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时期以降，尤其是作为一种舶来品的文化研究在中国兴起以来，一直不乏中国学者致力于译介和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英国文化研究主要奠基人之一的雷蒙德·威廉斯；他们已然有效地阐释雷蒙德·威廉斯为何、如何从左翼利维斯主义者转变为文化唯物主义者，加入了国际威廉斯研究共同体。正因如此，我们有义务和责任追问，相较于英语世界的威廉斯研究，中国同行成就几何？中国学者应如何推进威廉斯研究？

众所周知，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921—1988，又译雷蒙·威廉斯）著述宏富，先后出版了《文化与社会》（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漫长的革命》（The Long Revolution）、《现代悲剧》（Modern Tragedy）、《英国小说：从狄更斯到劳伦斯》（The English Novel from Dickens to Lawrence）、《马克思主义与文学》（Marxism and Literature）、《边乡》（Border Country）等近30部令人叹为观止的著作，发表了以《文学与乡村社会》²《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的基础与上层建筑》³为代表的数百篇广为流传的论文，对不列颠内外的文学批评、文化理论、思想史、社会学、戏剧研究等多个领域产生了结构性的影响，但未必人尽皆知的是，批评界对他始终保持“敌意的沉默”⁴。威廉斯生前，研究其思想的论述寥寥无几，仅有迈克尔·格林（Michael Green）的论文《雷蒙德·威廉斯与文化研究》⁵、约翰·P.沃德（John P.Ward）撰写的小传《雷蒙德·威廉斯》⁶等零星作品，所以，威廉斯生前既不能与格奥尔格·卢卡奇（György Lukács）、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等人相提并论，也无法与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弗雷德里克·杰姆逊（Fredric Jameson）等人同日而语，几乎处于一种“被孤立的状态”：

如同约翰·伯杰一样，雷蒙德·威廉斯在整个英国的文化生活及在它内部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都是一个孤立的人物。虽然，威廉斯在近20年间出版了10来本著作，但是，自1960年汤普森在《漫长的革命》中对之作了些探讨性的评论以来，直至1976年，伊格尔顿（Eagleton）才在《文学与意识》（Literature and Ideology）中，首次对他的著作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这样一位重要作家被孤立的状态，一部分原因只是由于，他的绝大部分著作都是以文学批评的形式产生出来的。⁷

然而，威廉斯1988年溘然去世之后，其思想迅速引发了英语学界的极大关注。姑且不论伊格尔顿的论文《希望之旅的资源：雷蒙德·威廉斯》⁸、文集《雷蒙德·威廉斯：批评的视角》⁹，单是研究威廉斯的思想和学说、以“雷蒙德·威廉斯”为题的专著和传记就不下10种；第一部威廉斯研究力作，简·戈拉克（Jan Gorak）在威廉斯去世当年发表的耦合威廉斯个人际遇与学术思想的《雷蒙德·威廉斯的异己心灵》¹⁰很快就有了呼应，比如艾伦·奥康纳（Alan O’Connor）的因附有威廉斯著述目录而极具参考价值的《雷蒙德·威廉斯：写作、文化、政治》¹¹、托尼·平克尼（Tony Pinkney）考察威廉斯文学创作的《雷蒙德·威廉斯》¹²、弗雷德·英格里斯（FredInglis）的内容详实的传记《雷蒙德·威廉斯》¹³、海韦尔·罗兰德·迪克斯（Hywel Rowland Dix）强调威廉斯的威尔士身份的《雷蒙德·威廉斯之后：文化唯物主义与英国的分裂》¹⁴、戴·史密斯（Dai Smith）的被授权的权威传记《雷蒙德·威廉斯：终极勇士》¹⁵，等等¹⁶。而且，一如吉姆·麦克盖根（Jim McGuigan）2019年出版的《雷蒙德·威廉斯：文化分析师》¹⁷所预示的，这份名单还将继续延长，在证明威廉斯研究依然是英语世界学术热点之一的同时，更加全面、系统和深刻地证明威廉斯乃“英语世界最具权威性、一贯性和原创性的社会主义思想家”¹⁸、“20世纪英国唯一最具大师风范、最具原创性的文化思想家”¹⁹。

英国斯旺西大学2021年主办的“威廉斯诞辰一百年”系列纪念学术活动设置了中国专场，²⁰中国学者已成为威廉斯研究共同体成员，我们有义务和责任追问，相较于英语世界的威廉斯研究，中国同行成就几何？中国的威廉斯研究者是否已具备与国际同行对话的能力？中国学者应如何推进威廉斯研究？这些既是本文旨在回答的问题，也是问题意识之所在。

新时期之初，革命历史与开放历史、政治叙事与市场叙事同时影响着中国社会，引发了中国学界对文学何为或文学性与社会、政治、历史之间关系的理论探讨，威廉斯、杰姆逊、萨特、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等“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批评家先后被迎进了国门。就威廉斯而言，经过北京大学前外教马克·辛菲尔德1983年发表的《近年来英国的马克思主义批评》²¹一文的铺垫，威廉斯在1985年因其代表作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以《文化与社会：1780年至1950年英国文化观念之发展》²²之名在台湾面世，真正进入了中国大陆学者的视野。三年后的198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和漓江出版社分别出版了《当代西方艺术文化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前者收有威廉斯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化》²³，后者收有他的《现实主义与当代小说》和《马克思主义与文学》²⁴。这些译文，加之散见各处的威廉斯个人简介和著述简评，²⁵极大地刺激了正在遭遇快速而广泛的社会转型的中国学者对威廉斯著述的兴趣，威廉斯译介因此进入了新阶段。一方面，继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推出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的首个完整译本《文化与社会》²⁶，多部威廉斯著作中译本相继面世，比如《电视：技术与文化形式》²⁷《现代主义的政治—反对新国教派》²⁸《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²⁹《现代悲剧》³⁰《马克思主义与文学》³¹《政治与文学》³²《乡村与城市》³³《希望的源泉：文化、民主、社会主义》³⁴，另一方面，《文化与社会》甚至有了重译本《文化与社会：1780—1950》³⁵，而《漫长的革命》先后有了中英两个版本³⁶。

