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介 | 陈志远《六朝佛教史研究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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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佛教史研究论集》
作者：陈志远
出版社：博扬文化
出版时间：2020年2月
目 录
却顾所来径（代前言）…1
引文凡例…13
图表目录…15
第一编 书物移动与佛教的地域展开
1-1 《般若经》早期传播史实辨证…19
一、《道行经》在汉魏间的流传…19
二、《放光经》的取得与流通…25
三、建康与会稽：东晋般若学的中心…29
四、道安掀起的般若新学风…33
五、般若学影响下的汉地撰述…39
六、结语…42
1-2 六朝前期荆襄地域的佛教…45
一、道安在荆襄地域之立教方略…46
1. 道安教团进入荆襄地域的契机…47
2. 襄阳、江陵两地佛教寺院的建立…52
二、晋宋两朝荆州佛教之繁荣…61
1. 慧远教团在荆襄地域的经营…61
2. 江陵佛教学术中心的掘起…63
3. 佛教新说与荆楚岁时…67
三、宋齐之际荆州佛教之衰落…72
1. 荆扬政争对荆州僧界的扰动…72
2. 建康监视下的荆州佛教管窥…79
四、余论…81
1-3 梁武帝与《般若经》——从韩国传存《小庄严寺道度禅师碑》谈起…83
一、梁武帝注《大品》的年代…83
二、梁武帝讲《大品》的影响…86
三、“五部”与“八部”…88
四、梁武帝“改小从大”事…92
五、余论…93
1-4 干戈之际的真谛三藏…95
一、真谛传记史料的构成…95
二、本意不申：从禁苑到地方…99
1. 来华前的翻译计划…99
2. 侯景之乱中的行迹…100
三、栖遑靡托：在地方供养者间的周旋…103
1. 豫章―新吴―始兴―南康…103
2. 豫章―临川―晋安…104
3. 梁安―广州…107
四、结语…110
第二编 聚书•抄撰•叙事
2-1 “合本子注”再检讨——早期佛典翻译史的独特方法…113
一、“合本”不始于支谦…113
二、东晋时期的“合本”…116
1. 支敏度，合《维摩诘经》…117
2. 支敏度，合《首楞严经》…118
3. 昙无兰，合比丘戒本…119
4. 昙无兰，合三十七品经…124
三、附论“子注”…130
四、出现原因蠡测…132
2-2 定林上寺经藏考…143
一、定林上寺的崛起…143
二、定林上寺经藏的建立…150
三、定林上寺经藏与僧佑撰述…153
四、结 语…156
2-3 宝唱著作杂考―齐梁佛书编纂的一个断面…159
一、宝唱撰述的目录学考察…159
二、南朝内府佛教典籍之搜聚…164
三、宝唱撰述辑考与研究新进展…171
1. 《名僧传抄》文本校订及评价…171
2. 《比丘尼传》的撰者归属…176
3. 《翻梵语》和《出要律仪》的撰者和相互关系…178
四、《经律异相》与南朝佛教学术…181
1. 《经律异相》成书过程…182
2. 《经律异相》引书范围…183
3. 《经律异相》引书体例…186
4. 《经律异相》引《法灭尽经》…188
五、《宝唱录》的辑佚与复原…189
1. 现有复原结果的检讨…189
2. 费长房从《宝唱录》转引南方诸录…193
3. 道宣、明佺新增《宝唱录》引文分析…197
4. 《宝唱录》之收录范围…199
5. 《宝唱录》之著录体例…203
六、余论…207
2-4 六朝的转经与梵呗…219
一、齐梁僧史之创例…220
1.《高僧传》分科之起源…221
2.《高僧传•经师门》之史源…223
3.《高僧传•经师门》取材之局限…227
二、《荀氏灵鬼志》所见武昌梵呗…228
1. 汉晋间武昌地方之佛教…228
2. 周子长转读佛经考证…231
3. 六朝古梵呗复原…233
三、《慧云墓志》与竟陵新声之流衍…234
1. 惠云家世略考…238
2. 梁武帝弘扬竟陵新声事发微…239
