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郭沫若南下广州，并非在“瞿秋白的推荐”和“陈公博的邀请”下就能轻松做出的选择，而是文学与革命相互角力、苏俄认同和新国家想象多方作用的结果，由此可窥晓郭沫若对文学与革命关系的复杂心态和革命诉求。郭沫若理解的革命是师法苏俄的革命，指向以共产主义为旨归的新国家。因而，郭沫若在南下前夕对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进行调和处理后，才走向被其当作莫斯科的广州。国家是理解郭沫若南下逻辑的关键因素，对旧国家进行批判与革命，拥抱新国家并为之实干，是左右和理解郭沫若南下甚至是其一生的重要线索。

关键词：郭沫若；国民革命；新国家；南下广州

南下广州是郭沫若从“文士”到“革命者”的转捩点。长期以来，研究界根据郭沫若的回忆只对此进行粗略勾勒，而且多采信郭沫若后来的自我言说，即南下是源于瞿秋白的推荐。近些年，学界对这一命题开始有新的思考，蔡震将此放置进“国共两党关系”的视野中进行释读，丰富了我们对郭沫若南下广州复杂性的认识；¹周文进一步根据“文学和革命是完全一致”²的观念，细致阐发了陈公博邀请郭沫若南下的动机以及郭沫若的回应。³“文学”确实在郭沫若南下广州中起了重要的中介作用，但郭沫若宣称文学与革命是一致的观念和他的言行却有抵牾，以致陈公博虽以“文学和革命”进行招揽，却没能与郭沫若实现深层互动。因而，在南下广州前，郭沫若究竟如何认知“文学”？如何认知“革命”？他所言说的“革命”究竟是什么样的革命？南下前后，他如何处理“文学”和“革命”的关系？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文学家身份和革命家身份？这些命题不仅事关对郭沫若文学和人生的重新理解，而且关乎对中国革命文学和现代文学发展路径的重新思考。因此，与其预设郭沫若的革命文学观，不如重点思考广州对郭沫若的吸引力究竟何在？而历来备受关注的说辞，如瞿秋白的推荐、因应陈公博之邀等，也都有重新探讨的必要，因为这是考察郭沫若南下逻辑的前提和基础。

对于郭沫若南下广州，学界向来根据郭沫若的回忆强调瞿秋白的推荐之功，而未注意到郭沫若叙述时犹疑不确但又更信其有的复杂态度。郭沫若对此犹疑的原因在于“秋白自己却不曾对我说过”⁴，但他又试图从时间逻辑上为瞿秋白的推荐作出合理的解释。不过，这样的努力却因与瞿秋白此段时间的行踪相违而失效。据查，自1925年年底至1926年1月，瞿秋白一直在上海；1926年1月1—20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瞿秋白作为国民党第一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理应参会，但不知为何并未赴粤参会，2月中旬到北京参加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后返沪，直到1926年8月18日才到广州。⁵可见，郭沫若回忆中先有瞿秋白到广州再有他在1926年2月得到广东大学（以下简称“广大”）聘书的叙述，并不可靠。问题在于，郭沫若为何要把并不太确切的猜想写得言之凿凿，原因还得从瞿秋白拜访郭沫若的“历史现场”去找寻。

瞿秋白拜访郭沫若是在1926年初，此时郭沫若正和旧友林灵光及郭心崧论战。瞿秋白刚到寓所，郭沫若就向他发了一通中国不能学习日本进行改革的议论：“日本的明治维新之所以得到成功”，得益于欧美有中国“这个太牢在手”，满不在乎日本“人满为患的几个岛子”，使日本“治人治法之两得其宜，此明治维新之所以成为‘近代的奇绩’”，但中国受帝国主义的干扰过多，若学日本在治人治法上兜圈子，“等于痴人说梦”。⁶郭沫若反驳的是林灵光认为中国可通过日本和土耳其道路走向独立与富强的观点。⁷在此前，郭沫若主要驳斥了林灵光“‘时机未熟的社会革命’是有‘危险’”的观点，但未回应中国为何不能走日本和土耳其道路。⁸在郭沫若的叙述中，瞿秋白很重视他的见解：“秋白是很寡默的，他只说我的意见是正确的，可以趁早把它写出来。”当郭沫若向瞿秋白索求土耳其方面的材料时，“他答应了，并说随后检出，由光慈交来”。⁹研究者多将此略显冗长的议论与写瞿秋白推荐的文字分开，并将后者作为信史征引，而未注意到郭沫若写此长篇议论的目的是暗示他与瞿秋白政治见解的投合，进而对瞿秋白的来访、推荐和自己南下广州作出合理化的叙述。郭沫若对自己的观点与论证都颇为自信，在《克拉凡左的骑士》和《北伐途次》中，都会不失时机地表达中国为何不能走日本和土耳其道路的看法。《克拉凡左的骑士》中以郭沫若为原型的马杰民谈完土耳其问题后，以瞿秋白为原型的白秋烈不无遗憾地说：“那次我不是劝你就把你的意见写出来吗？可是你似乎一直没有写出。”¹⁰

