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康正果的文章《中国的民族/国家主义焦虑》，全文见博讯博客《康正果文集》。经康正果授权公号“地球是透明的（Transdaoist）”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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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民族主义 

作者：康正果

从民族国家说起　英语“nation”一词兼有“国家”和“民族”两义，通常所说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也有人译作“国家主义”。就民族这一面言，该词更强调民族和文化的共同体；就国家这一面言，则又强调一个具有高度主权的政治实体。在今日的世界上，大量的国家都是民族国家，但并非所有的民族都具备构成主权国家的条件。因此，提起中文“民族主义”这一用语，我们首先应考虑到，在不同的语境中，它既有民族（ethnic）导向的一面，更有国家（state）导向的一面。由于各国的国情及其历史境况存在差异，这两方面的导向自会有各不相同的侧重。为避免“民族主义”这一中文通译可能造成的偏解，本文特以“民族 / 国家主义”命题，意在强调其被忽视的国家导向。

须知，我们今天泛泛而谈的民族主义，本是在荷兰、英国等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发挥过构成作用的一个因素。它表现为不受教区限制的共同体（civic communities）追求自治的努力，纳税者参与议政和决策的要求，议会对王权的挑战，商业协会寻求和建立武装保护的谋划。欧洲社会冲突摩擦了好几百年，正是在这一缔造商业繁荣和开展贸易竞争的过程中，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封建割据被逐步整合，帝国解体，贵族没落，一个个现代民族国家才陆续取代了原有的君主政体（monarchy）。早在清末，一位去英国考察的大臣就曾敏锐地指出英国值得中国的效法之处：“至其一国精神之所在虽在海军之强盛，商业之经营，而其特色实在地方自治之完密。”[1]这位大臣并没提说“民族主义”，仅就他对英国这两句扼要的赞赏而言，已多少点出该词在当时英国脉络中的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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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转引自钟沛璋：《思考大国崛起》，见博讯网站http://news.boxun.com/forum/200806/boxun2008a/458309.shtml 

欧洲现代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发展可分两阶段简述如下。起先是从割据走向统一，从另一角度看，也可说是由各个自治的共同体组成共利的联合。比如早在14世纪出现的汉萨同盟（Hanseatic League），就是由很多自由城市中的商会为保护商业利益而结成的组织。这种组织进一步发展，则是被迫征税以设立海军，以自费装备的武力抵御海盗，抗拒王权，在共同价值和优先权的基础上开了国际合作的先河。[2]再如“光荣革命”后的英国，王权越来越受到限制，主权转入由选举产生的议会手中。生活在英伦三岛的人民虽各以英格兰人、威尔士人、苏格兰人或爱尔兰人自居，但等到1707年联合王国形成，标准英语在官方推行下日益普及，英吉利民族遂在融合过程中逐渐形成对大不列颠的认同。在这一自上而下推行国家—民族认同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另一个很重要的动向，那就是由下而上，边抗争边和解地走向共和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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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看诺曼·戴维斯：《欧洲史》，郭方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页323-325；另见Liah Greenfiel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Nationalism and Economic Growth（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59-61. 此书乃友人周剑岐推荐，书中要点亦由周君提示，特此致谢。

民族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　按照Greenfield富有启发的说法，民族主义这一独特的社会意识首先出现在16世纪的英国，再由英国移民带到美国，18世纪传至法国和俄国，进而遍及欧美各国，随后远达亚洲。她把现代西方文明界定为“经济文明”，其发展趋势为追求经济的持续增长。但她所强调的这个民族主义动力，只有在经济成就、竞争性和繁荣被确定为正面的和重要的国家价值的情况下，才能从中起积极推动的作用。比较地看，在欧美国家，这一经济文明的发展多呈现由国内向国外扩张的趋势，而在经济落后的亚洲国家，特别是在皇权吞噬一切的中国，则呈现为对外来挑战的消极回应，与前者自发而主动进取的势态明显地形成了被动挨打的对比。