3. 南朝转经、梵呗之北传…241
4.《续高僧传》史源再检讨…242
四、结语…243
2-5 地方史志与淨土教——谢灵运《庐山法师碑》的“杜撰”与“浮现”…245
一、碑文的发现经过…245
二、碑文中的疑点…247
三、碑文与类书的衍生关系…250
四、碑文“浮现”：地方史志与淨土教…254
附注…262
第三编 礼仪与戒律：南朝教诤记
3-1 晋宋之际的王权与僧权…267
一、研究史和原始文献…267
二、从“高士”到僧团…270
1. 慧远与桓氏的早期交往…270
2. 沙汰沙门政策的延续性…275
3. 对佛教僧团认识的分歧…277
三、沙门不敬王者之争分析…279
1. 论争发动的时间点…279
2. 桓玄立说之要旨…281
3. 慧远抗辩之思想来源…284
4. 论争的结局与历史记述…286
四、余论…289
3-2 宋初祇洹寺踞食论争考…291
一、祇洹寺兴建与法显西行的关系…291
二、方、偏二法与偏食八议…297
三、礼制还是风俗？…306
3-3 内律与俗法——读《续高僧传•智藏传》书后…311
一、论辩发生的时间…311
二、内律与俗法的双重裁定…313
1. 天监年间的两个判例…313
2. 南朝关于内律与俗法的议论…318
3. 略论北朝隋唐僧俗法分界的变化…322
三、南朝律学谈辩与《涅槃经》…324
四、余论…330
初出一览…333
书物移动与佛教的地域展开…333
聚书•抄撰•叙事…333
礼仪与戒律：南朝教诤记…334
参考文献…335
基本史料…335
近人论著…343
中文•日文…343
西文…360
作者介绍
陈志远老师在“北大文研论坛”第二十六期作“《高僧传》的文本史——兼谈佛教史传文献的性质”主题发言
陈志远，1983年生于北京，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取得博士学位，曾到日本京都大学、台湾法鼓佛教学院短期访学，2017年秋季担任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访问学者。目前从事六朝佛教史、中古佛教文献、儒佛交涉的研究，兴趣集中于佛教末法思想的源流，佛教与孝道等问题。
却顾所来径（代前言）
是集收录了我在六朝佛教史领域的若干论文。六朝既是时间断限，也有空间的所指，对应中古史上孙吴、东晋、宋、齐、梁、陈六个朝代。六朝定都建康，疆域大部位于长江以南，也正是在这一成期，江南成为了一个文化地域的概念。
佛教史关心佛教的教理、实践与现实的社会发生接触的过程，关心二者的相互作用。佛教作为思想、信仰，在历史中传播，作用于历史；反过来，佛教自身也被外部世界形塑，历史地展现出阶段性的面貌。佛教在六朝江南的展开，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连贯的时空单元。本书所收论文，也都集中于此时空单元之内，故题曰《六朝佛教史研究论集》。
后汉至西晋中朝，佛教已有相当的发展，特别是随著犍陀罗佛教写本的研究推进，国际佛教学界也对最早期的汉译佛经投以关注的目光 ，但由于史料的稀缺和我个人学力的限制，很难在这一领域有所贡献，只好作为“南渡”的背景略做追溯。永嘉南渡以后，南北对峙的局面持续三百年之久。北方的佛教形成了不同于南方的发展脉络，深入研究且留待日后。
我从2010年起决定选择魏晋南北朝佛教史作为研究课题，迄今约有十年。起初想研究玄学，又想研究《文选》，玄学的兴起和文学的独立，二者相互关联，对中古以降的中国文化影响至为深远。这种新的文化所塑造的自尊独立的精神气质，所开拓的疏离于此世生活的心灵空间，始终对我有极大的吸引力。博士阶段放弃这两个研究领域是感到对象的边界太过模糊，学界的积累也比较薄弱，初学难于驾驭。选择佛教，恰是基于相反的理由。佛教有大藏经，有明确的僧俗界分，人群和文本都是清晰的。
