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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理论与批评】韩毓海 |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明的结合
按语：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社会形态、民族心理和文化认同方式以及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基本位置，都发生了与20世纪迥然有别的重要变化。如何讲述和认知“中国”，成为不同研究领域、不同社会实践共同关注的总问题。但目前高校和学界的文化教育、学术研究仍旧主要以学科和专业为基本单位，跨专业、跨学科、跨区域的总体性探讨还有待深入。特别是对于高校学生的学术和思想训练而言，虽然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得到很大的重视，但以有关“中国”的总体性认知和理论性探讨来统摄专业、学科训练的尝试仍不多见。
基于这样的考虑，2021年秋季学期，我主持邀请北大学界同行一起在北大中文系开设了一门名为“认识中国的方法”的课程。这门课属于本科生教育中的“形势与政策”理论选修课程，希望秉持“大思政课”理念，融合思政、专业、通识教育，立足中文学科的特点同时融入跨学科视野，探索一种具有创新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态。我们提出“以中国为认识对象，以专业为认识方法”的基本理念，邀请不同专业和学科的研究者，从不同侧面勾勒和探讨研究中国的方法与路径。这门课采取了系列讲座的形式，每次邀请一位代表性学者，在跨专业、跨学科的视野中讲授有关中国研究的具体话题。通过对不同学科和专业领域中的理论方法、经典文本、核心问题、研究著作的分析，带领学生从总体上把握中国问题的特点及其认识方法，力求融通理论与实践、古与今、中与外、心与物，读懂中国。这一基本设想得到了老师们的热情支持，共有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语言专业、文献专业的11位老师以及北大社会学系、历史学系的2位老师为本课提供了精彩讲座。这一课程设想的顺利实现，得益于老师们共同的问题意识和理论思考，他们从各自的学术研究出发，精心准备、专门打磨课程讲稿，展示了认识中国的不同路径和方法。在课程开设过程中，不少学界朋友给予肯定，学生们也获益甚多。课程结束后，我们根据录音整理了课稿，并请各位授课老师最终定稿，计划结集出版。《文艺理论与批评》自创刊迄今，积极介入理论思潮，密切关注社会发展，具备鲜明的思想性与探索气质。在讲述与认识中国方面，曾推出“文明论”等专题，与本课程定位和问题意识非常契合。故而在此择取数篇讲座文稿，由“讲坛”栏目陆续推出，想必能为更多读者带去启发。这些文稿都经过授课老师的精心润色和修改，同时保留了课堂讲座的口语风格和行文特色，以期为推进进一步研究和思考提供另一种研究文体的探索。 —主持人 贺桂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引论：学术研究的方向
地中海文明与中华文明的相遇
讲到历史发展大势，我再补充一点。司马迁有一个纪年的方式，他说30年、50年是一个微变—微小的变化，100年是一个小的变化，500年是一个中期的变化，所以我写《五百年来谁著史》。1000年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3000年是一个巨变。这个说法比“世纪”的观念开阔很多。从这样的时间观念来看，中国历史发展的大势大概是这样的：首先，中国的地势是由西北而东南，跟地球偏转运行的姿态恰好是一致的。所以中华文明肇始于西北，第一个千年的兴旺发达时期，秦、汉、隋、唐都是以西北为核心展开的。自宋代到鸦片战争又是一个千年，陆上丝绸之路中断，中国西北和欧亚大陆的联系发生了巨变，同时长江经济区开发日益成熟。在这个千年中，中国的发展方向是沿着大运河而倚重于东南。研究中国，一定要注意所谓“不平衡”的问题，历史不仅是在矛盾中发展，更是在不平衡中发展。对于中国来说，就是区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这个不平衡造成了封建与郡县、统一与分裂的问题。这是中国长期历史发展的大问题。钱穆比较中华文明和地中海文明的发展大势，把中国自宋代以来的千年发展方向称为顺流而下，就是说从高处向低处滑落，而地中海文明的发展大势是逆流而上，就是从南欧向着北欧，从低的地方向高的地方攀登，这是很形象的说法。更形象的说法是自宋代以来1000年，中国的发展大致上是围着东南转的，这跟地球运转的方向，与中国的地势特点是拧着的。由这个钱穆还想到人体内部的循环，认为偏于东南的循环会造成中国内部大循环血脉不畅。他又发奇想，说一个国家的首都应该建立在寒带。为什么？正如脑袋在寒冷的地方才能保持清醒，在温带则容易昏昏沉沉，逐步堕入昏庸。钱穆说，经历了1000年的以西北为核心，又经历了1000年的以东南为核心，中国长期历史发展的大势和辩证法是什么呢？就是不平衡。因为不平衡，所以追求平衡，未来中国只有复兴北方方能均衡发展。他还补充说，中国共产党在西北的兴起体现了长期发展辩证法。钱穆讲我们每个人都是父母生的，但你不能说一个民族是父母生的，一个民族是民族精神的产物。黄河代表什么？