不难发现，这些威廉斯著述中译版无论是选题还是译者的选择、译文的质量，都并非无可挑剔，其间的原因言人人殊，但想必不会有异议的是，它们作为流行于新时期中国人文学界的“只要是有参考价值的，便都拿来”³⁷这一翻译政治的证物，在扩大有关学者的视野，着实改变其学术研究方法与主题的同时，引发了作为一个学术热点和新的学术增长点的威廉斯研究。一方面，根据中国知网，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尤其是新世纪以降，每年都有数篇甚至10篇以上的威廉斯研究期刊论文、硕博士学位论文；另一方面，除一些著作（如冯宪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³⁸、蒋孔阳和朱立元主编的《西方美学通史》第七卷³⁹等）设有“威廉斯专章”之外，在一定范围内流行并产生影响的中文威廉斯研究专书也在增多，比如《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理论研究》⁴⁰、《新左派的文化政治：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理论》⁴¹、《雷蒙德·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理论研究》⁴²、《雷蒙·威廉斯：文化研究与“希望的资源”》⁴³、《文学、文化与社会：雷蒙德·威廉斯文学社会学思想研究》⁴⁴，等等⁴⁵。

同样不难发现，一如上述著作的内容和发表时间所证明的，威廉斯研究在中国的发生与发展直接联系着作为一种舶来品的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与播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其间被凸显的是，威廉斯为何与如何通过从左翼利维斯主义者演变为文化唯物主义者，形塑和发展其文化理论。具体地讲，透过中国学者的有关著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在20世纪40年代求学于剑桥大学期间，“满耳听到的都是关于利维斯的争论，以及关于乱成一团的早期历史的充满矛盾的叙述”⁴⁶，在思想上难免会受到利维斯（F.R.Leavis）及其拥趸的影响：“首先吸引我的，是利维斯对学院主义、布鲁姆斯伯里圈子、都市文学文化、商业报刊及广告的广泛抨击。你也必须考虑到临界刺激的绝对腔调，非常适合我们的思想倾向”⁴⁷。正因如此，威廉斯的早期作品《文化与社会》一如其少作《阅读与批评》（Reading and Criticism），具有较强的利维斯主义色彩。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间威廉斯给出的四种文化定义中，虽然前三种—“心灵的普遍状态或者习惯”“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的智识发展的普遍状态”“总体的艺术”⁴⁸—是相对传统、利维斯主义式的，但第四种，即“一种由物质、智识与精神构成的整个生活方式”⁴⁹，则毋庸置疑是开创性的，直接联系着他对斯大林式马克思主义的质疑与挑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威廉斯成就了“英国有史以来最富有启发性、最精辟的社会主义批评”⁵⁰，同时抛弃了利维斯式的文化精英主义。比如，威廉斯通过把工会、合作社及工人政党等集体性民主机构纳入文化的范畴，主张文化“不仅仅是智识与想象性作品的总和，而且在本质上也是整个生活方式”⁵¹，使利维斯主义的共同文化观在实践中得到了阶级维度的补充和限定，肯定了工人阶级文化作为“社会的真正基础”⁵²的地位。又如，威廉斯虽然认同“文学至关重要，因为文学不但是经验的正式记录，而且每部作品都是文学与以不同方式记录下来的共同语言的契合点”，但拒绝像利维斯主义者那样，“让文学担负起，或者更精确地说，让文化批评担负起控制全部个人与社会经验品质的责任”，而是宣称人类吸取经验“不但可以借助丰富的文学资源，也可以借助历史、建筑、绘画、音乐、哲学、神学、政治理论和社会理论、物理和自然科学、人类学……机构、礼仪、风俗、家族回忆录等”，⁵³因而让人得以将考察的目光从作家“通过创造性的工作探究其社会的方式”，转移至“他们通过分析其文化中的‘生活品质’直接在话语层面上参与当下问题”。⁵⁴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中完成了对利维斯主义的批评与对话：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等人集中批判的种族、帝国等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讨论、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的立场所代表的更大的社会现实几乎没有得到考察。正因如此，威廉斯开始思考一场有三个面向的“漫长的革命”—支配政治注意力的民主革命、支配经济注意力的工业革命，以及最难阐释但他最为关注的文化革命：“我们的整个生活方式受到了民主和工业进程及其相互作用的深刻影响，受到了交流扩大的影响。这更深一层的文化革命是我们最有意义的现存经验的一大组成部分”⁵⁵—以期“能够通过全面分析当代文化与社会、社会上与体制发展相纠缠的广泛的情感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发展在《文化与社会》的结论部分简要描述的观点”⁵⁶。历史地看，威廉斯所谓的“情感结构”源自他与迈克尔·奥罗姆（Michael Orrom）1954年发表的《电影序言》（Preface to Film）⁵⁷；他在讨论艺术家必须遵循戏剧“惯例”（convention）—“总体表达”（total expression）的实现—时指出：

原则上，似乎很明显，任一特定时期的戏剧传统根本上都关乎这个时期的情感结构……我们考察作为沉淀物的每一种因素，但是在时代的鲜活经验中，每一种因素都溶解其中，是复杂整体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从艺术的本质出发，似乎艺术家所描绘的正是这一整体性，而从根本上看，总体性和支配性的情感结构的影响，只是借用艺术来表现而已。⁵⁸

基于艺术惯例的情感结构是一种连接个人、群体与社会的纽带，一种复杂而矛盾的“共同经验”，威廉斯对这一概念的使用在突破形式主义、将艺术批评从封闭的文本分析拓展至开放的社会历史分析的同时，也对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分析提出了质疑。一如约翰·希金斯（John Higgins）所言：“当正统马克思主义将一切形式的艺术表现视作经济基础中的事件和变化的附属影响的时候，情感结构在社会性凝聚和社会变迁中赋予艺术一种基本的构成性力量。”⁵⁹这一研究思路在威廉斯的后期相关著述中得到了有效延续和发展，比如《戏剧：从易卜生到艾略特》和修订自它的《戏剧：从易卜生到布莱希特》，尤其是《漫长的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与文学》。威廉斯通过这些著述指出，一方面，情感结构“就像‘结构’暗示的那样，稳固而确定，但它在我们最脆弱、最不可触摸的活动部分发挥作用。在一定意义上讲，情感结构就是某一时期的文化：它是一般组织所有要素的特定的、活生生的产物”⁶⁰，另一方面，情感结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一代人都会在承继上一代人的情感结构的同时，基于自己对世界的反应形塑一种新的情感结构：