每个研究六朝佛教的人，都听说过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这本名著。但我第一次阅读的体验糟糕之极，全书用和材料相似的文言语体撰写，考证又极为细密。我迷失在了细节和语词的丛林里。所以我决定暂时不看这本书，转而去读方立天先生的《魏晋南北朝佛教》，很快了解了这一时期教理学的基本线索，随后又读了许理和的《佛教征服中国》。许氏此书是在汤先生研究的基础上写成，但却有独特的视角，例如他指出的佛教对社会阶层流动的意义，佛教与印度、中亚世界的联系、佛道终末论等议题，和我在英语系学习所熟悉的问题意识非常贴合。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我最初的兴趣点是政治史的，政教关系。从许理和的论述中，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东晋中期朝臣争论沙门礼敬王者之时，建康的僧人纷纷退回会稽。局势缓和之时，又纷纷返回建康。这和陈寅恪、田余庆等魏晋南北朝史大家所描述的东晋侨人家族的出处进退如出一辙。我想搜集史料，从政治史的背景为这个现象做一解释。但当我逐渐深入，就意识到史料集中在东晋末年桓玄和慧远的辩论，辩论中所展示出的问题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僧俗政治角力的解释框架。偶然地，我在网上下载到哲学系李猛老师讲解柏拉图《会饮篇》的录音。李老师的讲解首先厘清在场诸人对爱（eros）的不同理解，然后分析了辩论发生的历史情境。柏拉图的文本不是简单的哲学陈述，而是戏剧。剧中人物的思想交锋，和戏剧发生的情境，二者是相互扭结着的。
李猛老师的这种分析方式，启发我以类似的方法理解《弘明集》中的论辩，形成了本书第三编的诸篇论文。我逐渐领悟到，历史的某个时刻，形成特定的思想，在佛教的语境里，往往受到新经典译出的刺激。也就是说，佛教是承载于特定文本的，随着文本的移动、扩散而变化。核查论辩的典据，像同位素检测那样追踪经典接受的历程，就可以把思想史的内外连接起来。这种认识在我2012年到京都访学，读到船山彻老师的《佛典汉译史要略》和《六朝时期菩萨戒的受容过程》两文之后，变得益发自觉。本书第一编的诸篇论文，大体是在这一思路下撰写的。
六朝时期的辩论，有其鲜明的时代特色。不仅佛教在变，本土的传统（儒学）也在变。本科时代起师从杨立华老师，博士导师陈苏镇老师精研《春秋》，本系的乔秀岩老师尤其强调义疏学是南北朝学术风气的产物。耳濡目染，使我获得了对六朝儒学的一些基本判断，首先六朝绝不是儒学中衰的时期，玄佛之学，是儒学某些价值的扩展和补充；其次，儒佛交诤，焦点不在形而上的教义思辨，而在于实践，是世俗礼仪与僧团戒律之争。即使相对抽象的讨论，也有明显的实践指向。我曾经选取的个案，礼敬、踞坐、素食（未收入本书），莫不如此，未来还打算重谈神灭论，也采取同样的视角。
以上诸篇都采取思想史的路径，在学界没有什么反响。一方面由于我理论分析和文章驾驭能力都很有限，一方面也是话题显得比较陈旧，学界业已积累了大量同题论文，很难有人耐心阅读我的新探。不过我珍惜研读《弘明集》所获得的认识，至今不变。
2013年，提交博士论文以后，我从思想史转向了易于徵实的文献学，关注点仍从之前的研究中生发。前面提到，礼敬问题是我思考六朝佛教史的起点，2011年提交博士中期考核的论文，也是我的第一篇佛教史论文，是《晋宋之际的王权与僧权》。许理和的《佛教征服中国》，论述止于慧远。塚本善隆的《中国佛教通史》第一卷亦以晋末为断。这个选择不是偶然的。沙门不敬王者的讨论在这个时刻爆发，意味着僧人作为一个群体突显在了世俗礼仪面前，皇帝要在佛教信仰系统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也就是说，僧俗关系经历过几次变迁。僧人起初局限于侨民群体，两晋之际渐渐接近士人。名士先是以方外任诞之风来理解僧人出家生活对礼法的悖离，僧人与士人之间，是朋友关系。之后，士人意识到僧人出家是遵守另一套行为规范的群体生活，僧俗之间，要建立一种类似师生的关系，戒律和礼法发生了正面冲突。我在文章中考证的论难发生的“八日”之所指，论难发生前桓玄与慧远的关系，沙汰沙门的前奏举措，都是末节，僧人形象的变迁，僧俗关系的调整，才是更为本质的变化。为了论述这种印象，我一改再改，一拖就是五年，始终感到力不从心！后来终于明白，我们对历史的感觉像是眼前看到的风景，学术的语言则是一幅风景画，构成风景画的，是一些不规则的笔道和色块。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以求音――我们需要用有形的、机械的东西支撑感觉。