黄河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这个民族精神的特点是什么？钱穆说是逆流而上、激流勇进，在激流中拼搏前进。冼星海创作《黄河大合唱》，唱出的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黄河几千年都在那里，但我们不认识它。把黄河理解为“逆流而上”的精神，这标志着黄河不再是客观的物质存在，而是被我们在劳动和斗争中认识了的一种更高的存在，这样，黄河就成为“精神”，成了精神存在。要认识我们的民族，就要认识黄河。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大势，就是通过西部联系着世界，在不平衡中、在劳动与斗争中发展着。我们研究古代史要重视西部，就是这个原因。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结合
韩毓海：《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 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中信出版社 2018 年版
西方社会是怎么发现资本的力量的呢？我写《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的时候，专门去了意大利的皮亚琴查，去看货币资本是如何配置到商业、军事、科技上的，因为世界上最早的股票交易所就是1200年—那时中国还处于蒙古时代—在意大利产生的，那里为什么会产生股票交易所？是因为意大利那时候老打仗，威尼斯、热那亚这些城邦收税很困难，于是就采用借债的办法收税。意大利股票交易所就这么来的。金融的道理其实很简单，就是把资本、科技、人才结合在一起。这个是唯物论—用资本集约化来推动发展。劳动创造世界，但只有劳动还不行，现代世界发展需要劳动、科技与资本的结合，资本是以货币为完成形态的价值形式，但这种货币形式在中国没有完成，中国人也好钱，但长期以来，我们没明白什么叫资本。我国长期的小生产搞得都不错，但就没有搞成大生产。为什么？这个问题在资本。中国有交通交换的发展，也有小生产的长期繁荣，但为什么没有跃入社会化大生产？为什么没有产生工业革命？很重要的一点，没有把资本、科学与人才结合起来。我写的《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里讲了一个问题，在西方社会跃入资本时代，西方经济跃入信用经济的时候，中国还停留在金属货币的时代。中国没有建立起与劳动体系相配合的资本体系，中国在错过了工业革命之前错过了资本的时代。我写《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是想说：今天的中国人，特别是读书人，第一是要有世界眼光，要从世界历史、中国历史看今天，这是所谓的大历史观；第二是要知道我们归根到底是要靠共同体生存、发展，所以要从最基层共同体的形式出发去研究中国社会的组织形式，这是所谓的现实关怀；第三是要创造财富，维护财富的安全，这涉及财政金融。这三个问题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引起读者共鸣的。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朱诗鳌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西方辩证法讲矛盾，中国辩证法讲不平衡，这之间有差别。魏源说交换就是因为不平衡，他说的交换，不是劳动商品资本交换，是人类的三种生产方式的交换，他叫居国、行国、海国之间的交换。居国是定居的文明，行国是游牧的文明，海国是海洋的文明。他说中国历史凡三变，第一变是汉武帝，把居国和行国打通了，中国人有蔬菜吃，就是从汉武帝开始的，你看《诗经》里不是采薇就是采萍，汉武帝把丝绸之路打通之后，中国人就不吃烤肉了，吃菜了，大白菜这些东西宋代才有的，都是西方来的。到了唐代之后又一变，阿拉伯兄弟来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时候把他们叫菩萨蛮，因为长得像菩萨。到了元又一变，游牧民族来了。最后，就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北边有游牧民族俄罗斯，这边有海国。中国居国、海国、行国搞不定了，致命的是强弩从海上来了，《海国图志》这么来的。把中国搞好，要处理好这三种文明—海洋文明、定居文明、草原文明—的关系，这是世界不平衡论。讲中国发展不平衡的，还有冀朝鼎。他的《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很薄，大家可以找来看看。这部书1929年在纽约出版后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学术声誉。他讲中国的统一和分裂问题，中国统一和分裂的源头在哪里？就在于谁能控制住基本经济区。中国过去的基本经济区在黄河流域，隋唐之后在长江流域，谁能控制住长江流域这个基本经济区，控制住上海浙江，谁就能控制中国。但近代以来中国所出现的问题是什么？中国所出现的问题是帝国主义也要控制东南沿海地区。这该怎么办呢？所以中国革命唯一的办法是从西北开始，沿着隋唐的道路，沿着成吉思汗的道路，用行国来控制居国，再从居国控制海国，这是冀朝鼎年轻时候讲的一个很有趣的观点。还有一个人讲不平衡讲得很好，叫全汉昇，也是北大的，后来接了钱穆的位子，做香港新雅书院院长，他的《唐宋帝国与运河》非常重要。