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政治局常委忆往事：人情比纸薄，但要知恩图报

1950年深秋，我母亲到亲戚家赊了头小猪来养。大约过了不到十天，亲戚家的掌门人来到我家，对母亲说：“我是来看弟弟的，顺便来收你赊的猪崽钱。”

母亲说：“现在确实没钱，等筹到钱一定给您送去。”这位掌门人没有说行还是不行。接着，她指着我家的破屋说：“我的亲戚现在住的都不错，就是你还住牛栏，这么破，这么矮，狗都跳得过去。”

晚上，父亲知道了，大发脾气。好像猪崽也听懂了似的，不停地叫。父亲骂母亲没骨气，怨亲戚无情，也恨自己没用，坚决要把小猪送还人家，宁愿饿死，也不低三下四。

母亲没办法，要我同她一起在小猪脖子上绑了根绳，牵着赶回亲戚家。 

已是凌晨二时许，秋风瑟瑟，细雨绵绵。

我在前面牵着小猪，母亲在后面吆喝。快走到村西两棵大樟树旁时，想到这里曾枪毙过一个恶霸、一个反革命，那个恶霸被步枪打穿了胸脯，血肉模糊；那个反革命被手枪打碎了脑壳，脑浆迸溢。因曾亲眼目睹，感觉十分恐怖。顿时我双腿发软，走不动了，吓得哭了起来。

母亲也难过地哭了，安慰我说：“不要怕，哪里有鬼？就是有鬼，也不会吓我们这样的穷人，我活了四十多岁，受过人的欺侮，没有受过鬼的欺侮！”我心里好像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安慰，又好像吃了一颗壮胆药。

再往前走了约一百米，又看见村里一个被邻村杀死的人放在棺材里，并用砖垒了一个小屋，说是报了仇才能下葬。

我又害怕起来，但还是硬着头皮，牵拉着小猪往前走。这家伙不停地叫，好像是为我们壮胆，为我们叫苦，抑或是抨击人情太薄。

再往前，要翻过一座山，走二里多长的山路，这时雨下得更大了，身上也湿透了。走在山路上，忽然窜出一只动物，不知是狼是狗，吓得我胆战心惊。母亲说：“不要怕，你是个大孩子了，畜生不会伤害我们。” 

快到西北边山脚下时，看到一大片坟墓，大大小小的坟堆，好像大大小小的土馒头。母亲说：“再走一会儿就出山了，有我在，你不要怕。”

我想到母亲可怜，又呜呜地哭起来。

大约又过了半个多小时，终于把小猪送到亲戚家，这时天才蒙蒙亮。掌门人淡淡地说：“把猪关到栏里去，你们吃过早饭回去吧？”

我们全身湿透了，像落汤鸡，一夜折腾得够呛，连水都没喝一口，肚子早饿了。但母亲只轻轻地说了句：“谢谢，我们还要赶回去。”

在往回走的路上，天先是阴森森的，慢慢地亮了些，秋雨袭来，身上不时打寒噤。

回到家里，看到我们可怜的样子，父亲没做声，转过身去，不停用手抹眼泪。

母亲赶紧把我的湿衣服换了下来，都是打补丁的旧土布衣服。父亲煮了一锅菜粥，桌上放了一碗咸芥菜，也没放油。父亲说：“哼，人穷盐钵里都会长蛆。”

母亲对我说：“你都十多岁了，家里人多，几亩地又打不到够全年吃的粮食，你爸爸也忙不过来，不要再去读书了，好吗？”

我没做声，放下碗，倒在床上哭。父母心软了，让步了，又说：“是同你商量，你硬要读就去读，反正我们穷。”我爬起来，饿着肚子就往学校跑，母亲把我追了回来。

这天傍晚，乌云密布，秋雨扑面，可晒场上的那棵松树，还是那样刚劲，不管严冬还是酷暑，总是那么挺拔。

吃晚饭时，父亲突然问：“你能读个出息来吗？今后能不能当上小学教师？”我说：“不知道，只要你们允许我读，我会努力的。”

