的思想论争的语境中，进行立体化的考察。从以上三个领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研究来看，研究者们取径不同，但目标相似，即借镜西方对作为社会总体的“文化”的研究，尤其是对文化表象形式的审美分析，尝试推动对全球化时代中国社会文化问题的理解与分析，为这一任务批判性地打磨有效的理论武器。但从不同的理论路径与研究视角来看，我们也不得不感受到，“文化”概念具有高度的歧义性，包括相对于经济生产与政党政治的“小”的生活领域、观念价值或上层建筑，作为社会经验的总体，以及文化政治，即生活世界总体的政治性等。而一些研究者未加区分，在论述的不同部分使用不同内涵的文化概念，使分析显得混乱甚至自相矛盾。“文化”概念的引入，一方面使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朝向多元化发展，另一方面研究者也需牢记文化视野的“总体性”目标，即文化作为能动的中介，对社会进行整体分析的一个环节，需在形式分析中还原为对社会历史问题的考察，这是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首要原则。因此，在文化批判与文化研究中，不能仅仅把文化批判理论当作分析的技巧，在不同的“小”的文化对象上进行操演，而既需要自觉地、反思性地考察概念与理论的有效性，又需要在具体社会现实中去重新梳理、吸收不同的理论资源，以重新“发明”理论。唯有如此，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研究。反观经典与梳理谱系在讨论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时，我们提到以“西马”反观经典文本的倾向，与这一倾向同步，本年度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显现出较为自觉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科意识，数篇文章都有意识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视域之下对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理论家的思想进行阐释与评析，对某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理论在何种层面上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是否存在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乃至倒退等问题进行分梳。例如，章朋的《空间辩证法与历史的效价—论詹姆逊文化批评的哲学基础》认为，尽管“詹姆逊通过调和黑格尔和马克思，融合时间与空间的双重维度，提出资本主义的空间辩证法理论与历史的效价说，为理解资本主义历史文化提供了工具”，但他并未“严格捍卫马克思理论的基础性地位”，其“所保留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成分不过具有某种添加剂作用，其主体思想却不断走向……黑格尔式形而上学模式，历史化不仅没有被具体化，反而被抽象成一种具有本体属性的形式本身。这意味着历史化作为一个颇具马克思主义特质的概念也最终被黑格尔化了”。38颜芳的《阿尔都塞上层建筑“保障”说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之重铸》旨在探究“阿尔都塞如何通过上层建筑‘保障’说及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命题重构经典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以及揭示阿尔都塞对毛泽东理论的接受与上述命题的关联所在”。该文认为，相比于抽象的“反作用”说，阿尔都塞的上层建筑“保障”说揭示了“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变革”在社会形态存续与变革中所能起到的重要作用，也即“在一定的历史形势之中足以成为触动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社会形态变革的‘阿基米德支点’”。39盛立民的《雷蒙德·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传统关系探析》着眼于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传统之间的关系，叙述了威廉斯如何以及为何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在反思“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与机械反映论倾向的过程中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在此基础上，文章还讨论了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理论中存在的“矫枉过正”的问题，指出威廉斯“过分强调了文化的独立性和中心作用而忽视了物质生产的决定作用……从而使其文化唯物主义带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40还有一些研究选择了更加宏观的视角，将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整体，放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脉络之中，视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发展阶段或一脉分支，归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特征、其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背离等。例如，李巍的《异化的“物化化”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审美乌托邦》，辨析了卢卡奇的“物化”概念与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之间的差异，进而批判性地指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之中，卢卡奇的“物化”概念“被认为是异化的进一步拓展，异化不可避免地被‘物化化’。这导致与异化紧密相连的劳动本体让位于与物化相连的精神本体”。