Greenfield非常推崇《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笛福的经济学见解，并引用笛福的观点说，国家的财富就是国民的财富，是个人福利的总合，而非该国的经济资源。国家支配经济资源和将国家的财富用于政治或军事目的的权力正是国民财富本身的功能。这就是说，既然税收、源源不断的基金和军费的开支主要来自贸易和商人，国家的武力便应保护商人的利益，为开辟国外的市场和贸易扩张而大力服务。经济上的民族主义把英国社会重新界定为一个现代国家，在这样的国家中，经济不但不再受政治和宗教的束缚，且一跃而升至价值的顶端。一个人的出身于是不再完全决定他的社会地位，职位的声望在很大的程度上成为一种被期待为公益服务的功能。国家利益就在国民的利益之中，因而公益就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随着国家更加关注国民的需求，平民也就日益受到尊重。国民财富正是英联邦（commonwealth）这一由共同利益组成的政治实体立国的基础。由此可见，英国脉络中的民族主义其实与共和主义（republicanism）所强调的自由、法治、主权自民（popular sovereignty）等要点是一致的和相通的。

Greenfield反复强调说，民族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精神源泉，是促使现代经济增长的伦理动力，而公平和竞争则是它的两大原则。英国在经济上发挥了民族主义的带头作用，进而在各国唤起一波又一波的反应。对这一起到推动作用的潮流，Greenfield更从理论上赞美说，“赚钱经商的行为从被鄙视的铜臭中蝉蜕而出，赢利于是成为一种与贪婪无关，且值得为之奋斗的事业。物质自利中因而增加了利他的成分，在我们今日的集体想象中，经济已被提升到具有荣耀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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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看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Nationalism and Economic Growth，pp. 1-2, 56-58.

经济的持续增长和贸易上的竞争必然促使民族主义的动力从内部联合趋向一致对外的国际冲突。发生在国家之间的战争并不都是纯粹的入侵和烧杀抢劫，特别是在欧洲，很多战争都杂有贸易冲突和争夺资源分配的因素。欧洲国家所结集的武力，在很大的程度上都在为各自的商业护驾开道，早在中世纪，打起宗教旗帜的十字军远征，据说就带有打通欧亚商路的目的。在不久前大陆推出的大型纪录片《大国崛起》中，我们更可以明显地看出，海洋上一艘艘满载财富的商船，其百舸争流的气势几乎都是在本国海军的支持下壮大起来和得到安全保障的。1815年，欧洲各大国海军的总吨位数排名如下：第一名英国为60.93万吨，其次为法国的22.83万吨，俄国的16.73万吨，西班牙的（从早先的24.22万吨下跌到）不足6万吨。英国的总吨位数超过了其他三国的总合，其海上霸权在当时达到顶峰。[4]此时重商主义的英国进一步向自由贸易的扩张过渡，欧洲各国的商船竞相靠武力开辟亚洲市场，闭关自守的清王朝首当其冲。在古老的中国大陆上，西方民族主义的经济文明所追求的公平竞争原则先是碰了不平等对待的钉子，接下来他们便动用武力，迫使连续吃败仗的清政府接受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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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所有数据均引自唐晋主编：《大国崛起》，人民出版社，2006，页166。

天下主义的妄自尊大 　“中国”者，四国之中之谓也。该词在最初仅表示方位，并非专有的国名。四国泛指周边的蛮夷，中心便是华夏政教的“天下”。天下的位置恒久不变，它延伸广阔，富于包容，像一个想象的舞台，可供不断更替的王朝上台来展示各自的文治武功。在这个泛天下的文化地理范围内，中国与蛮夷的界限既划分严格，又伸缩可变：“华夏夷狄则夷狄之，夷狄华夏则华夏之。” 华夏模式被奉为唯一的标准，本为夷狄的满清入主中国，一旦拥有了天下，也就以华夏自居起来。

天下主义的心态是一种文化政治上的妄自尊大，与那些在发展商业文明的过程中富强起来的西方国家不同，满清皇帝和官员既不懂各国之间已经确立的国际法和关税保护，对西方意义上的外交关系和国家主权更缺乏起码的认识。这是因为，自明至清，中国与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的往来，一直都属于高度礼仪化的封贡关系。封贡关系重视的是泛文性质的礼仪交往，而非国际贸易，是政治虚荣，而非经济实利，在“万国衣冠拜冕旒”的文化自负氛围中，清王朝并不认为中国与他国之间存在着平等的外交关系。其涉外机构理藩院处理的只是把外国当藩属对待的藩务，与西方国家的外交部性质上根本不同。因此，当西方国家本着自由贸易的观念前来与清王朝接触，试图建立对等的外交和贸易关系时，满清皇帝及其官员依然把那些洋人视为蛮夷。早在鸦片战争前，英国先后两次派外交使团来中国交涉通商事宜，满清的官方文件对人家仍以贬低的“贡使”相称，而且坚持要他们见皇帝时行叩头大礼。只因在此类繁文缛节上争持不下，英国使团与清王朝最终未达成任何协议。中国自称天下宗主的角色与西方的主权观念难以兼容，华夏的朝贡体制与西方的外交往来体制发生了重大的冲突，中国农业社会的自给自足与英国的自由贸易实在无法接轨，正是在最初那些鸡同鸭讲的龃龉误解中一再地冲撞摩擦，最终触发了鸦片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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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参看徐中约：《中国近代史》（The Rise of Modern China），计秋枫等译，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页129-133，165-189。需要向中文读者提醒的是，此书最近在大陆另出有简体新版，受检查制度的限制，整个内容被肆意阉割删改，建议读者勿读这个版本。有关情况可参看张耀杰《阉割历史的盛世和谐》一文，载《北京之春》，2008年5月号。