围绕这种感觉，我在博士论文开头讨论了佛教接触士人的早期历程，仍嫌芜杂，最终提炼出材料比较集中，线索比较清晰的《般若经》作为个案，写成《般若经早期传播史实辨证》。慧远的庐山教团，具有高度的组织性，这一方式继承自道安。对道安教团的南下路线和建寺历程做细描，由此拓展，写成《六朝前期荆襄地域的佛教》。
变化不仅体现在外部的组织形态，也发生在内部的知识形态。陆扬老师在讨论鸠摩罗什传时指出，寺院主义生活与经院主义学术二者相互表里。要有相应的知识和仪式，支撑一种生活。于是我尝试用文献学的方法呈现僧人知识管理的方式，具体而言，就是文本的编撰和注释。本书第二编前三篇文章，都体现了这种关切。“合本子注”的问题，陈寅恪提出以后，受到普遍关注。我观察到所谓“合本”，有对勘和拼缀两型，前者是并列诸本，后者是首尾相接，分别有不同的产生背景。前者的重点是解读《出三藏记集》中的几篇经序，后者则需要调查不同版本大藏经中合本的缀接方法。博士论文的一节只是草稿，2014年到台湾的法鼓佛教学院访学，利用图书馆丰富的大藏经资源，大改了一次。在复旦大学的佛教写本工作坊发表过。当时缺乏对大藏经的系统认识，对利用音义书复原藏经的方法亦不甚了然，后来仅仅发表了文章的前半，加了论“子注”一段，收入本书。
延续船山老师对佛典编撰现象的关心 ，我也关注齐梁时期繁荣的聚书和编纂活动。博士论文有一节考证定林寺经藏，其实是对《南朝佛寺志》的条目加以考订、扩充，最终形成《定林上寺经藏考》。2014年，我在陈金华老师组织的暑期研修班结识了复旦大学李猛博士。李猛先后师承曹旭、陈尚君两位中古文史大家，以考订南朝、初唐文献见长。内外史料交互为用，考异系年辨入毫芒，令我畏服。李猛考订《萧子良法集录》，以萧子良为枢轴，带起南齐一代之史。受其感召，2018年夏天，我也发意裒集史料，全面考订宝唱著作，通过《历代三宝纪》和《大周录》佚文，复原《宝唱录》的体例，写成《宝唱著作杂考》。
也是在2014年，我去西安参加一个佛教石刻主题的会议，读到魏斌老师的《南朝佛教与乌伤地方》，当时的震撼和感动至今记忆犹新。原来我所关注的建康宫廷、王府，大寺院里的知识精英，政治上的那些派系、制度，都只是历史的一个侧面。在南方腹地的山坳里，闭塞的金衢盆地，还有这样一群人，那样浓烈而卑微地生活着。他好像我硕士时代读过的华兹华斯诗里的老乞丐，又像侯孝贤长镜头中的台湾，诉说着“永恒的人间悲曲”（the still, sad music of humanity）。2015年底，我工作的社科院历史所派我到敦煌挂职。整个2016年，我都在敦煌七里镇做乡镇干部，切身地从首都走到了地方。远离学术圈和朋友圈，晚上在我的办公室兼宿舍，就在想，是不是要在文献的考订和思想的研讨之外，对历史上的人倾注某种同情？如何使研究具有灵魂？大概在那一年入冬的时候，孙齐发来了《六朝荆襄道上的道教》，初读即可感受到魏老师的影响，史料运用娴熟，布局谋篇颇考究，关注历史大势中具体的人，又似乎有某种寄托。
对我来说，这两篇文章都是神品，相当程度改变了我对学术人生的看法。但坦率地说，他们的精神魅力也对我形成了不小的困扰，或者叫“影响的焦虑”吧。我开始尝试祛魅。首先是回到文献。一位前辈坦言，历史学始终是个靠天吃饭的学问，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情怀再动人，没有材料支撑，没有对文献的细腻解读，不过是一句叫嚣而已。魏老师笔下傅大士的激烈与无奈，离不开四卷《善慧大士录》，孙齐兄描述的荆襄道上的道馆伽蓝，离不开类书、道藏里辑佚的材料。如果我也想讲个动人的故事，材料在哪儿呢？