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普遍接受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导致了“异化”概念的“物化化”，“异化”由此脱离了劳动实践的领域，进入精神、文化与意识形态的领域，“异化”理论丧失革命与劳动实践的维度后，“审美救赎成为唯一出路，最终演化成各种形式的审美乌托邦”。41寇淑婷的《文化、现代性与“文化马克思主义”》聚焦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及其包含的理论流派，强调这一命名中的“文化”不仅“是研究的对象，还必须同时是研究的方法论”。“文化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文化与经济、政治等共同构成社会整体，相比于“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将文化视作一种“更基础、更深刻和更具决定性的力量”。42在说明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差异时，研究者往往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入手，肯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诸理论对于上层建筑，特别是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功能与特性的细化研究，同时也批评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普遍具有的对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矫枉过正，过分强调文化与意识形态的作用，反而为现实变革之不可能提供理论支持的消极倾向，以及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唯物辩证法退向黑格尔的形而上学的哲学保守倾向。而之所以产生这两种倾向，是由于传统群众性左翼政治运动的挫折带来的政治失望情绪，以及西方哲学形而上学和人道主义传统强大的吸纳能力。无论是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坐标之下对“西马”重要思想家的理论进行评析，还是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置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思想谱系中进行评估的努力，都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科建设有着积极意义，但如何探求二者间的最大公约数，推动研究进展，仍任重道远。文艺批评与“当代性”本年度值得关注的另一现象是对批评精神的倡导。43丁帆的《“当代性”与马克思主义批判哲学视域下的文学批评与阐释》是代表性文章。在文中，丁帆重新思考构建“当代性”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问题，以实现对“未完成的现代性”的超越。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他看来，经历新冠疫情冲击，意识形态紊乱，原有理论话语已无法对当下现实做出可靠诊断，因而，必须直面“我们的时代”，构建“当代性”理论，发掘其中的真理性内容，为重建人类共识提供可靠的理论工具。正是基于这一前提，丁帆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哲学，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从当下的时间维度上来看，它是‘未完成的现代性’，而在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里，又是充分的‘当代性’的哲学政治批判的全方位介入，同时也是对文学和文学批评与阐释做出的直接或间接的批判性介入”44，显然，这种介入性与当下西方阐释学中的“当代性”理论有着许多共通之处，可以为我们提供诸多启发。丁帆从“当代性”视角出发，对中国当下的文学现状进行研判，认为“我们面临的仍然是两个向度的批判哲学悖论”：首先，“马克思所提出的对资本社会的批判，具体到文学界，即商品文化泛滥现象已成潮流”，而且，商品文化的侵袭往往“与其他意识形态媾和在一起，从无意识层面对人的大脑进行悄无声息的清洗”。其次，“马克思所指出的文学应该反映‘历史的必然’的批判向度在这个时代已然逐渐消逝”，其具体表现是“在现实生活题材作品中看不到‘历史必然性’的现实走向，而在历史题材作品中也看不到‘历史必然性’的脉络，历史被无情地遮蔽也已经成为作家消解生活的一种常态，而文学批评者也在顺应潮流的语境中失语，形成顺其自然、闭目塞听的惯性”。45鉴于此，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哲学对“当代性”理论进行学术性和学理性的厘定与整合，乃至改造，是必要的，也应是有效的。概而言之，由于辩证地看待人类历史，由于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着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哲学强调否定性、介入性，强调对“当下”的各种理论和思潮进行批判，因而成为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正是这一特质使其成为构建“当代性”理论的核心要素，“因为‘当代性’的文学批评和文学阐释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否定性的辩证逻辑之上，打破‘崇拜’，将一切事物都看成‘暂时的’历史‘中间物’，让其在不断批判的辩证逻辑的批评与阐释运动中，去推动文化和文学历史的前行”46。据此，丁帆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进行回顾，印证马克思主义批判哲学的能动性、有效性，提出建立在以“人”为本质特征的认识论基础上的文学方法，并对批评态度、文风等问题进行了坦诚探讨，较有启发。赵勇的《作为方法的文学批评—阿多诺“内在批评”试解读》也是倡导批评意识的力作。作者先是对“内在批评”的德语词“immanente Kritik”的翻译问题进行探究，引出阿多诺讨论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的两篇名作：《文化批评与社会》《论文学批评的危机》，进而交代了这两篇文章，特别是《文化批评与社会》的写作背景—阿多诺1949年结束流亡生涯回到联邦德国后，不仅面对战后重建、人人讳言罪责的社会氛围，“而且更要面对法西斯主义曾经蹂躏过的‘失败的文化’”，献上了这张“体现出揪心之痛、冷峻之思和知识分子的担当”的“入场券”。