大运河对中国经济发展很关键，因为中国所有的河都是东西流的，同一纬度之下，物产一样。运河是南北向的，把中国不同纬度的产品交换起来。这么看，中国的繁荣发展是有原因的，建立在基本经济区和运河以及把这些联系起来的基础上。讲辩证法，除了不平衡理论之外，还有我们党的作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厉害，是因为组织能力特别强，这是指列宁主义的原则，列宁主义原则叫什么？叫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是第一条，很厉害。但还有第二条，就是辩证法。邓小平同志讲了，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毛主席为什么能成为我们党的第一代核心？除了坚强的组织能力以外，还有一条，懂辩证法。辩证法是什么？会拐弯，撞南墙知道回头，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实事求是。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力图在美国和苏联之外去探索第三条道路，资本主义道路不行，苏联那种社会主义也不行，我们一定要探索出第三条道路来。美国人说历史在法国大革命那终结了，苏联人说十月革命以后历史终结了，我们说历史不会终结，我们还在找一条不同于他们的道路。这就是辩证法，中国共产党是最讲纪律的党，也是最讲辩证法的党，这两条缺一不可，不会拐弯就折了，你就长不了。（三）以人民为中心马克思和中华文明的结合，还在于以人民为中心。什么是人民？黑格尔说，世界上原本只有两种人—主人和奴隶，法国大革命结束了主人与奴隶的历史，主人与奴隶互相改造，最终形成了人民，从此，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主人，也没有奴隶，只有人民。而马克思说，法国大革命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因为现代世界随后又分裂为两大阶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这个世界上还是有主人，还是有奴隶，资本与劳动对立。只有当劳动者掌握了资本，阶级对立才会消灭，那个时候才有人民，人民才真正当家作主。中国共产党讲人民，既立足于阶级，又超越了阶级。什么是人民？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里讲，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共同构成了中国人民，这个中国人民就是五星红旗上的四颗星，这叫统一战线，我们能画出最大同心圆，团结最多的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基就是五星红旗，我们国家最大的危险是五星红旗上的四颗星发生动摇和分裂。在延安的时候，黄克功跟刘倩谈恋爱，刘倩不愿意，他一枪把刘倩打死了，说刘倩这个小资产阶级看不起我这个工农。黄克功是井冈山来的，贺子珍的旧部，贺子珍给毛泽东同志求情，毛泽东不许，说必须杀了他，不杀他无以教育人民，无以教育革命，无以教育红军。如果工农阶级手里有了枪，他能拿着枪对准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吗？黄克功这是拿枪对着人民。四个阶级的团结，五十六个民族团结在一起，这是毛主席说的人民。人民是什么？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里讲的命运共同体。中国人民是个命运共同体，今天主要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比较贫困，主要在偏远农村，一部分在城市，以中产阶级为主。所以我们的政策一方面是扶贫，一方面全面改革开放，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说的人民是建立在统一战线基础上的命运共同体，这不只是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是讲人人都有感情。西方对人的理解是人和上帝的关系，只要有上帝，就很安全；中国讲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契约关系，而是责任关系。中国人都知道养小送老的道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首先就是养小送老，这是中国人的社会主义的基础。我们所理解的人的关系，起点在我们和父母、子女的关系，这是一种建立在感情基础上的责任、义务，所以我们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毛泽东在延安的时候讲反对自由主义，什么意思？他讲的自由主义不是西方的“liberalism”，他说我们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你出息了，一定要像对待你的亲朋故旧一样对待你不熟悉的同志，否则就犯了自由主义的错误。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1902—1968）