这时，母亲发现我发高烧，赶紧烧了一大碗开水，叫我全都喝下去，盖上被子把寒气逼出来。 

窗外秋雨仍下个不停。秋风从船板做的墙壁缝中往里面灌，冷飕飕的。看到父母骨瘦如柴，岁月和苦难在脸上刻满了忧愁，我鼻子发酸，眼前一片漆黑。再看自己皮包骨头的手，像鸡爪子，皮肤像那两棵老樟树的皮。

有人说：“求人比登天难，人情比纸还薄。” 这虽不是生活的全部，却也道出了世态炎凉。

童年经历的人间苦难，令我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感同身受，格外关注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我自认为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尤其懂得知恩图报。

孔夫子把自己比作夹缝中的人。他在去世前说：“殷人殡于两楹之间，则与宾主夹之也……而丘也殷人也。”（《孔子家语·卷九·终记解》）意思是：殷人殡于两楹之间的夹缝，而我是殷人，也处在夹缝之中。

这条夹缝有多长，他没有说，也许说的是人生旅途的整个过程，也许说的是人生的感悟吧。

人生的旅程像自然界的长河，从空中鸟瞰似宽窄不一的夹缝，曲折蜿蜒，奔流不息；既有宽阔的坦途，亦有深渊峡谷，暗礁险滩。

世人谁又不是处在夹缝中呢？这夹缝好像既有形又无形，既具体又抽象。夹缝的坚壁有道德的规范，有法纪的约束，有思想的局限，有心理的障碍，等等。

人生的夹缝有刚有柔，有带刺的玫瑰，有凸出的尖锋，有流出的蜜汁，也有喷出的毒液。

人在夹缝中有时感到自由舒展、温馨惬意、踌躇满志，享受探索的快乐；有时感到束手束脚、左右掣肘、风刀霜剑、心灰意冷，经历挫折的痛苦。

夹缝中的人，总的趋势是往前挤。有的积累出经验，摸索出规律，朝着更宽阔处前行；有的削尖脑袋往上钻，慌不择路往前蹿，结果不是在原地打转，就是碰得头破血流，甚至走上不归之路。

夹缝中的人，有的相互提醒，相互照顾，相互体谅，携手前行；有的相互挤对，相互排斥，相互争斗，你死我活……

人在夹缝中免不了左右为难，进退失据，得失难断，世事难料。要么积极适应，逼着自己开动脑筋，左思右想，前瞻后顾，作出选择；要么接受指点和帮助，吸取经验和教训，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要么经受磨难，愈挫愈奋，砥砺意志，奋然前行；要么畏难发愁，不思进取，消沉堕落，一蹶不振；要么一意孤行，鲁莽蛮干，独断专行，肆意妄为，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人生的夹缝也像自然界的“二月天”。蚕要温暖麦要寒，种田的盼下雨，养蚕的怕阴天，实在令人为难。然而，“二月天”又孕育着生机，充满着希望。

二月春风似剪刀，能裁出如眉细叶。绿柳才黄半未匀，桃红又是一年春。经过了“二月天”，等到“满园春色”时，会有“出门俱是看花人”的兴奋，更有“今年花胜去年红”的感慨。

就人的一生而言，不可能一帆风顺，难免遇到挫折、磨难，甚至痛苦，那是人生的宝贵财富。

只要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千锤百炼，经风雨，见世面，勤恳努力，克己自律，开拓创新，就能生存、发展、创造、奉献……

我的家乡是江西余干县乌泥村，1938年农历八月二十五日约下午3点，我出生了。

在我出生前，因村里一户恶霸家的人把脏水泼到我祖母身上，叔叔来水一气之下动了手。那家知道我叔是一个不要命的人，就恶人先告状，上县城打官司，告我叔打人。结果判我叔赔他家18担谷子，否则就坐牢。万般无奈，我叔就去卖壮丁，卖了18担谷子，顶人去当兵。

