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被翻译成日语。日译本虽然以1953年版本为底本，却经作者若干增删修改，是一个新版本。该译本通过增加索引、年表与撰写《解说》等方式丰富了原著的内涵，在传播中国现代文学和新中国的文艺思想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作者和译者协力突破了当时冷战结构下中国政治运动的影响和日本政府对中国信息的封锁，其翻译实践在世界面临重重危机的当下仍然具有启示意义。

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以下简称《史稿》）上册于1951年9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后经修改，于1953年8月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上、下册完整版。该著一经出版，不仅受到中国学界的广泛关注，也为日本学界所重视。相浦杲于1954年在《中国文学报》上专文评述，同一时期日本出版的一些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也纷纷表示参考了《史稿》¹，河出书房于1955—1956年出版日译本。需要留意的是，日译本虽然以1953年版本为底本，却经作者若干增删修改，事实上是一个新版本。目前关于该译本的信息仅见于《王瑶全集》第3卷的“编辑说明”、《日译本序》和第8卷的《王瑶著译年表》之中，且语焉不详，甚至记载有误。²《史稿》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奠基之作，其日译本的翻译和接受状况等问题，无论是对于把握王瑶的学术思想，还是对于理解冷战时期的中日文学交流均极为重要，故本文将就此试作探讨。

《史稿》的日译本名为《现代中国文学讲义》（『現代中国文学講義』，以下简称《讲义》），译者为实藤惠秀、千田九一、中岛晋和佐野龙马。译本共分五册，第一分册《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1955年10月），包括王瑶的《日译本序》和《附记》、原书的《绪论》和“第一编”；第二分册《左翼作家联盟十年》（1955年11月），即原书的“第二编”；第三分册《在民族解放的旗帜之下》（1955年12月），即原书的“第三编”；第四分册《人民大众的文学》（1956年2月），即原书的“第四编”；第五分册《新中国的文艺运动》（1956年4月），除原书的“附录”《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运动》以外，还有译者撰写的长篇《解说》，以及编写的《现代中国文学年表》和《索引（人名、书名和事项）》。此外，每册目录前还增加了两页有助于读者理解的插图，包括书影、作者肖像、剧照和社会事件照片等。

要进一步了解日译本的情况，应当先看王瑶在《附记》中所作的说明。该《附记》在《王瑶全集》的年谱中仅存篇目名，以下文字是从日译本第一分册中翻译而来的：

本书是我1952年末完稿的，听闻日译本近期即将出版，作为作者感到巨大的不安。因为本书不仅水平低，在内容上也犯下可谓原则上的错误。1953年冬，北京召开的第二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对五四运动以来的文学性质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但是贯穿于本书的精神与这次大会的精神难以说完全一致。加之，更重要的是，最近在我国公布了长期潜藏于革命文艺阵营内部的胡风反党集团暗中活动的材料。这个事件有助于理解中国现代文学运动中的各种问题，同时也让我们进一步清楚地认识到敌人在文化上的活动情况。然而，由于我的政治警惕缺失和理论水平低下，本书不仅把胡风反党集团中的一些成员当作作家论述，还相当多地引用了他们对许多作品的评价。胡风反党集团所提倡的全部是反革命文学，与我们的革命文艺是完全对立的，但是我却不分敌我地加以论述。因此，本书所写的内容或许对读者没有太大的参考价值，我决意重新全面改写。但是现在还没有起笔，并且也难以预计何时能完成，而日译本却马上就要出版了。既然作者对读者负有责任，就不能袖手旁观，因此我对原书中被认为明显错误的地方进行了部分修改，并对涉及上述两个问题的地方请译者加以订正。当然这不是理想的办法，肯定还存在许多错误。但是想到译者迄今的辛劳，我也不希望将其化为乌有，因而采取了这样的办法。所以，日译本和原书修订部分的责任全部在原作者，与译者无关。³

《附记》认为《史稿》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关于新文学性质的说明与第二次文代会的精神不符，二是对“胡风反党集团”的真面目认识不清。该《附记》落款日期是1955年6月30日，其时正值国内开展批判“胡风反党集团”运动的高潮。该年，甘惜分发表文章指责《史稿》多方面地掩盖胡风反动思想的实质，全书贯彻着腐朽透顶的资产阶级的客观主义。⁴王瑶随即写了《从错误中汲取教训》一文，承认“在对待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所谓‘作品’上的错误”，以及对中国新文学性质的说明与“第二次文代会上的决议精神不相符合”。⁵《附记》所说的这两个问题与《从错误中汲取教训》一文的内容基本相同。

