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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女青椒经历的性骚扰 | 自述

2018-03-12 女青椒 地球是透明的

按:这两天Wesleyan University 任教的王敖教授发出示警,指UIUC 的徐钢是性侵惯犯,地球后台也收到一些读者的来信,下面是一位女青椒被性骚扰经历的自述。如果有不知道这件事的,可前往知乎: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68596088?utm_medium=social&utm_source=wechat_session



经历的这起性骚扰虽然未遂,但它带来的失望、反感、震惊和恐惧却经久无法疗愈。


在A大读硕初期,第一次听说这位邻系教授,想考那个专业的博,所以去听了一次博士答辩,这位教授A大出身,刚从某津博士毕业高调归国任教,正当红,虽然人没出现,却在答辩过程中被数次提及,台上的委员和候选人说起他的文章、理论和影响,台下的观众悉悉索索地说起夫人、离婚、鬼祟。


再次听说这位影响已经扩展到整个圈子的教授时,我已经在B大攻读该专业的博士了,暑假回A大,跟旧同学跟进各种八卦时,一位向来严谨的男同学说听说他触犯了一些纪律问题,被女生投诉,学校正在处理。不知是由于专业训练的寻求证据链,还是八卦的好奇,对这种事情的基本态度就是避免就是发现当事人是被诬陷的,便追问了一下,这位男同学说了比较 41 35929 41 14942 0 0 3696 0 0:00:09 0:00:04 0:00:05 3697细的过程,而且也反复强调是在男生宿舍通过比较直接的渠道听说,大约就是这位由于国外读博时间太久两地分居的教授跟夫人离婚了,任教过程中约女学生晚上到家里讨论问题,拖到很晚后,留学生在他家过夜,学生睡在客房,他半夜跑到女生床边求欢不得,发生了争执,后来怎么解决的不记得了。


但是,但是不久后听到这件事情的后续竟然是这位教授为了避风头去了更好城市更好大学兼职,两边跑,越来越出名,招生的时候报他的人也越来越多,大约可以推断性骚扰投诉对他几乎没有负面影响。现在回想,知道这个状况的时候,并没有特别意外,可能嗤笑了一下、感叹了一下,摇摇头,也就过了。


这个人性骚扰的后果小到什么程度呢?小到几年后我在C大学术会议论文册中看到他的名字时,竟然只关注这位教授的论文题目和内容。他的论文题目确实很吸引眼球,关心这个领域的人一看就不会放过,读了以后并没有太大收获,但当时的想法就是需要见面聊一聊,看有没有更多的东西值得学习。同时,会议上认识的学者不多,就认为攀个校友有助打开话题。虽然对于传言总保持警惕,认为不应该以未经证实的流言蜚语判断一个不了解的人,但有关他劣迹的风传,竟然被我完全淡忘,可见我当时的意识里并没有把这当作一个大事,对可能存在的受害人没有任何同情。


就这样,我第一次见到了这位“久仰大名”的教授。午餐时,我对面的是同组的参会者,会上跟他略有交锋,话题延续到了长桌上,讨论中,他建议我去看某论文,口气很是倨傲,这是,他身旁的学者插话了,说“某老兄,你对年轻学者不要这么刻薄嘛”,一张阴暗的瘦脸,镜片发黄的高度近视眼镜也遮不住的试探、打量的眼神。第一印象是不舒服的,但是我朝他的胸牌看下去,哎哟,竟然是某津归来的校友教授。这样以来,糟糕的第一印象减弱了一点,于是便认了校友,然后说起他论文中的一些内容,想追问更多信息。记得他敷衍了一下,意思可以讨论,但是更急于游览C城。


C城是旅游城市,服务业发达,亦有花柳乡的名声,这位教授,叫他P吧,在饭桌上反复问左近主办方工作人员,“有没有安排游览”?工作人员说得很清楚,“想游览的学者可以报名,会安排旅行社的车和导游服务,线路成熟,无须担心。”但是P教授对这样的答复并不满意,而是低下声音对我说,“你知道他们回去哪里游览吗?“,我傻夫夫地报菜名,把著名景点说了一遍,他说”哎哟,没有特色项目嘛“,说完眯起眼睛,我仍没有理解,说这些就是最特色的啦,他看看我对面的学者,声音高了一点点,好像很随意地又看着我说,”旅行社的项目包括艳舞吗,特色啊”,那位学者不屑地说,“你想看啊?”然后就聊起他在别国看艳舞的经历。


那时我刚去过阿姆斯特丹,正以包容的心态对待色情业,而且也见过不少出于研究习惯对各种社会现象充满好奇心的学者,这两种认知让我对P教授的兴趣点没有鄙视,只是觉得他比较唐突。询问时的表情有些猥琐总不是我从道德上否定一个人的理由吧?午餐快结束时,P教授压低声音说,“我不想参团,你能告诉我去游览路线吗?”


