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以左翼理论对新文学历史进行研究方面，出现了李何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 1917—1937》、周扬的《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冯雪峰的《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和刘雪苇的《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四个代表性文本。这四个文本对新文学历史的马克思主义构建具有开创之功，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立具有奠基性意义，对今天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启示价值，值得予以重新关注。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新文学史；新民主主义论；鲁迅

在中国新文学历史的写作链条上，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撰述是重要的一环。在动荡不安的战争年代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文学历史的研究仍然取得不错的成绩，特别是在左翼知识框架下，用唯物史观和阶级论立场对新文学历史进行考察方面，更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涌现出李何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 1917—1937》、周扬的《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冯雪峰的《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和刘雪苇的《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论著。这些论著或对新文学历史的纷争进行分析，或对新文学历史的经验进行总结，或对一种新的文学观念进行阐释，其丰赡的理论成果是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新文学历史建构方面的重要收获，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立具有深远的意义与影响。

李何林是以革命家的身份开始文艺理论研究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 1917—1937》（以下简称《思潮论》）编撰于抗战时期四川江津一个偏僻的小镇，于1940年由上海生活书店正式出版。¹李何林在编写这本书时，当时出版界还没有一本系统地介绍中国新文学发展概况的新文学史或新文艺思潮史，因此，《思潮论》的出版算是填补了一个空白。《思潮论》也是较早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阶级论立场对新文学历史进行研究、论述的著作。李何林曾说：“1938—1939年间我编写《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的思想武器，是在这以前的十年间所接受的‘革命文学’论争前后所介绍宣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左联’成立以后所译介和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²《思潮论》注重文艺思想与社会时代的密切关联，把1917年至1937年近二十年的中国社会、文化、思想以及文学的变化分为三个段落，以三个“划时代的日子”（五四、“五卅”和“九一八”）作为界标，依次对不同阶段的文艺思想论争及演化进行评述。作者曾经说，这本书只是文艺思想斗争史资料“长编”，不是“史”，之所以名为《思潮论》，是仿照《欧洲近代文艺思潮论》的书名。³《思潮论》在论述二十年间文艺思潮状况时，以表现潮流本身为主，个人评述和见解为辅。作者在呈现文艺思想斗争过程时，只是简单地介绍社会政治背景和原因，更多的是引用原文、原始资料，让材料自己说话。因此，《思潮论》保存了各个时期不同作家文艺思想的本来面目，这也为后人查阅旧案提供了方便，这一尝试是《思潮论》的学术价值所在，也为后来的文学史家所推崇。

1939—1940年间，周扬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讲授一门关于新文学史的课程—“中国文艺运动史”，他为此写下了《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以下简称《提纲》）。《提纲》未曾公开发表，“文革”期间被作为“黑材料”存入周扬专案材料中，1982年才重见天光。1986年《提纲》刊于《文学评论》第一、二期。作为课程讲稿的《提纲》，实际上只有引言、第一章、第二章和第三章的一部分。引言主要介绍新文学运动的分期、性质、领导思想及“在斗争中成长”的特点。第一章是“新文学运动之历史的准备”，主要介绍甲午之后、五四以前所发生的文学改良运动，这属于“旧民主主义的新文化的时期”。第二章是“新文学运动的形成”，即五四运动至中国共产党成立之间的文学历史。从引言来看，这部文学史只开了个头，大部分未完成，今天我们看到的仅仅是五四前后的文学历史。《提纲》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变动趋势去解释新文学运动，把新文学运动放在社会的整体动态系统中加以考察，展现了宏阔的理论视野，当然也不乏精彩的细部分析。另外，《提纲》在描述新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时，能和作者的见解相结合，这种史论结合的述史方法在中国新文学史的写作上曾产生过很大影响。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与党的文艺思想的阐释者，周扬在当时的讲课以及这篇讲稿都具有示范性，代表着延安学术思想界对新文学史的主流观点。《提纲》在当时未曾发表，并标明“仅供编者在鲁艺讲授之用”，这也在无形之中保留了讲稿的原生状态，我们能从中一睹更本真的周扬，特别是其理论才华与个性。这份《提纲》未能完成，对新文学史研究来说是一个遗憾，但《提纲》为我们研究周扬提供了一份难得的史料，“它反映了当时中国批评界所能达到的历史高度和思想水平”⁴。