不过，瞿秋白拜访郭沫若的本意并不是要和郭沫若讨论政治问题，而是以《新青年》主编的身份向其约稿。《新青年》此时虽是共产党的机关刊物，瞿秋白却想使刊物多一些文化批评的气息。因此，听完郭沫若的长篇议论后，瞿秋白转而与他谈了俄国文学，并希望他能够翻译《战争与和平》。郭沫若对这种错位也有所认识：“秋白那时是把《新青年》杂志恢复着的，注重在文化一方面的问题”，“他希望我们也做些文章去”。¹¹《克拉凡左的骑士》中的白秋烈也说：“我那天到你家里，本是想谈些文学上的话的。你却问我了谈一些关于土耳基（土耳其）的政治问题。”¹²当然，瞿秋白也是从中国现实政治的角度谈文学，看重的是文学蕴含的政治性，动员郭沫若翻译《战争与和平》的原因是“那部小说的反波拿伯主义，在我们中国有绝对的必要”¹³。但瞿秋白称赞郭沫若的政治见解，并让他趁早写出，这给将主要精力倾注于政治问题的郭沫若莫大的鼓励。因此，郭沫若虽意识到大谈政治问题有违瞿秋白来访的本意，但并未妨碍他在回忆中将叙述重点落在两者的政治互动与认同上。而就郭沫若当时的思想状况而言，瞿秋白之于郭沫若的意义，与其说是文学牵引，毋宁说是政治实践上的认同。

相对于带有叙事构造成分的“瞿秋白的推荐”，陈公博的邀请则有据可查，对郭沫若南下广州的作用也更加直接。邹鲁的广大校长之职被撤后，广大陷入罢教罢课风潮。在汪精卫劝诱下，陈公博临危受命，1925年12月4日开始代理广大校长。¹⁴但多日后，广大“除教授辞职离校实际上不能上课外，讲师亦不见其来校授课”¹⁵。1926年，《独立青年》上的一则通信如此描述广大状况：“自教授总辞职后，陈公博虽极力拉拢，而返校者尚属寥寥”¹⁶，文科更因“缺乏教授暂行停课”¹⁷。在此情形下，《广州民国日报》出现延聘郭沫若的消息。1926年2月18日，《广州民国日报》又登载了陈公博催促郭沫若南下的信。信的开头，陈公博简要追溯了自己接触郭沫若作品的历史，说忙于公务之余还“早夜百忙之中找出一点时间来读先生们的著述”。在这些客套话之后，陈公博批驳了当时“革命”与“哲学”无关的言论，认为“拿与人生无关系的思想来研究”于革命无益，然后将此思路延伸到文学领域以反驳当时“文学与革命不大连贯”的观点。¹⁸陈公博谈哲学与革命的关系，是为重点论述文学与革命的一致性作铺垫，因而整封信几乎都围绕“革命”与“文学”相一致做文章。陈公博如此大费周章，是想借此体现与郭沫若的精神契合。

陈公博的观点确实与郭沫若此时对文学与革命关系的看法有所契合。郭沫若称倡导“文学与革命的一体”，是受吴稚晖宣扬“文学与革命不能两立”的“反面的暗示”。¹⁹1923年，郭沫若就在《艺术家与革命家》中将言与行进行巧妙的转换处理，从而将艺术家的言说行为提升到与革命实践同等重要的地位。²⁰ 1926年，郭沫若着重阐述了文艺与时代的关系，并概括出简要的公式“革命文学=F（时代精神）”，更简单地表示，便是：“文学=F（革命）”。²¹郭沫若试图以此解决文艺、文艺家为什么能够呼应时代与走向革命的问题。陈公博信中所写与郭沫若所持的文学观相符，或许真是细读郭沫若言论后量身定制的招揽方式。郭沫若后来在《创造十年续编》中，也确实暗示过“革命与文学”与其南下的内在关联。²²不过，一方面这是郭沫若成功转型为“革命文学家”后的追认，虽值得重视，但追认本身所形成的过滤机制，也无意间过滤掉其思想的矛盾与复杂；另一方面，“概念变化与现实变化的速度不一”²³，这在郭沫若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郭沫若对文学与革命进行一体化的处理，固然是为了回应“文学与革命不能两立”的论调，但更为重要的是解决自身思想深处文学与革命不相容的矛盾。郭沫若回顾其南下前的思想状况“一方面是想证明文艺的实利性，另一方面又舍不得艺术家的自我表现”；“一方面仍旧继续着自己的文艺生活，而在另一方面从事于实际的活动”。²⁴文学的实利性与自我表现性、文艺生活与实际活动的冲突与抵牾，深植于此时郭沫若的思想之中。当矛盾不能得到有效解决时，郭沫若选择弃文艺生活而从事实践活动。因而，一个十分吊诡的现象是，郭沫若在提倡文学呼应社会现实的同时，对文学和文学家身份也产生“甚么叫艺术，甚么叫文学”的质疑，并声称“这些镀金的套狗圈，我是甚么都不要了”。²⁵五卅之后，这进一步表现为郭沫若的社会思想论述增多，文艺作品渐少。到广州后，他更是与“创造社几乎是绝了缘”²⁶。1928年，内山完造对替郭沫若买《资本论》的安娜说：“很难懂，文学家何必搞这个。”对此，郭沫若在日记中写道：“我仍然是被人认为文学家的。”²⁷可见，郭沫若虽试图在革命时代为作家和文学找寻恰当的位置，他却与文学、文学家相行渐远。论者过去多在郭沫若文学家身份与“文学和革命是完全一致”的观念下讨论其思想状况，无意间忽略这些能体现他矛盾与复杂心态的“文本”碎片，而未觉察到郭沫若其实是选择了革命对文学的短暂“抛弃”，才走向了做“实际活动”的革命。因而，陈公博在“革命”与“文学”的一致性上大做文章，借以与郭沫若实现深层次的精神共鸣，虽已确实显示其难得的见识，却未能捕捉到郭沫若内心的隐微心绪。