把这种妄自尊大的天朝心态泛称为“种族主义”，又把受到列强欺压后从朝廷到民间的排外仇外情绪归结为爱国或民族主义，实属概念不清的模糊影响之说。[6]  “种族主义”（racism）仍为来自西方的观念，它源于欧洲19世纪以降的人地学（anthropogeography）及其白种优越论，主要指白种人歧视和排斥其他非白种人的种族优越感，属于宣扬优等民族统治劣等民族和种族清洗的反人类罪行，与中国传统的天下主义根本是不沾边的。妄自尊大的天朝心态最关心的是维持天朝的尊严，即皇帝和官员的面子，只要能保住皇权的至尊，即使牺牲国家利益和臣民的生命财产也在所不惜。清王朝在鸦片战争及其后与列强发生的一系列冲突中，种种自取其辱的做法都吃了妄自尊大之亏，其中既无种族自我优越意识可言，也无关于保护国家民族的利益。种族主义固不足称赞，但如此腐朽而虚荣的天朝心态——颇类似中共对西方的“特殊国情”心态——，实不配称为种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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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綦彦臣《中国民族主义问题检讨》（“民主中国网”）和Hugo《汉人种族主义的起源》（“博讯网”）两文便存在脱离历史脉络和世界背景而混淆概念，比附不当等问题。

我在此特指出这一点，并非对列强的侵华史做合理化的解释，而是要强调妄自尊大的天朝心态在国民心理和历史教科书导向上所埋下的病根。《南京条约》签订后，列强对割地赔款和开放口岸的要求愈益严苛，清王朝遂从敬酒不吃的老大帝国堕入不断吃罚酒的半殖民地状态。英法等国一味按照西方自由贸易的原则在中国不断扩张，所谓公平竞争，不过是列强那一方独霸的公平，对硬着头皮挨打的清政府已无任何公平可言。Greenfield在她的书中津津乐道西方的经济文明，更从理论上把那一整套规则讲得头头是道，不幸它在炮舰护送下传入中国，却成了打破天朝中心局面的灾难性冲击。这就是李鸿章惊叹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它造成了几代人仇恨列强和怨愤满清的心理，至今仍如鬼魂萦绕，成了中国人心中难以泯灭的民族/国家主义焦虑。

对比满清的妄自尊大及其对列强的笨拙抵制，再看一看中共政权今日自恃的“伟光正”形象及其拒不兑现人权承诺的强硬态度，两者的力不从心和死不认输何其相似！一百多年前，每当中国落后的海军抵挡不住洋人炮舰的进攻，清政府就纵容民间的仇外势力滥杀传教士或外交使节。这种无力在军事上对抗列强，转而煽动暴民袭击非武装外国人的做法，无论就当时的国际公约或交战国双方应守的道德准则来说，都是很卑劣的。中共惯用的“人民战争”其实并非什么新玩意，慈禧太后和满清王爷早在对付八国联军时已作过惹火烧身的示范。1949年以来的历史课本一直把此类义和团行为作为反帝爱国的英烈事迹大加宣扬，致使几代人从小深怀民族受害的心理，排外仇外情绪几乎成为国人的本能。近年来，每逢当局遭遇外来压力，此种情绪便获得猛烈释放的机会，政府不便直接出面去做的事情暗中唆使民众去做，让富有中国特色的爱国狂热一再发挥出官方无从施展的威力。