新文学是在同外部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同时，新文学内部也在不断地自我批评、总结经验，就像鲁迅所说，这是一场“一面克服，一面进军”⁵的持久战争。四十年代发生了一系列文学论争，这些论争都涉及新文学历史经验的评价问题，因此，新文学历史经验的总结与评价问题也相应地进入了文学史家的关注视野。1945年秋天，在周恩来领导下，重庆进步文艺界举行了几次漫谈会，主题是新文艺运动的“过去和现在的检查及今后的工作”⁶。冯雪峰在漫谈会上作了一次长篇发言，把自己多年来对文艺问题的思考做了一个总结。1946年初，《中原》《希望》《文艺杂志》《文哨》四杂志出版联合特刊，向冯雪峰约稿，冯雪峰于是把发言记录增改为文章发表，这就是《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⁷1946年7月上海作家书屋出版单行本。《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不是一部系统的关于新文学历史的著作，而是一篇关于新文学思潮的史论式长文。这篇长文着重介绍“文艺运动的总的方向”，只涉及“一些倾向的本质和问题”，并没有涉及除鲁迅之外的具体作家作品。全文分为七个部分：一是“过去的经验”，二是“什么是主要的错误”，三是“现在的基础，任务及运动的原则”，四是“现实主义在今天的问题”，五是“大众化的创作实践”，六是“批评及统一战线下的批评”，七是“文艺团体”。其中第一、二部分是关于新文学运动，特别是1928年革命文学运动以来的经验和错误，这部分分量最重，也最有价值。在这篇长文中，冯雪峰系统地总结了五四以来担负民主革命任务的新文学的经验，重点不是肯定成绩，而是回顾和分析了“在左倾机械论之下”所存在的错误：一是“左倾机械论”和主观教条主义，包括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二是革命宿命论和客观主义，包括公式主义、材料主义和经验主义。在反对“左倾机械论”的过程中，冯雪峰倡导革命的现实主义，认为最能代表现实主义文学革命精神的是鲁迅，鲁迅是“我们现实主义文学的开山祖和大师”⁸。《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的写作与出版都在国统区，对五四以来文艺运动经验与教训的总结深入全面，在当时就产生重要影响，此后也是左翼文艺运动史上的经典文献。

刘雪苇是延安时期重要的文艺理论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他曾有写一本中国新文学史的打算。1941年7月15日毛泽东曾写信给刘雪苇说：“雪苇同志：来信及提纲收读。虽然我提不出什么意见，但是赞成你写这本书。”⁹信中提及的“提纲”是指刘雪苇写的中国新文学史讲授提纲。他原拟按这个提纲写一本中国新文学史，后来缩写为《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一书的首章“新文学的历史说明什么”。《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写于1948年初，同年5月由大连光华书店出版。全书分为三章，第一章是“新文学的历史说明什么”，第二章是“文学写作的方向问题”，第三章是“文学运动的方向问题”。全书从上述三个方面系统论述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书末附有刘雪苇对柳青《种谷记》的评论，他认为《种谷记》是实践《讲话》精神以及文学的“工农兵方向”的一个突破性案例，并作了具体分析。《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主要阐释了为什么中国新文学建设之最根本、最具有决定性的问题是解决文学之“为工农兵”的方向问题。刘雪苇曾说：“这只是我个人在文学领域里来学习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初步努力。”¹⁰因此，这本书可看作他在文学领域学习、理解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初步尝试。

1940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概念，其中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领导思想、内容、分期及对鲁迅的论述等，对新文学史写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上述新文学史论著虽都是个人独立著史，存在着因方法、趣味、认识水平、学术传统等方面的差异所带来的对主流意志呈现的不同，但毫无疑义的是，《新民主主义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参与了他们对新文学历史的论述与建构，即使出版于《新民主主义论》之前的《思潮论》也不能脱离其影响。李何林写作《思潮论》时，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还没发表，在国统区学术界还没有“新民主主义”这个名词。当时国统区文化界普遍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启蒙运动，是资产阶级思想领导和以资产阶级思想为主的运动”¹¹。李何林在大后方写作《思潮论》，对新文学性质的判断不能不受此影响，而认定五四新文学运动是资产阶级思想领导的。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肯定了无产阶级思想对五四运动的领导作用。由是观之，《思潮论》的写作虽是革命的，但其关于五四新文学性质的论断显然与革命阵营的正统观点不相吻合。到了四十年代末，《思潮论》受到钱俊瑞、何干之、范文澜等理论家的质疑和批评。李何林“心悦诚服”地接受批评，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写了一篇“自评”，对《思潮论》中关于“中国新文学的性质及其领导思想”论断的缺点与错误进行检讨，¹²并在1979年重版时把“自评”附印在书的前面。到了八十年代，《思潮论》关于中国新文学性质的论断（即五四新文学运动是资产阶级思想领导的）又被学术界的一些人所肯定，认为“有道理”，但李何林不为所动，仍坚持五十年代“自评”中的立场，仍认为自己在《思潮论》中对新文学性质的判断是错误的。《思潮论》在观点上的调整与变化以及李何林的“变”与“不变”，与时代及政治气候的变化密切相关。这一案例也说明，应在不断的运动中考察新文学历史的结构，并注意其中新因素的介入及不断翻新的过程。