虽然郭沫若是凭借文学与文学家身份获得瞿秋白、陈公博甚至南方革命阵营的认可，但从他在此前后的选择来看，他却更倾心于具实践性的“革命”而非“文学”。不过，郭沫若的“革命”具体指向并不清晰明确，需要我们进一步讨论。

瞿秋白的来访和陈公博的邀请，与郭沫若和孤军社的论战引起各方注意有关。这场论战对郭沫若思想转变的重要性，学界已有不少关注。不过，研究者很少从中发掘郭沫若与广东革命策源地的精神关联，并由此探讨和理解郭沫若的革命指向。这场论战发生在“救国二字，尽人皆道”的氛围中，知识分子多是从国家整体层面思考“谁能救中国，如何救中国”²⁸的问题。他们所持的政治立场与解决路径，决定于各自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论争中，郭沫若的逻辑起点是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的“殖民地和次殖民地的地位”²⁹与性质。“次殖民地”是孙中山为说明中国的国际地位比殖民地还低而生造的概念。³⁰这规定了郭沫若这样的知识分子思考中国问题与从事革命实践的起点。对于中国的处境与应采取的经济政策，郭沫若说国际资本家“把我们中国已经作为了万国的商场，彼此在这儿互相争逐”。物质后进的中国要抵制国际资本家，当“及早举行‘社会主义的政治革命’，以施行国家资本主义！”³¹与郭沫若不同，孤军社信奉河上肇“时机尚早之社会革命足招生产力之减退”³²的主张，认为应先“给他一个秩序，其余一切问题暂时都可不管，俟秩序大定对于产业再进一步设法使其发达”³³。郭沫若认为这“不外是个人资本主义的奖励与保护”³⁴。在理想的国际环境下，郭沫若并不否认中国经由个人资本主义的缓慢发展可实现独立富强，但在“中国是全世界资本国的唯一的商场”条件下，“没有望它发达的希望”，³⁵因而“所当讨论或者实行的便是如何造成一种势力以推倒政府，如何推倒政府以攫取政权”³⁶。不过，对于“攫取政权”后的政府与被推倒的政府间区别何在，郭沫若此时还没太注意。共产党人的提醒使他将无产阶级纳入讨论，为与孤军社的主张相区别，他将自己的主张命名为“新国家主义”：“我们真真是想救我们中国，救我们中国的国民的，我们是只有采取新国家主义的一条路，就是实行无产阶级的革命以励行国家资本主义！”³⁷

仔细阅读双方言论，会发现如何有效地改变中国现状、缔造新国家才是他们关心的首要问题，这或许比后来者所重视的党派观念与政治立场更为重要。换言之，双方分歧的焦点不在于要不要对现有的旧中国加以改造，而在于以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迅速有效地改造中国。在郭沫若看来，孤军社不改变现有政治体制的改革方案本质上仍是旧的，在半殖民地的中国根本行不通。郭沫若与孤军社的根本区别是“想用国家的权力来推行一切的基本产业，而这国家是要从新创造的”³⁸。“国家是要从新创造的”虽是事后追忆，但确实是郭沫若彼时思想的准确概括，也和国民党一大后尘嚣直上的“国家再造”相呼应。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的《开会词》中说要集中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件是改组国民党的问题，第二件是改造国家的问题”，又说“我们必要另做一番工夫，把国家再造一次”。³⁹后来我们都将关注点聚焦于改组国民党，而忽略对当时知识分子更具感召力的“国家再造”。新民国的感召与“对旧民国的革命”，使郭沫若这样的知识分子“用‘脚’和‘笔’在两个民国间进行选择，投身于建造新民国的革命实践和文学书写”⁴⁰。