每一代人都会在社会性格或者一般的文化模式方面培养自己的继承人，并取得相当的成功，但新的一代人将有其自己的情感结构，它看起来不像是来“自”何处……新的一代以其自身的方式对它所继承的独特世界作出反应，在保持可以追溯的很多连续性、复制组织的可被单独描述的很多面向的同时，又以某些不同的方式感受整个生活，将其创造性的反应形塑进一种新的情感结构。⁶¹

威廉斯告诉我们，他之所以选择使用“情感”而不是“世界观”或“意识形态”等概念，是因为“情感”不仅包括“被正式地坚持的、系统的信仰”，而且关乎被人主动体验、感知的“意义和价值”。⁶²即是说，情感结构关乎的是“冲动、抑制和格调等个性化元素……不是与思想相对的情感，而是被感受的思想和作为思想的感受，即一种在场的实践意识，它存在于一种活生生的、彼此关联的连续性之中”⁶³。从这个意义上讲，情感结构是一种“依然处于过程之中的社会经验”，显著地不同于“经验结构”（structure of experience）。作为一种处于过程之中的社会经验的情感结构虽然经常不被认为具有社会性，而被认为是个人的、孤立的，关乎个人气质，但在分析中却显现出新兴性、联系性和支配性等特征，显示出其特定层次组织。随着这些元素日渐被形式化与分门别类，被建构进机制和形构，它们会更容易被人认可，继而催生一种新的情感结构。所以，“在方法论的意义上，‘情感结构’是一种文化假说，这种假说实际上源自试图理解这些元素以及它们在一代人或者一个时期的联系，总是需要通过交互作用回到这些例证”⁶⁴。

简言之，一如诸多中国威廉斯研究者已然指出的，作为一种实践意识，情感结构既不是凝固不变的，又是相对稳定的；情感结构分析即对各种元素的动态分析，通过揭示文化因素的物质力量，把握文化的现时性、连续性和流动性，把握文化进程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样一来，威廉斯有效地“接合”了情感结构与代表新兴革命力量的新兴或“前新兴”（pre-emergent）文化因素，如他所言：“大多数现行艺术的有效型构都关乎已然显在的或者支配性或者残余性的社会型构，而变动不居的情感结构主要关乎新兴的型构（虽然经常是以旧有形式中的改型或者搅扰的形式）。”⁶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经过从《电影序言》到《漫长的革命》再到《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的努力，威廉斯完成了他对情感结构的形塑与阐释，而情感结构也因此被作为威廉斯的“主要理论贡献”⁶⁶得到了肯定，帮助威廉斯摘掉了“左翼利维斯主义者”的标签—“威廉斯的著作始终是‘左派利维斯主义’的范例”⁶⁷，抑或说实现了从左翼利维斯主义者到文化唯物主义者的演变。

诚然，经过多年的译介和研究努力，中国学人已然成功建构威廉斯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英国文化研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的形象与地位。但不可忽视的是，面对“集文学批评家、思想家、马克思主义者、作家、教育改革家、威尔士民族主义者、媒体人等多重身份于一身”⁶⁸的威廉斯，我们的译介和研究显然仍存在碎片化等问题，甚至存在盲区和误区。比如，我们应该知道，威廉斯之所以能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化理论家、美学家，既是因为他是文化/文学批评家，更是因为他始终有一个作家梦，置身“边乡”从事成人教育以降，他创作并发表了《边乡》、《第二代》（Second Generation）、《为马诺德而战》（The Fight for Manod）、《自愿者》（The Volunteers）、《忠诚》（Loyalties）、《黑山人》（People of the Black Mountains）等多部小说。这些小说可谓威廉斯的情感结构之所在，意指他对“流动”（mobility）与“孤立”（isolation）的坚持：作为“奖学金男孩”（Scholarship Boy）⁶⁹从威尔士边境小镇潘迪（Pandy）“流动”到剑桥大学之后，威廉斯不断在剑桥大学内外“流动”，直至成为剑桥大学国王爱德华七世戏剧教授（King Edward VII Professor of Drama），但他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孤立”，比如担任牛津大学校外辅导老师期间的“与世隔绝”、作为剑桥大学教授与周遭的格格不入。⁷⁰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小说至今既未被译为中文，也很少被人分析和探究，其结果是我们无力理解作为一个整体的威廉斯及其思想发展历程，对“《文化与社会》《漫长的革命》《边乡》三位一体”完全无知，虽然他曾在完成《漫长的革命》时指出：“凭借这本书和《文化与社会》，凭借我的小说《边乡》—在我看来它以一种特殊的、极为不同的方式与前两本总体性的书有着本质的联系，我已然完成10年前给自己定下的一系列工作。”⁷¹

类似的是，威廉斯的传播与媒介著述着实不少，比如专著《传播》（Communication）、《电视：技术与文化形式》，论文《大众传播》《传播与共同体》《传播与社区》等，但国内学界至今尚未给予它们足够的重视，几乎没有对威廉斯的传播学遗产进行总结和利用，⁷²以致作为媒体人的威廉斯经常被人忽视。殊不知，威廉斯的诸多传播思想，比如“势力强大的大众传播媒介……经常以可疑的手段、经常为了可疑的目的而公然制造和引导公众娱乐”⁷³，还有他建构的一些重要传播概念，比如“戏剧化社会中的戏剧”（drama in a dramatized society）、“移动的私有化”（mobile privatization）、“电视流”（television flow），对我们认知媒介资本化日渐突出与严重的当下情势，依然不乏启示意义。比如，我们可以从《电视：技术与文化形式》得到启示，我们无须再为大众/通俗文化的合法性进行辩护，而是要意识到大众/通俗文化从来不是自我建构的，而是各种意识形态话语的竞技场，进而意识到我们对大众/通俗文化的考察和解读也是意识形态化的实践和话语操作。