我出生后，父母请来水叔叔给我取个名字，他想了一下不无感慨地说：“本来是我有理，到头来却输了官司，我看就叫‘官正’吧。”不久，叔叔随部队开往湖南衡阳，不到半月，不幸染上霍乱死了。

当时爷爷奶奶、我们一家，还有大叔一家、细叔都挤在一幢很小的三间瓦房里。

由于贫困拮据，三世同堂难以维持，终于分了家。这房由爷爷奶奶和细叔住，我家和大叔家搬了出去。大叔家到外村借人家的茅屋住，我家借了亲戚的一间半破屋住。后来妹妹又出生了，全家六口挤在一张旧床上。

当时，家里生活非常苦，常常吃了上顿难保下顿，一年到头常喝稀菜饭，最可怜的是父母和姐妹。

因我是男孩，母亲对我特别关爱，每到晚上都给我一个红薯吃。夏季雷雨交加时，母亲怕房子倒塌，就把我往床底下塞：“你快进去，要是房子倒了砸了你，我们家就断根了。”

我大概5岁时，一有钱邻居家的儿子结婚，一个小孩端着饭碗，在草地上摔倒了，把饭和碗里的粉蒸肉撒在地上。

母亲等人家走远后，把地上的肉捡起往我嘴里塞，那味道真好，感到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肉，接着母亲又把草上的饭也抓起来给我吃了。

8岁时，父母送我去读私塾，大概用了几个月，很快就把识字的三本书学完了。先生要我背《千家诗》，后来又要背《纲鉴》，我识字背书常受先生夸奖。

9岁那年，家里实在穷得没法，只好中止学业，直到解放。1950年秋天，我常趁着拾猪粪的时候，到村里小学教室旁晒太阳。老师在里面教，我隔窗认真地听和记。

放学时，为了显示一下，我故意大声背诵老师教的内容。一个胖老师，后来知道是詹洪钦老师，听到后问我：“你叫什么名字？读过书吗？怎么不来上学啊？”

我回答说：“读过一年私塾，已经忘了一大半，家里穷，没钱上学。”他说：“你家连几升米也没有？”我听后，默然离开学校回了家。

几天后我要求去上学。父母说，真供不起，你就种田吧！我不死心。又过了一天，我“偷”了家里几升米，用一条旧裤子扎着，背着父母，一溜烟跑到学校去报到。

到了学校，老师看我已过12岁，问上几年级，我想了一下，就说，“上四年级”。上课时，语文课本里许多字不认识，算术更没学过，跟不上老师讲课的进度。经过努力，勉强上了五年级。

五年级开始要写作文，我不会，常抄同学的。算术学得还可以，历史、地理记不住。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五年级下学期，才慢慢地补过来，能跟上学习进度了，有的课学得也不差。

1952年年底，我小学毕业。在家劳动了半年，1953年夏，乌泥小学18人参加初中升学考试，我和村里另外两位同学考取了。为筹学费，我四处捡猪粪、拾瓜子，备钱上学，有时也到学校去看看书。

1953年夏，我考取了余干中学。余干中学在县城，离我家有十多公里路。我带着一床破旧被子、一个木脸盆来到余干中学。

学校看了村里的介绍信，给我评了丁等助学金，每个月3.6元。由于助学金少，不够交伙食费，读了不到两个月，一个周末，学校公布停我的伙食。

我找到班主任张泗安老师说：“张老师，我家没钱，实在读不下去了，我想过两天休学回家。”

张老师说：“你村里的介绍信说你家生活‘比较困难’，所以给你丁等助学金。有的同学开的介绍信是‘很困难’，就给甲等，‘困难’给乙等或丙等。”

我介绍家里的情况后，张老师说：“啊，这么个情况！我向学校领导反映反映。”

第三天，张老师找到我说：“学校决定给你丙等助学金，一个月5.4元，每月伙食6元，不够的你家想办法吧！要不，星期六你就回家去，星期天晚上再赶回来，这样也能读下去。”