其实，郭沫若在五四时期的不少诗作就表达了打破旧社会与再造新国家的思想，是他与“国家再造”产生精神关联的渊源。《凤凰涅槃》“是象征着中国的再生”；《女神之再生》是想建设一个“美的中国”；⁴¹《浴海》的波涛激荡出“新中华底改造”⁴²豪情。长久以来，我们相对偏隘地理解郭沫若《女神》时期作品中的个人主义精神与浪漫主义品质，视其为革命时代的障碍物，但郭沫若的“个人抒情往往不是立足于个人遭遇的改善而是对整体的生存境遇的关怀”⁴³。这种“大我”的主体正是沟通浪漫精神与革命精神的中介。伊藤虎丸出于整体性观察的需要，借用日本大正时期的“文学青年”来指称五四时期郭沫若、郁达夫等创造社青年，与鲁迅为代表的“政治青年”相区别，这有一定道理。不过，郭沫若在“政治世界之外发现了‘自我’”，却不“意味着放弃了政治志向”。⁴⁴后者对新国家的期盼姿态，影响到郭沫若的新旧国家书写与思想行动。

郭沫若对“国家”的思考与书写，既指向“过去”“现在”的“旧国家”，也指向“未来”的“新国家”。郭沫若对旧国家的认识与定位，激发他对新国家的强烈期盼与想象，而未来想象又成为“规划‘现在’并研究‘过去’”⁴⁵的基础。对郭沫若来说，新国家想象并非毫无依凭的乌托邦，而是以苏俄为师法对象的政治表达。而郭沫若对苏俄及其革命的认识不仅形塑了他对中国现实与革命的认知，还影响到其革命实践活动。

郭沫若对苏俄革命的认识有一个过程，起初只将之当作可资利用的文学表现内容，而非指引中国革命的灯塔。《匪徒颂》中，他将罗素、高尔顿和列宁并举为“社会革命的匪徒”加以赞美，说明他对社会革命与列宁意义的认识并不准确。诗歌中各式各样的“革命”并非政治性的革命话语，而是郭沫若以联想与想象的方式进行有目的组合后的情感表达。《巨炮之教训》中的列宁酣叫“为自由而战哟！为人道而战哟！为正义而战哟！”⁴⁶自由、人道和正义只是空泛的概念，似乎能够笼括列宁的意义，但实际上并未把握列宁领导的革命的要义。不过，诗歌中列宁将“我”从托尔斯泰的说教中唤醒，暗示作者已在托尔斯泰和列宁的两条道路中做出了抉择。应该说，郭沫若在《女神》时期的诗歌中，虽对列宁及其领导的十月革命表达了敬仰与赞誉，但认识是十分不清晰的。随着马列主义在中国进一步传播、苏俄革命在知识界的形象日渐清晰并转向积极，《前茅》时期的郭沫若对列宁的理解也更为准确，在一定程度上还将列宁视为自己行动的领路人。《太阳没了》中，郭沫若将列宁视为盗火的普罗米修斯，认为其领导的革命具有给人类带来光明的意义，并以太阳沉没万象消沉的景象表达对列宁逝世的巨大悲恸。诗歌结尾写道：“你我都是逐暗净魔的太阳，各柄着赤诚的炬火，前走！前走！”⁴⁷流露出诗人有继承列宁革命遗志的心迹。相较此前，郭沫若对列宁的理解虽有不少进步，但正如他所言：“……马克思列宁主义我是并没有明确的认识的，想要检讨那种思想的内容是我当时所感受着的一种憧憬。”⁴⁸

移译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后，郭沫若“感受着的一种憧憬”“得着理性的背光，而不是一味的情感作用”。他兴奋地对成仿吾说：“科学的社会主义所告诉我们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时代，我相信是终久能够到来”，这并非“一个梦想者的乌托邦”，而是能通过“努力促进它的实现”。⁴⁹不过，任何希望与出路都带有空想性质，郭沫若从苏俄的历史镜像中找到现实中国通达未来的道路：“农奴解放后的七十年代的俄罗斯不正像满清推倒后的二十年代的我们中国吗？我们都是趋向着社会革命在进行，这是共同的色彩，而这书所叙的官僚生活”“不正是我们中国新旧官僚的摄影吗？”⁵⁰将俄罗斯的历史与中国的现实进行互观后，郭沫若看到的是彼时中国的“文化、社会、意识形态空间”。俄罗斯这一“异国形象能够将一些未曾得到清楚定义并且属于人们称之为‘意识形态’范畴的民族现实移植到一个隐喻的层面上来”。⁵¹因而，郭沫若言说俄罗斯其实是想为中国找寻一条政治出路：“我们所当仿效的是屠格涅甫所不曾知道的‘匿名的俄罗斯’，是我们现在已经明瞭了的‘列宁的俄罗斯’。”⁵²从“列宁的俄罗斯”回望“匿名的俄罗斯”，郭沫若看到的是政治革命派的成功之路。苏俄与苏俄道路对郭沫若这样的左翼知识分子的吸引力就在于此：“中国人只剩着有一条路好走—便是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政策以期社会主义之实现，劳农俄国便是走的这一条路”⁵³。可见，科学社会主义让郭沫若憧憬的理想社会有了理论根基，而苏俄革命则让“自身中变得自由的理论精神”成为改造中国现实的“实践力量”。⁵⁴