中华文明是讲感情的，社会科学研究不能搞成冷冰冰的东西，学问要讲人情，要讲对人民的感情，这就是中文系的长处。中文系尤其要讲感情，讲对世界的感情，对人的感情，对人民的感情。最杰出的学者，都是讲感情的，学问怎么讲感情？我举个例子，讲讲卢卡奇和科耶夫。卢卡奇，你们知道；柯耶夫，你们也许知道他，也许不知道。在中文系，在当代文学教研室，你们会遭到理论轰炸，会知道福柯、德里达、梅罗·庞蒂这些人。这些人的师傅就是科耶夫，如果不知道科耶夫，后现代、后历史你就学不会。后现代、后历史是什么，谁也说不清楚，要我说就是第三条道路，在美国和苏联之外开创新的历史。德国有一所伟大的海德堡大学，海德堡大学有两个兴盛期。第一个兴盛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其最高学术权威是马克斯·韦伯，他力图把西方社会科学理性化。当时，海德堡大学有两个“青椒”，一个叫布洛赫，一个叫卢卡奇。20世纪30年代，海德堡大学迎来了第二个兴盛期，当时的学术旗帜是雅斯贝尔斯，他的学生就是科耶夫。科耶夫后来到法国讲黑格尔，他影响了福柯、德里达、梅罗·庞蒂这些人。在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史上，文学产生过三次重要的作用。一次是亚当·斯密，他是教文学的，“交换”思想是从情感交换中发展出来的；一次是卢卡奇，他认为资本主义瓦解了人类命运共同体，随着共同体意识的丧失，西方就不会再有史诗了，只会有小说和科幻了；再一次是科耶夫，他认为西方文明丧失了劳动和斗争的意识，在黑格尔和马克思之后，西方沉浸在自满之中，很难再通过劳动与斗争去创造一个新世界，西方的共同体不再是劳动与斗争的共同体，西方艺术的主题不再是劳动与斗争，这恰恰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发展造成的问题。今天文学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它离开了劳动与斗争，离开了劳动与斗争的共同体—人民。我们生活在技术和资本支配的世界里，在这个世界里，我们无能为力。当你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知道中文系的学生为什么必须读黑格尔、读马克思、读卢卡奇、读科耶夫。在写《资本论》之前，马克思写了《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即我们所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大纲》的主题与《资本论》不同，既不是资本，也不是劳动，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说，决定人类社会发展、延续的，第一位的不是劳动，不是生产，甚至不是土地，不是财富，而是共同体，人类归根到底是靠共同体生存发展的，而资本主义社会最大的问题在于它不仅排斥劳动，而且它不需要共同体，它只要有资本和技术就可以了。在这个社会里，人人都是潜在的宅男宅女，都是“鲁滨逊”，只要有钱、有机器设备，完全可以一个人活着，他可以跟钱玩，跟机器玩，就是不与人玩，这是一个资本与科幻的世界—这就是你们可能要面对的世界。卢卡奇和科耶夫预言了这个世界，为了反抗这样的世界，他们先后离开了学术界，去创造一个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卢卡奇去创造社会主义苏维埃，科耶夫参与创造了欧盟。所以，我开头就说学术并不高雅，因为学术是劳动，学术是斗争，学术是为人民服务，要把学问写在中国大地上。正是因为对人类怀有同情，马克思才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现在的经济学家往往是不讲感情的。这个世界不是缺乏理性，而是缺乏感情，从这个意义上讲，中文系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把这个世界努力建立在人类的情感和同情的基础上，在人类情感和同情的基础上，我们会建立一个真正的世界经济贸易体系—和平的世界经济贸易体系，在此基础上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当我们把经济学院和政治系建立在文学系基础上的时候，才会有新的情感的命运共同体。从中文系出发，我们要努力地探索建立在艺术和同情、感情和良心的基础上的温暖、人道的哲学社会科学。 提问环节：同学一：我有三个问题：第一，我觉得《资本论》第一卷阐述的是其基本逻辑和原理，以剩余价值为核心，这是马克思前无古人的创造。第二，我觉得马克思的一切思想成果，最突出的特点是革命性和实践性，基本立场是革命的批判的立场，所以，韩老师把资本当成一个中性的科学的概念，我觉得不妥当。第三，刚才老师提到毛主席的一句话，1925年他在《向导》周报发刊词上的那段话，原文意思是我们为什么要革命？是因为要实现民族的解放，跟老师说的民族的复兴不是一回事，因为民族复兴这个概念是以民族为本位的，民族是一个想象出来的共同体，而阶级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经济基础上的共同体。韩毓海：我从第三个问题开始回答。1942年，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时候，王稼祥同志那篇文章叫《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解放的道路》，用的是“解放”。