另外，威廉斯的电影研究和实践同样尚未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虽然在其三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威廉斯“一直是带着严谨的态度和明确的目标以及最深层的美学与道德信念致力于电影研究”⁷⁴。一如他在二战期间为军事报刊《21》撰写的文化评论文章所暗示的，早在20世纪40年代威廉斯就写作了不少不无洞见的关于电影的文章，不但具有启发电影研究的潜力，而且有助于我们认知作为教育改革家的威廉斯。正如威廉斯在接受《新左派评论》访谈时所指出的那样，虽然在从事成人教育的1946—1960年间，他的观影量有所下降，但因为“在1930年代后期，对《卡里加里博士》（Dr. Caligari，又译《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和《大都会》（Metropolis）的欣赏几乎是进入剑桥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Socialist Club）的一个条件”，电影构成了他学生时代的“最强烈的文化经验”。⁷⁵威廉斯进入剑桥大学不久就加入了社会主义俱乐部，并因此结识了已然崭露头角的电影制片人、此后多年的合作伙伴迈克尔·奥罗姆；他们不但联袂安排社会主义俱乐部的周日电影放映活动，而且进行多种电影实践，比如设计关于农村社会现代机械化利弊的电影项目—它可以让人窥见威廉斯的重要著作《乡村与城市》的缘起，成立名为“影剧有限公司”的私人公司。

必须指出的是，一方面，威廉斯与奥罗姆的电影实践都是以失败告终的，虽然威廉斯曾勉力写出《机器对农民工作、生活和社区的影响》《看的舞蹈》和《传奇》等多个“脚本”；另一方面，他们合著的《电影序言》令人印象非常深刻，其中尤以威廉斯撰写的《电影与戏剧传统》（“Film and the Dramatic Tradition”）最为著名。在这篇旨在探讨电影的历史起源的文章中，威廉斯不但指出了由电影所代表的现代活动影像叙事模式本质上是戏剧表演模式，对它的理解必须依靠更为久远、更加广阔的戏剧史，而且首次提出了无论是对他个人的思想发展还是对文化研究领域而言，都不可忽视的一个关键概念，即前文已经论及的“情感结构”。威廉斯在20世纪50年代发表的另一篇关于电影的文章《作为辅导课程的电影》（“Film as a Tutorial”），同样值得人们关注。作为威廉斯对50年代初为“工人教育协会”讲授的电影课程的总结，《作为辅导课程的电影》旨在思考电影何以成为文化分析的重要对象，直接联系着他把电影引入成人教育的实验，因此其间除对电影美学的反思外更充满了关于教学方法的实际考虑。1961年威廉斯回到剑桥大学时，电影已然成为学生审美表达的艺术选择，鉴于这一情势，他不但产生了英语教授必须逐渐把握活动影像文化新的表现潜力的信念，而且身体力行，在剑桥大学英语系开设了一门电影课程：

1968—1969学年，他关于戏剧形式及悲剧的讲座课程包括爱森斯坦、伯格曼、普多夫金、朗、大卫·格里菲斯……第二年春季学期，他大致按照他和迈克尔·奥罗姆的旧教材《电影序言》和配合此书的布莱顿夜校的内容，做了四个附有一小时讨论的讲座。到1971和1972年，他将戏剧与电影结合起来，讲授“从斯特林堡到戈达尔”的课程。⁷⁶

20世纪70年代，威廉斯为“电影与电视教育协会”作了一个聚焦肯·洛奇的BBC电视电影《大火焰》的讲座，即见诸《银幕》1977年第1期的《关于现实主义的讲座》（“A Lecture on Realism”）。威廉斯不但基于布莱希特式戏剧观，追溯了正在发生改变的现实主义观念，主张把现实主义的某些观念纳入政治上进步的文化，而且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看到了“既定常规如何使主导观看方式自然化，以及这些似乎正规的选择实际上如何强化了主导的情感结构”⁷⁷。在其生命暮年的80年代，威廉斯再次为电影研究贡献了两篇重要文章，一篇是他为詹姆斯·卡伦和文森特·波特的文集《英国电影史》（British Cinema History）撰写的序言《电影史》（“Film History”），一篇是他1985年在国家电影院的演讲《电影与社会主义》（“Cinema and Socialism”）；前者是威廉斯对电影史书写模式及方法的元思考，而后者则旨在提醒人们不要将固有效应归之于一种艺术形式。

再有，我们对威廉斯思想的认知也还存在不够全面之嫌。比如，不乏有人把威廉斯、霍加特、汤普森一视同仁地视为“文化主义三巨头”，而忽视了他们之间的差异—威廉斯对霍加特的批评、汤普森对威廉斯的批评都能印证这种差异。虽然威廉斯与汤普森都曾积极与安德森等人围绕“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进行论争，但他们对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却截然不同。从汤普森的《理论的贫困或太阳系仪的错误》等文章可以看到，他旨在发现并批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阿尔都塞及其追随者集中挑战了历史唯物主义本身。他们不是改进而是取代了它。在意见交换过程中，他们给出了一种非历史的理论体系，而它一经检验就证明自己是一种唯心主义”⁷⁸。然而，威廉斯则以一种求同存异的心态体悟文化主义的不足和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可取之处，继而吸收、挪用欧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进行自我调节，⁷⁹以期实现思想的更新。又如，就前文已然论及的“情感结构”而言，我们必须知道但又经常忽视的是，它同时也是作为一种方法甚至方法论被建构的，一如威廉斯在分析以盖斯凯尔夫人的《玛丽·巴顿》为代表的十九世纪英国工业小说时所暗示的：

放在一起阅读的时候，这些小说似乎不但非常清楚地阐明了传统正在确立的对工业主义的普遍批评，而且阐明了具有同样决定作用的普遍的情感结构。认识到邪恶，却又害怕介入。同情未被转化为行动，而是退避三舍。我们也可以观察到这种情感结构持续地进入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和社会思想的程度。⁸⁰