日本对列强的反应     鸦片战争后，西方的贸易扩张很快也指向闭关自守的日本，这个被中国一贯蔑视为小日本的岛国却做出了远比中国积极的反应。1854年，在美国炮舰的威慑下，日本被迫接受了类似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但与只打算“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满清不同，日本并没停留在仅仅买坚船利炮以加强防守的水平上，而是很快就实行了全面的改革。首先，通过“倒幕开国”的战争，逐渐消除封建领主的割据，加强了天皇的集权。其次，大力效法俾斯麦主导下迅速崛起的德国，在实现国家统一的基础上，日本开始推行“文明开化”、“殖业生産”和“富国强兵”三大政策。而对于同为岛国，地理形势又很相近的英国，日本的改革者更加以全面对比，瞄准英国人成功发展海上贸易的方向，从一开始就把经济民族主义置于改革的首位。大久保利通考察欧洲后，深为西方的经济成就所震撼，他带着某种自卑的心情回到日本，立即向政府提出指导和鼓励民众努力致富的建议。另一个改革倡导者福泽谕吉则认为，政府的决策管理只是西方国家强盛的一个因素，培养国民情操其实比前者更为重要。他指出，与西方相比，日本人的国民情操相对薄弱，因此要建立西方的经济文明，除改革制度，还要加强国民情操的培养。[7] 日本人显然看出了民族主义与资本主义本同源的道理，人家并没有把自己的劣势归罪于列强的欺凌，而是迅速走自强的道路，首先建立起愿意和有能力推动变革的政府。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政府也很重视提高国民的教育水平和国民性的培养。成功的改革使日本很快就有效地发挥了民族主义的动力，从此不但摆脱了落后挨打的劣势，而且大有追踪列强，后来居上的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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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綦彦臣《中国民族主义问题检讨》（“民主中国网”）和Hugo《汉人种族主义的起源》（“博讯网”）两文便存在脱离历史脉络和世界背景而混淆概念，比附不当等问题。

顺便在此指出，在学习西方的事情上比中国早了一步的日本，后来很快就成为西方思想观念向中国传播的中转站。派往日本的留学生多从日文语境中搬阅中国急需的西学，西文中不少关键词在早期的中译，最初都是直接从汉字书写的日文中直接挪用过来的。比如“国民”和“国民性”两个用语，即照搬自日文。国民乃组成国家与民族的实体，无国民则无国家民族可言，而国家民族的兴衰强弱，自然与国民素质之高低有直接的关系。严复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之论，梁启超的“新民说”，都是在面对清王朝一败再败的危机形势下，对比了日本改革的成就而提出的。自晚清以至五四，有识之士一再对中国人国民性的衰弱提出批评和改良的言论，他们多持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论调，把国民性的衰弱贬斥得似乎中国人的人种本身就很成问题。对比日本的情况看，那些责备中国人国民性衰弱的言论显然忽视了一个视而不见的事实，那就是日本人已获得国民身份，并受到了国民教育，而满清统治下的中国人则根本没有。

从臣民到国民    中国人显得素质低下，是因为王朝统治下的个人并不具备国民的身份。天下主义的王朝只能滋生臣民意识，一朝天子一朝臣，臣民的身份是相对于朝廷和君主而言的，故无从确立现代的民族国家观念。臣民与他们的君主在华夏的天下相处了几千年，并没有出现素质低下问题或需要改造国民性的问题。清末民初的国民性焦虑，都是在贫弱的中国受外来挑战的情况下，因落后挨打而激发出来的。这种一面自怨国家弱，一面憎恶洋人强的民族主义情绪，其实在本质上是一个现代化焦虑的问题。这就是说，学习和追赶西方，才是解决问题的正途，但由于时势所迫，社会的积弊太重，走不出经济的瓶颈，既向想要师法的对象发出怨恨的攻击，也对天下主义的威望失去信心。在从前，每一朝代灭亡后，通常都会留下一批以遗民自居的人物，这些遗民对现政权的反抗仅以恢复前朝的政权为目的。遗民只论朝廷，不论民族，连金和元那样的异族王朝，都有各自的汉族遗民。直到孙中山及其同盟会打起民族主义旗号鼓动革命，明亡以来的反清活动才突破了“反清复明”的局限。中国人从此逐渐摆脱臣民意识，在亡国亡种的危机中开始寻求民族和国家的认同。

