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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理论与批评】吴寒 | 《卷耳集》之争与古代文学研究机制的生成
摘要：发生在1922—1924年之间的《卷耳集》讨论，背后隐藏着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创造社和以郑振铎、顾颉刚为代表的文学研究会之间的时代争论。以“整理国故”为指导思想的文学研究会，对于古典资源的基本态度是以科学方法进行“整理”，而郭沫若借助《卷耳集》实践所呼吁的，则是以审美体验为本位的基本取向，这是《卷耳集》争论中一个重要的理论维度。两种路径的碰撞反映了“现代”学者在“如何研究和定位古代文学”上的深入思考，呈现出古代文学研究“规范性”与“独立性”之间的张力。在百年后的今天回顾这场论争，不仅能够使我们重温“新文学”的艰难创生，而且对于古代文学研究机制等也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其中的诸多问题仍值得深入省思。
关键词：《卷耳集》；创造社；文学研究会；整理国故
1923年8月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了《卷耳集》。该书收录了郭沫若完成于1922年的《诗经·国风》四十首的今译，这些诗作曾以单篇形式连载于《创造日》。据郭沫若自述，集中所选皆为爱情诗，翻译风格“极其大胆自由”1。此书反响很大，唐弢《晦庵书话》称：“《卷耳集》出版后，引起轩然大波，称赞之者，诋毁之者，遍及书报杂志。”2从1923年9月到1924年2月，《创造日报》《文学》《晨报副刊》等先后刊发多篇文章，针对相关诗旨、翻译风格等展开了系列探讨。3
“假想敌”的变化
文学研究会的态度：古典之为“次要”
创造社的立场：“青春化”与“原始化”是同一过程
这书一出，能够改变了从来研究《诗经》的途径，这个他的责任已尽，译的好坏，译的对不对，忠实不忠实，这是第二步……旧解固不可信，沫若之解，也未必便是金科玉律，神圣不可侵犯。40 通过主体体验而获得的情绪释放胜过译解本身，在“生命得以充实”的刹那之间，经典已然在读者面前流淌起来，敞开了它的无限生机。《诗经》这部最“原始”的经典在《卷耳集》中呈现为最“青春”的面貌，这个流动的、鲜活的形态才是《诗经》真正的“本来面目”。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反对者多批评郭解之疏漏，但郭并非如批评者所言不看注疏，或对注疏一知半解而只知望文生义，相反，他对注疏非常了解。《卷耳集》中《静女》一诗译于1922年，其中将“爱而不见”译为“天色已经昏朦了，她还没有来”41。将“爱”译为“昏朦”，明显参考了“三家诗”中“爱”作“薆”“僾”，释为“仿佛”“隐”之义，引申为“暧”而有此译。清代重要注家皆已指出这一异文，证据充分。但是1926年掀起的《静女》大讨论，却都望文生义地将“爱而不见”理解为“我爱她，但是见不到她”，42谢祖琼甚至批评郭解：“那‘天色已经昏朦了’的话，也不知何所依据；我要请教！”43直到1927年杜子劲才提出马瑞辰之解。而郭沫若将彤管译为“鲜红的针筒”，也显然参考了清代王廷鼎提出的“男佩则为笔驱，女佩则为针筒”44。这一说法在后来的《静女》争论中也无人提及，可见郭沫若对旧解的熟悉程度，是胜于当时一般学者的。所以当郭沫若强调“不用摆渡船”，仅凭情绪直观感受真美的时候，他真正反对的不是旧解本身，而意在强调字面意思的考证与阐释，归根结底只是文学研究的“外围战场”，只是旧价值的重估而非新价值的创造，郭沫若在《文学革命之回顾》中，将创造社视为文学革命的第二个阶段：“前一期的陈，胡，刘，钱，周主要在向旧文学的进攻，这一期的郭，郁，成，张却主要在新文学的建设。”45他将五四与创造社总结为“历时性”过程，在他看来，不管是“五四一代”还是创造社同期的社团，都没能真正提出足够通透自洽的理论主张，只有创造社“为艺术而艺术”直截了当地把握了问题的实质。