王瑶给日本译者寄去包括《附记》在内的详细修改意见，修订条目多达97处，尤其对上述两个问题作了重要修改。《史稿》认为新文学的基本性质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文学”，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的文学”，⁶而修改后的《讲义》强调的是“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的文学”⁷。关于此点，王瑶在《〈中国新文学史稿〉的自我批判》中曾检讨说：“我对‘五四’以来新文学的性质的认识就是错误的。我强调中国新文学是一贯反帝反封建的，它的基本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虽然我也说明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而且这是为社会主义扫清道路的必须工作，但对于毛主席所明确指示的在文化中所存在的‘社会主义因素’这一重要原则却并未领会，这当然就会给工作带来根本性质的错误。”由于“根本看不到对于社会主义因素的任何重视，而只是片面地强调反帝反封建的性质，这就混淆了我们的新文学和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学的区别，它的客观效果只能是为资产阶级张目的”。⁸

1932—1934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最初由苏联文艺界的一些作家和理论家们提出，在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通过，经苏联人民委员会批准写入《苏联作家协会章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传入中国，到了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的冷战背景下，被确定为文学创作和评价的基本方针。周扬在第二次文代会上说：“毛泽东同志早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曾指出工人阶级的作家应当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创作方法。从‘五四’开始的新文艺运动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这个运动的光辉旗手鲁迅就是伟大的革命的现实主义者。在他后来的创作活动中更成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伟大先驱者和代表者……《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我们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艺术，就在毛泽东的文艺方针的指导下，在‘五四’革命传统的基础上，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新的巨大的成就。”⁹

周扬的这段话为王瑶的修改奠定了基调，王瑶将原书中“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表述全部改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发展趋势，改写如下：“就创作原则说，从‘五四’开始，新文学就是朝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向前进的。随着中国人民革命的发展，经过了无产阶级对其他各民主阶级领导的加强（团结和斗争），新文学在发展中经过了一次一次的思想斗争和改造。左联时期已提出了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任务，而且也有像鲁迅杂文那样的具体作品的表现。到‘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在‘五四’革命文艺传统的基础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更取得了新的发展和巨大的成就。”¹⁰不难发现，最后两句话完全套用了周扬的表述。

涉及胡风集团的论述，译本不仅删除胡风的名字和言论，还删除了受胡风事件牵连的冯雪峰的言论，以及鲁藜、路翎等人的作品及其评价。偶有提及这些人的名字，也是将之作为批判的对象，最突出的例子便是将《史稿》第十六章第六节的标题“关于主观问题的斗争”改成“对于胡风反动集团的斗争”。该节内容几乎全部改写，原来的文字围绕1945年的“主观论”争论展开论述，虽然也提出对胡风和舒芜的批评，认为他们的观点是唯心论，但总体上还是当作人民内部矛盾看待：“这些都是进步的小资产阶级，主观上都是倾向革命的，自然与那些根本反动的思想不同。”¹¹但《讲义》的修改则把胡风等人的言论完全看作敌我矛盾，认为“是从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反动唯心学派那里贩卖来的，是根本与马克思主义敌对的”¹²。

在今天看来，《讲义》的这些修改存在不少问题，其直接原因是受到当时政治运动的影响。但不可忽视的是，国内政治运动是与当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阵营对垒的冷战结构以及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分不开的。

在胡风事件的冲击之下，王瑶在《从错误中汲取教训》中接受甘惜分对《史稿》的批评，于1955年5月通知出版社停止该书的出版。¹³然而，1955年6月30日所写的《附记》却表示经过一定修改后，仍然同意日译本的出版，所举理由是不忍心将译者的辛劳化为乌有。日译本从1953年开始翻译，至1955年基本完稿，所以王瑶这样说并非没有道理。但考虑到当时的政治环境，加之作者与日本出版社之间并未签订正式的出版合同，¹⁴王瑶作为作者完全可以提出终止出版，起码能起到避免被追究政治责任的保护作用，至于出版社是否接受是另一回事。但王瑶不仅没有这样做，还将修改后可能产生问题的责任全部揽在自己身上：“日译本和原书修订部分的责任全部在原作者，与译者无关。”¹⁵由此可见，他对日译本的出版有自己的一番考量。

王瑶在《从错误中汲取教训》中认为自己犯错误的思想根源在于“客观主义”，在《史稿》中表现为“只是罗列一些材料和知识，叙述一些已经发生过的现象而已”。¹⁶“客观主义”这个说法最早来自1952年关于《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座谈会上对《史稿》的批评，¹⁷甘惜分的批判文章也使用了该词，后来王瑶在检讨书中也一再重复。但日译本《附记》仅仅谈及对新文学性质的认识和胡风集团的问题，对“客观主义”却只字未提。《附记》不提“客观主义”大约并非偶然，而是与王瑶的文学史观以及他本人对《史稿》的评价有关。

