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和萨特为何决裂？
图1.1944年毕加索的戏剧《抓住欲望的尾巴》演出之后。站立者：雅克·拉康（左一）、毕加索（右二）、波伏瓦（右一），坐者：萨特（左一）、加缪（左二），中间是一条阿富汗猎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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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和萨特为何决裂？
作者：Sam Dresser
翻译：焦然
校对：见晖
他们是奇怪的一对。阿尔贝·加缪是法属阿尔及利亚人，一个出身贫穷却长得像鲍嘉的黑脚仔，很容易招人喜爱。让·保罗·萨特来自法国上层社会，英俊这个词从没被误用在他身上。他们在被占领时期的巴黎相遇，二战后变得更加亲密。在那些光明逐渐回归到这个城市的日子里，加缪是萨特最亲密的朋友。“那时我们多么爱你。” 萨特后来写道。
他们是那个时代闪耀的偶像。报纸上刊登着他们日常的一举一动：萨特窝在双叟咖啡馆，加缪漫步在巴黎街头。当巴黎开始重建，萨特和加缪是城市每一天情绪的发言人。欧洲已被焚毁，但战火留下的灰烬为想象新世界创造了空间。读者们都指望萨特和加缪为他们清晰说出新世界的图景。“我们”，一起共事的哲学家西蒙娜·德·波伏瓦回忆说，“想提供战后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
图2.1964年在巴黎，波伏娃和抽烟的萨特。
它以存在主义的形式出现。萨特、加缪和他们的知识分子同道拒绝了宗教，上演让人不安的新戏，要求读者活在真实中，撰文直指这世界的荒诞——一个没有目标、没有价值的世界。“只有石头、肉体、星辰，和那些触手可及的真相。”加缪写道。我们必须选择生活在这世界上，将我们自身的价值投射其中，为了让世界有意义。这意味着世界成了人的自由和重负，因为与自由相伴的是一个可怕的、甚至会使人怯弱的责任——真实地生活和行动。
如果对自由的理解使加缪和萨特在哲学上同气连枝，那么对正义的追求则使两人在政治上并肩作战。他们都致力于面对和解决不公。在他们看来，没有任何人群像工人、像无产阶级那样，受到更为不公的待遇。他们认为工人们被自己的劳动所束缚而被剥夺了人性。为了解放他们，需要构建新的政治体制。
1951年10月，加缪发表了《反抗者》。在文章中，他对他的“反抗哲学”予以粗略描绘。它本身并不是一个哲学系统，而是不同哲学和政治观点的混合：人人自由，但自由本身是相对的；人必须接受限制、节制和“预期风险”；绝对真理是反人类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加缪对革命暴力的谴责。暴力可能会被用在极端的情境下（毕竟他还是支持法国的战争努力），但是使用革命的暴力将历史向渴望的方向推动的做法，是乌托邦的，是绝对主义的，是对自我的背叛。
“绝对的自由是最强者统治的权利”，加缪写道，而“绝对的正义必须压制所有的矛盾才能实现：所以它会摧毁自由。”正义与自由的冲突要求不断地再平衡、政治上的温和以及接纳并礼赞限制我们最多的“人性”。如加缪所言：“自己活也让别人活，才能成就我们自己。”
阅读《反抗者》让萨特感到厌恶。对他来说，完美的正义和自由——这被用来描绘共产主义的成就——是可以实现的。身处资本主义和贫穷的工人们不可能自由。他们的选项毫无人道到无法接受：要不做牛做马，要不去死。然而共产主义，通过消灭压迫者，将自主权广泛地归还给工人，将允许每个人的生活有物质上的保障，因而可以选择最好的方式实现自我。这可以让他们获得自由，由于这种刻板的平等，共产主义也是公正的。
图3.加缪
对于萨特和其他左翼而言，问题在于共产主义需要革命的暴力才能实现，因为既有的秩序必须被粉碎。当然不是所有的左翼都赞同这样的暴力。左翼的强硬路线和温和路线——大体上便是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之间的这个分歧由来已久。尽管1930年代至40年代早期见证了两条路线暂时团结起来以对抗法西斯，不过在法西斯倒台之后，两者因在暴力上的立场不一而再次分裂。随着右翼的实际消失和苏联的崛起，这一分裂变得更加戏剧化——既使得整个欧洲强硬路线者的力量更加强大，但随着古拉格的惨状、政治恐怖和作秀审判的曝光，也对共产主义者提出了令人不安的质疑。对于每一个战后的左翼而言，问题很简单：你站在哪一边？
图4.监狱内刑事犯们睡在地上，政治犯必须站着睡觉
伴着《反抗者》的发表，加缪宣布支持拒绝诉诸革命暴力的和平社会主义。他对发生在苏联的那些事件十分震惊：这并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亲密而自由地生活的国家，相反在那里毫无自由可言。与此同时，萨特却为共产主义而战，并且准备好了为暴力背书。
两位朋友的决裂造成了媒体的轰动。由萨特主编的《现代》杂志因刊登了一篇批判《反抗者》的评论加印两次依然脱销。《世界报》和《新观察者》也都扣人心弦地报道了两人闹翻的过程。很难想象在今天知识分子的不和会获得这样的公众关注度，但（这是因为）在这场争执中，许多读者看到了反映在他们身上的时代的政治危机。这涉及如何理解在观念世界中已经过时的政治，以及对观念的价值的衡量。如果你全身心地致力于一项观念，你会被强迫为此而杀人吗？正义的代价是什么？自由的代价又是什么？
萨特的立场充满矛盾，他的余生便在与矛盾的斗争中度过。作为存在主义者，萨特曾说人类注定是自由的，而作为马克思主义者，萨特却认为历史并没有给存在主义意义上的、真正的自由容留太多空间。尽管他从未加入法国共产党，但他一直在欧洲为共产主义辩护。直到1956年苏联坦克开进布达佩斯，他这才最终确信苏联并不代表前进的方向。（他说，在匈牙利的苏联人的确让他很沮丧，因为他们表现得跟美国人无异。）萨特一生都是左派的重要发言人，他选择了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做他的替罪羔羊。（在某次恶意攻击之后，有人要求戴高乐逮捕萨特。戴高乐回应道：“伏尔泰是不会被囚禁的。”）然而，萨特也是出人预料的，在1980年去世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他依旧与强硬的毛主义者进行奇异的调情。尽管与苏联分道扬镳，他却从没摒弃支持革命暴力的想法。
共产主义的暴力让加缪选择了另一条路。“最终，”他在《反抗者》中写道：“我选择自由。因为即使正义没有实现，自由还有力量去反对不公和保持开放的交流。”站在冷战的另一阵营，很难不同情加缪，同时好奇萨特依然作为一个忠实的共产主义者的热情。加缪在政治现实上的清醒，在道德上的谦卑，对限制的欣然接受，对易犯错误的人性的洞察，在今天依然是个值得留意的启示。即使是最宝贵最有价值的观念，也需要与其他观念保持平衡。绝对主义和它所激发的不可能实现的理想主义，是一条危险的前途，也是当加缪和萨特努力构想一个更加公平和自由的世界时，欧洲化成灰烬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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