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经常会和全国各地的学生交流读书、学习、生活和工作的种种问题，并不是善于解惑，而只是乐于倾听。久而久之，发现其实年轻时候，问题很多，但种类不多。每每答疑之后，听者颇受启发，但自己不断重复浅陋知见，却常觉兴味索然。当年印光法师以《文钞》弘法，但弟子多半不会深入阅读，仍喜欢来信咨询，印光法师干脆写了一本《一函遍复》，只要来信没有特殊情况，就将印好的《一函遍复》作为回信寄出。我无德无能，但也想勉力效仿。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当万物生成，离道已远。我渴望集中精力关心洗练的原则而非琐碎的例证。过去数年和学生对话已有的答案，就借法伯乐的平台，以《写给法科生的100封信》的方式传播出去。您也可以写信给我，做书面的沟通。回复并非哲理，只是感受，权当你我生命的记录。如果万一能够解答你的疑惑，纯属偶然，不必谢我。

问

少文老师：

这两天重庆打黑明星、原检察官幺宁辞职做律师的消息在朋友圈刷了屏，律师界对幺宁当年在法庭上说出“李庄嫖娼”这一毫无事实依据的道德指控至今仍然余愤难平，很多人希望她在加入律师队伍之前首先对当年的错误行为作出道歉。这件事对我触动蛮大的。我偶尔也会设身处地地去设想，假如我是幺宁，在当时的领导压力和舆论氛围之下，在坚持良知和丢掉饭碗之间，会做出何种选择。我一直没有想出让自己满意的答案。我很想知道，一个年轻人，面对生存的压力和做人的底线，究竟该如何进行选择，我们这些将来准备进入公检法的法科学生，要如何在体制内坚持底线？

——晓芒

答

晓芒同学：

你好。

能在本科阶段就问出这样的问题，我首先要为你点个赞。

不知道你看过《恐怖的法官》这本书吗？推荐你看看，这本书讲的是纳粹时期的司法，以及战后对纳粹法官的清算。

中间提到一个历史细节，1920年，德国魏玛共和国发生了一起历史上最严重的叛国事件，也就是卡普叛乱。叛乱使得中央政府被迫逃亡柏林，甚至将全国引向了内战的边缘。

但在之后的司法过程中，判乱者却只有一人被判有罪，而且被处以法定最低刑：5年的堡垒拘禁。虽然开始时有507起刑事嫌疑犯罪受到了调查，但在后来的大赦中，绝大多数指控都被撤回。

按照当时的《赦免法》规定，叛乱领导者不能适用大赦，为了满足赦免条件，法院竟然将所有叛乱分子都列入追随者名单，也就是说，整个叛乱在法院看来竟然是一场没有领导者的自发行动！在慕尼黑，法院甚至把一个本来就不用承担刑事责任的可能患有精神病的裁缝作为叛乱的领导者之一，从而蒙混过关。在对叛乱重要领袖之一的冯·亚高的审判中，甚至连政府公诉人埃伯麦耶也一再强调被告“无疑具有高尚的动机”。

我想说的是，即便你身在体制内，还是有很多办法可以坚持自己的底线而不去迎合上意的。当然，这个例子有着非常复杂的历史背景，也许放在这里并不合适。

我再给你讲一个中国的例子吧。这样也许更贴切些。

清华大学张建伟教授在一次讲座中提到这个真实的事件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忘记过。

文革期间，一个名叫张扬的年轻人写了一本小说《第二次握手》。在那个年代，人们已经习惯于阅读以工农兵为主角的文学作品，而这本小说却描述了知识分子曲折的事业、生活、爱情，因而迅速引起读者的广泛关注。

因为在小说里歌颂了被四人帮视为眼中钉的周恩来总理，作者张扬为自己招来了牢狱之灾。

1975年的1月，张扬被带到了长沙的鹿洞里监狱。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最终，《第二次握手》被定下四大罪状，张扬面临被判处死刑的危险。

1976年8月31日，厚厚一大摞的"张扬案卷"交到了湖南省法院审判员李海初的手中。按照当时的政治环境，如果李海初据理力争，这个案子可能就会立即交给别人办理，而张扬也可能就此被处以极刑。

思前想后，李海初决定采取一种迂回的办法保护张扬。既不能办这个案，又不能不办这个案，于是，他就利用当时法制的不健全做了一些手脚。

按照当时的办案程序，一个案子落在哪个法官手里放多久，是没有明文规定的，于是，李海初法官就揽了很多案子过来，让自己的座位堆满案件。

当上面催着要判处被告死刑的时候，他就回答，“这么多案子，我总得一件一件来吧。”