王瑶认为，文学史研究既是文艺科学又是历史科学，而文学史研究的典范是鲁迅的一系列研究工作。¹⁸他在《鲁迅关于考据的意见》一文中指出，鲁迅反对“烦琐的不切实际的考据文字”，但随即笔锋一转，指出不能由此得出鲁迅反对任何考据的结论。“他自己也是写过考据文章的；校勘、辑佚，在过去都属于考据的范围，像鲁迅先生精校的《嵇康集》和辑存的《古小说钩沉》等，都需要极谨严的考据工夫。”严格的考据文字具有科学性。认真的考据学者是从历史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的，因而也就可以揭露出事实的真相，为研究问题提供条件。¹⁹通过对鲁迅考据观的分析，王瑶认为文学史研究需要科学的态度，尽可能多地把握相关史料有利于认识历史真相，促进研究进步，这与社会主义立场并不矛盾。他多次坦承自己的文学史研究方法深受鲁迅的影响。²⁰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关于考据的意见》一文写于1956年，即他在《从错误中汲取教训》中检讨“客观主义”错误的第二年，因此，这可以看作王瑶为“客观主义”所作的一种委婉的自我辩护。《史稿》因“客观主义”而汇集了大量史料，这大概也是他认为该著仍有必要在日本出版的原因所在吧。

结合具体的修改内容可以发现，即便在政治环境的压力之下，王瑶也力求保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譬如对艾青的评价，原文引用胡风的评论说：

……更丰润地描写了诗人的当然是他自己底全部作品。差不多占三分之二以上的是歌唱了战争下的田野，田野上的战争，他歌唱了黑色的大地，蓝色的森林，血腥的空气，战斗的春天的路，也歌唱了甜蜜的玉蜀黍，年青的油菜，以及忧郁而无光的河……在他底诗里现出了“没有笑的祖国”，残废的战士和凝视着尸骨的郊野的垂死的战马，也现出了歌唱，射击，斗争的音乐。²¹

这一大段胡风的引文在日译本中被全部删去，并改写成：“他的作品大都写农村的，在战乱的环境中，农民渴望着和平安定的生活。通过对于丰饶的农村自然景色的描绘，他写出了农民的痛苦和感受。”²²两相对照可以看出，王瑶仅将引文内容用他自己的话重新改写一遍而已，基本保留了胡风的观点。王瑶之所以这样做是不愿意因胡风的评论而抹杀诗人艾青的文学成就，同时他本人也大致认可胡风对艾青的看法。

日译本对引自冯雪峰的文字也作了大量删除处理。比如，《史稿》在论述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关系时，引用了冯雪峰的一段话：

现实主义作为艺术观或作为创作方法，都和五四时代文学所担负的革命任务相吻合的。这样，五四新文学吸收了中国文学中古典现实主义的基本精神和优点，并加以现代化，这是五四新文学中现实主义的本国的来源；五四新文学又吸收了外国进步文学中现实主义的经验方法，而加以利用和民族化，这是五四新文学中现实主义的世界的来源。²³

译本删除了冯雪峰的这段引文。但因《史稿》没有其他文字论述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关系，因此删除这段引文后，这一内容就变得无处着落。尽管周扬在第二次文代会上说“‘五四’运动没有正确解决继承民族文学艺术遗产的任务”²⁴，但是王瑶没有采信周扬的看法，而是采用了接近于冯雪峰引文的观点，改写如下：

它是在中国现实生活的土壤上，创造性地继承了中国文学的民族优良传统，并批判地接受了外国文学的优良成分，特别是接受了伟大的俄罗斯文学和苏联文学的影响，而适应着中国人民革命的需要发展起来的。²⁵

王瑶之所以采用这样的观点，不单是受到冯雪峰的影响，也与他本人对古典文学研究造诣深厚有关。在此还需要留意王瑶和冯雪峰表述的微妙差异：冯雪峰的表述是“中国文学中古典现实主义的基本精神和优点”，王瑶的表述是“中国文学的民族优良传统”。按当时通行的提法，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总方针之下应该强调“古典现实主义”，但这样的提法有很大的局限性，会由此抹掉占据中国文学半壁江山的“浪漫主义”。冯雪峰本人已经意识到其局限性，对古典现实主义作了扩大性解释：“中国有三千年历史的文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伟大名著也大都是现实主义的或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即被现代人称为浪漫主义者的李白，在他精神的积极的方面也是和现实主义相通的，而且他的有些最著名的诗篇正是现实主义的。”²⁶王瑶于1954年撰《李白》一书，深知难以将李白划为现实主义：“李白诗中所直接表现的同情人民疾苦或表达人民愿望的诗句并不多，必须更深入地分析他的作品的主要内容和主要意义。”²⁷因此，他放弃“古典现实主义”的说法，改为“中国文学的民族优良传统”。虽然这与当时通行的提法不同，但显然更符合文学史的实际情况。王瑶大概也意识到这种提法带有一定的政治风险，因此在《附记》中预先将责任揽在自己身上。