46郭沫若强调，艺术本身是直诉情感而无目的的，但优秀的艺术作品却自然而然地能够“统一人类的感情和提高个人的精神，使生活美化”，因此，真正的艺术“在它的本身不失其独立的精神，而它的效用对于中国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47前期创造社的理论主张流露出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对于艺术本身自律性的强调，使得郭沫若不可能同意郑振铎、胡适等人强调的“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的进化史观，将对古典的研究停留于历史兴趣或者为现实提供反面教材的功利目的。而强调真正的艺术作品对于人性灵明的表现具有超时空的普遍性，因此文学无分古今，任何以“文学”为名的言说都应以审美立骨，而“古代文学研究”的关键便在于挖掘、释放古代作品中激荡人心的情绪。48
百年后的回顾：论争中的内在张力
1 郭沫若：《卷耳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2 唐弢：《晦庵书话》，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85页。3 主要有（包括文中涉及的争论者）：洪为法：《我谈〈国风〉》，《创造日》，1923年第7—8期；洪为法：《读〈卷耳集〉》，《创造日》，1923年第76—78期；俞平伯：《葺芷缭衡室读诗杂记》，《文学》第92、93期，1923年10月15、22日；小民：《十页〈卷耳集〉的赞词》，《文学》第93期，1923年10月22日；曹聚仁：《读〈卷耳〉》，《民国日报·觉悟》1923年10月28—30日；郭沫若：《我对于〈卷耳〉一诗的解释》，《民国日报·觉悟》1923年11月1日；郭沫若：《说玄黄—答曹聚仁》，《民国日报·觉悟》1923年11月11日；胡浩川：《我对于〈卷耳〉的臆说》，《文学》第100期，1923年12月10日；施蛰存：《苹华室诗见》，《文学》第100期；俞平伯：《再论〈卷耳〉》，《文学》第100期；蒋钟泽：《我也来谈〈卷耳〉》，《文学》第102期，1923年12月24日；梁绳炜：《评郭著〈卷耳集〉》，《晨报副刊》，1923年12月6—7日；郭沫若：《整理国故的评价》，《创造周报》第36号，1924年1月；梁绳炜：《评〈卷耳集〉的尾声》，《晨报副刊》，1924年2月27—28日。4 关于《卷耳集》的主要论文有：曾平：《跨越时空的对话、拯救与冒犯—评〈卷耳集〉兼论郭沫若的诗歌翻译思想》，《郭沫若学刊》2017年第3期；王璞：《郭沫若与古诗今译的革命系谱》，《文学评论》2016年第3期；王学东：《“古诗今译”与中国现代文学—以郭沫若〈卷耳集〉为考察中心》，《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14年第3期；黄雪敏：《“古诗今译”：另一种形态的“新诗”写作—郭沫若〈卷耳集〉考论》，《〈女神〉与20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青年论坛会议论文集》，2011年；唐瑛：《随意点染也译诗—由郭沫若今译〈卷耳集〉引发的一点思考》，《郭沫若学刊》2008年第2期。5 王璞在《郭沫若与古诗今译的革命系谱》中指出，郭沫若及创造社同仁对于“整理国故”充满了鄙夷，不过此文主要集中于分析郭沫若在《卷耳》翻译中表现出的“抒情诗学”，而对于具体的分歧和双方争议讨论不多。6 比如小民的《十页〈卷耳集〉的赞词》一文对郭沫若大加嘲讽，批其自诩“天才”“创造”，其实译文完全不通，令人呕吐。郭沫若回应：“前几天有人为《卷耳集》也很痛快地骂了我一场。”郭沫若：《我对于〈卷耳〉一诗的解释》。7 郭沫若：《卷耳集》，第3页。8 郭沫若：《致洪为法》，《心潮》第1卷第2期，1923年8月。9 郭沫若：《古书今译的问题》，《创造周报》第37号，1924年1月。10 洪为法：《读〈卷耳集〉》。这句话是洪为法引用的郭沫若的话。11 郭沫若：《卷耳集》，第3页。12 郭沫若：《致洪为法》。13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098页。14 郭沫若：《卷耳集》，第51页。15 《文学研究会成立章程》，《小说月报》第12卷第1期，1921年1月10日。16 《改革宣言》，《小说月报》第12卷第1期。17 郑振铎：《文艺丛谈》，《小说月报》第12卷第1期。18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第7卷第1期，1919年12月1日。19 梁绳炜：《评郭著〈卷耳集〉》，《晨报副刊》1923年12月6—7日。