根据威廉斯自己的叙述，他对情感结构的论述实践主要见诸《现代悲剧》《英国小说：从狄更斯到劳伦斯》和《乡村与城市》。⁸¹威廉斯在《现代悲剧》中指出，虽然“文化史学者所关注的不是现代和传统的对比，而是它们之间的联系”⁸²，但因为“传统不是过去，而是对过去的一种解释：一种对先辈的选择和评价，而不是中立的记录”⁸³，对传统和延续的主张难免会误导我们对悲剧的认知。所以，悲剧“是一种直接经验、一组文学作品、一次理论冲突、一个学术问题”⁸⁴，即并不存在一种绝对普遍的悲剧理念。他宣称悲剧并不是一种永恒不变的存在，否定了乔治·斯坦纳所谓的“悲剧之死”。在威廉斯看来，悲剧已然经历从古希腊悲剧传统到现代悲剧的演变和发展，但每一种悲剧传统都有其独特的情感结构。比如，中世纪悲剧遭遇了史无前例的世俗化，文艺复兴时期的悲剧则变为了菲利普·锡德尼所谓的“甜蜜暴力”⁸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威廉斯坚持当下语境中的悲剧讨论应当聚焦在现代悲剧中起支配作用的情感结构、情感结构的内部变化，以及情感结构与戏剧结构之间的关系。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威廉斯基于对“一个存在于人的愿望和他的忍耐力，以及这二者与社会生活所能为他提供的目的和意义之间的不容忽视的距离”⁸⁶的思考，在耦合传统意义上的悲剧与作为日常生活经验的悲剧的同时，建立起悲剧与革命之间的联系。威廉斯于其间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念，比如，“一般的悲剧观念特别排斥社会性的悲剧经验，而一般的革命观念也特别排斥悲剧性的社会经验”⁸⁷，“浪漫主义是革命的原始冲动在现代文学中的重要表达”⁸⁸，“对革命的最终检验在于社会活动的模式及其深层的人际关系和情感结构的变化”⁸⁹。革命与悲剧无疑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耦合革命与悲剧则无疑是一种大胆的尝试：

我们这个时代的复杂性是人所共知的。使革命受阻的反而是革命政权的僵化和粗暴，许多革命者因而变得冷漠。然而，也正因为他们的斗争，革命者的后代才有了新的生活和新的情感。他们把革命看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以人的声音对死亡和苦难做出回应。⁹⁰

在《英国小说：从狄更斯到劳伦斯》中，威廉斯不但进一步阐释了见诸其之前著述的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是一种“共生共长”的关系，即“社会不仅是个人价值和人际关系的载体，而且是活跃的塑造者、活跃的毁灭者”⁹¹等观点，而且贡献了“可知共同体”（knowable community，又译可知群体）概念：“在某种意义上，大多数小说都是可知共同体。它是小说家为了以本质上可知的、可交流的方式呈现人物及其关系而提供的传统方法的一部分—潜在立场与方法。这种方法的信心多半取决于某种特定的社会信心和经验。”⁹²威廉斯指出，小说家必须以蕴含时代情感结构的方法来确保小说人物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可以被理解，可以发挥交流的作用。狄更斯相较于之前的小说家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能够以蕴含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情感结构的小说形式呈现新的社会现实，形塑了一系列反映新兴城市文化的可知共同体；形塑新的可知共同体意味着使用新的方法，而新的方法则意味着对新现实的经验。

中国威廉斯研究的成就固然有目共睹，但其不足之处也一目了然；所以，对有关中国学者而言，一场“漫长的革命”势在必行，尤其是在全球一体化趋势锐不可当的当下。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既有的威廉斯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翻译这一现实，耙梳威廉斯著述翻译现状，完善其间的不足，改正其间的讹误，弥补其间的漏洞，迫在眉睫。比如，我们不妨基于新华通讯社译名室编的《英语姓名译名手册》，把“Raymond Williams”统译为“雷蒙德·威廉斯”，从而避免“雷蒙德·威廉斯”“雷蒙·威廉斯”“雷蒙德·威廉姆斯”诸译名间不必要的混乱。类似的是，我们最好相对固定威廉斯思想中的一些核心概念的译法，比如把“structure of feeling”相对固定地译为“情感结构”⁹³，停止在“情感结构”“感觉结构”“感受结构”“感知结构”“情绪的结构”之间的穿梭与争论。另外，尽管威廉斯被誉为“战后英国学识最渊博、最有成就、读者最广泛的、影响最大的社会主义作家”⁹⁴，创作对他而言绝非是次要的，但威廉斯虚构作品的翻译却依然是缺席的，所以，我们必须尽快启动对威廉斯文学作品的译介，以期能够有效地理解威廉斯何以是一个“能将理性与情感罕见地结合起来的作家”⁹⁵，抑或说创作与批评在他的文化型构中互动相生。与此相关的是，虽然中国学者已成功加入国际威廉斯研究共同体，但就对话的主题或内容而言，我们与国际同行的差距是明显的，所以，我们还必须适时译介国外的威廉斯研究作品，以便我们能够及时跟踪国际威廉斯研究的最新动态，进行威廉斯研究的研究，从而增强我们与国际同行对话的能力，享有平等的话语权。当然，就威廉斯译介而言，有关译者和出版机构还需联手避免“硬伤”。已然流通在世的威廉斯译作对威廉斯的介绍中，两家权威出版机构分别推出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和《乡村与城市》都在封面勒口上告诉读者，威廉斯出版过题为“《写作、文化与政治》”的著作，但这显然与事实不符；对威廉斯著述和研究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这是有关人员受到艾伦·奥康纳1989年初版、2006年再版的《雷蒙德·威廉斯：写作、文化、政治》（Raymond Williams: Writing, Culture, Politics）一书误导的结果。这样的“硬伤”轻则导致人们误解威廉斯，重则会阻碍威廉斯思想的传播和研究。

然而，除这些形而下的工作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必须在形而上的层面上，加强对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的了解，以期更好地理解威廉斯于其间的贡献和位置，从而更好地进行威廉斯思想的研究。众所周知，马克思生前曾在英国生活30余年，而马克思主义也是在英国走向成熟和丰富、走向世界的，但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英国一直没能形成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英国共产党在1920年的成立无疑为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一种体制保障，但它作为苏（俄）共与第三国际扶持的产物，自觉地选择了以苏联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因而缺乏理论创新的动力和能力。不过，随着世界情势在20世纪30年代的变化—法西斯的崛起、西班牙内战的爆发，以“奥登一代”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纷纷选择了英共；他们固然是共产主义苏联的坚定支持者，自觉地将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但更主张践行苏联马克思主义与英国本土问题相耦合，从而实现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不自觉的超越，形塑有创见的理论成果，于是便有了威廉斯和汤普森都曾关注和考察过的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Christopher Caudwell）、杰克·林赛（Jack Lindsay）、阿力克·韦斯特（Alick West）、拉尔夫·福克斯（Ralph Fox）为代表的青年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

