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丹萌

来源：医学界精神病学频道

骆艳丽在很多年前曾经做过“霍兰德职业测试”。

那是一个风靡全世界的职业倾向测试，很多人都乐于使用这一工具“测”出自己最适合的职业。

骆艳丽至今记得自己最适合的职业：精神科医师，大学老师，心理治疗师。

“我现在的工作是三样都占齐了。”言语之间，很是愉悦。

她原是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的医生，同济医院心身医学科（下称心身科）是上海唯一一个拥有独立病房的综合医院精神科，在内科实习的时候，她所在病房恰巧与心身科同处一个病区，晚上值班，常会与心身科的患者打些交道，久而久之，她发现原来心理的力量也能治愈疾病。

“真是太神奇了。”她重复了这个词两遍，“那时候有个患者，突然生气，就讲不出话来，现在我知道那是癔症性失语，但那时候看到医生通过心理治疗，就让她重新开口说话，觉得心理层面的力量太强大了。”

抱着对“心理力量”的好奇，她一头扎进了精神科，并在今年11月份成为了仁济医院心理医学科主任。

从零开始：一切问题都是时间问题

仁济医院是所拥有百年历史的“老医院”，但在这里，心理医学科却是个今年9月才出现的“新事物”；骆艳丽的老东家同济医院则一直是国内综合医院精神医学领域的佼佼者，她的老师吴文源教授还是国内心身医学领域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在外人眼里，从同济医院到仁济医院，离开一个大平台，从零开始打造一个“新平台”，多多少少是个需要些勇气的决定。

骆艳丽却并不觉得，“你别看仁济的科室是新成立的，其实心理诊疗的历史已经很长了。”早在她来到仁济医院之前，这里的许多医生、护士，甚至行政管理部门人员，都考了心理咨询师，“这其实反映出了大家对心理方面的重视。”

专门的心理医学科或许没有成立，但其他科室也都意识到了心理治疗的重要性，一些跨学科的门诊，如神经心理门诊，也早就出现在医院里。

初来乍到的骆艳丽被这些治疗“身体疾病”的医护的热情和精力打动了，她说这些医护人员都是在本学科的基础上凭兴趣、凭着对患者的关注，去做一些心理咨询、心理疏导，“很不容易”。

而如今，她和她的团队“顺理成章”地接过了部分工作，想把对患者的心理健康做得更系统，更专业。

“现在的医护人员对心身疾病的认识已经进步了很多，以前我们常说综合医院对心理疾病识别率可能不高，但经过近20年的发展，我们从接诊这类患者能明显感受到识别率的变化。”

在骆艳丽眼里，无论是精神科的发展、还是综合医院的精神科平台，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前进，科室从零起步确实有许多困难，但“随着时间的推进，相信困难都会被克服。”

“我总体还是乐观的，我觉得问题都能解决，无非就是时间问题。”

会诊联络：一个奢侈的“梦想”

成立一个新科室，带一个新团队，我问骆艳丽，她有怎样的“梦想”？想把科室带出怎样的特色？

面对这个问题，她显得很不好意思，连忙说，她想做的事谈不上“梦想”，来到仁济这个新平台，整个学科的发展还是要顺着医院的发展规划，应当“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去做”。

她曾在2015年到美国访学，学习开放式对话（OpenDialogue，OD）心理治疗技术，并成为OD团队中唯一的中国医生，“我喜欢用一个词形容他们的工作模式以及医疗资源，就是很奢侈。”

一份统计结果显示，目前美国人群中约每 900人配一张精神疾病相关的病床，每1500名公民就配有一位专业精神科临床医师，同时，那里的精神科会诊联络（CLP）做得十分成熟，精神科医生常能跟着其他科室医生一起看诊、查房，全程介入到病人的诊疗康复过程中。

但在中国，综合医院心理科“会诊”容易，“联络”却发展较慢。精神科医生为其他科室患者提供了会诊服务，但是对于之后患者是否遵嘱服药，疗效如何，有无不良反应等缺乏系统的随访，而联络就是指精神科医生参与到临床有需求的患者的治疗过程中，会诊+联络才能为患者提供更加系统全面的治疗，有助于总体康复。

“综合医院精神科患者有综合医院的特点，可能重性精神疾病很少，但相对来说，轻性的、有自知力的、自己主动来看病的占绝大多数。”骆艳丽说，躯体症状障碍正是她的研究特色，也是最需要“会诊联络”的症状。

她希望自己打造的心理医学科能够适应综合医院提供的平台与学科发展的方向，在仁济医院不仅实现精神科“会诊”，更要加强“联络”，“对于精神科医生来说，专业能力是基础，但对于我们的团队来说，有人适合埋头苦干，有人适合横向合作，我更倾向找后面这类人加入团队。”

赴美访学的经历告诉她，综合医院精神科的发展空间还很大，她应该、也乐意去做更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