1954年发大水，家里的田地和房屋全都淹了，一无所有。这个学还能上吗？可我太想读书了，决心坚持读下去。

母亲把她和姐姐、妹妹的首饰拿到县银行卖了十元四角钱，总算交上了学费。在亲戚家抵押不成这件事，深深印在了我的心里。

那一年学校也进了水，只好改在粮食仓库上课。水退后，又搬回学校。也许是差点儿失学的原因，我不知哪里来的那股劲，学习动力十足，学得也很轻松。

不仅完成了当时的学习进度，还挤时间自学数理化，到初二下学期，初中的数理化全部学完。在老师的帮助下，这年我也评上了乙等助学金。

到了初三，我学习更主动，成绩也更好了。1956年6月10日，我还加入了共青团。

快毕业时，张泗安老师三番五次给我做工作，要我报考高中。我说：“我家实在太困难了，如果已经定了，请学校给鄱阳中学说好，每年给甲等助学金，不然我确实不能去。”他沉默了一下说：“这个，你放心。”

这样，我就借来高中一年级的数理化和语文书，开始自学。到鄱阳中学上学时，高中一年级的全部课程我都自学完了。

鄱阳县离我家约25公里。1956年8月底，我带着八角钱去鄱阳中学报到，注册登记的那位中年人说：“请交钱和证件。”

我回答说：“我说不上高中，校长硬要保送我来。我只有八角钱，还要留下用。学校答应过，你去问问好吗？”

这个中年人说：“还有这样的学生，真有意思！”他问后回来说：“你先报到吧。”

开学以后，学得轻松愉快，助学金也如愿得了个“甲等”，没有了生计的后顾之忧。我更潜心钻研，希望这一年抓紧自学完高中二、三年级的课程，争取第二年去考大学。

我很刻苦，也很认真，把借的高二、高三的课本在一年内全部自学完，所有的练习都做了。到了1957年6月，我问学校领导：“高一学生能不能报考大学？”校领导回答：“不行，没有这个规定。”我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

从高二开始，我就自学大学的数学，用了两年时间，学完了极限、导数、微分等课程。高二、高三每学期考试，各门功课都是五分。

在高二上学期的时候，父母得了伤寒，我请假回了趟家。回校后不久，自己也染上了副伤寒，高烧不止。学校很着急，把我抬到县医院，有一周左右高烧到39.5℃-40℃不退。

孙守谦校长请求县委书记批准用18颗氯霉素。我吃了两天，烧就退了。住了近一个月的院，家里没钱，据说是学校报请上级教育局同意，用几个名字领甲等助学金报销了我的医药费。

在高考的节骨眼上，我却发起烧来，考数学时高烧39.7℃，学校请医生给我打安乃近退烧。监考老师很关心，看到我做完题正在检查，就说：“你都做对了，交卷吧，回去休息。”

1959年8月上旬，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来了。我听说后，从家里跑了四公里路到石口乡政府去领。心里高兴，一路唱一路跑到家，后来又赶到县城告诉了我的爱人，高中同班同学张锦裳。

她也很高兴，不过又有些担心。为了使她放心，我说：“我们结婚吧！”她点点头，同意了。没过几天，她妹妹送她到我家，吃了一桌饭，用的是旧床、旧被，我们就这样结合了。

1968年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武汉市葛店化工厂工作，到1986年调任江西省长，在武汉前后18年半，从一个普通的技术员成长为党的高级干部，亲历了上世纪80年代风起云涌的改革浪潮。

四十多年过去了，经历的许多事情逐渐淡忘，回想起来，脑中浮现的只是一些星星点点的记忆。

1968年4月下旬，我到葛店化工厂报到。工厂在武汉远郊，长江南岸，靠近鄂州，离市中心二十多公里。葛店化工厂生产烧碱、农药、电石、氯化苯、盐酸等产品，有几千人。

我被分到维修车间仪表组，这个组一共才十几个人。厂里仪表很落后，没有自动控制系统。当时还在搞“文化大革命”，厂里乱哄哄的。

我从不参加“文革”活动，一心搞调查、看书。心想，生产总要恢复，仪表和自动化装置必不可少，今后还是有大量工作可做的。

这年下半年，我找到分管技术的革委会副主任才大勇，要求拨些钱给我们搞生产过程的测量和控制。他说：“你搞出点儿名堂给我看看，再考虑给钱的事。”