二战以后，虽然英共的主要理论阵地依然被官方理论家支配，但英共或者亲英共的英国知识分子大多自觉延续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南，探究和解决英国社会所面临的具体问题这一传统；关于这一点，无论是以“愤怒的青年”⁹⁶（Angry Young Men，又译“愤怒的年轻人”）为代表的左翼文学家，还是以威廉斯为代表的新一代左翼文学理论家、批评家，都是很好的证明。威廉斯之所以被伊格尔顿称作“左翼利维斯主义者”，不仅是因为他曾深受利维斯主义的影响，更是因为他不但与利维斯主义的精英主义立场存在尖锐对立，而且旨在以马克思主义改造利维斯主义，这在1956年“新左派”出现之后尤其明显。具体地讲，因为发生在1956年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苏联出兵匈牙利、苏伊士运河危机等重大事件，无数英共党员纷纷退党，而汤普森所属的“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和包括威廉斯在内的许多左翼文学理论家，则决定在体制外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联袂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新左派运动。每每谈起英国新左派运动，人们自然就会想起成人教育运动、核裁军运动—“核裁军运动所走过的轨迹一方面构成了第一代新左派的发展基础，另一方面代表了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的英国政治行动的冲突”⁹⁷，但此间必须指出的是，英国新左派运动的首要任务是反思、批评和清算作为英共指导思想的苏联马克思主义抑或斯大林主义。正如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中首次较为完整地表达的那样，斯大林主义对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是教条主义的，不但无法正确理解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提出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隐喻本质，而且狭隘地把文化界定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左派在多个层面发起了旨在重新定义政治的文化运动。

不同于英国“老左派”宣称20世纪50年代英国的社会制度依旧显然为资本主义制度，其间的阶级及阶级斗争并未发生任何重大变化，新左派成员大多认为，战后英国的资本主义制度确乎发生变化，见诸对社会结构及政治意识产生影响的新式财产、公司组织、现代积累与消费动力学。“消费主义的传播导致了很多传统文化态度与社会层级的脱节，对社会主义必须接受的左派的政治、变革支持者、机构及工作事项产生了影响。”⁹⁸在拒绝老左派二元逻辑的同时，新左派也否认战后英国的社会及文化变化趋势隐隐约约消除了作为整个左派大厦及社会主义事业基础的很多关系与结构，但它们尚不足以证明英国社会的转型。在新左派成员看来，鉴于已然发生的社会变迁的重要性，这两种“世界图景”认知都不免有些过于简单，他们于是选择了更为复杂的第三种描述。具体地讲，英国新左派成员首先基于对已经变化、正在变化的社会力量及社会运动的理解，拓展政治这一概念的内涵，使其不再囿于议会辩论或定期举行的大选。他们认为，由于普通大众是政治实践的关键性社会力量、由于文化可以在社会变迁与转型中扮演政治角色，“文化既不仅仅是社会关系的反映，也并非政治权力的次要面向”⁹⁹，任何社会主义政治实践都必须与普通大众的直接经验或活生生的文化相耦合。“‘文化’不是超验的可以任意飘浮的能指，而是与我们的日常感觉紧紧联系着的实在问题，是现实政治问题；文化范畴仍然是利益和权力激烈斗争的场所，是矛盾和问题本身，而不是消除问题的方法。”¹⁰⁰所以，在描述社会变迁的意义的过程中，英国新左派成员选取了文化作为最重要的维度：“当联系着斯大林主义的传统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名誉扫地、美国的价值中立量化模式遭到拒绝时，关涉价值、经验、能动性及阶级等主题的‘文化’这一范畴，为英国的左派知识分子提供了一条出路。”¹⁰¹

不难发现，以威廉斯为代表的英国左翼知识分子实际上是在勉力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南，探究和解决英国人自己所遭遇和关注的具体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在考察和研究威廉斯思想的过程中，应该更加有效地凸显中国问题意识，以期进入中国问题与语境的本土化探索。

我们必须意识到，《乡村与城市》是威廉斯从文化主义者化身为文化唯物主义者期间的一部力作，他在探究一种单一传统的乡村与城市叙述的同时，证明了这一探究的意义、内涵和它同其他事物的联系：“为了能够进行讨论和修正；为了能够进行各种可能的合作；但最重要的是为了能够凸显我们生活着的许多乡村和城市—凸显对一种经历的感觉以及对改变该经历的各种方式的感觉。”¹⁰²为此，威廉斯不但揭示了见诸英国文学传统的乡村与城市叙述的情感结构，而且更重要的是，实现了基于自己的情感结构对乡村与城市关系的重构，因而把情感结构这一概念的运用从文学艺术拓展到了社会变迁。一如有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

我使用“情感结构”这一术语，旨在准确地表示这样一种方法论的转向，从对固定的形式的内在关系和谱系学研究转向更具流动性、更具变化的社会性分析。当然，这一术语是威廉斯对任何类似于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文化情势的环境进行概念判断的尝试……¹⁰³

正是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威廉斯的《乡村与城市》可谓是我们理解近年来再度流行的“乡愁叙述”“乡愁热”的“希望的资源”。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剧的情势下，当下中国的乡愁叙述无疑“接合”了“农二代”“城市中产”“资本精英”等多个视角，所以，我们不妨以《乡村与城市》为方法，拒绝对乡愁叙述进行简单的是非判断，认识到其背后复杂的城乡历史和社会经济现状。比如，在大规模的城市化浪潮面前，一方面是乡村的日渐凋敝甚至逝去，另一方面是城市因改造扩建而面目全非，结果“乡下人”和“城市人”毫无差别地患上了“乡愁病”，纠缠于其间的既有“回不去的乡村”，也有“留不下的城市”。然而，我们在看到《乡村与城市》的启示意义的同时，还必须当心威廉斯曾勉力避免的陷阱，即把乡愁叙述建构为“另一首唱给乡村的挽歌或者一种愤世嫉俗的宿命论”¹⁰⁴，尤其是在城市中产享有乡村话语支配权的情势下。对他们而言，浪漫的田园梦与其说是对现实中不合理城乡关系的质疑和挑战，毋宁说是以乡村之名安全而不失优雅的抚慰；看似浪漫的田园梦可能不仅含有更加隐蔽的偏见，而且隐匿着把乡村抽象为无人的风景和新的欲望空间的危险。