不过，也有人对郭沫若所向往的苏俄与苏俄革命心怀质疑甚至否定，认为苏俄尚不具备以政治革命方式实现社会革命的条件。孙中山就认为苏俄的“实业和经济还没有大发达，实在够不上实行马克思主义”，并认为“在中国实业尚未发达的时候”“师马克思之意则可，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⁵⁵河上肇说得更为直白：“时机尚早的社会革命终归于失败。”⁵⁶他们抓住《共产党宣言》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间的理论裂隙，认为前者倡导的共产革命有悖于后者的唯物史观。针对河上肇的观点，郭沫若提出了相反的看法，并在施陶丁格尔处找到了“共产革命的哲理的依据”。施陶丁格尔认为“我们随智识之进步得以发见此因果律而生出自觉，最后是更得以支配而利用之的。有意识地有目的地使‘必然’的事物转化为‘当然’”。郭沫若据此认为唯物史观是“必然”的客观规律，共产革命是“当然”的主观能动性，需要用“当然”的社会革命来“‘缩短而且缓和’新社会的‘产生的痛苦’”，推动历史进程的发展。因而，郭沫若对“新世界之诞生所伴随的流血之努力”的社会革命心生向往，也把这篇肯定“当然”的社会革命的文章题为《社会革命的时机》。⁵⁷

诗歌《黄河与扬子江的对话》赞扬与呼唤将造就新世界的中俄社会革命。“黄河”与“扬子江”既喻指中国南北地理空间，又兼具中国苦难现状的见证者与革命的启蒙者的双重角色。诗歌前半部分以黄河与扬子江指代“中华大陆”，它们所经之处皆是疮痍，暗示军阀混战给中国带来的戕害。为改变现状，它们化作“蒸汽”唤醒沉睡的人们起来革命。唤醒方式从“提醒”到“唤醒”，再到“飞打”，表明情势之急迫。诗歌后半部分写道：“你们非如北美独立战争一样，自行独立，拒税抗粮；你们非如法兰西大革命一样，男女老幼各取直接行动……”这表明中国革命与美法俄革命间有延续性。但中俄革命与美法革命又有不同：“已往的美与法—是十八世纪的两大革命，新兴的俄与中—是二十世纪的两大革命。二十世纪的中华人权大革命哟！……快在这二十世纪的世界舞台上别演一场新剧！”“要望你们二十世纪的两个新星双肩并举！”⁵⁸郭沫若显然意识到两种革命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形态。艾森斯塔德就认为，中俄两国的文明框架和历史环境，及由此产生的革命趋势、动力和结果都有相似性，确与欧美革命存在差异。⁵⁹但在郭沫若的表述中，苏俄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是中国革命应通达的新国家蓝本，又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可资借镜的革命道路。⁶⁰

不同于对列宁与苏俄的认识经历了从文学表达到政治认同的历程，郭沫若对孙中山及国民党的认识一开始就以政治为起点。但即便是革命领袖孙中山，起初给郭沫若的印象也不佳。他在《孤军》杂志发表的《哀时古调九首》其六就写道：“孙悟空，齐天圣。十万八千里，只消一翻身。才闻专使拜曹公，已见三桂揖清庭。洪范，五行，相克还相生。”⁶¹《创造十年》中，郭沫若如此解释此调：“这位‘齐天大圣’是谁？想来用不着我来下注脚了。当时的国民党派了两位专使，一位姓张的去联络曹锟，一位姓汪的去联络满州的张作霖”；“三正”“五行”“在我们中国是极陈腐”的观念。⁶²这意指“辛亥革命当时的志士”给时人留下“掌握了武力后，变做军阀的比比皆是”的印象。⁶³陈独秀也说“广东以外之各省人民视”国民党为“一争权夺利之政党”。⁶⁴郭沫若说此时的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与军阀曹锟、张作霖相克相生实非虚言。

这样的印象在国民党一大后有所改观。1924年8月9日，郭沫若在给成仿吾的信中说：“我们相会的地点不知道是在上海，不知道是在岭南”⁶⁵。“岭南”既是地理空间上的实指，更是作为国民革命策源地的政治空间隐喻，暗示郭沫若对广州的认同。但这种认同还没有强烈到足以支撑郭沫若由日本直接奔赴广州的程度。郭沫若在《哀感》中对孙中山却作出很高的评价：“他的功绩不消说是用不着我来表扬”，“在我的心目中，像孙中山先生这样的人始终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格”。⁶⁶