此处插入一个画外音:正确的回答应该是“对不起,你去问工作人员吧,”因为同为参会者,一个年轻的女性并没有义务服务。


可是从本科开始,女生就被安排在会议门口一只手按在肚子上、另一只手做引导(参见丹东朝鲜餐厅服务标准),在讲座QA阶段递话筒,陪同、解答交通食宿方面的疑问等等,作为学生做这些工作并没有什么不好,但男生则总是这些服务角色的调度、管理者。惯性使然,我说,“好的”。


P教授说,我要回房间把资料放下,换双鞋再出去,你可以帮我在纸上画一下路线吗?我想,反正就在楼上,我的房间也在同层,那就上去告诉他路线,还有时间回房睡个午觉再去会场。他的房间是标准间,两张床之间只有个窄缝,其余几乎没有地方下脚。进去之后,他给我指了一下两床之间那个地方,让我坐在没有开过的那张床边,嘴里念叨着,“房间太小了,你坐在那里吧,我给你拿纸”。然后就在房里转来转去,东摸西摸,时不时眼神瞟向我。我有点无措,虽然没觉得太不妥,但已经想要走开了,不舒服、不耐烦的感觉升起来。


他找了一张纸,坐在了我对面的床上,因为床之间的距离太窄,他只能与我错开坐,距离不超过半米,我处于两床之间窄道靠里面的位置,他在外面,他不走开,我就无法出去,除非从床上越过去。我开始在纸上写最重要的景点,告诉他从酒店怎么去第一个地方,然后如何步行到第二个地方,第三个、第四个。然后说,晚宴前最多能去这几个地方,第一次来嘛。他从我手里把纸拿过去一眼都没看,眼睛盯着我的脸说,你还没有告诉我在哪里看艳舞呢,呵呵呵。


房间很小,遮光窗帘只开了条小缝,相当昏暗,冷气机呼呼地吹着,气氛已经完全超出了正常范围。而p教授眼睛里温热的色眯眯的成分却在减弱,取而代之的是一丝心意已决、狼看羊的狠。就在这个时候,可能因为危险逼近,我迟钝的大脑才调出有关他的完整档案,啊!原来那传闻是真的!心立刻砰砰狂跳,怎么办?p教授个头不高,可能因为瘦弱更显得矮小,要搏斗也不是一个很可怕的对手,可这种情况下,就算被他碰到袖子也会恶心很久!


怎么全身而退?理性开始运作起来,人也冷静了,我热情好客地说,“要不这样吧,我房间好像有地图,我去拿地图来跟你说,实在不行我陪你去好了,艳舞嘛,呵呵呵”,这样的回答对p教授来说显然始料未及,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我边说边站起来,一脚踩在床上,跨了出去,两步走到门边握住门把手时,我知道我安全了,回过头对他说,“再见”。


后来跟别的学者相约一起下楼去了会场。再后来听说p教授没带钥匙(当时那家酒店房间的钥匙还是一块塑料牌子,入住时前台反复强调只有一把,随身携带)出了房间,以致于酒店派工人撬锁,他大发脾气,在走廊里喧嚷了近半个小时。在会议上也没有再看到他了。


我当时30岁左右,已不再是一个怯弱羞涩的女孩,跟这位教授也没有利益关系,但这件事情留给我的后遗症却并不轻,一段时间都对工作中的男性充满怀疑,无法像以往一样平易、轻松地沟通,对一些玩笑的轻重也失去了基本的判断力,无法欣赏真诚的幽默。难以想象换一个更年轻、更单纯、更多顾虑的女人会发生什么,更不敢想象真正受到骚扰的受害者经历多么大的痛苦,我对她们怀有深切的同情。而这种现象并非零星偶然,有些人隐藏得很深,另外一些则随时随地以言语轻慢,比如最近一个朋友告诉我,一位我们都认识的男性教授面试博士生的时候,问一位女考生“你30几了,这么漂亮,为什么还没结婚?会考虑年龄较大的对象吗?我们这里几位教授单身。”这不仅已构成语言骚扰,对这位考生来说,这既是侮辱,也是难题,这位教授什么意思?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对自己的录取会有什么影响?自己的个人生活跟这个考试有什么关系?于这位女性考生,这是无妄之灾,而这位教授的所作所为,是言语骚扰,更是bully(台译霸凌,大陆正式的说法是什么?),应该受到法律制裁。