当时，日本学界其实也了解中国学界对《史稿》的批判情况。相浦杲在1954年撰写的书评中，就以较大篇幅介绍了《关于〈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座谈会记录》中的批评意见。但他说：“即便如此，我们不能说该书毫无价值。”²⁸因为还没有其他著作站在新的观点如此详细地叙述从五四到现在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此处所说的新观点即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的文艺方针。在相浦杲看来，同一时期蔡仪的《中国新文学史讲话》虽然分析犀利、脉络清晰，但几乎没有列举具体的资料，与王瑶的著作形成鲜明对比。相浦杲说，新撰写文学史是非常困难的工作，尤其是研究尚未定评的现代文学，对作品进行评价很容易招致争议。他不无同情地为《史稿》辩护，认为这样的撰写工作如果放在其他国家的话，大概不会遭受如此严厉的批评。最后他总结说，虽然文代会提出依靠集体力量撰写新的文学史，但是王瑶的文学史在目前的过渡期填补了文学史的空白，该书所包含的丰富资料无疑对于现代文学研究者极具参考价值。²⁹由此可见，《史稿》被批评的“客观主义”反倒得到了日本学者的高度评价。这一评价后来成为日本学界对该著的基本看法。相浦杲在其主办的杂志《新中国文学》上还连载了新中国文学会制作的《史稿》索引。³⁰

日译本的《解说》也详细介绍了中国学界对《史稿》的批评情况，包括1952年的座谈会、1955年甘惜分的批评文章，以及王瑶的回应文章《从错误中汲取教训》，但同样认为：“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是一本大著，在资料上力压群书。”³¹

关于该著的资料情况，可以与日本当时最具权威性的《中国新文学事典》（以下简称《事典》）稍作比较。《事典》由竹内好和冈崎俊夫监修、中国文学研究会编，河出书房于1955年11月25日出版。内容由五个部分构成，包括概述、作家、作品、文学团体、杂志和日译本目录。“概述”部分总论从清末至1953年间的文学流变，以利于理解《事典》中的各个事项。“作家”部分简要介绍这期间重要作家的生平和创作。执笔者聚集了当时日本主要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可以说是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信息的集大成之作，但与《讲义》比较，仍然有差距。《事典》索引收录作家220人，而《讲义》索引收录700余人。以作家名日语读音首字母为“ア”（a）—“オ”（o）的作家为例，《事典》收录17人，《讲义》收录82人。《事典》漏掉的作家中比较重要的有殷夫、王鲁彦、袁殊等。《事典》索引收录事项200余条，而《讲义》索引收录800余条。可见在资料的丰富性上，《讲义》远远超过《事典》。

需要指出的是，《史稿》原本并没有索引，皆是译者制作的。在原书中每个作者的信息分散在文学史叙述的各处。作家信息分散难以把握的问题，早在1952年的座谈会上就已经被指出来。因此，日译本通过制作索引将散见的信息汇聚在一起，这样关于某个作家或某个事项就能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叙述。以殷夫为例，《讲义》的索引页码如下：208、209、211、283、284、285。文字较多的相关介绍有两段，其中一段介绍生平如下：

殷夫一名白莽，并常用文雄白、莎菲、洛夫等笔名，姓徐，死时才二十二岁。先曾于一九二七年四月被捕一次，囚禁三月，他有很长的叙事诗叙述这事。二九年九月又为鼓动丝厂罢工被捕，惨遭毒打，后释放。这时他写的诗很多，鲁迅所主编的《奔流》上就发表过好多首。后来左联刊物《萌芽》《拓荒者》上也有他的作品。³²

与此相呼应，另一段则介绍了殷夫的创作特色，以及鲁迅为他的遗作《孩儿塔》所作的序，并引用发表于《拓荒者》上的《意识的旋律》中的评价：“内容是革命的，但一般的仍然呐喊多于描写，概念化的倾向很重。”³³就这样，日译本通过索引将分散在各处的信息串联起来，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介绍，弥补了《史稿》原书中信息分散的不足。

《讲义》所附长篇《解说》也是一大亮点。日译本对《史稿》有所修改，因此译者为了让读者理解修改的原因，对该著出版后中国文艺界的动向作了详细的介绍，主要包括关于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争论、古典文学的再评价、胡适思想批判，以及胡风事件、新近作品等内容；还介绍了1953年第二次文代会上确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方针的情况。其中专设一节介绍孔厥因生活作风问题被除名的情况。孔厥和《新儿女英雄传》在《史稿》中原本是重要内容之一，但在《讲义》中被删除，王瑶对此未作解释。为此《解说》特意作了说明。

