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文艺理论与批评】张永新 | “地方色彩”如何“发明”：1940—1980年代赵树理评价史中的地方性问题
摘要：1940—1980年代，在对赵树理小说的评价中，“地方色彩”逐渐被“发明”出来赋予他的创作。一方面，1940年代批评家经由论争形成的“民族形式”期待视野与赵树理的小说相遇合，“民族形式”透镜之下赵树理小说并未展现出明显的“地方色彩”。另一方面，运用方言土语的方式，对于风景和风俗人情具有亲和感的描写，独特的地方认知观念，这些都将赵树理的小说与惯常的“地方色彩”认知框架相分离。到了1980年代，深度形塑赵树理小说的大众化、民族化诉求失去影响力，文本阐释出现了断裂和空位。地方性恰逢其时地填充了空缺，并将大众化、民族化的构成元素重组，编入自己的叙述话语，原有的普遍性也就被安置于地方的特殊性之中了。
关键词：赵树理；评价史；地方色彩；地方性；民族形式
“民族形式”的期待视野与赵树理小说的“诞生”
当批评家不约而同地将赵树理小说指认为“民族形式”，也就意味着它不再是“地方形式”或者某种区域的代表，而是成为“民族形式”的实践典范，所谓的“地方”也就不成其为“地方”，而是被看作整个民族的象征，地方特性变成全国共性。关于“民族形式”与“地方性”的关系，有研究者认为：“表面上看，围绕‘民族形式’产生的一系列小说、歌剧、秧歌剧、歌谣虽然呈现出各式各样的‘地方性’，不过这个地方不是霍米巴巴所说的发散的、杂糅的‘地方性’，所有的‘地方’都成为同一历史意志的日常化和仪式化的‘重复’。”13虽然“民族形式”覆盖的作品仍然脱不开“地方性”的因素，但这种“地方性”已经不同于此前，不再局限于地方，而是表征着历史意志的在地化。这也就是“‘民族’的空间性生产”，“民族”找寻到了空间实体。14对于期待着真正“民族形式”的批评家来说，当他们欣喜地发现赵树理小说与他们对于“民族形式”的想象若合符节，自然强调的就是民族的共通性，而非所谓的地方性。正是在“民族形式”之中，“民族”得以赋形，“地方”退隐幕后。“民族形式”不是在形式与内容二元论的视野中形成的，形式问题与内容问题在其中相互交织。因此，对语言上“民族形式”的指认也延伸到对于小说内容的认可，人物形象、环境氛围、精神基调统统都承载着民族的特质。直至1960年代中期，“民族形式”一直是研究者面对赵树理小说时惯于使用的术语，“民族风格”也是评价赵树理创作的标准用语。即便“实践《讲话》精神的典型”很少被提起，但是“民族形式”却仍然保持其生命力，赋予赵树理的“地方”以民族化的意义。因此，即便研究者意识到其作品中地方色彩渲染得自然、生动，也要说透过民俗和细节的描写“看到了我们民族的精神面貌和祖国的自然风光，从而激起了我们民族的自豪感”15。还有批评家认为“民俗的表现，在他的小说中是极为突出的”，但民俗书写并非为表现“地方民俗”，而是“在他的小说的民族风格的创造中起到重要的和显著的作用”。16或者如研究者点出赵树理的创作有着浓重的地方风俗画色彩后，接着便调转笔头，着力讨论其民族化、群众化。17“实践《讲话》精神的典型”以及“赵树理方向”的倡导确实在1940年代后期有着使“地方色彩”隐身的效果，批评家因而不关注赵树理作品的“地方特性”。不过，“民族形式”可以说也是其中的重要塑形力量，将“地方色彩”引导至“民族化、群众化”的路径上。而当“典型”“方向”之说与赵树理的创作评价逐渐脱钩，“民族形式”依然是解读赵树理小说的门径，将通往“地方色彩”的小径扭转至“民族形式”“民族风格”的大道上。当然，“民族形式”并不能完全限制批评家对赵树理创作“地方色彩”的感知，但却会让他们将这种“地方色彩”转而以“民族风格”“民族化”的论调曲折地表达出来。“民族形式”或许不如“实践《讲话》精神的典型”这一“装置”更有约束力，却比后者更具长期的效果，可以说是让“地方色彩”隐身极为重要的原因。
不可见的“地方色彩”：方言土语、“风景”与地方观念
填补阐释空缺：“地方色彩”的“发明”
1 孙犁：《谈赵树理》，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257页。2 参见李松睿：《书写“我乡我土”：地方性与20世纪40年代中国小说》，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79页。3 同上，第178页。4 李松睿：《地方色彩与解放区文学—以赵树理的文学语言为中心》，《文学评论》2016年第1期。5 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周扬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95页。6 李大章：《介绍〈李有才板话〉》，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第148页。7 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周扬文集》第1卷，第490、495页。8 茅盾：《关于〈李有才板话〉》，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第171页。9 茅盾：《论赵树理的小说》，同上书，第173页。10 陈荒煤：《向赵树理方向迈进》，同上书，第174—176页。11 李杨：《“赵树理方向”与〈讲话〉的历史辩证法》，《文学评论》2015年第4期。12 郭沫若：《读了〈李家庄的变迁〉》，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第167—168页。13 李玮：《重新发明“中国”—论1930—1940年代中国的“民族形式”问题》，《文艺争鸣》2020年第5期。14 同上。15 马良春：《试论赵树理创作的民族风格》，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第216页。16 冯健男：《赵树理创作的民族风格—从〈下乡集〉说起》，同上书，第233页。17 参见刘泮溪：《赵树理的创作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同上书，第228—229页。18 贺桂梅：《赵树理文学与乡土中国现代性》，北岳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108页。19 同上。20 赵树理：《通俗化与“拖住”》，《赵树理全集》第4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76页。21 朱羽：《“社会主义风景”的文学表征及其历史意味—从〈山乡巨变〉谈起》，《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22 赵树理：《邪不压正》，《赵树理全集》第1卷，第405—410页。23 参见程美宝：《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24 段义孚：《恋地情结》，志丞、刘苏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198页。25 赵树理：《灵泉洞》，《赵树理全集》第2卷，第224页。26 同上。27 陈湘静：《〈灵泉洞〉中的“公社”—一种群众自治的想象》，《现代中文学刊》2018年第6期。28 贺桂梅：《赵树理文学与乡土中国现代性》，第180页。29 朱晓进：《“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7页。30 汪晖：《地方形式、方言土语与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形式”的论争》，《汪晖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74—375页。31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94页。32 参见黄修己：《赵树理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1、82页。33 默涵：《从阿Q到福贵》，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第181页。34 朱晓进：《“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第23页。35 参见赵树理：《小经理》（鼓词），《赵树理全集》第3卷，第528页。36 贺桂梅：《赵树理文学与乡土中国现代性》，第1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