百日维新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为了在文章中确立一个有别于清王朝的中华，竟因无国名可用而不得不借用日文中“支那”一词称呼自己的国家。面对延续数千年的“天下”即将瓦解的局面，梁启超在确立民族国家观念的问题上忽然陷入了认同的焦虑。他说：“我支那人，非无爱国之性质也。其不知爱国者，由不自知其为国也。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无有文物，无有政体，不成其为国，吾民亦不以平等之国视之。故吾国数千年来，常处于独立之势，吾民之称禹域也，谓之天下，而不谓之为国。既无国矣，何爱之可云？”[8]今日以汉族自居者若仔细回顾历史，其实就连“汉”这个族名本来也是匈奴对汉朝臣民的称呼——正如后来称唐朝臣民为“唐人”，称宋朝臣民为“宋人”一样——，而非天下化的华夏人固有的族名。只是在长期对抗异族的历史积淀中，族群意识渐趋明确，直到清末，才出于排满的迫切需要而提出了汉族认同。至于被称为汉族始祖的轩辕黄帝，这个在《史记》中被描绘得荒诞不经的神仙家人物，也是在那时候才与汉族扯上了关系。在西方持续的冲击下，随着清王朝的崩溃，几千年来自我定位的华夏中心论遂趋于幻灭。自我忽然被置于“他者”定位的尴尬地步，中国人不得不根据外来的标准和界定来确立国家民族的认同，连那个刚挖掘出来的民族始祖黄帝，也被中国文明西来论者说成是从昆仑那边进入中原的征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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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转引自孙隆基《历史学家的经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一书页6。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   同盟会排满的号召在五族共和的民国成立后随即作废，国民革命语境中的“民族主义”主张国内各族共存共治，对外一致反帝。按照孙中山的论述，这个民族主义的纲领就是“对于国内之弱小民族，政府当扶植之，使之能自决自治。对于国外之侵略强权，政府当抵御之；并同时修改各国条约，以恢复我国际平等、国家独立。”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纲领明显地偏于国家导向，而非狭隘的汉族族群导向。从帝制转向民国，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改朝换代，但并非清帝一退位，满人被打倒，天下随即平定，秩序迅速建立。帝制时代，朝廷派官管民，官员任吏办事，那一体系运转已久，如今一旦解体，要建立政府，管理财政，处理外交，一系列社会转型的问题都迫切需要解决。因此孙中山在提出民族主义纲领的同时，也提到有关民生、民权等必须一起推行的设想。按照孙中山的设计，在争取国家独立自主的同时，国民政府更需提高国民的政治知识能力，要保证国民能“行使其选举权，行使其罢官权，行使其创制权，行使其复决权。” 在确立国家独立和实施民权的基础上，国家应进一步把更多的工作转向民生的建设，也就是对“全国人民之衣食住行四大需要，政府当与人民协力，共谋农业之发展，以足民食；共谋织造之发展，以裕民衣；建筑大计划之各式屋舍，以乐民居；修治道路、运河，以利民行。”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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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孙中山：《国民政府建国大纲》。

从上引孙中山这些浅显、粗略而贴近当时现实需求的建国纲要可以看出，在帝制废除，共和初创之日，对不再是臣民的中国人来说，获得国民的权利，乃是进入民国社会一个重大的身份变化。在这一潦草的民国建国蓝图中，国民的权利和国家的独立自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可谓与Greenfield国家利益和国民利益统一的说法遥相呼应。正因为“民国”和“国民”这两个新用语与西方脉络中的民族主义在观念上彼此相通，今日英美所出版有关民国历史和国民党的英文论著中，在翻译“国民革命”、“国民政府”和“国民党”这些关键词时，对“国民”这一定语都通译为“nationalist”。这样看来，西方意义上的nationalism，置诸民国的语境，也许译作“国民主义”或“民国主义”才更贴切通达。

买办和军阀   但孙中山那些有关民权和民生的设想，当时只是口头上提说而已，真正要全面实行，眼前还有很多障碍。剪掉臣民的辫子并不难，获得国民的权利就不是起草一个纲要那么容易的事了。在革命者眼中，帝制崩溃和外国势力侵入过程中出现的两个新兴阶层就是很大的障碍。他们是被称为买办的富豪阶层和被称作军阀的权力阶层。前者因代理服务外商而快速致富，在社会上获得了比早期的公行商人更富裕更自主的地位；后者因掌握了一定的军权而对当时的政局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二者在历史传播中一向被描述得形象很差，几乎统统背上了腐蚀社会，勾结帝国主义剥削和压迫中国人民的罪名。