1925年的五卅惨案为郭沫若与广州国民政府提供了深层互动的契机。国民党对五卅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运动发生后又迅速跟进，表明对五卅事件的态度和立场。国民党一大后，国民党将取消不平等条约作为重要宣传内容，自1924年5月中旬起将此作为“国民党政纲对外政策第一项”在上海《民国日报》逐日宣传；五卅前夕，又作为“国民党对外政策第一条”在《广州民国日报》逐日宣传。五卅事件后，国民党更在不平等条约上大做文章。6月7日，段祺瑞政府的特派员到达上海，企图调解事件，上海《民国日报》从6月8日起连续发文揭露段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梁启超和丁文江在北京发文反对三罢斗争、收回租界和取消不平等条约的要求，⁶⁷杨杏佛对二人进行批判，宣称“不平等条约是我们民族独立的障碍”⁶⁸；胡汉民则一方面批评段政府“不惜以尊重不平等条约，为交换条件”，另一方面则提出应“迅速宣布取消不平等条约”。⁶⁹国民党在五卅惨案前后与段政府频繁较量的同时，也紧锣密鼓地将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宣布与段政府脱离关系。可以说，国民党是有意图有策略地与段政府进行有意味的“对话”，从而确立自身的合道性。国民党强调“废除不平等条约”“致中国于独立、平等、自由”⁷⁰的目的，符合大众与知识分子的国家期待。相对段政府的模棱两可、妥协退让，国民党在五卅运动中采取的强硬态度与行动，使得大批知识分子将其引为“新国家”希望之所在。

五卅当天，郭沫若被困于上海南京路先施公司大楼，目睹外国巡捕对国人的种种暴行。郭沫若为此不仅创作了历史剧《聂嫈》，还受“全国人心愤激，不得不群起谋补救抵抗”⁷¹氛围的影响，参加了四川旅沪学界同乡会，先后被推选为同乡会筹备员和委员，负责起草宣言。郭沫若对宣言颇为得意：“那篇文章我自己很是得意。虽然总不免是所谓‘洋八股’的那一套，但就仅那一套在当时并没有好几个人能做”，但曾琦却认为“有几处‘帝国主义’的字眼，那是太露骨的，宣言应该慎重地修改”。⁷²郭沫若对此一直耿耿于怀。这意味着宣言虽是代表同乡会起草，但其中不乏郭沫若个人的态度与立场。他在宣言中批评北京临时政府“荏苒因循也曾向外人方面提出了极糊涂的十三个条件了；那十三个条件，我们本大大的不满意”。在宣言结尾，他提出了“监督外交”“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实行对英日经济绝交的持久战”和“大团集”四条意见。⁷³若稍加比照，会发现这些意见与国民党对五卅惨案的立场、态度十分相似。这并不是说郭沫若等提出的意见是国民党主张的翻版，而是说明在五卅的氛围中，双方共享着相似的思想与话语资源。

五卅惨案后，外媒更宣称“五卅‘事件’，是由于中国人的赤化”⁷⁴。“赤化”本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针对苏俄十月革命而提出的极具意识形态色彩的词。“为镇压和消弭震惊世界的五卅运动”，欧美列强“别有用心指五卅运动为赤化运动，以造成国内反共产派与共产派之分裂与互斗”。⁷⁵即使是极力主张分共的西山会议派也注意到赤化与共产间的差异，认为赤化“是帝国主义者发明的武器”，“只要你做一些爱国运动，唤一声打倒帝国主义，你便是赤化”。⁷⁶广州的国民党左派意识到“帝国主义者强加赤化之用意”是“藉以联合一切帝国主义者”和“离间我国智识薄弱者，使我国内分裂”。⁷⁷可见，不论是右派还是左派，都意识到“赤化”是帝国主义者的发明，并将这种“赤化”理解为中国的反帝爱国意识和行为。不过，“赤化”也给国民党带来了不少困扰，“香港报纸称，国民党已赤化”，使得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不得不发文辟谣。⁷⁸因此，国民党调用赤化本身所含的反帝意识的同时，也试图将国民党与共产党、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区分开来。⁷⁹

对于国民党人着力区分的“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郭沫若南下广州前在上海交通大学作过《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讲演，后经整理发表于《南洋周刊》，是郭沫若唯一一篇直接讨论该话题的文献，值得特别关注。郭沫若此讲演应是想弥合西山会议导致的国民党组织分裂。该讲演在具体的处理方式上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将民族革命话语置换为阶级革命话语，“民族解放运动，也就是对外的国际的阶级斗争”，因为“中国的资本家和外国的比起来，只算是无产阶级”。二是将共产革命的三个时期与三民主义进行对接：“共产主义第一期是阶级斗争，相当于民族主义，第二期是半共产时期，相当于民权主义”，“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是的确没有互相冲突的地方”。⁸⁰从讲演的材料征引、处理方式及所欲达到的目的看，郭沫若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是熟悉并部分认同的。郭沫若将国内各阶级转换为无产阶级，是想强调团结“各被压迫阶级反对国际的资产阶级的斗争”⁸¹的民族革命。因而，郭沫若此时主要是站在整体的国家立场对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进行调和，以实现国民革命。但即使是承认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有共通之处的国民党左派，也在微妙地辨析着两种主义之间的区别。这是国民革命后邓演达虽主张反蒋抗日，却不与中共合作另立第三党的缘由。郭沫若日后也更强调两种主义的区别，流亡日本后甚至多次拒绝邓演达向他伸出的橄榄枝。就“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这一具体议题而言，郭沫若此时给出的是一条与国民党左右派理论家大相径庭的思路，凸显的是两者的相容相通性，至于差别并未多言。这种将两种主义进行调和的处理思路，使得郭沫若不仅不会畏避披着“赤化”外衣的广东国民政府，反会增强广东与“莫斯科”的精神关联，视之为归宿。回忆蒋光慈将蒋介石和汪精卫比作“中国的列宁和托洛次基”时，郭沫若仍不无深情地说：“真的，在那时，无论是赞成或反对，谁不是把广州当成了莫斯科的呢？”⁸²