47由此，又引出这两篇文章中的关键词，即自由、野蛮：自由表达意见的观念，精神自由的观念的重要性。因为在阿多诺看来，文化批评、文学批评“就是建立在这种观念之上的—有它自己的辩证法”48。而文学批评的危机就在于这种“辩证法”的被破坏，在于“自由的社会氛围、自由表达意见的个人权利、精神自由和言论自由所催生的公共话语空间等”49被毁坏。批评是文化中不可或缺的元素，文化只有暗含批评才是真正的文化。正是由于自由的丧失、批评的委顿，导致其时德国文化的败落，阿多诺才发出了“批评只有达到每一个成功或不成功的句子都关联着人类命运的程度时，它才具有力量”的真切呼吁，而为了实现对批评的拯救，则必须实行“内在批评”，粉碎文化批评背后的意识形态幻象，只有这样，才能复活文化批评、文学批评与精神自由之间的辩证法，也就是说，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不仅事关文化空间，亦关涉社会空间。明乎此，我们才能明白文化批评、文学批评之于当下的意义。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除具有强烈的社会意识之外，还需具有自觉的“细察”精神。曹成竹对雷蒙德·威廉斯与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细读”经验的回顾与梳理，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使文学阅读陷入个人化、肤浅化和狂欢化迷途的当下，聚焦于“细察”，既可以强化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价值立场和历史观，又能够“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加具备深入文学文本的新鲜活力”50。结语从组建课题组撰写2013年度的学科发展报告至今，已有9个春秋，我们也已完成了9篇学科年度发展报告。在这9年中，我们认真关注学科动态，为读到的每篇好文章而高兴，为学科的点滴进步而欣喜。自然，我们也为学科发展的困顿而苦恼，为学科中长期存在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未能解决而反复深思。在这样的前提下，年度报告的撰写尽量客观全面、实事求是，尽量把每一年度的亮点呈现出来，也把存在的不足提示出来。我们把自己视为这项事业中的一个微小但却是有机的组成部分—这不仅是学术的，也是情感的。同时，我们也很清醒地知道，有所发现的同时也会有疏漏，甚至还可能会有误判。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始终坚守自己的学术标准—既要有知识、有见识，也要有态度、有温度。因而对学科年度状况的梳理工作，不仅尽量呈现基本样貌，而且力求有所判断，也就是说，敢于把自己的观点与态度一并表现出来。幸运的是，这项工作得到了学界的理解、支持和包容，对此我们深表感谢。对于一个基础性学科来说，学术推进殊为不易，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又与历史和现实存在着极其紧密而又十分微妙的关系，这使相关研究更是难上加难，充满挑战性。但唯其如此，又使这个学科充满魅力，也使研究充满了可能性。这也是无数新老学者，始终如一，钟情于这个学科的原因之一吧。课题组会持守初衷，继续追踪学科动态，尽最大的努力，为学科的发展和繁荣蓄力、铺路。我们愿与学界同仁一起，不断克服困难，携手前行，推动学科持续发展。
1 参见“The Disappearance and Return of Karl Marx”in Christian Fuchs, Digital Labour and Karl Marx,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14, pp.9-19。
2 聂锦芳：《遭逢危机之际向马克思请益—重读〈资本论〉第一卷〈序言〉和〈跋〉》，《北京大学学报》2021年第５期。
3 段吉方：《回到语境与文本重读—推动与建设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文本学研究》，《中国文学研究》2021年第3期。
4 张鹏瀚：《革命半途的自由复义与党性原则—重读〈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艺术广角》2021年第3期。
5 何信玉：《马克思主义“现代悲剧”的提出及其美学价值—重读马克思、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学习与探索》2021年第3期。
6 方汉文：《马克思“世界的文学”：中国化的新概念翻译与注解—马克思“世界的文学”理论札记之三》，《中国文学研究》2021年第3期。
7 王丹、赵阳：《马克思艺术生产论域中的文学审美性》，《福建江夏学院学报》2021年第3期。
8 妥建清、高居家：《马克思的空间生产理论探绎》，《社会科学战线》2021年第1期。
9 肖琼：《马克思主义悲剧批评的话语体系与批判维度》，《学习与探索》2021年第3期。
10 董学文：《中国共产党百年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文艺理论与批评》2021年第4期。
11 谭好哲：《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价值观的思想谱系与理论积淀》，《文学评论》2021年第3期。
12 刘亚娟：《中国共产党文艺思想与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研究史概观》，《民族文学研究》2021年第4期。
13 关于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制度的创建，参见崔柯、秦兰珺、李静、鲁太光：《百年党史与革命文艺》（《艺术学研究》2021年第3期）第三节“中国共产党与革命文艺建制”。
14 参见求是杂志评论员：《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生命工程—认真学习贯彻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精神》，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编：《工程十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实施十周年纪念》，学习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
