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理论与批评】李萍 | 图像如何被聆听？— 对古元 1940 年代几幅木刻作品的声音解读
摘要：被誉为“边区生活的歌手”的古元，延安时期创作了一大批极具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木刻版画作品。在其创作于1940年代的《离婚诉》《区政府办公室》《马锡五同志调解婚姻诉讼》《减租会》等作品中，陕甘宁边区成长起来的新农民追求平等、民主、幸福生活的“声音”叙事成为一大亮点。古元借助画面中人物张开的口型、奋力出击的手势以及全神贯注的言说表情，将作品由无声的图像呈现引向有声的听觉想象当中，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共情力和感染力，使其成为抗战背景下凝聚民族共同体的重要媒介之一。
关键词：古元；声音叙事；听觉想象；民族共同体
古元是延安美术史上备受瞩目的美术家之一，其木刻作品以极具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民族形式语言再现了陕甘宁边区的革命历史图景，成为解放区民主新生活生动的视觉注脚。近些年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古元木刻作品进行阐释，成果显著。有的从“图史互证”的角度讨论古元木刻中边区社会的土地、婚姻、选举等问题；1有的从情感实践的视角切入，认为古元的下乡道路成为解放区文艺工作之“情感实践”的重要经验；2有的从视觉重构的视角去观照《马锡五同志调解婚姻诉讼》中的个体、家庭与社会秩序；3有的从民族形式问题入手探讨古元的碾庄实践经验；4有的探讨其婚姻题材的几幅作品所反映的主题之新、边区社会治理问题之复杂。5这些研究极大地拓展并丰富了古元木刻研究的范畴。然而，专注于古元木刻的声音元素与潜在叙事语言，以凝聚想象共同体为落脚点，对作品内部人物对话与外部观看者之间的话语互动与情感互动的研究还十分鲜见。本文尝试从声音叙事角度来分析古元两幅《离婚诉》（1940、1943）、《区政府办公室》（1943）、《减租会》（1943）、《马锡五同志调解婚姻诉讼》（1943）6等在延安革命美术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几幅经典木刻作品，试图从人物呼之欲出的潜在叙事内容与边区观看者之间的互动出发，探讨古元木刻的情感感召与战时想象共同体生成之间的关系问题。
近代革命美术中的声音叙事传统
由“无声的”古元到“有声的”古元
统观古元1940年代的木刻创作，画面中的农民已然不是以往文艺作品中隐忍、沉默、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旧式农民形象（图6）。解放区大地上诞生的古元版画，其发声者是边区社会成长起来的、已经觉醒了的农民，他们有了追求现代性公民权利的政治诉求。古元借助富于戏剧性与事件性的场景呈现和声音叙事，向我们再现了在边区政府领导下一个个“改变了命运的、有话语、有声音、有主张、有行动、有自觉意识的农民形象”25。
图像如何被聆听？
值得注意的是，同样是表达农民的现代性政治诉求，但“声音”的表达也因场合、事件的不同而呈现出强弱高低的差异，从而营造出或舒缓平静、或激烈争执、或欢庆热烈的情节氛围。我们通过古元对作品中围观群众的不同处理就可略窥一斑。在《离婚诉》《结婚登记》中，围观者尚处于静默站立的状态，但在《减租会》《马锡五同志调解婚姻诉讼》（图7）中，则呈现出图像的多层次感，群众形态各异的动作、手势与神情，给故事现场平添了许多嘈杂声和热闹的氛围。显然，“群众的反应来自他们对审判这一政治活动的集体参与，他们在审判中发表个体意见、表达个人情绪并达成判决共识，表明着他们的政治意识的发生，蕴含着他们成为政治主体的可能性”27。可以说，通过声音元素来组织富有激情的生活，塑造积极能动的主体，是民族解放背景下延安听觉经验和环境的一大特点。但与听觉声音不同，图像中的声音必须营造一个能够产生声音的视觉情境，并借此使观众的情感更有指向性。