就这样，李海初法官硬是把案子拖到了四人帮被粉碎，张扬终于捡回了一条命。而李海初法官，也用这种办法救下了许多本可能就此告别人世的生命。

我讲这两个故事给你听的意思，就是想说，我们绝大多数人其实都是普通人，有很多现实的压力和责任，不可能都像斗士一样“冲冠一怒为正义”。但既然你有办法曲意逢迎上级的好恶，也一定有办法找到正义伸张的空间，闪转腾挪。

你可能又会问：那万一真的没有这种空间，必须配合恶意司法，又该如何呢？

老实说，我不知道答案。

但是，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避免参与作恶，可否不要把这些作为你的政治资本、作为进职之阶呢？前者可以说是迫于生计，而后者就只能说是出于欲念了。

再或者，像西方哲人所说的那样，用千万件好事去抵销一件罪恶？

如果换了是我，我不会允许自己仅仅依靠体制资源供养自己所有生活所需，因为我深知，在我丧失经济地位之日，必然是丧失独立意志之时。我会提前准备好各种退路，以便能在必要时坚持自以为值得坚持的东西。

所以，在你进入任何一个职业之前，你都必须告诉自己，要么让自己不可替代，要么积攒随时走人的资本，这样，你才能真正不忘初心，否则，一切原则都是不切实际的标榜而已。

你有这样为坚持底线所做的准备吗？

没有这些，你觉得所谓的职业道德，真的能够守住吗？

不是不能，而是很难。

去年，我看了一部传记影片《阿伦特》，这是每一个即将走上工作岗位的法科生都应该看看的电影。

以研究极权主义和邪恶闻名的德国犹太裔哲学家阿伦特，这位海德格尔的得意弟子，在以色列审判纳粹战犯时为其辩护，认为他们在遵守命令的思想指导下放弃了思考的能力，从而犯下了许多平庸之人都可能犯下的滔天罪恶，犹太领袖更在这场屠杀中起到了配合的消极作用。

面对汹涌而来的批判和威胁，阿伦特在被迫离开讲台之前告诉学生，她从未试图为纳粹开脱，试着理解并不等于原谅罪恶，而学者应将理解视为自己的职责。

大部分人，在职业角色中所犯下的过犯，其实都是出于这种平庸之恶。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对于生计的恐惧和对升迁的渴望。

前不久，美国代理司法部长坚决拒绝执行特朗普移民禁令，在遭到后者开除之后，她立即转身成为一名执业律师。她说：“法院的任务就是追求正义。为对的事挺身而出，这是我的职责。目前我无法相信维护特朗普的行政命令符合我们的责任，我也不认为行政命令合法。”

当时听到这则新闻的时候，我就在朋友圈里写下这样一段话：“如果司法部长能够在辞职后随时改作律师，他一定会有这种坚持原则的勇气。如当年水门事件。但是，如果他辞职以后没有谋生的能力，我想，他只能甘做一个奴才。所以，永远不要让自己失去这层能力。如果身在一种体制，而能为自己准备好退路，我会推测，他是在随时准备离开他不认同的东西。”

其实，每个人都有实践自由的空间。

几年前，我参加了一次在单向街书店举办的讲座，在主讲人刘瑜结束发言后，一位年轻读者站起来提问：“刘老师，您刚才说的很多内容都让我热血沸腾，但是我转念一想，当我回到原来的工作单位的时候，您教我们坚持的那些理想又有多大的价值呢？领导的命令你能不听？长官的话你能不从？所以，每次参加这样的活动之后，我都会有很深的虚无感。不知道刘老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刘老师微笑着接过话筒，娓娓道来。

“你说的感觉我也常有。不过，我想告诉你的是，哪怕你现在只是一个学生，你也可以多买我的一本《民主的细节》并传播出去，让这种观念的土壤变得更加的肥沃。哪怕你现在只是一个囚犯，你也可以在狱警喊你名字的时候，迟疑5秒再做应答，让强权感到一丝的不快。每一种职业、每一种状态、每一个阶段都有实践自由的空间。我们要发现并掌控这种自由。”

这也正是我想对你说的。

同样是离职后做律师的前检察官杨斌说过这样一句话：“体制拿真正的坏人没有办法，拿真正的好人，也同样没有办法。”

这次信写得有点长，可以慢慢再看一遍，你会找到答案的。

晓芒，过来人常和我们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好像有理。但问题是，你为什么要在江湖里一直呆着？不要忘了，世界之大，还有天空与海洋。

祝好，晓芒同学。

获取更多信息，请扫描下方二维码

联系小伯伯加入学校群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