周扬的《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冯雪峰的《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刘雪苇的《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都出现在《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之后，《新民主主义论》的相关论述无疑是其历史叙述的指导原则与理论依据。周扬在《提纲》定稿时，无疑是看过《新民主主义论》的。《提纲》中关于鲁迅的评价，引述了《新民主主义论》的话语。《提纲》可以说是用《新民主主义论》的观点解释新文学历史的最早成果，只是当时《提纲》没有公开发表，其影响受到限制。今天研读《提纲》，能够清楚地看到其关于新文学历史的分期、新旧民主革命的区分、新文学运动性质与指导思想的判断，无不来自《新民主主义论》的相关论述。一个非常直观的例子是关于新文学历史的分期问题。1939年，周扬写作《从民族解放运动中来看新文学的发展》¹³，用“三次划时代意义的运动”（五四、“五卅”、华北事变）作为界标，把新文学历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文学革命运动”，从五四到“五卅”；第二个阶段是“革命文学运动”，从“五卅”到华北事变；第三个阶段是“文学上的统一战线运动”，从华北事变开始。仅仅一年之后，也就是《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以后，周扬对新文学历史分期的认识就发生了变化。在《提纲》中，周扬认为五四以后是“新民主主义的新文化”，可分为四个时期：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1年共产党成立，这是新文学运动形成的时期；从1921年共产党成立到北伐战争，这是新文学运动内部分化、革命文学兴起的时期；从1927年到1936年，这是革命文学成为主流的时期；从1936年到《提纲》写作时，是新文学运动之力量的重新结合时期。周扬对新文学历史分期的修正意在说明新文学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同步性，这一修正显然受到《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中国文化革命“四个时期”的论述的影响，并努力与之保持一致。

与周扬的《提纲》自觉遵从《新民主主义论》的相关论述不同，冯雪峰《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则在总结新文学历史经验的过程中，呈现了与《新民主主义论》相关论述的“偏离”。“偏离”最直观的表现是概念命名上的差异。毛泽东用“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概念界定五四以后的文化思想性质，冯雪峰没有沿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话语，而是创造性地使用了“民主主义革命思想”来界定五四以后新文艺的基本思想，同时认定“民主主义革命思想”是五四以后新文艺的“主潮”或者“主力”。冯雪峰在概念上的灵活处理不是标新立异，而是基于新文学的历史事实。就其论述范围看，“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在外延上大于“新民主主义”。就新文学历史的建构来说，“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为非无产阶级文学作家、思潮与流派争取了一定的位置与论述空间。作为一位从新文学历史现场走来的文艺理论家，冯雪峰在用自己的理论实践与话语逻辑总结新文学历史经验时，也客观上呈现了试图突破《新民主主义论》论述框架束缚的努力。

刘雪苇的《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也自觉遵循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相关论述，只是《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出现在《讲话》之后的解放区，其对新文学的论述也相应地出现了新的表述，例如“我们当前的时代是工农兵的时代”“中国新文学建设的基本问题是‘为工农兵’”“‘为工农兵’的根本问题则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家的自我改造”¹⁴等等。这些新表述所呈现的问题在《讲话》之前曾被左翼理论家提及、论述过，但令人遗憾的是，并未得到理论上的解决。《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试图通过对新文学历史与现实的阐释，论证《讲话》解决了上述问题。