令人惊异的是，第五分册出版于1956年4月，而附于第五分册的《解说》竟然述及包括1956年2月语言文字改革在内的最新动向。《史稿》论述的时间范围是从五四运动到1949年，附录《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运动》还包括1949年至成稿的1952年之间的内容，而日译本的《解说》事实上将内容又扩展至译稿提交出版社之前的1956年2月。由此可见日本当时对于了解中国现代文艺情况的热切心理。

日本如此热切译介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原因，在日译本《解说》中有所交代：“中国的新文学自‘五四’以来取得了飞跃的发展。这是从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烽火开始，在民族解放的旗帜之下聚集，现在到达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阶段。并且，如实地反映了从辛亥革命开始的艰难困苦的伟大事业。”³⁴因此，译者希望通过文学作品了解中国的现代历史。

考虑到前途的光明和现实的黑暗，我们坚信，这本《现代中国文学讲义》将会发挥重要作用，不仅介绍中国的文学历史，邻邦中国所走过的历史道路也将指引我国的未来。正因为如此，我们虽然知道该书在中国受到批判，但是考虑到我国所处的客观情势，依然认为它具有现实意义，所以倾力翻译介绍。³⁵

日本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译介有一个变化的过程。20世纪30年代竹内好等青年学子为了对抗传统汉学只关注中国古代文化的倾向，组织“中国文学研究会”开始译介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但总体上看还比较零散。这种情形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发生了变化。日译者之一的实藤惠秀回忆说：“我记得在早稻田大学讲授现代中国文学是在战后不久。那时听课的人有10人就算不错了。1949年改编新制大学后，夜间部也开始讲授中国文学。那时日间部课堂有50人左右，夜间部有100人左右。但是第二年，修课人数增加了两倍，预定的教室装不下，有的就在走廊上听讲，于是换成了大教室。之后人数是有增无减。这原因不在我的授课，而是新中国的发展。”³⁶这一时期实藤惠秀和儿子实藤远编写《中国新文学发展略史》（三一书房1955年版），以及他本人参加翻译王瑶的《讲义》大概皆出于读者的需求。

从1950年开始，译介中国现代文学的书籍逐渐增多。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河出书房于1954—1956年出版了一套15卷本的《现代中国文学全集》，这是第一套体系性地译介中国现代文学的全集。《讲义》也由河出书房出版，实藤惠秀和千田九一同时是这两套书的主要译者。《讲义》从1953年着手翻译，《现代中国文学全集》从1954年开始陆续出版，因此可以推测这两套书大概都是在1953年左右企划的，是一个总规划下的两个子项目。《讲义》宏观叙述中国现代文学的变迁，《现代中国文学全集》则提供其中的重要作品，所收录的作家有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沈从文、丁玲、赵树理、黄谷柳、曹禺等人；第15卷《人民文学篇》收录《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的作品。由此可见这两套书之间的互文关系。

在20世纪50年代翻译中国现代文学，其实还有突破冷战结构下信息封锁的意义。进入西方阵营的日本断绝了与中国大陆的关系。《讲义》的译者专门提及该问题，指出当时中日之间没有文化交流，双方无法直接进行中国现代文学翻译的交涉，中国方面将翻译权全部打包委托给一个日本的民间组织“中日翻译出版恳话会”。³⁷竹内好认为20世纪30年代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不了解现代中国的情况，缺少这方面的信息。³⁸因此面对战后国际局势的变化，竹内好产生很深的危机感，致力于翻译介绍中国的现代文学和现代思想文化。当时包括《讲义》在内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翻译和出版，就是日本知识分子打破日本政府信息封锁的努力的结果。

现在已经普及的很多知识和词语，对于当时的日本读者还难以理解，作者和译者都为翻译付出了巨大心血。据译者回忆：

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给予我们最大帮助的是作者王瑶自始至终亲切而详细的通信指导。将三十年来各种类型的文学作品压缩在一本著作中进行评述，是需要充分的知识才能理解的。但是这些新的词语诞生在抗日战争以后日本人难以进入的地区，并且很多都是辞书上没有收录的，让人十分为难。我们对这些不理解的词语毫无办法，所以向北京写信……可以说每一页都有难解之处。³⁹