15 汝信：《解决两个问题 编好工程教材》，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编：《工程十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实施十周年纪念》，第342页。
16 崔柯、董学文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教程：体系与范畴》，《文艺理论与批评》2022年第1期。
17 万俊人：《推进学科和教材体系建设》，《工程十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实施十周年纪念》，第387页。
18 关于新世纪之后马克思主义文论教材情况，参见兰善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教材书写模式和体系初探》，《文艺理论与批评》2015年第4期。
19 该教材课题组首席专家、负责统稿工作的董学文介绍，课题组对“体系面貌”有不同看法，反复讨论了几年。参见崔柯、董学文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教程：体系与范畴》。
20 同上。
21 同上。
22 兰善兴：《高校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教学现状和问题》，《文艺理论与批评》2017年第6期。
23 参见崔柯、董学文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教程：体系与范畴》。
24 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课题组：《2020年度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科发展研究报告》。
25 Raymond Williams，国内有的译为雷蒙·威廉斯，有的译为雷蒙德·威廉斯。引用时遵循原文译法。
26 盛立民：《雷蒙德·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共同文化思想探析》，《内蒙古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
27 盛立民：《雷蒙德·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传统关系探析》，《内蒙古大学学报》2021年第5期。
28 向玉乔、沈莹：《威廉斯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分析理论》，《湖南大学学报》2021年第4期。
29 曹成竹：《雷蒙德·威廉斯与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细读”经验》，《北京社会科学》2021年第9期。
30 丁尔苏：《历史与社会视野下的悲剧—雷蒙·威廉斯的悲剧观》，《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21年第1期。
31 段吉方：《资本现代性批判—马克思视域中的文化资本问题及其审美阐释价值》，《外国文学研究》2021年第4期。
32 段吉方：《论阿尔都塞学派批评家对马克思艺术生产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文艺理论研究》2021年第5期；段吉方、余燕莉：《卢卡奇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及其美学意义》，《外语与外语教学》2021年第1期；段吉方、任凌俊：《从“感性的再分配”走向“感知共同体”—论朗西埃美学政治学研究的理论逻辑与观念》，《文艺争鸣》2021年第9期。
33 颜芳：《阿尔都塞上层建筑“保障”说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之重铸》，《华中学术》第33辑。
34 赵勇：《作为方法的文学批评—阿多诺“内在批评”试解读》，《中国文学批评》2021年第1期。
35 李艳丰：《重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政治学—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与文化政治诗学的批判性反思》，《南京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
36 章朋：《空间辩证法与历史的效价—论詹姆逊文化批评的哲学基础》，《文学评论》2021年第3期。
37 胡建：《空间优位与认知图绘—詹姆逊的后现代空间理论评析》，《国外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
38 章朋：《空间辩证法与历史的效价—论詹姆逊文化批评的哲学基础》。
39 颜芳：《阿尔都塞上层建筑“保障”说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之重铸》。
40 盛立民：《雷蒙德·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传统关系探析》。
41 李巍：《异化的“物化化”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审美乌托邦》，《惠州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
42 寇淑婷：《文化、现代性与“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学评论》2021年第3期。
43 其实这是个老问题，我们在2018年度的报告中就曾专门提到过这个问题（参见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课题组：《2018年度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科发展研究报告》，《文艺理论与批评》2019年第2期），但虽屡有倡导，实践情况却尚未达到预期，因而每隔一段时间便又被重新提倡。
44 丁帆：《“当代性”与马克思主义批判哲学视域下的文学批评与阐释》，《当代作家评论》2021年第1期。
45 同上。
46 同上。
47 赵勇：《作为方法的文学批评—阿多诺“内在批评”试解读》。
48 赵勇：《作为方法的文学批评—阿多诺“内在批评”试解读》。
49 同上。
50 曹成竹：《雷蒙德·威廉斯与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细读”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