古元在谈及《减租会》（图8）的人物创作时曾说：“画面的积极分子是比较容易看出来的，这是比较好办的，难办的是中农的形象。我把他安排在地主的身后面，是根据平时开会的时候，中农总是站在会场上不显眼的地方，他不坚决，要有人对他启发教育，我就是这样画出来的。”28这里对反抗地主压迫不够坚定的中农的“启发”，古元借助作品中群情激愤的农民、被质问得瞠目结舌的地主，以及农民手中白纸黑字的剥削罪证—账本、桌上的算盘、墨盒、地上的口袋、斗等象征符号，将画面指向一场特定的农民要求地主减租减息的阶级斗争。图像将观看的重心聚焦到被斗争者—身着长衫竖起食指正在赌咒发誓的地主，然而画面中他的“声音”显然被现场的贫民和积极分子的斥责声掩盖了。古元要突出的，是由站在地主身后双手摊开正在诉苦的贫民，冲在方桌最前面、情绪最激动伸出左手指向地主并制止他的荒唐辩驳的积极分子，拿出账本正在列举地主所作所为并讲着“铁证如山”等类似话语的贫农，以及左上方正在说服中农的农民等人物发出的对地主的集体控诉。而当《减租会》在边区的各个角落开始传播时，农民积攒在心底多年的创伤以及眼神中所散发出的哀怒和诉求，都得以在作品所形成的这个斗争场域中呈现出来，同样遭受地主深重压榨和剥削的群众便会通过目光与画面上表达的斗争主题和人物进行无声的“交流”。图像中，有了声音的诉求，又有张开的口型、高举的手掌等正在进行的动作的加持，农民很容易想象并感受到“减租会”会场的斗争氛围，听到农民激烈地控诉地主、要求减租的集体诉求，进而起身加入现实的反抗当中。在这里，“图像不仅试图召唤声音，还建构发出声音的主体”29，最终通过作品的传播召唤并凝聚出新的、更为广泛的民族“共同体”。可以说，把画面中农民个体的生活经验上升为集体的、参与式的抒情方式，“通过率真的声音文化来组织富有激情的生活，塑造积极能动的主体”30，是20世纪40年代延安听觉经验的突出特点，也是古元这一时期木刻叙事的重要特征。探讨古元木刻的声音叙述，考察图像何以被聆听，是我们借助听觉想象与图像分析的力量重返历史现场，解锁作品主题，与作品中的历史场景、人物命运共鸣共情的方式之一。余论：古元木刻31与民族共同体最早提出以想象来凝聚和构建民族共同体的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他认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32。他进而指出：“它是想象的，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相遇，或者甚至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相互联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33安德森指出，由于共同体太大，成员之间只有通过“想象”才能感受到他者的存在。在抗战背景下现代政治启蒙与国家意识刚刚萌芽的延安，对处于社会底层的边区群众而言，木刻版画无疑可以借助比文字更生动形象的视觉话语和修辞来建构大众的民族国家观念和农民的主体意识。加之可以被无限制复制印刷的特点，木刻版画自然成为理想的“想象”媒介之一，成为激发和凝聚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文艺力量。事实上，如何借助文艺的力量、通过因地制宜的文艺形式、不脱离群众的文艺作品，让绝大多数群众认可、接受甚至参与其中，在文艺的接受与传播中达成政治上的一致，建立民族共同体，最终取得延安革命政权的合法性，始终是中共在延安时期文艺政策的聚焦点。1938年，毛泽东在为“鲁艺”师生的讲话中就强调：“我们的两支文艺队伍，上海亭子间的队伍和山上的队伍，汇合到一起来了。这就有一个团结的问题……除了看书，还要学习民间的东西，演戏要象陕北人。”34在同年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文学的民族形式”问题，要求文艺工作者“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相结合，创造出“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艺作品。35而古元1940年代的木刻创作就是毛泽东“文艺为人民”思想在艺术实践领域的成功典范。时任《解放日报》总编辑的陆定一看到古元木刻后评价：“古元的木刻，向来以描写陕北农村生活著名。他的木刻富于民族气派，老百姓看得懂；情调也是中国的，老百姓喜欢。”36古元本人也曾回忆，当在报纸上看到绥德地区农民斗地主、要求退回多交的地租这一消息时，感觉这是一幅动人的图画素材，他并未去绥德地区实际考察，就当即根据碾庄时期的生活体验进行艺术构思：“假如这一场斗争会是在碾庄闹起来，碾庄的积极分子郝万贵等人在这会上是表现出什么样的行动；贫农孙国亮—善于说幽默诙谐话的老头子，他会怎样；中农朱继忠他会露出什么姿态和颜色……”37最终创作完成《减租会》。这种来自农民、表现农民心理和实际诉求的作品，自然农民就能够听得懂、喜欢看。古元在另一篇回忆文章中提及群众在观看木刻作品时曾情不自禁地赞叹：“这不是刘起兰家的大犍牛吗，真带劲！”