我在锅炉车间，看到操作工24小时眼睛盯着水位计，手不停地动给水阀，就想搞一套水位控制系统，既可以省掉操作工，又可以确保锅炉的安全。

这样，我就开始自学DDZ-1型自动化装置，并设计测量及控制系统，但有一个问题一直解决不了。

一天中午睡觉时，在梦中想通了，我立即跑到车间，把一条线添上，这个三冲量复杂的控制系统，就从理论上打通了。水位、给水量和蒸汽流量的比例关系，通过计算和调试也解决了。

经过几个月的设计、安装、调试，终于成功了，受到工人和厂领导的好评。

在开始投入运行的过程中，我和蒋伯雄同学经常跟班。以后几年，在生产过程测量和控制方面，我与同志们一起解决了十多个技术上的难题，得到了当时化工部的肯定，还在厂里开了现场会。

在葛化，我由技术员干到车间主任、厂党委委员，后来又担任了分管技术的厂革委会副主任，共在这里工作了八年。其间，许多人从不同方面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有些人成为我终生的朋友。

在市科委任副主任兼科协副主席时，我的月工资是72元，爱人的工资是38元，一家七口靠这点工资过日子，还要接济一些老家的亲戚，手头拮据得很。酷热的夏天我们也从没买过一个西瓜吃。

市科委行政处有个小张，看到我儿子穿着旧衣服，背着破书包上学，而我长年穿着那几件褪了色的布衣，脚上穿解放鞋，十分感叹：“真没想到吴主任这么穷！”

有年夏天，他给机关买西瓜，车过家门口，抱了两个给我的孩子们吃。看着孩子们高兴，我很感动，孩子们把西瓜吃了，剩下的西瓜皮，爱人用它做菜吃。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全家总忘不了他这个情。

1983年3月，我当了市长，家里还是很穷。爱人当时在学校教书，总是等下班回家时，到菜场去买便宜的菜。下午五点后去菜场，一角钱可以扒一堆，吃不完就用绳子挂在阳台上吹干做咸菜。我家的门从不上锁，因为实在没有什么可偷的东西，懒得防盗。

用现在年轻人时髦的话说，我们那时是货真价实的“月光族”。夫妻俩的工资几乎每月都花光，一般在月末买一次肉吃。

当时许多东西计划供应，发了不少票证，我家的票因缺钱总是用不完。爱人到店里去买制革厂从猪皮上刮下来的油炒菜。为了节约，儿子读书的灯是15瓦的，因此小孩眼睛高度近视，想到这事我至今仍感内疚。

当时，孩子们很想看电视，又没钱买，于是凑钱买零部件，自己动手装了一台黑白电视机。虽质量不好，图像声音不稳，但总算有了一件“像样”的家电。这台电视机至今还放在老家，也算是一件“古董”吧。家里人一提起它就发笑。

当市长后，我每天早晨骑自行车上班，在路边早点摊上买三两热干面吃，一年到头，几乎天天如此，所以有人背后叫我“热干面”“三两”。我知道后笑一笑说：“热干面好，便宜，大众化，这个绰号不错。”

有一天，我骑车到路边吃热干面时，右手中指被排队的一位男子碰伤了。手指一天天痛起来，实在难忍，只好到医院去看医生。

一个年近五十岁的女医生看了后说：“要打麻药，把指甲拔了。”我说：“好。”她打了麻药，不到三分钟，就拔指甲，我大叫：“太痛了！”她声色俱厉地说：“不是打了麻药吗？怎么会痛？”还用眼睛狠狠地瞪着我。