郭沫若给滕固的信中说：“当教授虽不是我愿意的事情，但是能跳到中国的中央”⁸³。但长期以来，郭沫若“跳到中国的中央”广州的动因只被放置进“瞿秋白的推荐”或“陈公博的邀请”的逻辑链中考察，并将前者视作重要“事件”进行解读与改写。而由此返回两个“文本”及其历史周边，我们将发现郭沫若对文学与革命的复杂微妙态度及对革命的热情。因而，郭沫若虽强调文学与革命的一致性，但从相关文本碎片及其实际行动看，并不是革命与文学由对立转向融合，而是革命对文学的“抛弃”，将“文学与革命”问题短暂悬置，才使郭沫若走向了“实际活动”之路；当大革命落潮，无从事革命活动之路可走时，郭沫若又主张从革命回到文学继续未竟的革命事业，文学与革命此时才由对立转向融合。不过，郭沫若因革命经验所形成的革命文学观却被后期创造社成员的革命文学理论盛焰遮掩。郭沫若在国民革命时期对“文学与革命”关系的看法、处理方式及后续，虽对理解郭沫若及中国革命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发展路径极为重要，却又未得到充分重视与展开。更重要的是，后来愈发趋于“理论”建构的革命文学观，逐渐改写了郭沫若当初“革命”的具体指向，即基于新国家想象的革命。同样，郭沫若南下广州也不只是接受“推荐”与“邀请”就做出的轻松选择，而是文学与革命相互角力，苏俄想象与新旧国家的择选与认同的合力所致。他将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莫斯科”精神特征的广州视作“希望所寄系着的唯一的地方”⁸⁴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这也就不难理解他积极前往广州、投身北伐的决定，以及北伐中的一系列选择的初衷。不过，由于历史之页翻得过快及国民革命长期被视作教训而非经验，像郭沫若这样的知识分子参与国民革命的革命经验也被我们长期遗弃在历史的褶皱中。⁸⁵但他并未忘却这段历史，国民革命的历史关联与经验在抗日战争中被再次激活。抗战全面爆发后，自嘲“十年退伍一残兵”⁸⁶的郭沫若“又将投笔请缨”⁸⁷到抗战救国的洪流。两次“投笔请缨”，“国家”都是郭沫若作出抉择的重要动力。不仅如此，对旧国家进行批判与革命，热情拥抱理想中的新国家并为之实干，也成为左右与理解郭沫若一生思想和行动的关键因素。

1 蔡震：《在与国共两党的关系中看郭沫若的1926—1927—兼论与此相关的史料之解读及补充》，《郭沫若学刊》2007年第1期。

2 郭沫若：《革命与文学》，《创造月刊》第1卷第3期，1926年10月5日再版。

3 周文：《文艺转向与“革命文学”生成—郭沫若赴广东大学考》，《四川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

4 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编》，北新书局1946年版，第165页。

5 参见刘小中、丁言模编著：《瞿秋白年谱详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96—214页；姚守中等编著：《瞿秋白年谱长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5—190页。