你刚才说民族解放和民族复兴这两者之间有差异，这个问题很好。我认为，从民族解放到民族复兴是一脉相承的。王稼祥讲中华民族的解放当然不是讲民族主义，而是讲三个方面，一个是中华民族，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同样的，新时代讲伟大复兴，也具有三重含义，伟大复兴更不是讲民族主义。十九大报告里讲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首先彻底改变了中华民族的近代命运，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其次，是在世界上重新高举科学社会主义的旗帜；最后，是为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展示了一条更为合理、公正、人道的现代化道路，它向人类昭示：联合起来的劳动支配资本、掌握现代科技，创造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可行的。所以讲民族复兴也有三重含义，与当年讲民族解放一脉相承。第二个问题，资本是不是中性的？我认为，马克思反对的是资本主义，不是资本，如果离开了资本，不善于掌握和运用资本，那你不但不能理解改革开放，也不能理解中国革命。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里，马克思提出了一个观点：人类社会在根本上依靠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要依靠劳动和斗争，但在现代社会，劳动不能离开科学技术和资本的发展，这是三个不断递进的观点。因此，马克思讲生产力的时候讲劳动、土地和货币。讲劳动力、科技和资本，是在这三者间的关系里讨论生产力问题，这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说到马克思前无古人的创举，我认为有两个，一个是对于资本的研究，一个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马克思前无古人的创造不是剩余价值学说，马克思当然极大地发展了剩余价值学说，但不能说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的创造。马克思还说过，阶级和阶级斗争也不是他的创造，那是黑格尔的创造。我特别要补充说，劳动创造世界，奴隶创造历史，这也不是马克思的创造，因为这也是黑格尔的创造。最后，如果剩余价值学说是《资本论》的核心，是马克思“最前无古人”的创举，那么《资本论》为什么不叫《市场论》《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呢？或许你不知道，《资本论》还有第四卷，就是考茨基编的《剩余价值学说》，考茨基就强调《资本论》的核心是剩余价值学说，但恩格斯、列宁都不赞成这个观点。很简单，如果把资本定义为劳动力产生的剩余价值，那么，奴隶、农奴的劳动力也可以产生“剩余价值”，但这不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马克思对资本的定义非常清楚，就是《资本论》里说的：“以货币为完成形式的价值形态”。马克思所说的资本，首先是指货币资本，其次是指货币资本的完成形式，就是指货币不仅是交换媒介，而且是借贷手段，是可买卖的价值，所以，资本是价值形态，即它构成了一个货币金融体系，这个金融体系及其与劳动体系、交换体系之间的关系构成了我们所说的现代资本体系，没有这样一个体系，就没有现代经济体系。列宁说帝国主义是金融垄断的资本主义，就是说帝国主义不是简单地靠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建立起来的，美国的霸权地位主要是靠金融、军事霸权，所谓技术主要是与金融和军事相关的技术。用考茨基所说的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不能说明美国、英国、荷兰的霸权是怎么取得的。这是不是要否定劳动价值论，否定剩余价值学说呢？当然不是。劳动创造价值，劳动是价值的源泉，奴隶的劳动和斗争创造了现代世界，这当然是很革命的思想，但这是黑格尔的思想，包括劳动者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地改造着自己的主观世界—这都是黑格尔的思想，而把黑格尔这些最重要的思想清楚明白地讲出来的人是毛主席。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毛主席都在强调这个思想，他跟斯诺说，在延安的时候，他主要是读黑格尔的书。黑格尔是拿破仑和法国大革命的阐释者、总结者，毛主席是黑格尔最伟大的读者，也是黑格尔思想最伟大的实践者，他同时超越了黑格尔和拿破仑，既是思想家也是革命家，既是思想的开辟者，也是国家的创造者。《矛盾论》《实践论》、毛泽东思想是科学，是黑格尔意义上的“绝对知识”。我觉得毛主席很伟大的地方，是他在解放后没有停步于黑格尔，而是真正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解放之后毛主席的贡献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提出三个世界理论，为冷战结束创造了根本条件；第二个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指出如果劳动人民不能掌握资本、科学技术等，就不能真正当家作主。