“画的都是咱们受苦人翻身的事，咱们看的懂，有意思”。38显然，当群众从古元的木刻作品中看到了自己，看到图片中的人物穿着跟自己一样的服装，跟自己一样反抗着地主、旧制度的压迫，并以夸张的口型与手势大声提出自身的诉求，很自然就能跟作品融为一体，达到身份确认与情感认同，进而跟画面中的农民以及由作品所勾连出的欣赏者之间达成共鸣。在这里，农民与古元木刻的沟通与交流，一方面缘于其作品所呈现出的多为群众关心的民生主题；另一方面，借助画面中人物的造型、聆听者的出现、围观者的参与等，极易令观看者参与进来，通过目光的交流聆听到画中人物的“诉求声”，想象并还原画中人物的潜在叙事内容，从而在以古元木刻所搭建的艺术媒介中形成身份结盟和情感沟通，建立想象共同体。可以说，古元木刻中新农民竭尽全力的“声音”输出、人物的潜在叙事语言与画外观众之间的心灵交流，是其作品备受群众喜爱的原因之一。纵观古元1940年代的木刻创作，不论是《区政府办公室》中面对办事人员从容地讲述着自身诉求的女性，还是《离婚诉》中当着丈夫和婆婆的面向政府官员诉说婚姻不幸的妇女，抑或是《减租会》中愤怒地站在地主面前怒斥其恶行并要求减租还地的贫农、《马锡五同志调解婚姻诉讼》中参与民事诉讼婚姻调解案件的家族长老和群众，作品中边区新农民因觉醒而发出的对于自由、民主、平等的诉求声乃至呐喊声，激活了画面中人物的情感世界，使其作品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在这样的作品中，群众很容易在观看中产生共情，既是剧中人，又是参与者与见证者。古元版画之所以令研究者常读常新，成为20世纪前半叶革命美术研究的热点，实际上与图像“所唤起的听觉经验、听觉想象有关”39。而在1940年代的陕甘宁边区，古元木刻所激发的“听觉想象”与其作品男女平等、婚姻调解、斗争地主等主题画面中农民的新的社会角色相关，集中体现为对全新社会生活的想象以及对民族意识的唤醒，组织并召唤人们投身抗战与反封建的斗争，“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最终“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40如果说声音叙事是一种木刻技巧的话，这种艺术手法的使用归根到底还离不开这一时期延安社会所呈现出的新的历史内容。珂勒惠支的木刻中，农民多是处于底层的、静默的被压迫者，痛苦却无力反抗。然而，在1940年代的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导下的“打倒地主斗争”“大生产运动”“改造二流子运动”“妇女解放运动”“民主选举”“卫生革命”“冬学教育”等群众运动轰轰烈烈地进行着，农民对新的民主生活的追求、对新政权的拥护无不激励着当时的艺术工作者拿起画笔记录下黎明到来、光明破土而出的时刻。正是这种对于农民“新生”的再现与想象，激发了古元在视觉图像中加入声音叙事，来表达农民对新生活的迫切诉求和强烈呼声。因此，与其说是古元借用声音叙述的力量来凝聚民族共同体，不如说是在边区政府领导下，新农民的觉醒和诉求促使“声音”在图像中的传播和想象成为可能。 [本文系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民族国家视域中的延安木刻版画研究”（编号：2017J017）、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延安木刻版画的国家形象建构与传播策略研究”（编号：17JK0845）、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复兴与重塑：延安时期的木刻版画研究”（编号：17XJC751003）的阶段性成果]
1 李公明：《再论古元延安木刻中的地主与农民题材—以“图史互证”看〈逃亡地主又归来〉和〈减租会〉》，《文艺理论与批评》2019年第5期；吴雪杉：《塑造婚姻》，《读书》2005年第8期。
2 路杨：《“古元的道路”：延安木刻下乡的情感实践》，《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8期。
3 吴静：《视觉重构中的个体、家庭与社会秩序—古元〈马锡五同志调解诉讼〉的图像逻辑》，《文艺研究》2020年第5期。
4 李奕铭：《古元碾庄木刻的实践经验》，《艺术研究》2021年第1期；郝斌：《古元碾庄实践与延安“民族形式”问题》，《文艺研究》2020年第5期。
5 郝斌：《革命、性别和艺术家—论古元〈离婚诉〉的创作与重刻》，《文艺理论与批评》2018年第1期；陈剑：《图像的表征与“内里”—古元延安时期婚姻题材木刻版画作品的视觉文化解读》，《文艺研究》2017年第2期。