在中国新文学历史上，鲁迅是一个巨大的存在。这四本新文学史论著都对鲁迅进行了专门论述，从不同的侧面阐释了鲁迅在中国革命文艺史上所占的地位，以及鲁迅对中国革命和革命文学的助力作用。李何林的《思潮论》充分肯定了鲁迅与瞿秋白在中国现代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历史价值，在书的目次前面放了鲁迅与宋阳（瞿秋白）的两幅铜版像，并标明他们是“现代中国两大文艺思想家”。出版这本书时，距瞿秋白被害不过三四年，对身处国统区的作者来说，这是需要勇气的。《思潮论》对鲁迅的观点和作品引用最多。1937年10月，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对鲁迅有这样的论定：“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¹⁵毛泽东对鲁迅的论定李何林是听说过的，在《思潮论》序中，他接着毛泽东的话继续引申：“埋葬鲁迅的地方是中国新文学界的‘耶路撒冷’，《鲁迅全集》中的文艺论文也就是中国新文学的《圣经》。”李何林还认为，在近二十年内中国文艺思潮的浪涛中，鲁迅是“领港”和“舵工”，¹⁶在文艺思想方面给予鲁迅非常高的评价。

周扬的《提纲》只有两章，只论及新文学运动的五四时期。周扬用“精神界之战士”的称谓肯定了新文学运动初期鲁迅的意义与价值。对于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提纲》从思想与形式两方面给予精准评价，认为是“中国新文学的第一块基石”¹⁷。《提纲》是未完成稿，但在“引言”里有关于鲁迅的概括性论述：“新文学运动在鲁迅身上找到了自己‘最伟大最英勇的旗手’，‘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毛泽东同志语）。这个文学巨人一生所走的道路，从急进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到无产阶级立场，从最彻底的民主主义思想到共产主义思想，正标示了新文学发展之必然的趋向。”¹⁸从此概括性论述可以大致看出当时周扬对鲁迅的整体认识与理解。

冯雪峰的《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则是在批判“左倾机械论”、倡导革命现实主义的过程中阐释鲁迅的，认为鲁迅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开山祖”¹⁹。冯雪峰以鲁迅为案例论述现实主义文学的成长。“我们的现实主义，因此，就以鲁迅先生为代表，取法着或继承着十九世纪文学的主潮，然而更在民族现实的革命斗争的土地上，这样生长起来的”²⁰，从这里可以看出冯雪峰对现实主义文学理解的开阔视野。

虽然《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的写作目的是阐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但在全书第一章，刘雪苇把1942年之前新文学历史中的鲁迅及其言说作为论述重点，其用意是把鲁迅及其言说作为新文学历史的重要经验，以论证小资产阶级思想改造对于“为工农”问题之解决的重要意义。在刘雪苇看来，在1942年《讲话》之前，从提倡文学“为人生”，到“革命文学”论争，再到左联时期，鲁迅的思想“均超出于当时的一般领导思想之上”。²¹对于左翼文学近十年来“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产生”，刘雪苇认为原因是“我们还没有摸透我们的时代”，而鲁迅的作品《阿Q正传》之所以是“伟大的作品”，是因为《阿Q正传》是写农民的，“是从农民写出了我们的一个时代，即新民主主义以前的、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底真象的作品”。²²

综上可见，尽管四十年代左翼文学史家出于各自不同的论述框架，对鲁迅的阐释有所区别，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以后，鲁迅对中国革命以及革命文学的意义和价值已经明确，并在四十年代的新文学史著作中呈现出来。在相当程度上，新中国成立后的新文学史对鲁迅的阐释只是延续了四十年代的相关论述。

四十年代新文学史的撰述呈现多样化的倾向。除了上述四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论著外，还有李一鸣的《中国新文学史讲话》（世界书局1943年版）、任访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河南前锋报社1944年版）、蓝海的《中国抗战文艺史》（现代出版社1947年版）等相对中性的新文学史著作。另外，还有反对左翼文艺、倾向于国民党的右翼文学史出现，如郑学稼的《由文学革命到革文学的命》（胜利出版社1943年版）、王集丛的《三民主义文学论》（时代思潮社1943年版）等。与当时处在中立状态下的专业文学史家以及处在对立状态下倾向于国民党派的文学史家不同，李何林、周扬、冯雪峰和刘雪苇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培养出来的文艺理论家，有的还是党内居于领导地位的文艺干部。他们从中国革命以及革命文学的现场走来，“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²³，因此，他们对中国革命以及革命文学有深刻的“体察”。与后来涌现的职业文学史家也不同，他们对新文学历史的描述与考察，有些就是自己切身的经历，或者是自己参与此事的具体观感，严格地说，不是事后的总结，而是“当事人”的“体察”。正因为他们与中国革命有着血肉相连、共感同构的关系，所以才能够真切地呈现中国革命文艺史、思想史演变过程中许多值得关注的细部，才能够真切地认识中国革命、共产党在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时所面临的处境，以及所要处理的难题与路障。在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四十年代，基于中国革命的复杂性以及他们当时的身份与处境的差异，他们对新文学历史的理解也呈现出开放性的一面，在总结革命文学经验的同时，也呈现了革命文学的“阴影”；在越来越纯化的理论建树中，也有追求个体精神独立的冲动。但是，需要强调的是，作为革命中人，他们一生都与革命相向而行，即使新中国成立后的批判也没有动摇他们的信仰，马克思主义、集体事业、革命信念仍然是他们内心张扬的精神旗帜。