6 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编》，第161—163页。

7 灵光：《读了〈穷汉的穷谈〉并〈共产与共管〉以后质沫若先生并质共产党人》，《独立青年》第1卷第1期，1926年1月。

8 沫若：《社会革命的时机》，《洪水》第1卷第10、11期合刊，1926年2月5日。“社会革命”原刊“会社革命”。

9 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编》，第163—164页。

10 郭沫若：《克拉凡左的骑士》，《质文》第2卷第2期，1936年11月10日。

11 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编》，第164页。

12 郭沫若：《克拉凡左的骑士》。原刊有错讹，已据《全集》修改。

13 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编》，第164页。

14 《陈公博定期接广大代校长职》，《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2月4日。

15 《广大最近之状况》，《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2月8日。

16 HK：《关于广东大学及广州情形的一封信》，《独立青年》第1卷第3期，1926年3月。

17 毅：《广东大学教职员复职后之现状》，《申报》1926年1月22日。

18 《陈公博函催郭沫若等南归》，《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2月18日。

19 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编》，第168页。

20 郭沫若：《艺术家与革命家》，《创造周报》第18号，1923年9月9日。

21 郭沫若：《革命与文学》。

22 参见周文：《文艺转向与“革命文学”生成—郭沫若赴广东大学考》。

23 方维规：《什么是概念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156页。

24 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编》，第19、32—33页。

25 郭沫若：《十字架》，《创造周报》第47号，1924年4月5日。

26 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编》，第204页。

27 郭沫若：《离沪之前》，《现代》第4卷第1期，1933年11月1日。“搞”原作“搅”。

28 倬章：《谁能救中国，如何救中国？》，《孤军》第1卷第12期，1923年10月。

29 郭沫若：《五卅的反响》，《盲肠炎》，群益出版社1947年版，第15页。

30 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02页。

31 沫若：《到宜兴去》，《孤军》第3卷第3期，1925年8月。

32 河上肇：《时机尚早之社会革命计划》，赵修鼎译，《孤军》第2卷第4期，1924年5月。

33 灵光：《评共产主义者的误谬并论中国的经济政策》，《孤军》第2卷第12期，1925年6月。

34 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编》，第158页。

35 郭沫若：《一个伟大的教训》，《盲肠炎》，第11—12页。

36 沬若：《社会革命的时机》。

37 沫若：《新国家的创造》，《洪水》第1卷第8期，1926年1月1日。

38 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编》，第157页。

39 孙中山：《开会词》，荣孟源主编，孙彩霞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4—5页。

40 张武军：《作家南下与国家革命》，《文学评论》2019年第4期。

41 郭沫若：《创造十年》，现代书局1932年版，第88、98页。

42 郭沫若：《浴海》，《〈女神〉汇校本》，桑逢康校，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0页。

43 李怡：《国家与革命—大文学视野下的郭沫若思想转变》，《学术月刊》2015年第2期。

44 伊藤虎丸：《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中日近代比较文学初探》，孙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03页。

45 王汎森：《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61页。

46 郭沫若：《巨炮之教训》，《〈女神〉汇校本》，第114页。

47 郭沫若：《太阳没了—闻列宁死耗作此》，《创造周报》第38号，1924年1月13日。

48 郭沫若：《创造十年》，第267页。

49 郭沫若：《孤鸿》，《创造月刊》第1卷第2期，1926年4月16日。

50 同上。

51 达尼埃尔-亨利·巴柔：《比较文学形象学》，蒯轶萍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2—203页。

52 郭沫若：《孤鸿》。

53 郭沫若：《一个伟大的教训》，《盲肠炎》，第12页。

5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页。

55 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64、392页。

56 河上肇：《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郭沫若译，商务印书馆1951年版，第226页。

57 沫若：《社会革命的时机》。

58 沫若：《黄河与扬子江的对话》，《孤军》第1卷第4、5期合刊，1923年1月1日。

59 S.N.艾森斯塔德：《大革命与现代文明》，刘圣中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113页。

60 李斌：《河上肇早期学说、苏俄道路与郭沫若的思想转变》，《文学评论》2017年第6期。

61 沫若：《哀时古调九首》，《孤军》第1卷第3期，1922年11月15日。在《创造十年》中，“洪范”改为“三正”。

62 郭沫若：《创造十年》，第217页。

63 何公敢：《忆〈孤军〉》，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福建文史资料》第13辑，1986年版，第139页。

64 陈独秀：《陈独秀致吴廷康的信—反对共产党及青年团加入国民党》，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1页。

65 郭沫若：《孤鸿》。

66 郭沫若：《哀感》，《现代评论》第1卷第16期，1925年3月28日。

67 曹力铁：《国民党在五卅运动中的作用》，《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3期。

68 杨铨（杨杏佛）：《驳梁任公先生应付上海惨杀案态度》，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6月14日。

69 中国劳工运动史编纂委员会：《中国劳工运动史》，中国劳工福利出版社1966年版，第405页。

70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宣言稿》，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7页。

71 《四川旅沪学界同志会成立大会纪事》，《长虹月刊》创刊号，1925年9月10日。

72 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编》，第104—105页。

73 郭沫若：《四川旅沪学界同志会五卅案宣言》，《晨报副刊》第1224号，1925年7月13日。

74 湘：《这也赤化了吗》，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6月5日。

75 敖光旭：《国家主义与“联俄与仇俄”之争—五卅运动中北方知识界对俄态度之解析（上）》，《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6期。

76 真：《赤化和反革命》，《革命导报》1925年第1期，1925年12月26日。

77 曾绳点：《“赤化”谈（二）》，《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9月3日。

78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79 罗敦伟：《异哉所谓“国民党的赤化”！》，《政治周报》第6号，1924年4月18日。

80 郭沫若讲、秋霞笔记：《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南洋周刊》第8卷第3号。

81 瞿秋白：《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瞿秋白全集：政治理论编》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29页。

82 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编》，第142页。

83 沫若：《再上一次十字架》，《狮吼》1924年第3期，1926年7月15日。

84 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编》，第193页。

85 邱焕星近些年对鲁迅和国民革命的关系有系统性的思考，可参见邱焕星：《“党同伐异”：厦门鲁迅与国民革命》，《文艺研究》2020年第1期。

86 郭沫若：《有感》，《救亡日报》1937年8月25日。

87 罗伦：《郭沫若先生的〈归国志感〉》，《立报》1937年8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