新时期以降，尤其是作为一种舶来品的文化研究在中国兴起以来，雷蒙德·威廉斯一直是诸多中国学者热衷译介和研究的对象，这既是因为威廉斯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思想家、批评家的成就与贡献，更是因为威廉斯作为战后英国最重要的行动主义者的社会介入，俨然是意欲为当代中国社会种种新的现象和问题做出解释的中国知识分子完成“文化危机突围”的一种“希望的资源”。所以，中国威廉斯研究的成绩与不足也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文化研究的成绩与不足的一种隐喻。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分析已然发生结构性变化的中国社会的利器，在中国大陆文艺理论界逐渐流行开来，持续受到人们的追捧，大量著述相继问世，但近年来，文化研究在中国学界的地位有所下降，不时遭人诟病，其中的一个重要抑或关键原因是它已经从作为政治的学术变为一种学术的政治，一种纯粹的学术操练，远离了文化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我们面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全新文化现实的当下，再次寻找“希望的资源”是一种必须；无论是为了实现对威廉斯思想的总体把握和研究，还是为了中国文化研究的再出发，全面审视和反思既有威廉斯研究同样是一种必须。

1 本文源自笔者在“重返与超越：雷蒙德·威廉斯诞辰一百年暨文化研究的旅行”学术研讨会（2021年9月24—26日，西安）上的发言。感谢与会嘉宾、学者对发言的批评与建议。

2 Raymond Williams,“Literature and Rural Society”, in The Listener 78, 16 Nov., 1967.

3 Raymond Williams,“Base and Superstructure in Marxist Cultural Theory”, in The Listener 87, 23 Mar., 1972.

4 Raymond Williams, Politics and Letters: Interviews with New Left Review, London: Verso, 1981, p.7.

5 Michael Green, “Raymond Williams and cultural studies”, in 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 Vol.6, 1974.

6 John P.Ward, Raymond Williams, Cardiff: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 1981.

7 戴维·莱恩：《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艾晓明、尹鸿、康林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0—181页。基于对原译者的尊重，笔者没有对译文进行任何修改，其中的“约翰·伯杰”现通常译为“约翰·伯格”，“《文学与意识》”现通常译为“《文学与意识形态》”。另需说明的是，引文提及的汤普森对《漫长的革命》的评论的发表时间应该是1961年，详见Edward Thompson, “The Long Revolution (Part I)”, in New Left Review, May/Jun., 1961; Edward Thompson, “The Long Revolution II”, in New Left Review, Jul./Aug., 1961。

8 特里·伊格尔顿：《希望之旅的资源：雷蒙德·威廉斯》，《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马海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9 Terry Eagleton ed., Raymond Williams: Critical Perspectiv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9.

10 Jan Gorak, Alien Mind of Raymond Williams,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88.

11 Alan O’Connor, Raymond Williams: Writing, Culture, Politics, Oxford and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1989. 数年之后，奥康纳又出版了聚焦威廉斯大众传播思想的《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Lanham, Boulder, New York, Toronto and Oxfor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6）。

12 Tony Pinkney, Raymond Williams, Mid Glamorgan: Seren Books, 1991. 托尼·平克尼是威廉斯的学生，出版这部聚焦威廉斯小说的专著之前，他还在1989年汇编出版了威廉斯论述现代主义的文集《现代主义的政治》（Raymond Williams, Politics of Modernism, ed., Tony Pinkney,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89）。

13 Fred Inglis, Raymond William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14 Hywel Rowland Dix, After Raymond Williams: Cultural Materialism and the Break-up of Britain, Cardiff: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 2008.

15 Dai Smith, Raymond Williams: A Warrior’s Tale, Cardigan: Parthian, 2008.

16 英语世界的威廉斯研究专书还有很多，比如约翰·埃尔德里奇（John Eldridge）与莉齐·埃尔德里奇（Lizzie Eldridge）合著的《雷蒙德·威廉斯：制造联系》（Raymond Williams: Making Connec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约翰·希金斯（John Higgins）考察威廉斯思想渊源与发展的《雷蒙德·威廉斯：文学、马克思主义与文化唯物主义》（Raymond Williams: literature, Marxism and Cultural Materi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9）、保罗·琼斯（Paul Jones）凸显威廉斯后期作品的《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社会学：一种批评性重构》（Raymond Williams’s Sociology of Culture: A Critical Reconstruc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17 Jim McGuigan, Raymond Williams: Cultural Analyst, Bristol, UK/Chicago, USA: Intellect, 2019.

18 Robin Blackburn, “Introduction”, in Raymond Williams, Resources of Hope: Culture, Democracy, Socialism, ed., Robin Gable, London & New York: Verso, 1989, p.ix.

19 “Forward”, in Alan O’Connor, Raymond Williams: Writing, Culture, Politics, p.vii.

20 2021年，雷蒙德·威廉斯一百周年诞辰，英国斯旺西大学举办了一系列纪念专题研讨会；中国专场（2021年10月27日）由斯旺西大学与深圳大学联合举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香港岭南大学、青岛大学和深圳大学的六位威廉斯研究学者应邀作了专题发言，从世界文学、悲剧思想、审美人类学、乡村文化思想等视角对威廉斯展开深入探讨。中国专场吸引了来自中国、英国、巴西、日本等世界各地的听众，极大地促进了中外威廉斯研究学者的交流，同时也扩大了中国学者的国际影响力。

21 马克·辛菲尔德：《近年来英国的马克思主义批评》，胡家峦译，《国外文学》1983年第3期。

22 Raymond Williams：《文化与社会：1780年至1950年英国文化观念之发展》，彭维栋译，（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5年版。

23 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化》，戴耘译，周宪、罗务恒、戴耘编：《当代西方艺术文化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该文选译自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第45–46页。

24 雷·威廉斯：《现实主义与当代小说》，葛林译，陆梅林选编：《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该文选译自The Long Revolution；《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侯维瑞、何百华译，陆梅林选编：《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该文选译自Marxism and Literature。

25 参见戴维·莱恩：《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第七章第四节“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新方向”，第176—190页；“编者附识”，葛林译，陆梅林选编：《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

26 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吴松江、张文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27 雷蒙德·威廉斯：《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冯建三译，（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4年版。