我的指甲血流不止，她用纱布简单地包扎了一下。过了些时间，手指才开始不痛了，我心想大概麻药刚开始发挥作用。女医生催着我：“走吧，我们忙。”那时，真是哭笑不得。

还有一次，岳母住院做手术，我早上五点多骑自行车去了医院。门口值班的是位女同志，硬是不让我进去。我央求说：“麻烦您让我进去看一眼，五分钟就出来，吃过早饭还要开会。”

她对我这个又黑又瘦、说话又难懂的“外乡人”很是看不起，干脆不理睬。我一再恳求，也不起作用。这时周围有人认识我，说：“让他进去吧，他是市长。”

她头也不抬地说：“莫骗人，市长是这个样子？”那几个人坚持打抱不平，她只好放我进去。出来后，她说：“市长，我确实不认识您，态度不好，请不要告诉我的领导。”我礼貌地对她说：“谢谢，打扰了。”

离开医院，我边走边想，她们态度不好，我当市长的也有责任。

记得刚当市长不久，一大早我骑自行车查看完民众乐园场馆，返回政府机关途中，天突然下起大雨，我没带雨具，便躲进街旁的一家药店避雨。没想到，店里的售货员见我其貌不扬，黑不溜秋，一副乡下人打扮，硬是把我从店里赶了出来。

我没有分辩，走在雨中，一阵心痛：没有善良和宽容，武汉能成为一个开放型、国际型的大都市吗？

后来，还有好几次，我在不同的地方遭遇过类似的“礼遇”。

那段时间，外地来客对武汉的服务态度也颇有微词，我感到压力很大。作为一个改革开放的城市，如此形象，何以面对世人！武汉市的服务工作没抓好，我这个当市长的挨骂也活该。

这也让我下决心整治窗口行业的服务态度。我把自己在武汉港十五码头的“遭遇”，通过媒体曝光，引起社会的巨大反响，由此展开了一场全市人民参与的大讨论，有力地推动了各行各业服务态度的整改和服务质量的提高，改善了武汉市的形象。

这年7月，我牙根发炎，不停流脓流血，到医院治疗，不见好转，心里很着急。一天晚上，找到市委医务室，向值班的同志说明了病情，一个30岁出头的女护士热情地说：“可能是缺核黄素，你多服几粒试试。”我想，这个药多吃也不会死人，就一次吃了20粒，一连吃了几次，果然不到两天就好了。

这真是“一行服一行，麻糍果里沾砂糖”。

记得有一次骑自行车上班时，边骑车边考虑工作上的事情，因注意力不集中，摔了个四脚朝天，一条腿鲜血直流，到办公室时衣服与伤口黏在一起，疼痛难忍，但我仍然像没事一样去主持会议。

武汉是一个老工业城市，如何增强企业活力，对武汉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搞好企业，关键是要有一大批优秀的经营管理人才，并且让他们有责有权，真正发挥作用。当时，我们通过改革选贤任能，不少多年经营不善的企业很快改变了面貌。

1985年武汉市聘请格里希当武汉柴油机厂的厂长，媒体一度炒得很热，中央很重视，万里、姚依林、张劲夫、朱镕基等同志十分支持，说这个敢为人先的试验很好。

后来我又发现一个现象，武汉有的企业，因领导去得多，作的指示也多，企业无所适从，经营一塌糊涂。而有的企业没领导去，却发展得很好。

比如，一个生产水泥管的厂子，一年得了两块银牌。我知道后说：“领导到企业去，讲的话或作的指示，企业领导听一听，不要太当真，作主的是你们自己。”

上世纪80年代初，武汉的城市人口就有近400万，居民吃菜问题是历任市长的心病。“淡则断，旺则烂”，农民不高兴，市民不满意。我当了市长，这同样是一个摆在面前的难题。

记得1983年3月全国人代会期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同志在中南海召开座谈会，我应邀参加，他说：“要改革，不然武汉是活鱼变死鱼，死鱼变臭鱼。”我说：“不会的。”他说：“你很年轻，要真干！”中午还请我们吃了饭。

