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相较于活跃的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和“十七年文学”研究，新文化运动研究略显沉寂。它的重要性并没有减弱，但有冲击力的新成果可谓屈指可数。因此，2021年相继问世的两本新著《新文化的位置：“五四”文学与思想论集》（季剑青，上海文艺出版社）、《另起的新文化运动》（袁一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就显得格外引人瞩目。这一年，“五四”百年纪念过去不久，又正值鲁迅诞辰140周年暨《阿Q正传》发表100周年，学界“戏台里喝彩”的努力和社会层面的无感与淡漠构成奇异的对照。因此，这两本书的出版或许具有“生不逢时”和“恰逢其时”双重意味。同时，它们对现有的研究理路进行了深切省思，这也使这两本著作构成了极有意义的参照，如同一面多棱镜，同代人可以揽镜自照，思考彼此的位置以及各自/共同面临的问题。

成功的历史研究，首先意味着更多事实的发现与知识的生产。在这方面，这两本书都有重要贡献。它们通过不同方式，在对固有的研究模式进行检讨的基础上，尝试引入新的视角，呈现出独特的问题意识，丰富了学界对新文化运动的认识。

季著有着浓厚的思想史研究的色彩，同时又注重从文学角度发掘问题。其研究风格沉着持正，朴实无华，专注于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命题展开正面强攻。书中所讨论的问题，如白话散文自身的演变、语言文字问题在“五四”时期的特殊作用、鲁迅从文言转向白话的内在动因等，都是新文学运动最基本但又研究不足的问题。又如新文化与“启蒙”概念的关系、现代文学的起点、“早期现代中国”论述等，也都是当代研究者既感重要又觉棘手，也因此会尽量避而不谈的重大命题。此外，书中涉及的“五四”时期“文学”观念的变化、民初新文化人伦理关切的发生、新文化的地方拓展等，也都是学界长期关注的重要问题。处理这些问题的难度可想而知，季著采取的策略，一是在研究方法上多借助具体案例，回到事实本身，夯实史料基础，步步为营，不尚空论；二是借鉴20世纪90年代以来近现代思想史的研究范式，将具体的历史研究与宏观理论思考相结合，从而结晶为一部有着思想密度和思辨深度的厚重之作。

有趣的是，袁著的风格与季著恰构成了奇正相生的对照。上述季著中思辨纠缠的诸种难题，袁著中甚少涉猎，作者立志讲述的，乃是另一个/多个历史叙事。在她的笔下，新文化运动那些长期不被关注的“边角碎料”，诸如刘半农的弃暗投明、新文化刊物的广告交换、康白情的新诗唱和、新文学家的游戏笔墨，乃至白话文的书写形式、心理学家的汉字实验等，经过作者的选裁剪切，无不重获生命，面目一新，变得极具可读性与启发性。柯勒律治曾说：“让灵魂摆脱客观事实的禁锢而获得自由，这种摆脱的能力就叫想象力”¹，而袁著诚可谓是摆脱了固有论述模式的禁锢，重获历史叙事的想象力。更重要的是，从袁著的前言、后记可清晰看出，作者虽得历史叙事之妙味，但她并不满足于仅仅构思并讲好一个故事，而是要通过具体而微的事件/个体研究，通过“隐藏文件”的挖掘和打开，对新文化运动研究进行方法论意义上的清理和重启，是要以多学科理论的介入来处理文化史、社会史、思想史和文学史重叠层垒处的问题。

作为青年学者的成果，这两本书与近二十年的学术潮流当然有紧密的关系。如果做一个不尽准确的描述，季著可能受汪晖影响多些，而袁著可能更多有着王汎森、罗志田的影子。这样说并非是要弱化他们的独创性，而是想表明，在学科边界日益模糊的今天，在更年轻的一代学人那里，固有的“现代文学研究”范式正在发生转换，更为多元的论述空间被渐次打开，这些都给研究者带来了机遇和挑战。

对于新的范式转移以及由此带来的挑战，这两本书的作者皆有所感，两书也能够折射出某种共同的问题乃至时代情绪。

显然，他们都有“解绑”与去魅的共识，也就是致力于将新文化运动从各种“巨型论述”模式的绑定中解放出来，进而将新文化运动去魅。季剑青提出，新文化运动最值得珍视的历史遗产，是它面向未来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是无法用“启蒙”来概括和穷尽的。²事实上，无论是“启蒙”“革命”还是“现代性”等概念，都不足以穷尽新文化运动的开放性。“解绑”的另一层涵义，是在研究方法上，逐渐从文学史、思想史上解锁，转向吸收、容纳一些新的研究路径，如概念史、微观史、心态史、阅读史、地方史等，形成方法的交错和叠用，这些都将使新文化运动摆脱原有嵌入巨型论述结构的僵化状态，而重新“滚动”起来。用袁一丹的话来说，就是要“用现在进行时的‘新文化运动’取代过去完成时的新文化运动”³。应该说，季著和袁著在不同方向、不同程度上，都实现了对新文化运动的“解绑”和复苏，成功实现了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的“再问题化”，释放出了极大的学术动能。可以说这是一个“双重解放”的过程：伴随着新文化运动从目的论历史叙事中获得解放，研究者自身也从文学这一学科的制限中解放出来。