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对新文学历史的建构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无论他们对新文学历史的描述，还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抑或对一种新的文学观念的阐释，始终与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革命的论述纠缠在一起，表现出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其基本观点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翼，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文学领域里的斗争和表现，它决定于中国革命，也服务于中国革命，承担着论证中国革命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天然使命。李何林对五四文学运动性质与领导思想的修订、周扬对《新民主主义论》的自觉遵循、冯雪峰的“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刘雪苇对《讲话》的阐释，无不鲜明地体现出这一政治倾向性。伊格尔顿在总结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时说，“纯”的文学理论只是一种学术神话，文学理论不应因其政治性而受到谴责，“政治从一开始就在那里”²⁴。的确，对于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家而言，“政治从一开始就在那里”，这是他们认识社会生活，理论地“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

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其标志是中国现代文学（当时称“新文学”）作为一门课程列入大学中文系教学体制。1950年5月，教育部召开全国高等教育会议，通过了《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规定“中国新文学史”是各大学中文系主要的必修课程。1951年7月，由老舍、蔡仪、王瑶、李何林署名的《“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初稿）正式颁布，为这门课程搭建了基本的学科框架，作为学科的中国现代文学正式起步。在此“教学大纲”所列的教员参考书举要里，关于“历史”的书籍共列五种：《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雪峰作）、《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雪苇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李何林编著）、《中国抗战文艺史》（蓝海编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胡华编）。²⁵在这五本“历史”参考书中，《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这三本四十年代出现的马克思主义文学史论著作为学科的历史资源，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当时称新文学史）撰写与教学的重要参考依据，参与新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建制。

就文学思潮、文学理论的历史性来说，一个时期的文学规范或类型总是以有迹可循的方式潜存于另一个文学时期之中，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新文学史论著之间的历史关联与承续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新文学史论著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新文学史著述准备了较为完备的理论知识储备，也定下了对历史进行叙述的范式和基调。《“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初稿）颁布不久，王瑶编著的纵贯新文学三十年历史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正式出版（上册，开明书店1951年版；下册，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版）。此外，蔡仪的《中国新文学史讲话》（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版）、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第一卷）》（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等也相继出版，这些学科初建时的代表性著作，在某种程度上可看作上述四十年代新文学史论著的进一步深化、细化与扩展。

1 《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 1917—1937》版权页标明1939年上海生活书店初版，实际出版时间为1940年春。

2 李何林：《我的文学研究与教学生涯》，《李何林全集》第1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3 李何林：《重版说明》，《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 1917—1937》，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

4 “编者按”，《文学评论》1986年第1期。

5 鲁迅：《论“第三种人”》，《现代》第2卷第1期，1932年11月1日。

6 冯雪峰：《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雪峰文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94页。

7 《〈中原〉〈希望〉〈文艺杂志〉〈文哨〉联合特刊》第一卷第一、二、三期连载，1946年1—2月。

8 冯雪峰：《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雪峰文集》第二卷，第100页。

9 毛泽东：《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3页。

10 刘雪苇：《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海燕书店1950年版，第181页。

11 李何林：《重版说明》，《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 1917—1937》，第2页。

12 李何林：《“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的性质和领导思想问题—〈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自评》，《光明日报》1950年5月4日。

13 周扬：《从民族解放运动中来看新文学的发展》，《文艺战线》第2期，1939年3月16日。

14 刘雪苇：《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第49页。

15 毛泽东：《论鲁迅》，《人民日报》1981年9月22日。

16 李何林：《序》，《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3页。

17 周扬：《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续）》，《文学评论》1986年第2期。

18 周扬：《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文学评论》1986年第1期。

19 冯雪峰：《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第122页。

20 同上，第123页。

21 刘雪苇：《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第43页。

22 同上，第46页。

23 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文艺新闻》第二十一期，1931年8月3日。

24 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0页。

25 老舍、蔡仪、王瑶、李何林：《“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初稿），《新建设》第四卷第四期，1951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