王瑶前后六次回信，对共计近四百个问题一一详细地予以说明。译者还请教了居住在北京的汪向荣、张铭三、陈凡等人。⁴⁰

日译本为了让日本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的现代文学与社会变迁的关系，还特意编写了《现代中国文学年表》。该年表分为“文学趋势、文学作品”“国内、对外情势”与“国外文化、社会情势”三个栏目，按年度选取重要作品、重要事项排列，试图在文学创作和国内外的社会情势之间建构某种关系。这种年表的制作并非《讲义》首创，菊地三郎早在1953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革命与文学运动》中已经附有这样的年表。但是《讲义》的年表自有独到之处。试比较这两个年表的起始年的记述内容。

粗略一看两者记述的内容大致相同，但仔细推敲还是能发现不同的意识取向。菊地的年表从1918年起记述，是因为该年“近代文学的成立—鲁迅用口语写的小说《狂人日记》的出现”。即是说该年表以现代文学发展线索为主，社会情势变迁为辅。而《讲义》的年表从1915年开始记述，是因为该年“《青年杂志》（即后来的《新青年》）在上海创刊”。该杂志后来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可见《讲义》更重视社会情势。这一点在该年的“国内、对外情势”栏目中也有所反映，重点记述了“不平等条约”“反帝政运动”等反帝反封建的社会事件。

两者1918年的记述内容也有差异。菊地的年表记述：“段祺瑞政府和日本之间签订所谓西原借款，日华共同防卫军事协定成立。徐世昌就任大总统。”这只是客观记述当年发生的大事件。而《讲义》的年表在上述内容之外还记述：“留日学生抗议归国，北京诞生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两个事项在当时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件，但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角度看却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渊源。这之后两者的记述内容几乎相同，但在细微处仍然可见《讲义》除关注反帝反封建的内容外，着重梳理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脉络。《史稿》曾经被批评全书没有贯穿社会主义因素，⁴³因此年表通过对应同一时期的创作来梳理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从《讲义》的年表可以看出，日译者倾注了巨大热情，试图通过中国现代文学史了解中国革命，换句话说，也是试图在中国革命的大背景下理解中国现代文学。

但是也要看到，译者并非全盘接受《讲义》的内容。除了在《解说》中指出《讲义》的不足以外，⁴⁴对作者的修订也作了编排上的特殊处理，即在每分册的正文后面详细标注删改的情况。比如：

上·一三三—8～9

胡风认为“林氏……反映”[31]删除⁴⁵

下·二五—13

存的。之后插入以下文章：“胡风在其《论民族形式问题》一书中，更狂妄地根本否定了提倡民族形式的必要性，并对祖国的文学遗产采取了虚无主义的态度；他认为‘五四’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而这就是他所谓的‘五四文艺传统’。这些荒谬的论点给问题的讨论带来了很大的损害。但因为”以下接“当时参与讨论……”⁴⁶

第一例是表示删除《史稿》上册第133页第8～9行，第二例则是指示在《史稿》下册第25页第13行插入一大段话。可以看出王瑶的修改意见非常具体。日译本虽然按此修改了译文，但却将修改意见全部印出来，保留了修改痕迹。这意味着《讲义》同时提供了两个版本，即修改前的1953年版和修改后的日译本。如此处理的原因，译者解释说：“我们认为已经直接阅读了原书的人也很多，为了研究方便，决定标注第一分册修订处。卷数、行全部以新文艺出版发行的第二版为依据。”⁴⁷同时指出，尽管作者作了这样的修改，但“还有许多值得商榷的余地”⁴⁸。本来王瑶试图通过修改来纠正1953年版的错误，但是日译本通过这样的排版处理将他的修改相对化了。即是说《讲义》并没有全盘接受王瑶的修改，而是将修改本身也作为研究对象，看成是中国现代文学变化和社会主义实践中的一个事件。

正是通过这样的批判性译介和研究，日本学者形成了有别于中国学界的独特见解。还是以胡风事件为例，20世纪80年代以后相关问题才逐渐在中国得到重新评价，但日本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已经开始重新审视。1971年河出书房新社出版新的《现代中国文学》全集，收录了胡风的《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全文。编者竹内实在《解题》中指出：“冷静地思考，在‘反党’‘反革命’的定性上还缺乏若干重要的说明。”⁴⁹他从分析《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入手，重新评估胡风事件的性质。

关于《史稿》的日译，王瑶在《日译本序》中说：“至于我的书本身，那缺点是非常之多的。因此，我希望读者把它仅只当作一种媒介，像书目介绍之类的东西一样来看；如果它能够使人们对中国的现代文学发生兴味，并愿意寻找原作品来阅读，那么，像过去年代的中国读者一样，能得到例如从鲁迅作品中所能汲取到的那种伟大的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力量，那么对著者就是十分欣慰的了。”⁵⁰应该说《讲义》作为传播中国现代文学的媒介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