6 本文讨论的古元几幅经典木刻作品，其创作时间以2019年10月中央美术学院举办的“古元画展—纪念古元诞辰百年”中古元之女古安村提供的木刻原作中的创作时间为准。因这些作品年代已久，其创作时间在后来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出现不同版本。
7 费约翰：《唤醒这头巨兽》，《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李恭忠、李里峰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7页。
8 陈平原：《有声的中国—“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
9 鲁迅：《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1页。
10 《马赛曲》由鲁热·德·利尔创作，是法国大革命期间最受群众喜爱、最为流行的战斗歌曲。路易十六执政时期，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阿尔诺带领马赛港的市民夺取要塞，得到武器，并驱逐了公爵，组织五百多名义勇军进军巴黎去营救同情改革的议员，马赛市民一路高唱《马赛曲》向前进发，揭开了法国大革命的序幕。1879年，法国政府正式将该歌曲定为国歌。
11 美查：《发刊词》，《点石斋画报》1884年第1期，1884年5月8日。
12 所见斋：《阅画报书后》，《申报》1884年6月19日。
13 鲁迅：《〈新俄画选〉小引》，《鲁迅全集》第7卷，第363页。
14 唐小兵：《〈怒吼吧！中国〉的回响》，《读书》2005年第9期。
15 同上。
16 陆定一：《文化下乡》，《解放日报》1943年2月10日。
17 艾青：《第一日》，《解放日报》1941年8月18日。
18 彼得·伯克：《图像证史》，杨豫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1页。
19 郝斌：《古元碾庄实践与延安“民族形式”问题》。
20 陈学昭：《延安访问记》，中国国家广播出版社2013年版，第116页。
21 鲁迅：《离婚》，《鲁迅全集·彷徨》第2卷，第156页。
22 赵树理：《石不烂赶车》，《赵树理全集》第3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380页。
23 鲁迅：《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三闲集》第4卷，第13页。
24 孙晓忠：《在法的门前—土改文艺与人民法权》，《文艺争鸣》2020年第8期。
25 路杨：《作为生产的文艺与农民主体的创生—以艾青长诗〈吴满有〉为中心》，《文学评论》2018年第6期。
26 唐小兵：《〈怒吼吧！中国〉的回响》。
27 吴静：《视觉重构中的个体、家庭与社会秩序—古元〈马锡五同志调解诉讼〉的图像逻辑》。
28 曹文汉：《古元传》，吉林美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184页。
29 吴雪杉：《召唤声音：图像中的〈义勇军进行曲〉》，《美术学报》2014年第6期。
30 唐小兵：《聆听延安：一段听觉经验的启示》，《现代中文学刊》2017年第1期。
31 这里所提的古元木刻指的是1940年代古元创作的两幅《离婚诉》《结婚登记》与《区政府办公室》《马锡五同志调解婚姻诉讼》及《减租会》几幅突出“声音”元素的木刻版画作品。
32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33 同上。
34 艾克恩编：《延安文艺运动纪盛（1937年1月—1948年3月）》，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69页。
35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36陆定一：《文化下乡—读古元的一幅木刻年画有感》，《延安文艺丛书》编委会编：《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9页。
37 古元：《在人民生活中汲取创作题材》，《美术》1950年第6期。
38 古元：《到“大鲁艺”去学习》，《美术》1962年第3期。
39 唐小兵：《聆听延安：一段听觉经验的启示》。
40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