这就牵扯到怎么理解毛主席的问题，如果说黑格尔理解了拿破仑，那么，毛主席真正理解了马克思。如果说马克思是无产阶级的黑格尔，那么毛主席既是劳动人民的黑格尔，也是劳动人民的拿破仑。这是我重读毛泽东的起点，这就是为什么要把黑格尔、马克思、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联系起来读的原因。《资本论》讨论的是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是劳动的基础，资本支配劳动。而社会主义是讲劳动与资本的结合，也不是简单地讲劳动价值论，马克思说过，离开了“资本的伟大力量”，现代化社会大生产是完全不可能的。那么，为什么《资本论》第一卷从劳动价值论讲起呢？第一是对黑格尔的尊重。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里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话，讲黑格尔的辩证法，他说，现在大家都把黑格尔当成死狗了，但我愿意承认我是他的学生，因为他最早讲奴隶创造历史，劳动创造世界，这是他辩证法的核心。同时，马克思又讲了一个话，他说思维的顺序与写作的顺序是颠倒的，我们写东西的时候由表及里，循序渐进，因为要照顾读者，不可能一下子把结论说出来，而我们思考的主题和我们表述的方式是倒过来的。马克思《资本论》中，最重要的当然是第三卷，主题是讲资本经济的特征，货币是交往的媒介，前人早提出来了，但货币是借贷工具、货币本身可以买卖，前人没有研究，这是马克思的发现，离开了这个发现，你不能了解资本是什么。同样的，劳动创造世界，这是黑格尔提出来的，劳动价值论是很古老的思想，但问题在于，在资本的世界里，劳动创造世界是不可能的，资本与劳动的分离，这才是真正的问题。读马克思，最大的问题在于误把马克思对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综述，当成了马克思的观点。马克思为了写《资本论》，写了四个手稿，不读这四个手稿，不可能读懂《资本论》。这四个手稿的基础，是讨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资本之间的关系，然后才是资本与劳动的关系，这是《资本论》的基础。如果把劳动价值论当作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那对马克思的理解就太狭窄了，就等于把马克思黑格尔化了。同学二：老师，我想问个基础的问题，就是价值到底是个经济概念，还是个哲学、伦理学概念？这两个概念是怎么结合在一起的？马克思说的劳动价值、交换价值、货币价值，是道德的还是经济的？韩毓海：我认为尼采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最好的。他在《论道德的谱系》中讲，“value”既是一个道德的概念，也是一个经济的概念，但它最终是个什么概念？价值是怎么起源的？作为道德观念的价值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呢？尼采说它起源于对于人的定义，即人是“calculate”的动物，是会计、计算的动物。斯密定义人，人是什么？人是会交换的东西。黑格尔定义人，说人是政治的动物，政治观点使彼此变成朋友或者敌人。但尼采的看法是—人是会计算衡量的动物。人是能够估价和定价的动物，正是在买卖关系当中，最早孕育出人的社会关系，特别是敌对关系。人是能够计算、会估价的动物，因此“calculate”和“value”“valuation”就是一个概念，估价-价值-价格，是这样联系在一起的。这与马克思所说的“信仰-诚信-信用”是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产生了善和恶，也产生了最基本的债务关系。中国人不太会把信仰、感情等虚拟的东西数字化，包括把债务的东西数字化，但在地中海文明发展中这是非常重要的一跃。我们中国人有句话，不能出卖良心，在道德哲学与经济学之间是不能画等号的。但是在人类发展史上，把所有道德的东西进行数字化、定量化，这是非常重要的一跃。你去看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夏洛克说：你欠我的债，等于你身上的一磅肉，这是非常惊人的一跃。这一跃，把康德的道德哲学转化为经济学，把价值转化为价格，把信仰转化为信用。所以《威尼斯商人》是一部喜剧，不仅是爱情喜剧，而且是关于道德与经济、价值与价格、信仰与信用的喜剧。或者说，这些矛盾通过喜剧的方式解决了。古代是史诗的时代，是悲剧的时代，而启蒙是喜剧的时代，因为不可克服的矛盾被喜剧性地解决了。我们中文系的人，往往认为世界上的矛盾是无法解决的，道德问题怎么能转化为经济问题呢？这些问题到了光华管理学院那里就解决了，但是以喜剧的方式解决的—这个世界上，只要是钱能摆平的事，都不是事！你跟光华管理学院的人讨论价值问题，他跟你讲价格问题，你跟他讨论信仰问题，他跟你讲信用问题，这是非常喜剧的效果—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就是尼采的通俗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