2015年，我写了《干戈之际的真谛三藏》。真谛在梁陈易代的地方割据间辗转漂泊，令人息嘘。要呈现这个故事，有赖于对真谛弟子所传原始文献、《历代三宝纪》、《续高僧传》层次结构的分析，有赖于圣语藏本《金光明经》僧隐序的发现，也有赖于《资治通鉴》梁陈段远超正史的系年资料之整理。同理，2018年写作《六朝前期荆襄地域的佛教》，是利用了道宣《律相感通传》的材料和《目连问戒律中五百轻重事》，才使叙事更觉丰满。
史料匮乏是中古史的根本困境，突围的路只有两个方向，一是向外尽力搜讨各类新材料，二是向内做严格的史料批判，对文本形成的机理和层次有更多的自省。受后现代史学思潮的影响，有研究者提出非常激烈的主张，几乎否定了探求历史真实的可能性。这类研究范式在佛教史特别是早期禅宗史研究中其实早有先例 ，将类似的方法引入六朝佛教史，也有一些尝试。这给我带来不小的刺激和不安。因此近年来我对六朝佛教史料做了一些专门的整理，既包括出土的石刻如僧尼墓志、造像记，也包括辑佚文本如志怪小说、《世说新语》、十六国霸史中的佛教材料，也零散写了一些考证文章，大体是本书第二编的诸篇，比如2016年完成的《谢灵运庐山法师碑的杜撰与浮现》，2017年完成的《六朝的转经与梵呗》，在写作过程中重新审视了以前比较熟悉的“高僧传”类文体的形成机理，也考虑过后代禅、淨土等宗门文献对六朝佛教史事的改窜。2017年4月，我在北大文研院做了“《高僧传》的文本史”报告，系统地讲述了我对六朝佛教史料学的整体看法。我认为，六朝佛教史书的编撰，经历了几个阶段。东晋中后期，主要是和传主交好的文人写作碑志、行状，刘宋时期代表性的体裁是类传和感应故事的纂集，齐梁之际，出现了分科记述的高僧传。史体的变化，反映了史书作者和记载对象关系的变化，前后形成一个连续的积累过程。
近年以来，史学界似乎形成了一种认识，认为传世的文献，特别是卷帙浩繁，思想着杂的文献，就是精英阶层知识权力的产物，附着了他们的偏见，充满了粉饰和欺骗，是认识历史的障碍，为了对抗权力，就要把目光投向散佚的、出土的、未经整理编排的史料，希望以此构建一个新的历史叙事。关注下层、边缘，发掘藏外材料，成了一种政治正确。这种二元对立的划分，在我看来才是充满偏见，它幻想了一个毫无思想辐射力的精英，和一个思想独立自足的大众。我甚至怀疑，如此主张某种程度上是在试图解除研究者阅读复杂文本的义务。在我处理过的案例中，我感觉传世本和出土本，关系是柔和的，互动是复杂的。历史上的精英与大众，中心与边缘，亦然。思想留下作品，事迹留下传记，经历漫长的时间，传到我们手里，有其内在的理由。将经典文本的形成全部归因于历史的偶然、后代的建构，是我不能接受的。
这当然已是世界观层面的探讨，我和几位师友屡次激辩，很难求得一致。但重要的是我们按照各自的认识，在同一学术规范之下开展扎实的工作，贡献出精彩的研究。于是我开始回归基本的书目，把研究的重心转到研读道宣的作品上。这位7世纪的思想家和佛教史家，不仅在庙堂之上深度参与了唐初最高层的护教论争，在乡野之间，他又广泛地记录了南北朝后期到隋唐重要宗派形成时期多姿多彩的生存样态。他的上百卷作品，可以说是中古前半期佛教史的全景展现。经池丽梅老师和易丹韵博士建议，2015年迄今，我比较仔细地阅读了《续高僧传》、《集神州三宝感通录》、《集古今佛道论衡》，以及《广弘明集》和《行事钞》的部分篇章。在此期间，李猛完成了博士论文，讨论初唐武德-贞观年间的佛教政策和佛道斗争，王磊先后写作三篇论文，考索唐代两京、江南地区的东塔、相部律宗 。我讨论慧光墓志 、真谛行历、智藏同梁武帝论难、宝唱的撰述，无疑都是阅读《续高僧传》的副产品。比起同辈的研究，这几篇文章还显得比较幼稚，不够精彩。但我坚信道宣的作品是一个富矿，可以拓展的空间还很宽阔。
《续高僧传》前后读了半年，有一个困惑始终挥之不去。除了用寺院志的方法整理僧人的住锡地和宗门谱系，用方镇年表的方法整理僧人与政治有力者的关系，佛教史研究还能说出些什么呢？这种痛苦在写作《干戈之际的真谛三藏》时达于顶点，我一点都不懂真谛的思想，传记材料又如此有限。类似的考证可以持续地写，六朝完了写唐代，唐代完了写宋元，但自己都会感到乏味吧？