28 雷蒙德·威廉斯：《现代主义的政治——反对新国教派》，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29 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2016年再版。

30 雷蒙·威廉斯：《现代悲剧》，丁尔苏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2017年再版。

31 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王尔勃、周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2 雷蒙德·威廉斯：《政治与文学》，樊柯、王卫芬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33 雷蒙·威廉斯：《乡村与城市》，韩子满、刘戈、徐珊珊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34 雷蒙·威廉斯：《希望的源泉：文化、民主、社会主义》，祁阿红、吴晓妹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

35 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1780—1950》，高晓玲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版，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36 中文版为雷蒙德·威廉斯：《漫长的革命》，倪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英文版为雷蒙德·威廉斯：The Long Revolution，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9年版。

37 王晓明：《翻译的政治——从一个侧面看80年代的翻译运动》，载观察者网，2018年6月23日。

38 冯宪光：《“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重庆出版社1997年版。

39 朱立元、张德兴等著：《西方美学通史》第七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40 吴冶平：《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理论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41 赵国新：《新左派的文化政治：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理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版。

42 舒开智：《雷蒙德·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理论研究》，学苑出版社2011年版。

43 何卫华：《雷蒙·威廉斯：文化研究与“希望的资源”》，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

44 樊柯：《文学、文化与社会：雷蒙德·威廉斯文学社会学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

45 出自中国学者之手的威廉斯专书还包括刘进：《文学与文化革命：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学批评研究》，巴蜀书社2007年版；李兆前：《范式转换：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学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版；许继红：《雷蒙德·威廉斯技术解释学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赵国新、袁方：《文化唯物主义》，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9年版；盛立民：《作为整体生活方式的文化——雷蒙德·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思想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46 Raymond Williams, Writing in Society, London: Verso, 1983, p.178.

47 Raymond Williams, Politics and Letters: Interviews with New Left Review, p.66.

48 Raymond Williams,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 London: Harper Torchbooks,1958, p.xiv.

49 Ibid.

50 Terry Eagleton, Criticism and Ideology: A Study in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London: NLB and Verso, 1976, p.24.

51 Raymond Williams,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 p.325.

52 Ibid., p.332.

53 Ibid., p.255.

54 Richard Hoggart,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An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Criticism,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0, pp.155–156.

55 Raymond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61, p.xi.

56 Raymond Williams, Politics and Letters: Interviews with New Left Review, p.133.

57 Raymond Williams and Michael Orrom, Preface to Film, London: Film Drama Limited, 1954.

58 Raymond Williams, “Film and the Dramatic Tradition”, in John Higgins ed., The Raymond Williams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2001, p.33.

59 John Higgins ed., The Raymond Williams Reader, p.5.

60 Raymond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p.48.

61 Ibid., pp.48–49.

62 Raymond Williams,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132.

63 Ibid., p.132.

64 Raymond Williams, Marxism and Literature, pp.132–133.

65 Ibid., pp.133–134.

66 Alan O’Connor, Raymond Williams,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6, p.79.

67 Terry Eagleton, Criticism and Ideology: A Study in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p.24, pp.21–22.

68 何卫华：《雷蒙·威廉斯：文化研究与“希望的资源”》，第8页。

69 根据英国1902年《教育法案》（Balfour’s Education Act），英国郡县及城市地方政府有权从地方税中提取他们认为适合的资金数量，用以支持或资助初等以外的教育，于是有了向贫困大学生提供奖学金的政策，而获得这种奖学金的学生即“奖学金男孩”（Scholarship Boy）或者“奖学金女孩”（Scholarship Girl），其中40%以上都就读于剑桥、牛津等知名大学。

70 参见特里·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第255页。

71 Raymond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p.xiv.

72 参见沙垚：《社会主义传播观：雷蒙·威廉斯的遗产》，《现代视听》2020年第6期。

73 Raymond Williams,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 p.298.

74 达纳·伯兰：《雷蒙·威廉斯论电影》，潘源译，《世界电影》2014年第1期。

75 Raymond Williams, Politics and Letters: Interviews with New Left Review, p.232.

76 Fred Inglis, Raymond Williams, p.222.

77 达纳·伯兰：《雷蒙·威廉斯论电影》。

78 E.P.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 Other Essays, London: Merlin, 1978, p.3.

79 Raymond Williams, Marxism and Literature, p.4.

80 Raymond Williams,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 p.109.

81 Raymond Williams, Marxism and Literature, p.6.

82 雷蒙·威廉斯：《现代悲剧》，丁尔苏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

83 同上。

84 同上，第3页。

85 雷蒙·威廉斯：《现代悲剧》，第15页；参见特里·伊格尔顿：《甜蜜的暴力——悲剧的观念》，方杰、方宸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86 雷蒙·威廉斯：《现代悲剧》，第3页。

87 同上，第56页。

88 同上，第63页。

89 同上，第68页。

90 同上，第211页。

91 Raymond Williams, The English Novel: From Dickens to Lawrence,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1984, p.26.

92 Ibid., pp.14–15.

93 相较而言，“情感结构”这一译法最为流行，其采用者包括《新左派的文化政治：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理论》的作者赵国新、《文学与文化革命：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学批评研究》的作者刘进、《现代主义的政治——反对新国教派》的译者阎嘉、《文化研究关键词》的主编汪民安，等等。

94 罗伯特·戈尔曼编：《“新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赵培杰等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852页。

95 “作者简介”，雷蒙德·威廉斯：《现代主义的政治——反对新国教》，封底勒口。

96 Lin Chun, The British New Left,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3, p.7.

97 Richard E.Lee, Life and Times of Cultural Studie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6.

98 Stuart Hall, “The first New Left”, in Robin Archer et al. eds., Out of Apathy, London: Verso, 1989, p.24.

99 Lin Chun, The British New Left, p.26.

100 马海良：《文化政治美学——伊格尔顿批评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

101 Richard E.Lee, Life and Times of Cultural Studies, p.4.

102 Raymond Williams,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306.

103 Fred Pfeil, “Postmodernism as a ‘Structure of Feeling’”, in Cary Nelson and Lawrence Grossberg eds.,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Houndmills and London: MacMillan Education, 1988, pp.382–383.

104 Raymond Williams,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p.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