20 洪为法：《我谈国风》，《创造日汇刊》，光华书局1927年版，第43—51页。21 郑振铎：《按语》，《小说月报》第14卷第1期，1923年1月10日。22 郑振铎：《新文学之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小说月报》第14卷第1期。23 李杨：《文学史写作中的现代性问题》，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62页。24 庐隐：《整理旧文学与创造新文学》，《文学旬刊》第9期，1921年7月30日。25 顾颉刚：《我们对于国故应取的态度》，《小说月报》第14卷第1期，1923年1月10日。26 丁耘在讨论新旧中国时指出：“‘旧中国’并非真实存在于新中国一旁的对立物，而只是新中国诸多自我想象中的一种，是一种体现了真实本质的幻相，是新中国自身矛盾的体现。”参见丁耘：《世界精神的结算单位》，《开放时代》2021年第5期。这个判断同样适用于新文学与旧文学。27 郑振铎：《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小说月报》第17卷号外上期，1926年6月。28 郑振铎：《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文学旬刊》第51期，上海《时事新报》1922年10月21日。29 沈雁冰：《文学与人生》，《文学旬刊》第37期，上海《时事新报》1922年5月11日。30 郑振铎：《血和泪的文学》，《文学旬刊》第6期，上海《时事新报》1921年6月30日。31 郑振铎：《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32 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北京大学日刊》第1185期，1923年3月12日。33 沈雁冰：《进一步退两步》，《文学周报》第122期，1924年5月19日。34 郭沫若：《卷耳集》，第51页。35 郭沫若：《整理国故的评价》，《创造周报》第36号，1924年1月。36 郭沫若：《关于文艺的不朽性》，《郭沫若全集·文学 编》第十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3页。37 同上。38 参考赵汀阳：《历史·山水·渔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45页。39 郭沫若：《卷耳集》，第4页。40 洪为法：《读〈卷耳集〉》。41 郭沫若：《卷耳集》，第9页。42 顾颉刚：《瞎子断匾的一例—〈静女〉》，《古史辨》第三册，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332页。43 谢祖琼：《〈静女〉的讨论》，广东大学《学艺丛刊》第3期，1926年7月。44 王廷鼎：《彤管解》，《诂经精舍四集·卷三》第9页，光绪五年刊本。45 郭沫若：《文学革命之回顾》，《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六卷《文艺论集续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84页。46 参考李怡：《论创造社之于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意义》，《文学评论》2009年第1期。47 郭沫若：《文艺之社会的使命》，《民国日报》副刊《文学》第3期，1925年5月18日。48 郭沫若的认识在之后有所调整，参见《关于文艺的不朽性》（《郭沫若全集·文艺辨》第十六卷，第103页），然而郭沫若的理论变化及后期的问题意识并非本文讨论的重点，故不作延伸。49 顾颉刚：《古史辨》第三册序，第2页。50 郁达夫：《艺文私见》，《创造》季刊第1卷第1期，1922年3月15日。51 郭沫若：《卷耳集》，第4页。52 梁绳炜：《评郭著〈卷耳集〉》，《晨报副刊》1923年12月6—7日。53 吕思勉：《经子解题》，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2—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