于是下定决心从史传性作品进入比较“硬核”的佛学。其实在2014年，研究“合本子注”的时候，我就痛感解读能力不足，跑到曹凌在通州的宿舍请教过一次。他劝我读《俱舍论》。这本是佛学入门的通说，平川彰也是这样告诫初学。2015年博士后出站之前，我和杨浩师兄等几位学友组织了《俱舍论》读书会，参照法译本读过《界品》和《根品》。此后买来新国译本《成实论》研读。至于《法华》、《涅槃》，从初学就喜欢其文字优美，反复翻阅。2018年，夏德美老师组织了《法华经》读书会，每周几位分任主讲，解读注疏。2019年，李薇老师在北大哲学系开设律藏选读，带我们精读了诸部广律第一波罗夷和受戒犍度。在此期间，经由胡晓丹博士，我和陈瑞翾、李灿等几位研究早期大乘佛教的青年学者结识，先后做过《大般涅槃经》和《法灭尽经》读书会，又时常在网上讨论。在各位师友督责之下，我亦步亦趋地修习佛学，庶几可以免于面墙。我承认大部分时间里，我并不享受，因为我并不是佛教徒，不希求在佛教的义理中寻求解脱尘世的出路，只在文化的意义上知道有必要努力理解。少数几个时刻，当我能感知义理的实践指向，找到了精致复杂的名相和那些朴素的宗教情感的接合点，实在是法喜充满，得未曾有。
陈志远在文研院的支持下，组织多次《续高僧传》读书会
以这种比较综合的视角开展佛教研究，我选定了末法与孝道两个主题，前者关注宗教对民众历史意识和时间感的塑造，后者则关注家庭伦理和两性身体观的一些话题。讨论的范围已不限于六朝断代，甚至越出了传统历史学研究的范围。
回顾本书所收录的诸篇论文，总体来说都是不太满意的。有从博士论文大幅修改发表出来的章节，也有新撰的篇章，带有各个时段思想认识的印记，水平参差不齐。收入本书时，除了注释格式和行文表述的修改以外，根据最新读到的研究和读者反馈做了订正。需要说明的是，博士毕业前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梁武帝与僧团素食改革》，近年积累了更多材料，获得了全新的认识，迫于交稿时限，实难草率成文，只好割爱。
六朝佛教史本来是学界深耕熟耘的领域，大师辈出。每个问题上先行研究的积累是不均匀的，我作为初学，能有所推进的点因而也是不均匀的。本书没有形成体大思精的著作，而仅仅是论文的汇集，维持一个相对发散的结构，这对我来说却并不遗憾。颇感遗憾的是由于学术评价体制的压力，不得不在今年仓促结集，六朝佛教史的若干问题本来积累了一些想法，未能深入探讨，或者未及成文。比如，本书虽称六朝，对开头的孙吴佛教、东晋，以及末尾的陈朝著墨较少。孙吴佛教的受众群体、信仰形态都迥异于后汉洛阳僧团，而东晋佛教受北方十六国佛教影响，僧俗关系经历变迁，上文已经提及，尚待呈现。南陈一代，与北方周、齐成鼎峙之局。魏斌老师讨论过的江南腹地傅大士教团，三国夹缝中的后梁荆襄佛教，由南入北的巴蜀佛教，犹有待发之覆。就算是学界研究较多的《弘明集》中几场大辩论，《广弘明集》中梁武帝的若干法会记录，新出《大般涅槃经集解》和新出杏雨书屋羽271《杂义记》也值得一读再读。未来如有机会重版，我会把相关内容扩充进去。
本书能够出版，感谢刘屹老师帮忙引荐，王见川教授慨允纳入书系。两位老师与我并无深交，却对我勉励有加。感谢在我求学的每个阶段教诲我的老师，为了避免名单过长，仅举五位：杨立华老师、周小仪老师、高峰枫老师、陈苏镇老师、船山彻老师。他们有不同的人生观和治学态度，如朗星丽天，我并不跟随他们，而是参照他们走我地上的路。最后，感谢我的父母，他们不理解我研究的意义，却默默包容我七转八弯的学术经历和并不成功的人生业绩。过去这十年，应该是他们最困难的十年，也是衰老最迅速的十年。我对他们充满了愧疚。希望未来十年，我能为他们带来更多的欢乐。这本小书，算是对我十年蹉跎所做的一个交待。
2019年11月25日
于钱塘江畔月轮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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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帅琪