王瑶对《讲义》的修改，既受制于冷战结构背景下政治运动的影响，也有为保证日译本出版作出一定的妥协。虽然修改较多，但他秉持文学史研究的科学态度，大致保持了《史稿》原来的基本框架和内容，在某些地方甚至完善了原著的内容。在王瑶的倾力协助下，译者尽可能准确地传达原文的内容，并为了让日本读者理解中国五四以后的社会变迁和现代文学下了很多功夫，如制作索引和年表、撰写长篇《解说》、增添照片插图等。这些都扩大了《讲义》的内涵，使其成为当时中国现代文学方面资料最丰富的著作，为日本相关领域的研究铺垫了重要基石。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译介中国现代文学的有两个知识群体：其一是日本共产党系统，但这个系统在冷战结构形成初期受到日本政府的打击很快消退；其二是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为核心的群体，20世纪50年代参加河出书房这两套丛书翻译的即属这一群体，代表人物是竹内好。竹内好认为，日本作为亚洲的“优等生”比中国更早地实现“现代化”，但日本的这种“现代化”只是表面现象。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起步虽然晚于日本，但中国是一步一个脚印地努力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他希望借由探究中国现代化的奥秘，从根本上改造日本的文学和思想。⁵¹竹内好的这种研究姿态对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产生深刻影响。时隔十几年，河出书房新社为出版新的《现代中国文学》全集召开座谈会，与会者仍然多次强调希望从中国现代文学中发现“既不是欧洲的、也不属于古代中国的、而是正在形成的独特文化形式”⁵²。

这一知识群体因为意在探索日本的现代化问题，所以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翻译和解释带有自身的视角。如前所述，《讲义》的翻译不是简单的文字转换，而是通过年表、《解说》和加注等方法努力给出自身的理解。譬如在国内文学史叙述中被忽略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语言改革问题，⁵³在《解说》中却专节予以介绍，认为语言改革使文章变得平白易懂，其结果是将文学作品带给了广大读者。⁵⁴这种关注，包含了译者对同时代日本大众文学娱乐化和商品化泛滥现象的反思。又如保留王瑶的修改痕迹，表明其对修改的保留态度，也使修改本身得以成为研究对象。正是通过这样的批判性译介和研究，日本形成了独有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主题、范围和方法。

日本学者的这些研究成果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被译介到中国，对中国的现代文学研究产生过广泛影响。他们突破冷战结构的翻译实践，以及通过中国现代文学对中国现代历史所作的独特解释，进而对东亚后进国家现代化道路所作的真诚探索，在世界面临重重危机的当下仍然具有启示意义。

1 如岛田政雄：《中国新文学入门》（『中国新文学入門』，東京：ハト書房，1952年版），实藤惠秀、实藤远：《中国新文学发展略史》（『中国新文学発展略史』，東京：三一書房，1955年版）等。

2 《王瑶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三卷的“编辑说明”中认为日译本的第一分册出版于1955年11月，但实际上应为1955年10月；第八卷《王瑶著译年表》中关于第一分册的出版日期记载正确，但却将出版社误写为“河出书店”。

3 王瑶著，実藤恵秀、千田九一、中島晋、佐野龍馬共訳：「附記」，『現代中国文学講義第一分冊：文学革命から革命文学へ』，東京：河出書房，1955年版，第5—6頁。

4 甘惜分：《清除胡风反动思想在文学史研究工作中的影响—评〈中国新文学史稿〉下册》，《文艺报》1955年第19期。

5 王瑶：《从错误中汲取教训》，《文艺报》1955年第20期。

6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版，第8页。

7 王瑶著，実藤恵秀、千田九一、中島晋、佐野龍馬共訳：『現代中国文学講義第一分冊：文学革命から革命文学へ』，第205頁。

8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的自我批判》，《王瑶全集》第七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22—323页。

9 周扬：《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资料》，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1953年版，第21—22页。

10 王瑶著，実藤恵秀、千田九一、中島晋、佐野龍馬共訳：『現代中国文学講義第一分冊：文学革命から革命文学へ』，第206頁。

11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下册，第248页。

12 王瑶著，実藤恵秀、千田九一、中島晋、佐野龍馬共訳：『現代中国文学講義第四分冊：人民大衆のための文学』，東京：河出書房，1956年版，第1058頁。

13 王瑶：《从错误中汲取教训》。

14 据《解说》，因当时中日之间没有外交关系，日本政府封锁中国的信息，该书的翻译权被委托给“中日翻译出版恳话会”，出版社将定价的百分之一支付给东方学会，并通过恳话会用于日中友好事业，而对作者不支付版税（参见《讲义》第五分册，第1235页）。