我记住了万里同志的话，下决心靠改革解决这些问题。从此武汉大刀阔斧地开展了蔬菜管理体制改革。

当时武汉有150万个家庭，蔬菜日上市量不能低于300万斤。武汉人还有个习惯，非得吃叶菜才算是蔬菜。

而统购包销的计划经济体制，严重制约了广大菜农的生产积极性，有的乡、村甚至还在“割资本主义尾巴”，不让农民在自留地种菜，甚至派民兵站岗严防农民私贩蔬菜，由此还引发过流血冲突。

计划经济的旧体制造成了供应的短缺，若遇上哪年“春泛”“秋溃”，武汉的蔬菜供应就会出现很大的缺口。菜价猛涨，群众怨声载道，有的人还打“市长专线”骂娘。

我们痛下决心改革体制，放开市场，放开限价，让农民进城，激发菜农的积极性，允许并鼓励自留地的菜上市。

同时允许外地的蔬菜进汉，加上“春秋两淡”我们积极组织外菜补充救市，政府再拿出部分资金平抑菜价，终于放活了市场，富裕了菜农，保障了供给。

市民高兴地说，过去吃的是“无缝钢管”样的竹叶菜，“马鞭子”似的苋菜，“鼓眼睛”的豆角，一斤吃六丢四还不止，现在吃八丢二还不到，一洗一切就能下锅，很实惠。

1984年，万里同志到武汉来，我陪他到农贸市场视察。他看到活蹦乱跳的大鱼，十分高兴，说：“小吴，你不是滑头。”中午陪他吃饭，他还说了许多。

1986年9月，我调任江西省长时，万里同志正在澳大利亚访问。

回国后，他到浙江视察工作，要我去杭州陪同他到景德镇视察，我有事来不及赶到杭州，在上饶才上车。

他同我谈了约3个小时，说：“中央要你到江西当省长，你还是要同在武汉一样，大胆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江西比较保守，领导之间矛盾不少，你不要管那些，向广东、浙江学习，把经济搞上去。”

写到这里，又想起1984年武汉“严打”，公安部门抓了1500多个青少年嫌疑犯，我去看了，很难过。

在会议室我讲了一个意见：能否请他们的家长和单位领导来做工作，对可抓可不抓的，把人领回去记录在案，一个月去派出所报一次到。最后批准拘留审查的，只有问题比较严重的57个人。这种做法得到了群众的理解和支持，社会反响是好的。

我多年前在武汉葛店化工厂工作时就认识夏菊花，她是著名的杂技演员，受到过毛主席的接见，不仅演技精湛，而且人品好，事业心强，为我国杂技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我离开武汉后，她要我帮过两次忙。

2001年全国人代会期间，她找到我，说要在北京搞一个国际杂技大赛，需要600万元，她给朱镕基总理写了封信，要我帮她转交。

我对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王忠禹同志说：“这是夏菊花的信，她名气很大，脸皮很薄，建议总理支持一下。”

朱总理很快批了。她激动得多次对我说：“真没有想到，总理效率这么高，这么重视杂技事业，朱总理真是人民的好总理，麻烦你向总理转达我们杂技界深深的谢意。”后来，我听说这个大赛办得很成功。

2008年，她又找到我，说希望在北京建一个国家马戏院，她给温家宝总理写了封信，又要我帮忙转交。

我只好给总理办公室打电话：“夏菊花已七十多岁了，当了27年中国杂协主席，很想建一座国家马戏院。如能批最好，如不行，建议批得缓和一些，否则她会哭鼻子。”并请秘书小余把信送去。

3天后，温总理批了，把她乐得不知说什么好，一再说“温总理这么重视杂技事业，我们非常激动，麻烦你一定向总理转告杂技界同志们的衷心感谢”。

在武汉的18年半，是我踏入社会的起步阶段，也是我人生的重要一程。我在那里做了点儿事，得到过帮助，得到过认可，感受到了善良，也经历过艰难。我十分感谢武汉人民给予我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