然而，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这一“双重解放”带来的不仅仅有自由的快感，还有失去重心和位置感的焦虑。这两本书既呈现了这一解放带来的结果，也呈现了对之的询问和反思。例如，季剑青一方面强调新文化运动研究应该从启蒙主义等诸种论述框架中“解绑”，同时又认为，新文化之所以被认为是“现代”的起点，正是因为它们为现代中国确立了真正的价值基础，这个价值基础是为了“重新确立中国作为新的政治体和文明体在世界上的位置”。那么，这是不是一种以文明论为理论依据的新目的论叙事呢？能否把这种论述视为为新文化运动重新确定坐标系的一种努力，命名为“文明论叙事”或者“文明体叙事”？在另一处，他又提出，新文化运动最值得珍视的历史遗产是面向未来的开放性，而从新文化运动的政治果实—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身上，也能看到这种开放性。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在新文化运动中已露出端倪：“新文化运动所滋养的、在实践中历史地展开的中国革命，没有遵循马克思主义预设的普遍道路，它的特殊性正是创造新的普遍性的前提，中国革命之所以具有世界意义端在于此。”⁴作者如此强调新文化运动与中国革命的内在联系，是否是想从新文化运动的后果社会主义革命倒推上去，重新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一个论述结构中锚定新文化运动？文明论论述框架和中国革命论述框架，两者显然不同，但可以看到，作者似乎是在不同的思考方向，尝试为新文化运动重新确定一个历史坐标系。

袁一丹的研究受新史学的影响，更重视对静态、一元史观的破除，强调用现在进行时取代过去完成时。但这个“现在进行时”更多只能在比喻意义上理解为在学术研究层面研究对象的丰富性和可能性，而不能理解为一种否认历史客观存在的历史相对主义。事实上，已经成为历史的新文化运动是不可能再“进行”起来的。如果一种事物永远在运动和进行之中，那它就无法成为历史，也就无法对其进行历史考察和知识论意义上的认识和理解。所以，袁一丹虽然受新文化史的影响，但在警惕自身研究的碎片化和虚无倾向上，她和季剑青一样都极为敏感。她虽然关注的多是宏大结构中的“剩余物”，但她又强调要由“碎”立通，把从历史现场拾得的碎片，拼成一幅新的图景，要通向一种自内而外的“历史综合”。可见，对历史的整体把握始终是她的目标之一。她甚至提出，真正的困难在于价值重估：“没有一个新的价值旨归，大概只能复述或修补原有的叙事模式，不可能把新文化如何发生的故事讲出什么大的新意来。”⁵在这里，可以看到她和新史学的某种内在的疏离。具体研究中不妨吸收后现代史学的技巧，而最终旨归仍然应是对历史的整体认识和把握。这种整体认识和把握，不是对固有的目的论模式的改头换面，但也不是走向碎片化和去中心化的历史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而是在新的长时段的世界/中国视野中，建立一种新的、更有生产性的新文化运动论述框架。

然而，在一个启蒙、现代性、革命等“巨型论述”几乎被解构殆尽的时代，如何确定一个新的价值旨归？从哪里开始确定新的坐标系来恰如其分地安放新文化运动？换一个问法就是，研究者如何确立自身的价值立场？对于前辈学者而言，他们信念笃定、不动如山，如周策纵以“诗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⁶为座右铭；如陈平原宣告“五四之于我辈，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既是学术，更是精神”⁷。但对青年一代而言，这或许是个从零到一的难题。所幸面对这一难题，两位作者都尝试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在我看来，季剑青的答案或许是一种新的左翼革命史观。因为新文化运动与中国革命有着直接的、紧密的联系，对中国革命、政治的重新理解将有助于历史地把握新文化运动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中的独特意义。袁一丹的设想则是不急于确立某种价值立场，而是以退为进，从史学（包括社会学等其他学科）回撤到文本。解读文本虽然可以各显神通，言人人殊，但其符号形态至少是稳定的，如果价值立场暂时无法确定，回到文本可能是一种更为有效地获得确定性的途径。这和瞿骏所说的“五四”研究不妨回到“史实重建”⁸或有异曲同工之妙。

问题在于，无论是拥抱革命或回到文本，这只是两位作者设想的答案，而且未必不会引起争议。面对同样的问题，“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我们，又该去哪里寻找自己的答案？

1    转引自罗伯特·钱德勒：《“为长眠者发声”：瓦西里·格罗斯曼的生平与作品》，瓦西里·格罗斯曼：《生活与命运》，力冈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XXVI页。

2    季剑青：《新文化的位置：“五四”文学与思想论集》，第251页。

3    袁一丹：《另起的新文化运动》，第2—3页。

4    季剑青：《新文化的位置：“五四”文学与思想论集》，第252页。

5    袁一丹：《另起的新文化运动》，第5页。

6    周策纵：《英文初版自序》，《五四运动史》，陈永明等译，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5页。

7    陈平原：《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序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页。

8    瞿骏：《五四：地方视野与长程革命》，《读书》202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