可是我们的正义机构却是不敢指望的。随着学术研究越来越受到社会重视,与此有关的资源也在升值,学位、教职、机会都能成为权力寻租的筹码,一些性别观念落后的人受到体制的保护,有恃无恐,变本加厉,身为女性,要警觉、勇敢,更要努力,最好的反击是以成就碾压。



  1. 被打上“强势”标签的女性受到性侵害的威胁要远远少于看起来就温柔纯真、人畜无害的女性,因为“强势”女性对于父权社会对女性的规训有着深刻的认知,她们自愿远离“顺从、不争、忍耐”等“美德”,额头上刻上了“不好惹”。性骚扰罪犯大多欺软怕硬,不敢对她们下手。因此,在成长过程中,女性要对社会的性别规训保持警醒,如果某个学院的大佬以“Gan爹”自居,那就要想一想了。用着你来当“爹”吗?怎么那么喜欢认爹呢?

  2. 文中的这位女性,个性成熟,干练果决,即便如此,也不免遭到“性骚扰”的恶心,可见性骚扰就是犯罪,谁都有可能遭殃。绝对不可以把任何责任推给受害女性,即便是她温柔纯真、人畜无害,是她比较傻……男性也是如此。一旦男性遭到性骚扰,简直比女性还惨,因为更没地方说理。

  3. 我们的高校近些年严格管理,在科研报销这种事上卡得极严,但是在大是大非上,却表现出令人瞠目的不作为,突出体现在“校园性骚扰/侵害”的防治与处理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换个地方再就业(接着祸害女学生)”不是一个好办法。老师一旦表现出倾向,学校就应该教老师做人。学校不教他做人,若干年之后,学生就会教学校做人。像吴春明、施雪华、陈小武都是典型例子,机构声誉伤害到完蛋,真不如不捂不藏早调查早处理了。施雪华暧昧“辞职”,居然还有上海高校接收?陈小武蛰伏几年,还能不能东山再起?都在考验高校管理者的基本价值观:学校,到底是你捞取政绩的工具?还是一个真正的教书育人的机构?


  4. 我们的高校知识界,尤其是若干功成名就的男性知识分子,价值取向极为混乱。吴春明事件,考古界的集体表现,某些同行教授的后续言行,简直让所有知识分子蒙羞。反正无论你们在电视上怎么宣传,我都不会让自己孩子报考这个专业。须知:我们的职业是教师,我们要保护的是学生,而不是利益共同体!

  5. 女性知识分子,并非天然具有正确的性别意识。“你年龄大了还做学术那怎么组建家庭呢?”类似话语,在地球君参加的面试中,80%是女性教授与管理者问的。这时就体现出颜宁教授意识上的可贵了:她不但自己不说,当男性同事问到这个问题时,她还出声阻止。已具有一定地位的女性知识分子,应该像颜宁教授一样,增强意识,关键时刻要站出来发声,促进社会公平。

  6. 王敖在《关于学校里的性侵犯,我看到了什么,想了什么,能做什么》说:“我们这代70后,在成长受教育的过程中接受了一些很简单,很粗糙,但却长期深信不疑的是非观念。在后来的生活里,我们为此付出过代价,所以根本不想回头再去拥抱它。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人性的复杂,善恶的多面,不同的具体境遇下道德的相对性。然而,随着对生活更多的理解,出现的问题是,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模糊的,我们在某些事情上可以要求明确。“这段话解释了这个时代价值观混乱的原因,也提醒我们,是时候去承担责任了。

                                       

                                                                                 ——地球君

往期回顾:


王敖:关于学校里的性侵犯,我看到了什么,想了什么,能做什么

加缪女儿专访:“我们每个人都有他或她自己的加缪”

现代极权:我比你更知道你想要什么 | 齐泽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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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歇尔·福柯:反抗是无用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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