15 王瑶著，実藤恵秀、千田九一、中島晋、佐野龍馬共訳：「附記」，『現代中国文学講義第一分冊：文学革命から革命文学へ』，第6頁。

16 王瑶：《从错误中汲取教训》。

17 吴组缃等：《关于〈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座谈会记录》，《文艺报》1952年第23期。

18 王瑶：《〈中古文学史论集〉重版后记》，《王瑶全集》第一卷，第10页。

19 王瑶：《鲁迅关于考据的意见》，《王瑶全集》第六卷，第559—561页。

20 王瑶：《重版题记》，《王瑶全集》第一卷，第4页。

21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第212页。

22 王瑶著，実藤恵秀、千田九一、中島晋、佐野龍馬共訳：『現代中国文学講義第二分冊：左翼作家連盟の十年』，東京：河出書房，1955年版，第456頁。

23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第9页。

24 周扬：《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资料》，第30页。

25 王瑶著，実藤恵秀、千田九一、中島晋、佐野龍馬共訳：『現代中国文学講義第一分冊：文学革命から革命文学へ』，第205頁。

26 冯雪峰：《中国文学中从古典现实主义到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发展的一个轮廓》，《冯雪峰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94页。

27 王瑶：《李白》，《王瑶全集》第二卷，第114页。

28 相浦杲：「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中国文学報』第一冊，1954年10月，第169頁。

29 相浦杲：「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中国文学報』第一冊，第167—170頁。

30 《新中国文学》（新中国文学会编，又新社出版发行）1955年7月、8月号分两次刊载了相浦杲、吉田惠、小田退助、大河内康宪、狩野胜也、西冈淳雄制作的原书人名索引。该索引以1953年版为底本，分为人名、书名和事项三部分。但仅连载完人名部分，杂志便已休刊。

31 日本語訳者：「解説」，『現代中国文学講義第五分冊：新中国の文芸運動』，東京：河出書房，1956年版，第1199頁。

32 王瑶著，実藤恵秀、千田九一、中島晋、佐野龍馬共訳：『現代中国文学講義第二分冊：左翼作家連盟の十年』，第211頁。

33 王瑶著，実藤恵秀、千田九一、中島晋、佐野龍馬共 訳：『現代中国文学講義第二分冊：左翼作家連盟の 十年』，第284—285頁，译文引自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第194页。

34 日本語訳者：「解説」，『現代中国文学講義第五分冊：新中国の文芸運動』，第1198頁。

35 同上，第1233頁。

36 実藤惠秀：「あとがき」，実藤恵秀、実藤遠：『中国新文学発展略史』，第311頁。

37 日本語訳者：「解説」，『現代中国文学講義第五分冊：新中国の文芸運動』，第1235頁。

38 竹内好：「連載座談会：中国近代文学と日本文学11」，『現代中国文学 月報11』，東京：河出書房新社，1971年10月10日，第1頁。

39 日本語訳者：「解説」，『現代中国文学講義第五分冊：新中国の文芸運動』，第1234—1235頁。

40 同上，第1235頁。

41 菊地三郎：『中国現代文学史：革命と文学運動』，東京：青木書店，1953年版，第477頁。

42 日本語訳者：「現代中国文学年表」，『現代中国文学講義第五分冊：新中国の文芸運動』，第1237頁。

43 吴组缃等：《关于〈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座谈会记录》。

44 日本語訳者：「解説」，『現代中国文学講義第五分冊：新中国の文芸運動』，第1199頁。

45 王瑶著，実藤恵秀、千田九一、中島晋、佐野龍馬共訳：『現代中国文学講義第一分冊：文学革命から革命文学へ』，第206頁。

46 王瑶著，実藤恵秀、千田九一、中島晋、佐野龍馬共訳：『現代中国文学講義第三分冊：民族解放の旗のもとに』，第724頁。

47 王瑶著，実藤恵秀、千田九一、中島晋、佐野龍馬共訳：『現代中国文学講義第一分冊：文学革命から革命文学へ』，第205頁。

48 日本語訳者：「現代中国文学年表」，『現代中国文学講義第五分冊：新中国の文芸運動』，第1199頁。

49 竹内実：「解題」，『現代中国文学12：評論·散文』，河出書房新社，1971年10月25日，第438頁。

50 王瑶著，実藤恵秀、千田九一、中島晋、佐野龍馬共訳：「日本版への序文」，『現代中国文学講義第一分冊：文学革命から革命文学へ』，第4頁。

51 竹内好：「座談会　国民文学の方向」，『群像』，1952年8月号，第123頁。

52 木下順二：「連載座談会：中国近代文学と日本文学11」，『現代中国文学　月報11』，第7頁。

53 比如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完全没有论述这个问题。

54 日本語訳者：「解説」，『現代中国文学講義第五分冊：新中国の文芸運動』，第122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