应该看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在西方的压迫下启动的。西方势力的陆续侵入，固然冲击了中国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但外国投资者同时也以其先进的经营方式提供了示范，在租界和通商口岸区相对稳定的环境下最先刺激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就是列强侵略所具有的两面性：既有因侵犯中国主权，控制中国经济而激起中国人民族主义情绪的一面，也有引入西方法制观念，打破了官商垄断市场，开拓了民间私商的空间，从而促使中国经济发展的一面。买办阶层尽管帮洋人办了很多在中国谋取利益的事情，但毕竟通过他们那种两头周旋的活动，中国人才学到了洋行内的管理技能和讨价还价的游戏，进而自行创业，开办了中国人投资的公司和工厂。[10] 买办的作为多少带有Greenfield所说的民族主义创造财富和勇于竞争的精神。只可惜那一切都出现在内乱和外患频仍的年代，在西方压迫下的现代化起步并未得到充分发展的机会。孙中山关于民生问题的设想仅粗浅地谈到欧美各国经济利益相调和促使了各种事业发达的现象，但他对资本主义，多着眼于可被利用的价值，却并未洞察到它与民族主义的同源关系，没有从富国强兵的角度构想发展经济的宏图。西方的资本主义更多地被视爲外在于中国社会的东西，常被同中国人的苦难联系在一起，像通商口岸和租界区那些被渲染地概括为“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地方，在激进的爱国主义者笔下，就都成了洋场的罪恶象征，包括买办以及其他富裕阶层的形象，也一并被染上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妖孽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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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参看徐中约《中国近代史》，页434-435，441-443。

不只是孙中山有关民生问题的设想没有条件融入西方压迫下的现代化进程，他另一个有关民权的设想在军阀割据的情况下也徒托空言而难以落实。于是就有了国民革命军讨伐军阀，收编和重组军阀部队的国民革命。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带兵打仗已成为一种争夺权力的新兴行业，大量的失业人口正好可补充不断需要的兵源，上军校和入伍当兵，于是都成了便捷的谋生之途。战争消耗着过剩的人口，也给形形色色的冒险者带来了发迹或实现抱负的机会。所谓参加革命，也就是找到一个危险的，但也可能很有前途的工作。在各路兵马分合不定的情况下，因人员的互相流动而呈现出谱系混杂的状况，不管是军阀还是国共，他们的实际面貌都并非书本或银幕上刻画的那麽黑白分明。新事物正在随着旧事物的剥落而蜕变出来，正是这些采取日式或德式练兵的军队被一批批推向战场，中国军队的训练和装备才在逐渐向现代化过渡的过程中发展起来。中国并没有赢得日本人那种在国家独立统一的状况下建立现代化军队的环境，更不具备英国那种商船和海军互相壮大的发展条件。整个的国家长期陷入混战，在军阀与军阀、革命与反革命的厮杀中，旧势力逐渐衰落，新成分随之而生。中国的民族/国家主义焦虑就是在这样纷乱的色调中痉挛悸动，派系或党派的冲突，以及其间的路线分歧，大都在国际局势的影响下，配合着外国势力的介入而分合消长，起到积极或消极的作用。

军阀的当道即使施行了恶政，也不妨视其为中国社会向民治转型过程中难以避免的“恶”。帝制下的中央政府与地方的关系是通过朝廷派去的官员联络和操控的，按照传统的回避规则，所有的地方官均来自外地，他们在地方绅士配合下行使其“外来”的职权。帝制废除后，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新兴的军阀依仗手中的兵权，取代了外来的地方官，在各自的故土称雄一方。就民族/国家主义自下而上的联合趋势讲，军阀割据的局面其实就是地方自治的基础。军阀割据固然造成了全国性的战乱，但长远地看，军阀们曾主张的“联省自治”若能在自然发展的趋势下得到有效的推动，它总比人为的设计——比如像民初的精英们按照法国或美国的模式设计的议会——更有利于共和体制的建成。至少就阎锡山在山西或陈炯明在广东所取得的局部成就看，资本主义在军阀的势力范围内还是搞得很不错的。不幸当时的国际形势不断发生险恶的变化，列强对中国的压迫不断造成北洋政府的执政危机，各种社会矛盾最终都聚焦在列强侵华这个引爆点上，致使民族主义的情绪一再地爆发出反帝的冲动。

（以上是原文的三分之一，我们就节选到这里，全文见博讯博客《康正果文集》）

康正果，西安人，1994年移居美国，在康州定居至今。曾执教美国耶鲁大学，现退休在家，阅读写作度日。已出版的著作有《风骚与艳情》、《重审风月鉴》、《女权主义与文学》和《百年中国的谱系叙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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